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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人生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1978年5月，《文艺报》筹备复刊，被逐出京门流落二十年的唐达成，迎来了命运的转机。为调回北京，我陪同唐达成求告到马烽门上。正是从两人的这次交谈中，我第一次接触到马烽与丁玲这一文坛敏感话题。我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唐达成说：“我在调查组的时候，翻阅了当初党组扩大会的全部会议记录。我看了当初你的发言，好像是在第七次还是第八次会议上，……”说到这里，唐达成望着马烽，好像是在措辞寻句。停顿好一阵才说：“后来我在落实的时候，听黄秋耘说，发言的时候，你的手还在抖？” “不错不错。”马烽很爽快地予以承认：“你想，会议都开了七八次，我从头到尾没吭声。这是什么态度？我压力越来越大。不能不表态了，我只好说两句。我对人家丁玲、陈企霞了解个啥，和丁玲好歹还在文讲所呆过几天，对陈企霞干脆啥也不知道。琢磨着说，心里没底，手颤抖那是心在跳。” 唐达成说：“其实只是说了几句比较客观的公道话，马上遭到许多攻击，说你是右倾，说你脚底板站不稳。弄得你在后来的会上还得补上个自我批判，提调门加温的。” 马烽说：“不错不错。我检讨了。人家做我的工作，当时，人家上面派两个人，做我的工作，说人家上面不是搞你，你和丁玲的关系还不如田间和康濯，你这么一弄呀，就把会场的注意力分散到你头上。你赶快检讨上几句就没你事了。” 唐达成笑着摇头，说：“没办法。我后来不照样写了批判丁玲的大字报，贴在机关的院里。” 马烽说：“反潮流？我可没那个胆子。” …… 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马烽很坦诚地对唐达成说：“反丁陈以后，我发现一个问题，文艺界太复杂。你说里面有宗派吧，他说是路线斗争。他说是路线斗争吧，你就信？人家都是大人物，你说我们搅到这里面去干啥？老唐，你这是又回到是非之地，我劝你一句，听不听在你。别掺和，要不，你就留在山西。” 唐达成也颇为赞同：“说得完全对。我不会去趟这摊子浑水。他们谁跟谁怎样，不是我管的事情，我只埋头做自己的学问。” 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丁玲的荣辱沉浮，也影响着马烽人生命运的走向。 二十五年后，为了撰写《唐达成传》我走访马烽旧话重提，马烽对这次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1955年的夏天，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题目是检查《文艺报》。按说，上级部门对下属单位进行工作检查，也属正常范围。当时《文艺报》的主编是冯雪峰同志，可是对《文艺报》的检查，重点却是副主编陈企霞。检查会开成了批判会，从批陈企霞工作作风粗暴，待人接物有问题，转到批他闹独立王国，拉帮结伙进行反党活动。从陈企霞身上又扯到了丁玲身上。当时丁玲还在乡下，于是就发电报把她叫了回来。她一回来就变成会议的重点了，也是批评揭发她闹独立王国，拉帮结伙进行反党活动。说《文艺报》和文研所就是丁玲把持的两个宗派团体；说她经常向学生们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大力宣传‘一本书主义’，说只要有了一本书，就有了一切；说她从不提这是党的事业，而是处处突出个人，为个人树碑立传；还揭发出她在礼堂里悬挂自己的大幅照片；还说她经常散布对周扬同志的不满等等等等。” 马烽说：“如果我当时只是听会，一句话不说，也许就没我的事了。我当时有点不识时务，觉得自己毕竟是文研所的支部书记，明明知道这话不符合事实，沉默就等于认可。我有责任澄清当时的实际情况。一天下午，我忍不住就发了言。我说文研所开办前，我就向丁玲同志提过建议，我觉得自己要想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文学素养，最好是能到像延安鲁艺文学系那样的单位学习两年。当时新成立的文化部正在创建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并把原来的北平艺专改名为美术学院。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当时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是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后来有一天，丁玲召集我们创作组的人开会。她告诉我们：中宣部不同意办文学院，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起来的。倒是赞成先办个文学进修班，主要是给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那些青年作者有个读书、提高的机会。暂定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主要由丁玲同志负责进行筹备。丁玲要求我们创作组全体人员投入这一工作，争取早日实现。筹备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是主席团的决议，也是经过中宣部批准的，丁玲是被党批准来参加这项工作的，这和拉帮结派搞独立王国有什么关系？我从没有听她说过‘有了一本书就有了一切’；也没有听她散布过对周扬同志的不满；挂放大照片倒是有这么回事，可具体经过是因苏联作家代表团要到所里来参观，教务处为了增加一点文学气氛，就在教室墙上挂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老作家的照片，其中也有丁玲。丁玲同志发现后，立即让把她的照片取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别人打断了，而且立刻我就变成了批判的重点。一场大火全向我扑来。说我这是为丁玲抬轿子，吹喇叭；说我是被丁玲小恩小惠收买了的忠实信徒；说我是把党对自己的关怀培养全记到了丁玲账上了；还有人说一些非常刻薄的话，污辱人格的话。” 马烽又说：“我参加革命以后倒是参加过不少批判斗争会，诸如审干、整风、三查等等，但从来我都不是重点对象，也不是积极分子。也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人的围攻。我只是说了几句真话，竟然落到如此下场，心里感到又委屈，又生气。散会后回到家里，忍不住倒在床上哭起来。段杏绵听说我受了批判，劝我说，历来的整风会上大都是过火言论，由他们批吧，只看最后作什么结论了。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情绪也就逐渐安定下来。第二天会议照常进行，虽然主要是批判揭发丁玲，但有的人发言中仍免不了捎捎带带敲打我几句。我只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会后支书又找我谈话。她说，组织上知道，田间、康濯和丁玲的关系，比你亲密得多。你在会上充什么好汉？组织上希望你主动做个检查，免得干扰斗争的大方向。田间没有在会上发过言，也没有人要他揭发丁玲。可是听说领导人个别找他谈过几次话。田间是个性格内向的老好人，据说一时想不通跳后海自杀未遂，救起来住医院了；康濯当时是领导组成员，他揭发过什么问题我就不知道了。支书找我谈话，可能是一番好意，要我主动做个检查赶快过关。可我该检查什么呢？那时我脑子里已乱成了一锅糨糊，心中十分苦恼。回到家只好和段杏绵商量。她说，反正咱们不能昧着良心给丁玲同志编瞎话，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总可以吧！我觉得也只能这样了。于是就利用休会的时间苦思冥想写检查。我主要是说自己思想不健康，有崇拜名人，攀高结贵思想。对她的一切言行只看优点，看不到缺点，更看不到她目的是要反党。我这份检讨在会上念完后，别人没再提什么意见，就算是过关了。丁玲也在大会上做过几次检查，但怎么检查都不成。党组扩大会愈开愈大，连外单位的人也扩大进来了。主要是要她交待和陈企霞的反党纲领，以及叛徒问题。丁玲坚决不承认有此事。她要求到中组部查档案，看中央在延安时所做的结论。但不管她如何申辩，都无济于事，最终还是把他们定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马烽的夫人段杏绵讲：“那一段时间，马烽紧张极了，也苦恼极了。他也是第一次经见那架势。回到家里就唉声叹气，说自己犯了错误。他十几岁参加革命，虽然也经见过几次运动，可都没涉及到自个。这次，无意间却身不由己地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中。” 马烽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政治危机。 欲说当年好困惑 马烽在与唐达成说到“丁、陈反党小集团”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对人家丁玲、陈企霞了解个啥？和丁玲好歹还在文讲所待过几天，对陈企霞干脆啥也不知道。” 需要注意的是时间：马烽说这段话时，正是“万马齐喑”的1978年。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丁玲的案子尚未平反。人们从梦魇中醒来，仍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杯弓蛇影心有余悸守口如瓶噤若寒蝉。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茫茫人生路，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其实，马烽与丁玲的关系非同一般。 1986年丁玲辞世，马烽写了《历尽严冬梅更香——悼念丁玲同志》一文，对丁玲作了这样的回忆： 在三十年代后期，我就知道了丁玲这个名字，知道她是一位革命的女作家。红军长征刚一到达陕北，她就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奔赴革命圣地。在抗日战争初期，她曾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抗日前线进行宣传工作。那时，我是山西一支抗日队伍的宣传员。没有看过她们的演出，没见过这位大作家，也没读过她的作品。我只是从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里和人们的口头传说中知道这些情况的。一个女同志能有如此作为，我想她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认识丁玲是在全国解放以后，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我留在了中国作协创作组，当时是称文协。不久之后，丁玲同志由东北调来北京，主持作协的工作。我发现她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女同志，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种叱咤风云的人物。她和从解放区来的那些老大姐们差不多，没有大作家的派头，也不像一位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那样严肃。说话很随便，待人又热情。那时候我和她在工作上没什么接触，也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了解。后来在办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就是文学讲习所的前身的时候，和她的交往才多起来。 我是第一期的学员，上级党委要我兼任党支部书记。我不愿意干，主要是怕耽误学习。我请丁玲同志帮忙，希望她向上级党委说明我的情况，不要让我兼任这一职务。她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这个所长，和街道派出所长是同一级别，没什么可留恋的。你怕耽误学习，我怕耽误创作，要不咱们散摊吧。”我知道她确有创作计划，她这样一位大作家，为了扶植年青一代，可以暂时放弃自己最喜爱的事业，我还有什么价钱可讲呢？ 1993年3月，马烽在常德召开的“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组织委员会作了发言。在发言中有这样的词句：“丁玲是我国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还说：“丁玲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丁玲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1986年被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荣誉院士的称号。” 1996年7月，在长治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上，马烽在题为《丁玲在文坛上再度走向辉煌的出发地》的发言中，再次对他与丁玲之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作了介绍。并讲述了二十年间对丁玲磨难历程的关注和深深怀念之情。 马烽还讲述过两件与丁玲非同寻常的交往。 马烽说：“1950年，我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时候，已近而立之年，可还是单身一人。后来经朋友介绍，结识了段杏绵。她也是从老解放区来的。虽然说不上一见倾心，但互相都还觉得满意。可惜她不在北京，而是在保定河北省文工团工作。这对我们组成家庭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丁玲同志知道这事后，她主动为我帮忙，给河北省委写信，又找中组部协商，终于把她调来了北京。在我终身大事上，丁玲帮了大忙。我说，我真要谢谢你。丁玲说，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嘛！婚期定在了7月8日。这时间好记，就是‘七七’抗战爆发十三周年第二天。康濯自任总指挥。这是文协成立以来第一件婚事，各有关单位如《人民文学》、《文艺报》，以及一些亲朋好友，都打算送些小礼品表示祝贺，康濯就协调他们谁家买洗脸盆，谁家买热水壶，谁家买枕巾……免得重复浪费白花钱。我和段杏绵则是忙着去区政府登记领结婚证，去照相馆拍合影，以及采购招待客人的烟、茶、糖果等。结婚那天，丁玲还亲自主持了我们俩人的婚礼。文协食堂这天特意加了两个菜，全机关会餐。另外还在主席团会议室摆了两桌酒席，招待外来宾客。我们的婚礼仪式中，有一项就是让大家在我们的两张结婚证书上签名留念。住在文协机关的领导人沙可夫、丁玲、艾青，《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肖殷，《人民文学》秦兆阳以及创作组成员和来宾们都签了名。当时丁玲同志开玩笑说：‘你们结婚有这么多人证明，这是最合法不过了！’这两张结婚证应该说是最值得永远保存的纪念品，可惜在‘文革’中毁了。婚后，丁玲对我们说，按理应该让你们去度蜜月，但现在机关很忙，你们就度‘蜜周’吧。她批准我们一周的假期。那时作协在颐和园有几间房子，丁玲就安排我俩住进了邵窝殿。房子很宽敞，三间大厦，环境十分幽雅。但就是没有起火做饭的地方。那时候，丁玲的母亲蒋老太太正好也在那里疗养，住在相距不远的一座小院，叫云松巢。丁玲关心人真叫无微不至，她事先已经做了安排，让我们和她母亲一起吃饭，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蜜周’。” 马烽还讲述了丁玲陈明夫妇向他买房子的事。 马烽说：“建国初期，首都房子十分紧张。作协号召作家们自己租房或买房。因为作家们不同于一般的党政干部，除了文艺级别工资比较高之外，都有一些稿费收入。如果自己解决了家属住房，也是减轻了公家的压力。我们这些作家都是出来搞革命的，只要是国家的号召，都积极响应。当时北京响应这一号召的作家就有好几位，周立波、赵树理、杨朔、孔厥和袁静等都是自己买的房子。随后田间也买了一处四合院。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有了买房子的打算。那时候我已出了三本短篇小说集，一本叫《金宝娘》，一本叫《村仇》，一本叫《周支队大闹平川》，还出版了一本民间故事集，题目叫《宝葫芦》，手里积存了一笔稿费。另外是当年的供给制已改成了薪金制，我被评为文艺三级，段杏绵也有了一定的工资收入，两个人的薪水加在一起，也够一家人生活用了。于是就下决心买房。好在那时候北京的房价也不太贵，钱多可以买好点的，钱少可以买次一点的。从长远来看，比租房还合算。我当然买不起好的，但愿有个住处就行。于是通过我认识的房纤，很快就在北官坊附近的大翔凤胡同找到一处单门独院。房子虽然又小又破旧，但间数不少，大大小小有五六间北屋，还有两间东屋。房价总共是三千元。花了五百元修缮了一番，又在旧货市场上买了几件日用家具。这样一来，稿费就变成了一座院子。” 马烽又说：“我下决心回山西后，有天晚上，陈明同志来找我。他说他要随同丁玲一块去四川下乡，有些书籍、东西带不走，还有他妹妹，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也得有个住处，听说我的房子要卖，问我是否可以卖给他？我说当然可以。他说房价由我定，要多少，给多少。这处小院子，当初我是花三千元买的，修整花了五百多元。前不久我曾找房纤看过，房纤说近一个时期房价上扬，至少可以卖到五千元。可陈明同志要买，他们正处在困难时期，我能赚他们的钱吗？我当即把契约找出来给他看，我说，契约上写的多少，你就给我多少好了。他说，听说你修缮还花过不少钱。我说，我们在里面已经住了两年多，就算出了房租。就这样，把房子卖给了丁玲陈明。” 马烽说，怀疑归怀疑，你是党员，必须站在党的立场 马烽讲了他回到山西后的情况。 “离开北京，并不等于一切都过去了。思想上多少还结着颗疙瘩，总觉得对丁玲的处理，对文研所的评价不公正。一些文艺界的老同志，特别是曾经在文学研究所学习过和工作过的同志，碰到一起，难免也要议论一番，都为丁玲同志抱不平，也为自己受到的无形压力感到委屈。因为那时候有些不了解真相的人，总以为我们这些人是受过丁玲‘反党分子’的污染，难免就产生一些歧视。这些情况，各人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向有关方面进行过反映。后来听说丁玲自己也向上级党委写了申辩书，后来又听说中宣部一位负责同志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专门查证落实丁玲的问题。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这个专案组寄来的一份调查提纲，一条一条查证落实丁玲的所谓罪行。我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写了证明材料。我相信党会如实把这些问题落实清楚，丁玲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平反。” 徐光耀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一书中，在对丁陈事件进行了详尽记叙后，发一声感叹：“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得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丁、陈反党小集团”一案，在1955、1956年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经历了数次反复。直到1957年仍然余波未止涛声依旧。在这场无休无止的翻烙饼中，多少血肉之躯被烧成了“大木炭、小木炭”(陈企霞语)。 在对马烽的访谈中，我向马烽提了一个问题：“据我了解，所有与丁玲有牵扯的人，最终的命运都挺悲惨。唐达成就是因为参加了丁陈一案的调查组，了解到一些事实真相，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打成右派，落难二十多年。你和丁玲有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在党组扩大会上又公开为丁玲作了辩护，你受到什么牵连呢？” 马烽说：“是呀是呀，这个周扬整起人来是很厉害的。调查组的组长李之琏是从湖北省委调去的，人们当时称他是包公式的人物。李之琏与丁玲有什么关系？就是核查后，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成右派，说他们是为反党分子翻案。当时凡是文研所的人回到各地，都挂上丁陈反党集团了。古立高和丁玲有什么关系？虽然没戴右派帽子，也和右派差不多，打了个右倾，也下去劳动改造了。当时核查小组的人一个没跑掉。就我还没有受到牵连。我是因为当时的宣传部长卢梦，他了解我的情况，我和丁玲能有啥牵扯呢？我怎么会反党呢？黄志刚是我们晋绥的，我回来的时候就和分管我们的省委秘书长史纪言打了招呼。他们就说，你们文艺界就是弄派性呢。在延安时候就是鲁艺一伙，文抗一伙。后来周扬把文抗的基本上都打成了右派。丁玲、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写《八路军军歌》的公木，都打成右派了。” 马烽还说：“这个派性斗争害死人。” 马烽是幸运的，他碰上了了解他的老领导好领导，侥幸地躲过了一劫。 马烽说：“京华虽好，却是是非之地。惹不起咱还躲不起？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也是我后来非离开北京不可的原因。” 马烽又说：“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最后还是没能躲过这场劫难。” 马烽讲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在‘文革’中，我的罪名有三条：一是旧省委的黑干将；二是周扬文艺黑线的代理人；三是丁玲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前两条是属于‘共性’问题，因为各地文联、作协的负责人大都有这两条‘罪状’。后一条则属于‘个性’问题。这个‘个性’问题可把我害苦了。除了一般的挨批挨斗外，最叫我受不了的是逼迫我交待与丁玲共同反党的具体‘罪行’。我当然交待不出来，既没有这样的事实，又不能胡编乱造，我明确知道，说下假话可以临时过关，但却后患无穷，那就会变成自己真正的罪恶。所以只能翻来覆去讲那些已经讲过的事情。于是造反派就进行逼供，进行体罚。白天倒还熬得住，最可怕的是‘夜审’。造反派们采用了各种残酷手段，有一次，竟然打落了我的一颗牙齿……当他们疲惫了，把我押回牛棚的时候，我身上的衬衣、毛衣、棉袄、棉裤都被自己的汗水湿透了，浑身没有一块肌肉不在抖动，我连哭的劲也没有了……” 丁玲在文讲所，马烽、西戎等在座 就此，丁玲的“阴影”如胶似漆如影随形，纠葛缠绕了马烽一生。 马烽讲述了他回到山西以后，“丁、陈反党小集团”一案向纵深的发展。 马烽说：“离开北京一年以后，也就是1957年的秋末冬初，我正在农村深入生活，省文联机关突然打来长途电话，说是中国作协通知我立即去中央文学讲习所开会。究竟什么事？打电话的同志也说不清楚。当我匆匆赶到北京的开会地点时，只见已经来了好多人，都是原来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的学员和工作人员，这显然是因为丁玲问题而召集来的。这个猜想果然没错，还没有正式开会，我们已经得知丁玲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平反，她反而被打成右派了。” 马烽说：“这个消息给了我们很大压力，大家都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将有什么祸事降临到自己头上。好在正式开会的时候才清楚，这次召集我们来的目的，并不是要整谁，而是要肃清丁玲在我们身上的‘流毒’。会上正式宣布了丁玲是右派，同时还郑重宣布，经过查证落实，已经查出丁玲历史上有自首变节行为，是可耻的叛徒。共产党的叛徒，在人们心目中，比国民党的特务还要低。即使你后来对革命有什么功绩，也难以洗刷掉这个最大的污点。既然党组织宣布丁玲是叛徒，大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能自己作上当受骗的检查，各自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北京。” 马烽又说：“不过当时我心里面颇有点怀疑。我虽然没有看过丁玲的档案材料，但她三十年代被捕并不是什么秘密，她出狱跑到解放区后，同样经历了肃反、审干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连我们这些一般干部的历史都经过了数次审查，难道对丁玲这样一个被捕过的领导干部，能轻易放过吗？另外使我怀疑的是，一般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平素总是回避谈论这方面的事情，而丁玲不是这样，在以往和同学们闲聊天的时候，她常常谈及她被捕和出狱的情况。1952年夏天，我随同她和陈明去南京参观访问，有一天，她专门领我们去南京郊区看了看软禁她的地方。难道革命队伍里有专门拿自己的污点到处夸耀的人吗？” 马烽以其作家的敏锐和直觉做出的判断和推论并没错。二十七年后，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证实了马烽的判断。 都是中共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1955年12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的“红头文件”；1958年1月中央转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的“红头文件”；以及1980年1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批准同意，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撤销“右派”和“反党小集团”的政治结论，但仍维持历史上有“叛节行为”的结论的“红头文件”；最后，又是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的《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最新“红头文件”。正是这些相左相悖相互矛盾的“红头文件”，让人们迷失了政治方向。 在这次谈话中，马烽还说：“怀疑归怀疑，也只是埋藏在心里，顶多是和段杏绵偷偷议论。这是党的决议，有红头文件，你还能怀疑党？你比党高明？党比你站得高，党比你看得远，你个人总有局限性。你是党员，必须站在党的立场。” 这是共和国之初，五十年代人们的社会集体潜意识。 早在建国初期，颇有影响的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陈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中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无论如何一个创作者个人的经验总是有限的，而集中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却经常总结着巨大的政治经验， 这是任何人即使伟大的天才都不可以和它相比拟的。而这些经验便体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里面。我们的创作者无论如何是应该和这些政策靠近，吸取这些经验，溶解这些经验，使它普及到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群众中去。” 这就是渗透在马烽、陈涌这一代文人学者意识中的潜台词。我们的党是英明伟大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获不得起码的知识。所处地位越高，则看得越远，越有全局观念，高瞻才能远瞩。而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诸如此类的思维模式，不断地把“离经叛道”的想法，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轨道。更何况主流话语有强大的舆论导向做后援。 马烽自述过自己的入党经过。马烽的传记作家周宗奇在他对马烽的“诠释”中，这样评议马烽的“党性”：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做中国共产党员比当中国作家的历史要长许多。在他们还远远没有懂得“作家良心”为何物时，“党性”却早已成为他们的最高精神追求。 他们的“党性”形成于可塑性最强的少年时代，又在一个远离家庭、远离社会的相对封闭的特殊环境中，不断得到革命思想的灌输并真心真意接受了它，其纯洁性和坚定性是终生再难更易的。比如马烽先生，自从“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老唐之后，好像把心也交给他了。”也就是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从此感到生活更有意义了，也感到无上光荣。”我按时“缴纳党费，汇报思想情况”，“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且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在自我表现”！ 马烽先生确实不是一个善于自我表现的人。可他一生由于党性太强，经常有着不同一般的特殊表现，并为此承载着相应的赞誉与贬毁、欣喜与痛苦、成功与尴尬、走红与落寞…… 马烽夫人段杏绵说：“马烽这个人有个特点，他自己再不愿意的事情，只要一说，组织上已经做出决定，他就没辙了，他就是自己受天大的委屈，也要服从组织纪律。” 此话道出了马烽一生的坚守。在马烽以后的人生历程中，他九死而不悔，多次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马烽两次看望丁玲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这翻烙饼似的翻滚大戏中，人们都变得杯弓蛇影疑神疑鬼，惶惶然如漏网之鱼惊弓之鸟。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文坛上因了巴金“说真话”的命题，有过一场颇为热闹的议论。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过一篇萧乾的文章：《给青年朋友们》。在此文中，萧乾对巴金大力提倡的“说真话”在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改成：“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 萧乾还举了一个例子：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注：郭沫若和茅盾)，随着就有人把他从台上揪下来，——一直揪到了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还是死在监狱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 确实，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能守住这一条底线，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做出一定的牺牲。 神州大地一时间万马齐喑，知识分子成为失语的群体。 萧乾是一个我非常敬重的文化老人。他们这一代人，在经历了那么多惨烈血腥的人生之后，产生以上心态无疑可以给予充分理解和同情。顾准说：与其号召大家都做海燕，不如承认大部分是家雀的现实，并维护做家雀的基本权利。 任何人没有权力指责别人不去“壮烈”！ 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巧合或曰雷同。 关于反右时期，马烽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到机关以后，就碰上‘大鸣大放’。我们没有鸣放。有人后来攻击我们说，我们知道要‘反右’、‘抓右派’，所以就不鸣不放。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运动，我们怎么能知道？当时我们只是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何必贴大字报呢？我们从来就不习惯公开给领导提意见。” 马烽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反右中，《火花》编辑部的编辑范彪、陈仁友被打成右派，因为他们要搞同人刊物，让西戎当主编。西戎不答应，还训了他们一顿。所以上级对这里的作家还是放心的，都是从根据地来的，不会出问题。姚青苗曾写文章，说我们是躲在岩石下的企鹅，不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文章是在《山西日报》发表的。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黄志刚，是信任我们的。” 马烽在“文革”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那位山大学生杨绍华找到我和孙谦，说：你们两个现在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参加我们的夺权斗争，揭露省委，只要有一两张揭露省委的大字报，我保证你们没事。我们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去揭露省委？’他说：‘那你们可就挡不住这股洪流了。’” 对于马烽的上述言论，周宗奇做出如下诠释： 马烽先生和他的诸位战友都不会被划出毛泽东的”左派“圈子。因为他们热爱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是“胎里带”，那是几十年生命历程所铸造的。西戎先生一听“同人刊物”，肯定马上就有一种本能反感，将拉他作主编的人“训了一顿”。所以说“五战友”是高级知识分子，还不如说他们是忠诚于党的革命老干部。马烽先生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何必贴大字报呢？”这绝对是“角色语言”，自己清楚自己首先是党的人！不参加大鸣大放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本能表现，而不是胆小怕事，更不是预知了这个大“阳谋”。 当年的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张维庆在评价到“马西李孙胡”五老作家时，说过一番这样的话：“他们永远忘不了自己是人民的作家，首先是党员作家，因此，他们总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 当年的省委书记王谦，对同为“山药蛋派”代表人物的马烽、赵树理有一个极为准确的概括和评价：“马烽和赵树理不一样。马烽是为党而写农民；赵树理是为农民而写农民。所以当党和农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两人似乎没什么差别。而当党和农民的利益不一致时，马烽是站在党的一边，而赵树理是站在农民的一边。” 马烽夫人段杏绵说过这样一番话：“王谦评价马烽的话最准确了。马烽一生就是不说不利于党的话，不办不利于党的事，即便当时想不通，也得服从党，无条件做党的工具。” 关于丁玲，马烽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能向别人诉说，一方面我知道和谁诉说也无补于事；另方面我也不愿意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马烽是坦诚的，他还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丁玲和陈明夫妇，押解到山西改造来了。并且有人还见过。据说一下火车就被押到吉普车里开走了。究竟到了哪里？谁也说不清。不过这也给我点安慰，丁老太太总算也活着熬过来了。那时候不可能打听到他们究竟在哪里。老实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打听到，我也不敢去看他们。” 然而，只要政治环境稍微一放松，马烽还是非常念及旧情。 马烽讲述了当年丁玲落难山西，他两次去看望丁玲的情形。 马烽说：“1978年秋天，我参加了山西省委组织的农村社教工作团，被分派到长治县工作。从当地文艺界朋友的嘴里，我知道了丁玲夫妇的确切地址：她们住在长治市北郊老顶山林场樟头村。长治县委县政府驻在韩店镇，路过长治时，我决定趁机去看看丁玲和陈明同志。一年前，和我一起工作的孙谦来长治市，就曾打算去看望他们。此事他和长治市委宣传部说了，答复是这二人属中央要案，看他们需经上级批准。孙谦只好作罢。这次我接受了孙谦的教训，没有找地方党政部门，坐上工作团的吉普车，直接开到了村里。丁玲她们住在一处单门独户的普通农家宅院。当我走进她们住房的时候，丁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报，人样子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比二十年前显得苍老了。她看到我，显得有些吃惊，愣了好大一会儿，这才和我紧紧地握手。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饱含着两眶热泪。我的眼睛也忍不住湿润了。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见面，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漫长岁月，本来有好多话可说，但我们谁也没有提及往事。我不愿询问她这些年来遭受的磨难，也不愿诉说自己的经历，怕引起她痛苦的回忆。已经结了疤的伤口，没有必要再去捅了。她大概也是同样想法，我们只是谈了一些有要没紧的话。家里只有一个帮她料理生活的亲属，陈明同志不在，一清早就搭上村里拉茅粪的大车到长治城给她买药去了。丁玲患有糖尿病，有高血糖等症状，正在服中药治疗。我因急于要去地委报到，坐了不一会儿就告别了。看到她健康地活着，我也心安了。她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车开了，当我推开车窗回头望的时候，只见她仍站在门口微笑着招手。” 马烽又说了他第二次去看望丁玲的情形：“过了些日子，我把工作安排就绪以后，又去看望了丁玲一次。这次陈明同志也在家。他也显老了，但仍然是那么精明强干。她们的女婿也从北京来了，家里人一多就显得热闹了。那天我牙疼得厉害，不想说话，连茶水都不想喝。正好他女婿会针灸，临时给我扎了几针，果然好多了。她们留我吃饭，并准备了酒。丁老太太又恢复了她那健谈的习惯，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提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丁老太太告诉我说，你那天走了以后，老乡们很议论了一阵子。我问她都议论什么，她告诉我说，乡亲们说，老丁呀，看来你的冤案快落实了，要不，怎么会有坐小车的人来看你。她讲着这件事高兴地大笑起来。” “板块”冲撞挤压中的马烽 马烽说：“由人不由人，我是被夹在了丁玲和周扬两人之间。” 唐山大地震后，人们开始关心地震学。研究地球的科学家，始终未能解释地球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对那些造成惊心动魄的地震、海啸、泥石流、火山喷发等等景象的原因，始终未能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对生物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对物理学那样，找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理论。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个称为板块构造地质学的新学说引起了众目所瞩。板块构造学的要义在于表明，我们赖以立足、生存的地基，大约由十二块薄而硬的板块组成。就像煮熟鸡蛋后敲裂的蛋壳，在表层包盖着地球。然而，这些板块又不同于裂开的鸡蛋壳，它们互相结连，而又始终处于挤压、碰撞与重组的运动过程中。板块永无休止的互相插入、摩擦，以及挤压，有如波涛汹涌的海上，巨大浮冰之间的相互冲撞、挤压，造成了蔚为奇观或惨不忍睹的景象。 这段地质学上的话，是否也可以作为社会学来读？ 社会学意义上的板块冲撞，比地震学来得更为复杂。 马烽身不由己地处于两大板块的激烈冲撞之中。开始是周扬、丁玲两大板块；周扬、丁玲身后，又演变为张光年、贺敬之两大板块。 对于这场“板块学”的重新结构、分化、组合，马烽说了这样两段话： “周扬、白羽、默涵过去都是比较左的。刘白羽这个人，五七年跟上周扬在整丁玲上是不遗余力的。可是丁玲问题平反的时候，中央文件下来，刘白羽第一个说，确实我们错了。而且，丁玲死了以后，刘白羽写了一篇文章，悼念文章带检讨性的。 过去，我呀，孙谦呀，总觉得刘白羽这个人是‘老左’，很偏激，看了他这篇悼念文章，观点立刻有点转变。丁玲生前也说，白羽不管他过去怎么样，人家认错还不行吗？还能咬住人家不放？后来，陈明看了，也是很感动。比起张光年来，张光年你太整人厉害了。人家觉得，当年的那些事，这不是掩盖得住的。你错就错了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张光年向被他整过的人道歉了？检查了？没有，从来没有。” “周扬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贺敬之，写诗的，写《白毛女》；一个是搞理论的冯牧。冯老大、贺老二嘛，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延安时期两人住一个窑洞睡一个炕头；1976年闹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两人住一个抗震棚。可是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派性呀，他们俩基本弄翻了，不来往。” 我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中，对唐达成、马烽两人1978年的那次戏剧性会面有这样一段描绘： 客观地说，唐达成、马烽二人，都是淡漠为官而认真做事的人。而且，主观上都不愿意搅和进文坛的矛盾漩涡中去。然而，历史老人却有喜欢恶作剧的小孩脾性。令唐达成、马烽想不到的是，若干年以后，偏偏是他俩，阴错阳差地被激烈冲撞的两大板块，选中为各自利益的代言人，竟然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此文坛“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或有心或无意，或正面或迂回，或主动或被动，或淡然或激烈，或身不由己随波逐流，或戴着面具作为木偶，于1984年、1987年、1989年，三起三落、三进三出，上演了“三上桃峰”、“三进山城”、“三打祝家庄”的连本大戏。直至最后马烽接替唐达成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亲手处理唐达成的问题，把这场戏剧推向高潮。到那时，再来回顾这次谈话，大概难免不发出“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历史感叹。历史也许是座空城。现实之波涵盖一切。 1978年，唐达成和马烽还是作为丁玲营垒中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病相怜；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二十年后，两人却成为严峻对立双方选中的代言人。 我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中，专门有一节写到：唐达成由丁玲集团的“同党”而嬗变为“叛徒”，反映了人与现实的全部复杂性。那是一部大书的容量。 我们现在只能从马烽的角度，来看看在“板块”冲撞挤压下的马烽。 玛拉沁夫直人快语，他对当时文坛抬冰心、贬丁玲的现象谈了自己的见解： “为什么要抬出冰心取代丁玲？吹捧冰心，渲染冰心，为的是贬损丁玲，淡化丁玲。丁玲有队伍，门徒故吏遍天下。冰心独立大队，单枪匹马。对冰心无须戒备，成不了气候。而对丁玲则心存忌讳，严加防范。” 玛拉沁夫所言，道出了文坛的一个现实。 “文革”十年，彻底砸烂了“十七年文艺黑线”。新时期到来之际，百废待兴，一切都面临重新“洗牌”重新整合的战略态势。 让我们先看1979年第四届文代会上，丁玲五十年代文讲所故旧学员的一次大聚会。对于这次聚会，徐刚这样描述： 1979年11月，全国第四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一些曾在文研所、文讲所毕业的代表，知道我已调回北京负责恢复文学讲习所工作，便提议叫我组织一个团聚茶话会。同志们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这是风云变幻异常的二十年，同志、校友间的交往由淡化、冷冻、融解、升温，到现在热气腾腾的二十年。在四届文代会上，一股热气冲上来——文讲所是培养青年作家的园地，很多文艺骨干是文讲所培养出来的，成为大家的共识。历尽劫难的校友们从全国各地到北京相聚，开个校友会，是天时地利人和。我找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季谈此事，李季说：“我支持你们开茶话会，你跟张僖谈谈，叫他找个会址，备点茶点。”我说请你参加，李季沉默片刻说：“我有困难，不能参加，请你谅解我。”我找张僖谈，张僖说：“只能喝茶。”我说：“喝白开水也行，请你参加。”张僖用手势作推辞状，说：“我可不参加。”通知发出后，我还担心有人会避嫌，午餐时得到全都愿意参加的信息。我立刻乘车到友谊医院——丁玲做乳腺癌手术在这里住院。我向病床上的丁玲说了聚会的事，她忽地坐起来，连连地说：“我去。我去。”马上伸出脚找鞋，这时陈明进来了，帮她穿好衣裳，围上花头巾。到了新侨饭店，陈明和我搀扶她走进西会议厅，大家都已到了，有和丁玲共同筹备创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田间、康濯、马烽、邢野、陈淼；有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吴伯箫、副所长公木；还有担任过教职等工作的石丁、叶枫、古立高、西戎、李昌荣、逯斐、蔡其矫；有第一期毕业的王血波、王谷林、王有钦、古鉴兹、孙迅韬、李纳、李若冰、陈登科、玛金、周雁如、胡正、胡昭、徐光耀；第二期毕业的王丕祥、王慧敏、邓友梅、白刃、刘真、刘超、玛拉沁夫、和谷岩、苗得雨、张志民、张凤珠、赵郁秀、胡尔查、贺抒玉、董晓华、缪文渭、谭谊、颜振奋；第三期毕业的王剑青、达木林、吉学沛、李逸民、李学鳌、陈鉴尧、朋斯克、姚运焕、胡万春、张有德、敖德斯尔、谢璞；第四期毕业的马敏行、韦丘、刘岱、李虹、苗凤蒲、庞嘉季、康志强。 二十年后重相逢，一次故人的聚会，徐刚请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李季参加座谈会，而李季却沉默片刻说：“我有困难，不能参加，请你谅解我。”徐刚请时任中国作协秘书长的张僖参加，张僖用手势作推辞状，说：“我可不参加。” 此一现象显然向人们传递着某种信息。 唐达成也是文研所的学员，唐达成也接到了邀请函，但以上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上没有唐达成的名字，唐达成没有参加这次聚会。 唐达成对我说：“我好一番犹豫矛盾。按说一个聚会，也很正常。二十年老友故旧重逢，我也挺想见。但心里面总排不去嘀咕：真是所有人都不在意吗？其中之人，或者其外之人，真就没有一点想法吗？以我对文坛的了解，绝不是这样。表面当然不会说。当时可能也表现不出什么。但刻在心上的东西，比挂在嘴上的东西更可怕。正是这些无形无声的东西，构成鲁迅所说的‘鬼打墙’。我一次次对自己说：宁信其有，莫当其无。一千次自己吓自己没关系，只要有一次撞到墙上，就是头破血流。” 唐达成还说：“我当时还有另一层忧虑。那么多人没见到我，对我又会是什么看法？作何议论？我都想好了怎么回答，倒是没有人问起。” 我问过马烽、李昌荣。 马烽作一副回忆状：“唐达成没参加吗？我倒没注意。” 李昌荣说：“那时唐达成在会务上，大概忙得没顾上。” 唐达成不露声色地躲闪腾挪而过。事实证明：唐达成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后来文坛上纷纷扬扬传言这次聚会，是丁玲出山后“召集旧部”，“重整旧河山，朝天阙”。 唐达成还说：“当年文坛有个说法：说文研所是丁玲的黄埔军校；《文艺报》是丁玲的井冈山，也就是丁玲的小山头的意思吧。” 而且，这次团聚会上的合影照，也被以后文坛某些领导人说起，被看作丁玲示威阵容的一种展示。 马烽在《回忆李季》中这样描述李季： 1973年春天，我获得了解放。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知道李季已经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那时候外地来京的人，都非常想看看一些老同志。但那时大家惊魂未定，都有点担心被带上旧势力搞串联、“搞复辟”的帽子。有一次我和孙谦、李准去看李季，他倒是满不在乎，照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这以后，每逢我到北京，总要到他家看看，在他家可以讲些真话，可以暴露一点真实的感情，互相安慰，互相鼓励。 1976年初春我去看他，那时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后来被称作“四人帮”的那些人更为猖狂，人们心情都很沉重，李季的情绪更坏，因为不久前“四人帮”点了他的名，说他“以笔代刀”，是旧势力的代表，联系的尽是些“黑线人物”等等。当时他的压力很重，但他没有一点吓软蛋的意思，他把江青、姚文元大骂一通，说他们这是要毁灭革命文艺。那时他已被迫离开文艺界，到石油部工作去了，我开玩笑和他说：“我把你这些言论整理起来打个小报告，你就趴下了，我就上去了。”他说：“我还可以再给你补充一点。”接着就为邓小平同志鸣冤叫屈。 李季并非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之人。而李季在对待一次普通聚会时的顾忌，则更让人感受到事情的微妙复杂严峻。 在上述名单中，西戎、胡正都列在其中。西戎在丁玲去世后，曾撰文《忆良师丁玲》，胡正在丁玲去世后也撰文《送别丁玲老师》，都表达了与丁玲之间源远流长情深意长的师生关系。马烽作为赵树理去世后“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作为一路诸侯，理所当然引起格外关注。得诸侯者得天下。 关于作协“四大”的换届，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的束沛德向我作了这样一个轮廓介绍： “……中组部、中宣部搞了一个人事安排小组，作协参加两个人，一个唐达成，一个我。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任组长，秘书长叫沙洪，形成一个九人人事安排小组。……事先，领导班子的名单要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因为我和唐达成两人当时已是作协党组成员。至于我们两人参加人事安排小组是作协张光年的意见，还是上面中宣部贺敬之他们的意见？现在也弄不清楚。……从开始，一直也没考虑党组书记安排唐达成，曾考虑过张光年再留任一届，做好过渡；也有过由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兼任作协党组书记的方案；有一段时间，还有把马烽调回来当党组书记的打算；后来，又考虑王蒙，那时候王蒙已经是中央委员。……弄得人眼花缭乱的。” 张光年在《文坛回春纪事》一书1984年2月2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事安排小组提出今后由贺兼作协党组书记，调马烽来参加领导，我对调马烽、排冯牧的做法提出异议。” 张光年的日记写得含蓄、藏而不露。对“我对调马烽、排冯牧的做法提出异议”的说法也说得语焉不详。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锋芒所向已经十分明显。 而贺敬之的说法就比较明朗和激烈了。贺敬之在我对他的访谈中说： “张光年对我说，贺敬之同志啊，作协的班子你们还要征求我的什么意见呢？你们不是已经都定了么，你们要把丁玲捧出来。我说，怎么是我们要捧出来，丁玲原来不已经是副主席了吗？他打断我的话，我告诉你，如果把丁玲抬出来，文艺界就大乱了。我说，她是一个老太太，怎么就能大乱了呢？很清楚了嘛。你们把马烽搞出来，马烽就是丁玲的人嘛。……还有这个，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马烽和江青的关系？我说，这件事我是参加处理的，因为正式报到中央来了，我是正式请山西省委作了调查，这是没有问题的。副主席有很多名，马烽确实我提了，我还提了孙犁。我说，无论从资格上讲，从成就上讲，这两位同志都应该吸收进来。与此同时，我是有这么一个意思，马烽同志到北京来工作。但是还没有定，还不是党组书记，就是主席、副主席。他们就这么敏感。马烽同志，在文艺界本来就有那么大影响，他已经不仅是在文章中，在讲话中也是讲四个坚持的。所以有那么一些人就觉得气味不对，就传谣说他在大寨的时候，跟江青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是莫须有的。提马烽的人还有一个你想不到，是巴金同志。巴老提出副主席里面应该有马烽。我跟张光年同志讲，不是这样，副主席里面巴金同志也提到马烽。” 马烽就这样莫名其妙，又一次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场角逐之中。在我对马烽的访谈中，马烽也谈到这个问题： “1984年，召开全国第四次作代会，筹备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主要是人事安排。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开头还比较民主，人选问题，主席、副主席哪些人，委员哪些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推荐，他们综合。大概推荐我当副主席的还不少。为什么不少？我主持过第四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而且在创作上，我回了山西还写了些作品。 推荐我当副主席的人员里面主要有三个人，谢冰心、丁玲、巴金，巴金和我一块出过国，他来过太原，我们陪着他去大同云冈，是在1964年。他1963年还和我一起去了日本一趟。后来，他老婆萧珊也来过，她是《收获》的编辑，来组稿。住在我们家，和我关系也可以。冰心两次和我出国，像老大姐一样，人家觉得我这个人品还可以，解放区培养起来的年轻作家，也应该挂上一个，老中青都应该有。丁玲嘛，也提了。丁玲这一提就坏了，大概上去以后，就说这个人不行嘛。据说是张光年传出来的，最早是周扬说的。到周扬那儿，他是丁玲的人呀，张光年奉命就传达下来。所以，从筹备组那儿就传出来了。这就把我免啦。” 下面还是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中的两篇日记： 1984年5月19日星期六多云 上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送来“亲收绝密件”(今年28号文件)：《中央书记处在听取中组部工作汇报后提出的重要意见》，其中规定年龄已过的中央级及省、市第一把手，明年党代会前退下来，换上六十岁以下的优秀干部。这是个喜讯，中宣部、作协、文联的领导班子问题都不难解决了。作协党组王蒙不愿干，就让唐达成干吧。 (笔者注：当年，马烽62岁，贺敬之60岁，唐达成56岁。) 1984年6月29日星期五晴(高至35度) ……王蒙来电话：贺敬之日前访他，自诉有很多为难之处。他决定不调马烽了，也不提自兼作协党组书记，而劝王蒙接班。王辞谢，表示支持唐达成接班，贺赞成唐，对冯牧意见仍很大云。…… 天降28号“红头文件”，年龄问题，成为一个救急救难的冠冕堂皇理由。然而五年以后，当中共中央决定让67岁的马烽取代61岁的唐达成时，年龄又不成其问题了。 文坛这一场昏天黑地的明争暗斗，虽不见枪林弹雨刀光剑影，却也是血雨腥风满地鸡毛。在这场逐鹿中原的较力中，唐达成终于成为胜出者，登上了全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宝座。 马烽在我对他的访谈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那时，张光年是作协的党组书记，开会前，就找胡耀邦，对胡耀邦说，他们筹备组拿出来的这个名单，这是指令性的还是参考性的？胡耀邦说，无效性的。张光年拿着一份名单，是中宣部筹备组提出的名单。张光年专门问，指令性的当然要执行，参考性的嘛，当然无效了。胡耀邦也弄不清作协的宗派，就来了个无效性的。他就说，总书记说了。中宣部筹备了八个月，他一脚踢翻，自己重新拿了个名单。他就和新起来的混成一伙子了。所以，我就候选人也不是了，原来是候选人。就是因为他这次第四次作代会派性搞得太明显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原来的副主席保留，只进不出，当时他下面的那些人，刘宾雁，张贤亮、王蒙活动能量也大呢，最后三个原副主席落选了。贺敬之、刘白羽、欧阳山。三个老作家，三十年代的作家，在后来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都是有贡献的人才能到这个位置。丁玲差三票落选。如果丁玲要落选，那更要惊动中央。他们还做了件什么事呢？这些人落选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选举得票数，这从来都没有过。要丢丢丁玲的丑。你看看，人家得票多少，你几乎落选。” 对于这次中国作协的“四大”，“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极端评价绵延了二十年。 不管对作协“四大”如何评价，上层第一次调马烽入京的精心谋划，成为无法实现的“马歇尔计划”。 丁玲身后的余波，对马烽“涛声依旧” 田东照给我讲到过他“河魂系列”的代表作《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的命运，这个细节也很能看出丁玲阴影在马烽身上的投射。 田东照说：“那时候，丁玲刚创办了《中国》，给马烽来了信，希望马烽给她推荐好稿子，支持她的刊物。马烽就到《黄河》、《山西文学》两个编辑部去，问最近有没有好稿子。《黄河》的张发就说，田东照正有部中篇《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给了我们。马烽看了，很欣赏，就和《黄河》商量，把这篇稿子给我吧，我给丁玲的《中国》，山西支持支持她办的刊物。马烽说了，谁也不好说什么。正好当时我来太原开个什么会。马烽把这个事情一说，问我意见如何？我说，你说咋地就咋地。马烽给他们寄去，他们看了后说，好！当时牛汉是《中国》的执行副主编，反映都很强烈。牛汉说，能不能稍为再改一改，就让我去了北京，住在中国作协招待所，住了有四五天，没有什么大改动。就在《中国》第二期发了，小说第一篇，压卷之作。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咱也弄不清北京的情况，据说受了一些派系斗争的影响。那时候，我是稍为听到一些，但不是很清楚。以后过去好几年了吧，马烽有一次打电话，说东照你来一下。去了以后，马烽给了我一本刊物，刊物上登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件事。说由于他们的内部斗争，把这篇作品做了牺牲品。” 田东照所说这篇文章，是周良沛所著的《重读丁玲》，文章登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四期上。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无怪山西作家田东照的中篇《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发表后没有获得大家原先预期得到的反应时，编辑部的同志都百思不得其解。作者以其深厚的生活底子，冷峻的笔触，对贫困山村的写实，读得人是心跳的。在评论家当时评荐的作品中，它不一定在它们之上，也绝不在它们之下。评论家可以不认同丁玲对文学倾向性的看法，总该为作品力透纸背所描绘的人生画图所动吧。此时此地，这种文学现象，也只能从非文学的角度去看了。无怪丁玲说：“它要不是发在我编的《中国》上，早就会有人出来叫好，给奖了。我们把它约了来，反把人家埋没了。真是罪过啊！” 马烽在1984年9月中宣部召开的会议发言中，颇为感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团结问题，加强团结，不团结有几种原因：一是历史原因；二是运动的后遗症；三是小道消息太多，传来传去很走样，也不利团结。前两年好像有两个司令部发出来的话。搞得下面不知听谁的好。希望能有所解决。团结问题不解决，会对文艺界有影响。有意见也应该按组织手续来提出，摆到桌面上来解决。” 马烽在中顾委帮助张光年的生活会上，有一个发言。马烽向我回忆了他在会上的发言： “第四次作代会引起众怒，大家都向中央告状，张光年你，那时周扬已经住医院了，实际上就是他接上周扬的指导思想，接上这派性，所以主要是批评他。在这个会上，大家都发言，我也发言，伍修权很赞成我这个发言。(我插话问：“这是个什么会，还把你从山西通知去参加？”)这是中顾委的生活会。内部批评张光年，是帮助性质的。欧阳山是从广东调去的。贺敬之就是中宣部的。我发言主要说什么？我说光年同志对工作上说，我是尊重的，人家和我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要别人说他，不就是写了个《黄河大合唱》嘛，我说，这首歌词就是划时代的。任何人，你就是写出长江大合唱来，你也压不倒《黄河大合唱》。因为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地点写的，整个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那个气势，那个精神。但是你说我是丁玲的人，这个文件我也看到了。这就有点过火了。我是谁的人？我是支部书记，我是党组织派去的。我说，我们党内，我们文艺界派性太厉害，我们好多精力内耗了。我们文艺界三十年代从上海弄起，弄到延安两派，再弄到北京两派，‘文化大革命’都打倒了，都受了罪了，这就应该是醒悟过来了。可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又复活了。我说这样下去，不是别人把我们中国文艺界打垮，是我们文艺界党员自己把我们自己打垮了。我就发了这么个言，伍修权说，马烽这个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马烽在此得意地笑了) (本文选自即将出版的《马烽无“刺”——还原历史一个真实形象》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