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汉语史研究的三种不同取向 我在2003年来浙大做讲座，就专门谈过对汉语史研究的一些看法。2005年在河北师大举行的全国博士生导师论坛上，我又专门就语文学和语言学的关系做过专题发言。今天的发言是在以往这些思考基础上的继续和发展。 汉语史的研究，存在三种不同的取向。 一是面向文献的汉语史研究，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古代文献解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二是面向古代活语言的汉语史研究，它主要目的是还原作为活语言的古代语言系统性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当然，由于不可能有现代人对自己母语的那种语感，能掌握的古代材料毕竟受限，这种系统的还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实现的。 三是面向普通语言学的汉语史研究，其目的是让汉语史的研究推动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这三者的关系是，有关联而又不同，能相互促进，并不能相互替代。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三者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研究范式。但它们的研究对象毕竟有很大的共同点，因此它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互相促进的。这三种取向出现时代不一，但有不同的学术功能，并不能互相代替，不是更替关系。 不能认为后起的研究范式就是唯一先进的，应当完全取代早先已有的研究范式。 也不能认为早先原有的研究范式就是研究汉语史的唯一正道，对后出现的研究取向取排斥态度。 更不能认为早于自己的都是落后的，晚于自己的都是不可靠的。 相互吸收促进，各自蓬勃发展，是它们最健康的学术发展之道。用错误的眼光看待三者关系，就会导致不必要的相互排斥，无端损耗宝贵的学术资源。 我高兴地看到，这次论坛的东道主浙江大学作为汉语史研究的重镇，三种研究取向都存在，都发展得很好，而且形成了健康的互动关系。这是非常可喜的。 我今天要谈的语言学对汉语史研究的期待，主要是就第二第三种取向而言的。 二、汉语音节结构、音节显赫程度、与汉字的关系 汉语的一大特点是音节显赫。音节显赫的古今表现并不完全相同。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例如，可能存在的复辅音，声调的有无，都会对音节的显赫度产生影响。具有复辅音的语言，其音节显赫就没有单纯的CV或CVC语言强；有声调的语言，音节显赫强于无声调语言。 先看如何解释非音变关系的谐声现象。很多谐声，发生在语音特征相距很远、难以用语音演变来理解的语音之间，如明母晓母的谐声：母每梅霉（明母）-悔晦（晓母），一个是双唇浊鼻音，一个是舌根清擦音，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为什么能用同样的声旁？用很多语言存在的这类复辅音来解释是最自然的。当然也有人提出清鼻音等解释，也需要进一步论证是否经历复辅音的阶段。再如见组与来母的谐声：各格搁（见母）-络洛落骆（来母），很难设想见母和来母能相互演变，用亲属语言藏缅语也存在的kl-或kr-一类复辅音解释是最贴切的，况且“角”的意思后代还有“角落、旮旯”等双音节现象，用复辅音的裂化是最好解释的。同时也解释了“角里先生”为什么要念作甚至写作“甪里先生”，还有仍存在于苏州的“甪直”一类地名，字也是“角”减去笔画，用复辅音的分化也是最好解释的。 象形-音节类文字不必起源于音节显赫语言，很多跟汉语音系类型不同的语言都产生过象形-音节类文字，但是音节显赫会长久维持文字的音节属性。其他很多象形-音节类文字最终变成了音素类拼音文字，而汉字作为持久地记录汉语的工具，和汉语的音节越来越显赫有关。汉语的音节变化，包括复辅音的丢失，声调的产生，都把汉语的音节包装成一个更加坚固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汉字没有像别的语言从音节文字向音素文字发展。我们知道，汉字跟词语、语素的关系非常复杂，不像汉字和音节的对应关系那么简单。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字词关系，研究各种各样的通假关系，就是因为字和词不是对应得十分整齐的。 汉字对应音节显赫的程度在不同时代不一定是等同的。有些情况下，例如昨天田炜报告中所举到的例子，“事”和“吏”，早期可以用同一个字“吏”记录这两个不同的语素，后代觉得，它们的差别越来越大了，读音也可能不同了，所以秦统一六国“书同文”的时候，就分开用两个汉字来记录了。再如沈培老师昨天报告中提到的“遂~顺”和“遂~阅”之间的通用关系，从出土文献释读的需求，这已经给出了答案。但作为活语言的探究，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后代显然不同音的汉字，当时究竟为什么能通用？是方言差异？还是汉字本身可以记录不同的音节和语素？还是同一个语素/词可以有不同的读音？还是当时同音的汉字后来读音分化了？按什么规则分化？从这些例子，至少可以看出，汉字最初记录音节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精确的，例如不能精确反映出复辅音的情况。因此，也就不能单凭汉字现在记录汉语的模式来断定古代的字词关系。 三、早期汉语的形态问题 早期汉语的形态问题更为复杂。形态跟音节显赫有密切的关系。音节高度显赫的语言会抑制形态的发展。音节显赫的语言，每一次形态变化都要以音节为单位，负担太重。最近我读拉丁语、希腊语的语法，一个动词有大量的变位形式，可以多达200个，这在音节显赫语言中是不能设想的。但上古汉语中，我们假定有复辅音、有复杂韵尾的存在，那么，有可能存在比现代汉语更复杂的形态。比如，大家熟知的《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古书只留下了汉字，我们很难想象这种用元音长短来表示主动和被动的情况，只发生在一个动词身上，这不符合语法的系统性。所以，其背后隐藏了哪些形态变化，我们至今了解得不够。当然，有时候读音差别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会用另外的字形来表示，有构词的、构形的，因此滋生出很多的同源字词，有些人用形态或者构词去解释。王力先生编写了《同源字典》。同源字典提供了有同源关系的各种词的语音关系，给了我们一个研究的起点，却不是终点，我们要解释这些同源字词到底是什么关系。“刚”和“坚”古声母相同，韵母不同，韵母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同？同源字典中，有同音、双声、叠韵、旁转、对转等等情况，导致或实现这些语音差异的机制是什么？动因是什么？在当时的语言系统中是什么存在状况？都需要解释。有些可能有方言的差别，例如北方人说“宽”，吴语人对应的是“阔”，再如“端（张凳子）”和吴语的“掇（张凳子）”的对应，这都是所谓阳入对转。“阴阳对转”、“阳入对转”，不是单一的原因，有的是古代就存在的方言差别，有的则可能是形态变化。王力先生把这种现象给我们列出来，我们不能满足于知道这些现象，还应该探究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比如我们知道“教”和“学”是同源字，但是到底是先有“教”然后有“学”还是反过来的情况？是根据什么规则变音的？作为语言学的古汉语研究，就要努力回答这些问题。 这里要谈谈以下四个现象的相互关联，即，音节显赫、声调显赫、量词和连动句。这四个现象从音素到词类到句法，呈现出高度的相关关系。以粤语作为突出例子，音节显赫、声调显赫、量词发达，功能丰富，连动句发达。往西北方向推，声调越来越少，有的方言只剩下两个声调，有的方言几乎要讨论有没有声调的问题。另外，量词数量减少，功能减少，很多方言常用一个“个”来解决问题。连动式，西北地区不发达，比如青海贵德周屯话里，连动结构几乎不允许出现了，动词短语之间必须加连接成分。我们再看看非汉语，比如壮侗语，音节显赫，声调显赫，可以多达近十个声调，连动显赫，量词功能发达；到彝语支，音节比较显赫，只有CV结构，最多有少量CVC结构，没有复辅音，量词功能少于壮侗语，但比西部的语言要多很多，连动式也比较发达；到羌、藏语言，复辅音多起来了，声调则有的语言有，有的没有，不稳定，量词似有似无，数词可以和名词直接组合，没有连动句，或只有少量的和“来”“去”组合的连动句。也就是说，这四个因素高度相关。因为，量词主要出现于形态不发达、数范畴不发达的语言中；我在《民族语文》2015年的文章中环顾了汉语周边诸语言，发现连动显赫只存在于孤立的、形态不发达的语言；比如阿尔泰语言完全没有连动，要靠“副动词”也即一种类似动词分词的形态手段来表示。都是从东南到西北，越来越减弱。这说明，空间推移、语言接触的力量有时候大于亲缘的力量，比如东南方言和壮侗语的共同性，要多于亲缘上和我们更近的藏缅语的关系。而我们建立谱系关系的时候，主要依靠基本词的语音对应关系。另外，所有东南亚的语言显示，连动发达的语言的都是形态不发达的语言，连动不发达的语言都有较发达的形态。那么回到上古汉语，上古汉语是什么样的语言？我们认为，上古汉语音节显赫程度不如广东话，它有复辅音，声调没有或不发达，量词还没有批量产生，数名可以直接组合，连动不发达。因此，其形态应该要发达一些。古汉语中，连动即使有也仅限于少量动词，如“来、去”类。其他一般要加“而”等连词，我们在东亚地区找不到一个连动不发达、音节和声调不很显赫、量词不发达却同时没有形态的语言。因此我们认为，上古汉语并不是我们曾经设想的完全孤立型的语言，应该有比较丰富的形态。这有待汉语史学者去深入开掘。 四、汉语不同时代的语言生态：从文献中的汉语还原生活中的汉语 汉语史的研究除了微观研究，同时应该多关注汉语不同时代的语言生态，这里说的语言生态，就是要尽可能还原当时语言交际时的语码关系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多语多言状态下，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比如，我们研究文献，把甲骨文、金文、西周、春秋战国文献，作为一条线来研究，但是我们知道，在上古时代，来自甘肃、陕西的周部落，是跟羌有关的，例如“羌”就是西戎牧羊人也，相应地，“姜”从字形看就是西部牧羊女，他们可能是西部的两个具有对偶婚制的群体。我们现在也看到，甲骨文里的有些文字现象、语法现象、词汇现象和金文、周朝的语言，关系有近有远。而后来的文言文主要受周朝、春秋战国先秦文献的语言的影响，而受甲骨文影响很小，比如先秦文献最显赫的“之、乎、者、也”在甲骨文里面不显赫甚至有的还没有。那么它们到底是不是一种语言，他们的族源关系导致的语言混合现象如何？这些问题仅从文献解读的目的出发，不会去讨论很多；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就要尽可能还原这些东西。比如我们会问，周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是怎样的语言关系。吴越之间？齐楚之间？晋楚之间？秦晋之间？北方人和楚国人互相嘲笑对方，所谓“南蛮鴂舌”之类；声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或“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群体到底是像今天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关系，还是方言间的关系？另外，分封制和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统治集团的族源和被统治集团的族源不一定相同。楚国的统治者可能有汉族族源，百姓是哪些民族不很清楚。吴国的统治者是西周的嫡系，但是当地的人是披发文身的百越先民。越国的世系可以追溯到跟褒姒一样的“姒”姓，即大禹的后代，是不是真的可靠？我们看看吴越两地君王的名字，阖闾、夫差、勾践等等，有些有汉族的特点，有些看起来像百越民族的。再如，《越人歌》是什么语言？有些学者如郑张尚方和韦庆稳等将其语言与泰语、壮语建立起联系，这说明，当时这些地方的主体民族是壮侗系的百越民族。也另有说法，大禹就是从越地北上的。 同样的问题，也适合于汉代之后。如汉朝与匈奴的语言关系？张謇出使西域是如何解决语言问题的？魏蜀吴的语言关系？它们和西凉马腾马超集团的语言关系？五胡乱华时的语言交流问题、郑和下西洋时是如何解决语言问题的？ 这里也涉及对文献语言研究的反馈。《切韵》的音系到底在什么方言状态下存在？历代共同语或标准语是怎样的存在方式？这直接影响到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解读。 《切韵》曾被认为是所有汉语当代方言（至多除了闽语之外）的共同祖语。但是《切韵》形成的隋末，没有方言差异吗？《切韵》时代的方言差异有多大？它们现代在哪儿？元代的汉儿言语、清代的八旗语言，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形式和状态？这些问题，不但对我们了解中国历代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和族际关系至关紧要，而且对于很多语言现象本身——例如近代汉语一些后置词的自源与他源等问题——至关紧要。 社会语言学关注的语言生态，需要向古代汉语延伸，但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方式——社会调查对古代汉语不适用。因此，只能靠文献记载与语言材料的结合来逼近事实，当代多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态也能为还原旧时语言生态提供参照——但不是本证。 此外，我们还有中山国、渤海国这样的非汉族群体，以后的五胡乱华、汉儿言语等，都显示出了当时复杂的语言生态样貌。更早时，河姆渡、半坡、红山、良渚这些文化的主体民族是什么语言的？那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姓名是什么语言的？那些地名是什么语言的？他们是如何交际的？不同语言之间是如何实现有效交际的？不同方言之间是如何交际的？古代的方言差异跟今天的方言差异哪个更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囿于条件，无法像今天的社会语言学这样进行实地调查、多语多方言的调查，但是我们应该努力从文献中寻找线索，并结合其他历史、考古等材料，进行复原式研究。 总之，建立汉语史研究中的语言生态研究，对揭示各个发展阶段汉语和周边语言的谱系关系、历史发展、类型特征、地缘特征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这是我想到的语言学对汉语史研究的一些期待，当然只是部分的，却是我们最希望获得的信息。 （唐正大根据刘丹青2017年4月9日在“第五届《中国语文》青年学者论坛”上的发言录音整理，经本人阅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