2011年，公务员做到了第五年，我很滑稽地被“有关部门”指派了一份挂职，在老城南改造指挥部呆了一年多。我向来善于隐藏作为写作者的不羁，遂一本正经地去指挥部上班，于是有了很多机会在旧街巷里四处走。
    南京，是一个老老的城了，二千五百多岁，十个朝代的都城，而老城南又是其中最为古老的部分，三步两步，就可以看到各样的旧痕与残印，像浑身长满斑点与青苔的一个人，有着千言万语，却又一言不发。走在那样的陈旧里，会明确感知到时势的消亡与生命的悲哀。心里的一股激流拍打，我几乎要走得不稳了。不久就动笔开始写《谢伯茂之死》。
    再讲一个更早些的职业经历。我曾在邮政局工作过十五年，我记得有一个邮递员，他特别有名，经常上报纸上电视，因为他非常善于查找“死信”，也就是那些地址不详、收件人搬家或失踪的信件，他在这方面很有一手，我曾专门去采访过他。他一下子拿出十几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各种电话、人名和地址，这是他这些年来，查找每一封信的轨迹和记录。使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些写得非常详细的本子，而是他的那种时刻准备着向世人传播的职业性骄傲，他愿意用他整个生涯来替人们查找死信，解决那些寄不出去的死信。我一直想写这么个邮递员。后来，他成了这篇小说里的邮差李复。
    在这个小说里，有一个设计，就是主人公在源源不断寄出信件，但先天的都是“死信”：一是收件人即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物，连主人公自己都不知道是谁，他固然社交圈极其繁荣，但总是还差一个“真正的”知心朋友，他于是就“创造”了这么个收件人。第二，收件人的地址，虽是真实，但并非存在于此在，而是很久以前的古老地址，800年前，或300年前。太多的时间辗滚过去了，这些地址已消失在时间之中。然后，这些死信，最终都到了快要退休的李复手上……
    这篇小说并不多么复杂或独特，但我一直喜欢。它被译成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与英文。后来我把它收入自选的短篇集《九种忧伤》。最近，它还被改成了舞台剧。可能都是因为它所试图表现的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在时间中变异的空间、在繁华中孤冷的人、在寻找中祈求存在与成就感的人。
    再说说《未卜》。这篇小说很早了，尊敬的何锐先生是责编。形容瘦削、酷好酒事的何锐先生约稿是一奇景。那一腔方言几乎听不懂，一通电话即讲文学，全无寒暄之辞，且语气十分断然，又因语言不通，似乎也无从拒绝或婉辞，于是总在一片迷惑之中草草结束通话，定下稿约。我写得比较早、但至今也觉得大体说出心中文学观的《幸与不幸的根源》，也是在他这种含糊又武断的约稿中最终写成的。这是闲话了。
    写《未卜》那一阶段的我，正处于对人们所共同又各自的命定之运的哀痛，以及由之而来的绝对臣服之中，这种服膺中也会泛起质疑的水花，比如偶然，偶然其实也是命运的一个变相，但看起来就顽皮和可爱许多。不管是怎么样阶段性的胡思乱想，我一般都会用小说来表达。《未卜》算是这个意图。
    《未卜》里一起头的，是照相馆以及里面陈列的相片。我小时候到镇上、到县里去玩，最流连的地方就是照相馆，总爱扒着玻璃陈列框，定定地瞧，瞧那些“美丽的人像”——男是剑眉露白牙，女是小辫腮有红。他们那典型的好看里，有种时代的凝固感，似乎有铁锚把他们固定于时间之河似的，他们不会不幸或夭亡。但在《未卜》里，我反过来写了。我几乎一个个地把这一家的四个兄妹写入了不幸之中，但这不能怨我，是命定之运啊，是必须如此的，是无法摆脱的。我最大的努力，是把所有这些命运，都裹在了偶然的子弹里，我记得我当时是那样努力地在变换着花样地想为他们、但一定又不会让他们躲过飞驰而来的命运铁兽。他们就那样“碰巧”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先后抵达了不幸的核心。
    小说家的无情在这种时候总是十分明显，这或者也是职业性的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