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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所 ——六十七岁的老研究所 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6月，原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5月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语言所归属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由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和抽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师组建而成。语言所有多位至今被学界誉为大师级的学者—— 罗常培、吕叔湘、丁声树、李荣等。前辈学者言传身教、薪火相传。语言所积累、沉淀了厚实的学术底蕴，形成良好的学风、文风、所风。作为所里的老人，我们期盼语言所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再创辉煌。 1952年我从天津考入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退休后始知道）。195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语言研究所。2001年退休，2005年结束返聘。我先在方言组，那是上个世纪50--70年代。“文革”结束，70年代末，80-90年代调到中国语文杂志社工作，直至退休。我有幸多年先在丁先生、李先生，后在吕先生身边做事。今天有机会回忆一些在先生身边的往事，围绕语言所学风问题谈一些感受，并以此庆祝我院建院40周年。 我到语言所后，先上了两年读书班。所里为我们新来的北大毕业同学办了约两年的读书班学习。在丁声树先生的指导下读音韵、训诂、文字等方面的名篇、名著。可能是因为我在学校是音韵学课的课代表，丁先生让我负责读书班与他的联系。读书班的任务就是上课、做作业，测验。不工作，专门学习。 读书班的两年，可说事事顺心，开了几门课，还有讲座。老师很好，生活很充实。但其间却发生了一件很让丁先生生气的事情，至今难忘。 丁先生为什么“生气”？ 那是在1955年的五一劳动节之前，中国科学院要举行全院的文艺汇演。我们班要演出一个名为“打盅盘”的黎族舞蹈，班里多数同学都参加了。那天因为赶着排练节目，原先布置好的要交给丁先生的作业收不上来。我只好去跟丁先生说，同学们都到中关村排练节目去了，作业收不上来，晚一两天交。这下让丁先生生气了。丁先生说，不管多晚回来都要我把作业收齐交给他。丁先生对同学一直很好态度非常和蔼，有时还给我们一点小礼物，还从来没有发脾气厉害过。当时我不敢说话。那时候的语言所在中国科学院东南区（美术馆附近，我院近代所、考古所所在地）跳舞蹈的同学都在中关村排练，回来会很晚，看来作业是交不出来了。我只好找住在所里集体宿舍的来所好几年的大师哥陈治文求救。晚饭后大师哥带我到离所不远的史家胡同丁先生家，为我们说一些好话，但丁先生始终板着脸，最后对我说，告诉他们不管多晚回来都要把作业做好交给你，明天上午你交给我。还说，以后有事情到所里去说，不要到家里来。 这件事至今难忘。丁先生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一开始我都懵了。原来丁先生为练节目耽误学习生气。一开始我还真没想到！ 读书班于1956年夏结束，我和另一个同学被分配到丁先生、李荣先生当室主任的方言组。组里明确我的业务学习指导归丁先生管。 老丁同志（当时称呼）在“文革”后期教我读古籍 在“文革”大环境下指导年青人读古籍，就是在“文革”后期也要有很大勇气。丁先生有这个勇气。这里举一个李荣先生举过的例子。 李荣先生在1989年8月追悼丁先生的追思会上说：一九六六年，那时候我国正大踏步走向“文革”灾难的深渊，有一天，丁先生回家还手不释卷。老婆孩子说：“还看书？”意思大概是读书闯了这么大祸，整天挨批挨斗，回家该歇歇了。丁先生的回答出乎妻女意料之外。丁先生说：黑牌也挂了，街也游了，小锣儿也敲了，还不让看点书呀！ （见《中国语文》1989-4）李先生说，这是丁师母跟她说的。 上个世纪70年代最后三四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大家无事可干过着逍遥的日子。丁声树先生有时间断断续续指导我（所内至少还有一位）读一些音韵、训诂的书。从中彰显丁先生的求实、严谨的学风! 1976年2月13日丁先生给我开了要我读的书目，每种后头有读该书的重点提示。（原件另存）书目计27种。 下面举前五种为例： 1，《六书音韵表》 段玉裁 比较江段谐声表的异处 2，《江氏音学十书》江有诰 3，《释否定词“弗”“ 不”》丁声树 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4，《右文说》沈兼士 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先读叙注 丁先生对我讲的有关读书的语录，先后有数十条，选四条如下： 7，《三国志》《晋书》应该看。此所谓“魏晋之笔”。议论逻辑性强，启发人的思想。 8，提高现代汉语修养可多看《现代汉语词典》，特别是虚词部分。 9，从《诗经》读起，“国风”要背，难的可暂搁。 14，要注意《昌黎方言志》的调类分析方法。要注意《语法讲话》中的主宾语、副词部分。 丁先生怕我听不懂，经常会随手在我的笔记本上或在他带来的编词典的卡片上写出他所讲的东西。在我家讲过两次，在美术馆附近的小公园里多次、南小街51号或在回家的路上也讲过。下面再举1976-3-10 / 1976-3-28 / 1976-4-4 / 1976-5-29四次讲课笔记卡片照片为例： 讲课笔记之1 丁先生手迹： 《文选》文体37类、推荐书目  讲课笔记之2 丁先生手迹：“伪古文尚书篇目”（共计21篇）  讲课笔记之3 丁先生手迹 ：老丁同志修改我的听课笔记 （例句）  讲课笔记之4 丁先生手迹 这一页是丁先生亲笔所写  讲课笔记之5 丁先生改动手迹  “杨注不对”是丁先生后加的。 语言所的学风—— 务实 严谨 广博 吕先生1984年在北京语言大学的《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创刊五周年的题词就是“务实”两个字 。“务实”是我所《中国语文》杂志的办刊宗旨。 1978年《中国语文》复刊，编辑部的人员有了变动。当时任语言所所长的吕叔湘先生兼任这本刊物的主编。我从方言组调到《中国语文》编辑部。 办好刊物的关键环节是审稿。如何审稿？如何决定一篇来稿的去留?! 新主编吕先生就从抓审稿着手抓编辑部工作。 《中国语文》复刊不久，就碰上这样一起事儿。吕叔湘先生终审一篇来稿（所内同志投稿）最终未通过。并以此事为例，提出如何审稿。 1978年8月21日吕先生复审一篇讲借词的来稿时写如下的审稿意见： 这篇文章从题材论，可用可不用。不用很简单，这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题目，就语言学说题材较冷，多数读者不太需要，要用就比较麻烦。首先要先摸一下作者的底，或者请作者交底。因为有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作者是用了第二手材料的，但是他没有说明。表面上看，作者用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假象。当然，通过第二手材料找到第一手材料进行自己的研究，这在研究上是正常的现象。怕就怕除了从第二手材料中取出来的东西外没有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难免被专家揭破，不但作者面子上不好看，编者也要负“失察”之责。 过了六天，1978年8月27日吕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又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今天偶然翻阅《中国伊朗篇》（B.Laufer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见XX文中所举的六条…都有论述。但似非xx文的蓝本。远不及Laufer所论详尽。即此一端，足以评xx文的价值，似可退稿，不必纠缠。 吕先生就以此事为例，让编辑部开会讨论如何做好审稿工作。编者如何做到把眼睛睜大，“避免失察”犯错误。提倡“务实” 是吕先生一贯坚持的学风。1992年1月6日吕先生在他的《未晚斋语文漫谈》的最末一篇的七言诗，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文章写就供人读， 何事苦营八阵图？ 洗尽铅华呈本色， 梳妆莫问入时无。 谢绝满纸“铅华”，排列“八阵图”的文章进入《中国语文》，这就是《中国语文》求实的学风所在。 在《吕叔湘文集》中共收录25封吕叔湘先生给章太和精一的信件。以上所引两封信就在其中。 好的学风讲究务实、严谨、通博，三者之中“务实”当居首。 1989年3月1日丁声树先生不幸去世。4月12上午在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丁声树先生学术活动追思会。语言学和史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到会，人数有150人之多。 吕先生发言的题目：《丁声树同志的学风》。朱德熙、李荣、胡厚宣、周祖谟、刘大年等多位先生也到会并发言，见下文。 什么是好的学风？吕先生在《丁声树同志的学风》里，做了很好的回答。 吕先生举丁先生的《说“匼”字音》一文为例。吕先生说丁先生的文章三千多字，却引用了字书、韵书、训诂十二种，诗文十三家，诗文注音五家，其他书两种，可以说是充分占有材料了。由此我联想到，东坡教人读《礼记 檀弓》的记载。有“《檀弓》诚文章之典范”的说法。推崇《檀弓》或数句书一事，或三句书一事。语极简而味长，成自然之文。以《檀弓》为范本，提倡语简。丁先生的文章兼备“才（驾驭材料）、学（占有材料）、识（能发现问题）” 。这就是丁先生的学风。 朱德熙先生说，他对丁先生的学风，感受很深，有以下三点：第一是实在。“实在”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学问根底扎实，二是著述切实具体。不尚空谈。这里只要举一个例子：《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里主宾语一章是丁先生执笔的总共不到一万字，可是写得十分精彩。《讲话》本来是一部通俗读物，这一章却把语法学界争论得不可开交的主宾语问题分析得十分透辟。看来很浅显其实里头包含着丁先生对主宾语问题甚至整个汉语语法问题的深刻见解。就当时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可以说他走在了时代的的前头。第二是严谨，从他发表的著作里可以看出，他写文章要求根据穷尽的材料得出确凿的结论。丁先生发表的文章不算多但都在学术上产生重要影响方法上也有开创性。第三是广博。丁先生的学问当得起博古通今。 我的感觉，朱先生讲话历来是很严谨的，给丁先生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正如朱先生在讲话中说道的：“他对丁先生的学风，感受很深”。 李荣先生从语法、音韵、训诂、编字典、方言研究等多个研究领域讲述丁先生做学问的广博。在评价丁先生在音韵研究时，李荣先生说： 丁先生在音韵方面的专著有1957年《汉语音韵讲义》与1958年《古今音韵对照手册》。手册是讲义的基础，讲义是手册的升华。《汉语音韵讲义》文字精炼，条理清楚。事实都是已知的，说法都是新鲜的。 音韵学的中心内容是语音的构造、对应与演变。1952年丁先生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这篇用最浅显的文字，说明最基本的道理。 李荣先生还说：丁先生写的东西无论早年的晚年的，都有看头耐咀嚼。李先生的文章很长，足有九千字。 丁先生的北大同学、著名史学家胡厚宣说：丁先生编《现代汉语词典》，为了火车“车皮”一个名词，曾找到我在铁道学院教书的大孩子去询问过好多次，这种认真负责任态度真使我感动极了。 北京大学周祖谟教授说：丁先生治学的广博：每篇文章多引证精确，迭出新解，学者无不啧啧称赞。他对方言、音韵、训诂、语法都有很深的造诣，而对于训诂尤为精到。 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在发言中特别提到胡乔木同志要约见丁先生的事。在1955年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时，与会者要请当时负责中宣部常务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到会作报告，请他与乔木同志联系。乔木同志开始不答应，后来要求请丁声树、王力两位先生就会上所提到问题同他进行一次讨论，然后再去作报告。胡乔木同志仔细听取和询问了丁、王两位先生的意见。据我（刘大年）所知，那次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对推进汉语规范化是起了很好作用的。可以说此次会议已载入史册。 结束语 正如本文开始所说，语言所已经67岁。今天讲的都是好几十年以前的老事，我作为语言所的老同志，应该把前辈的故事讲出来。因为如今的语言所有很多年轻人，他们读过吕先生、丁先生的书却没有见过两位先生。 我们语言所之所以有今天，首先归功于吕先生、丁先生还有罗常培先生及李荣先生等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罗常培先生是首任所长，他以过人的才华、博学多艺，为我国的语言研究开创一片新天地。其后人还开设罗常培语言学家奖，以奖励年轻人。李荣先生不仅在方言学，还在音韵、语法研究及编词典等多方面有突出贡献。李先生学风务实严谨，学识丰厚广博。特别是在发展提升我国的方言研究，贡献卓著。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我们将铭记在心，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让我们继承发扬我所前辈学者的务实、严谨、广博的优良学风，再创语言所学术辉煌！ 谢谢！ 2017-5-11 作者简介 侯精一，1935年10月10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1952年从天津市考入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曾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1985—1988）、《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85—2005）、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97—2008）。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1988-10至1989-10）。2011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著有《现代晋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晋语与官话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等，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1999），《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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