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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死了？ 自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样的句式之后，便见有不断的仿效者，如"人死了"；"作者死了"等等之类。"文学死了"，自然也是这样的一种仿效，不过，这却不是我喊出来的，只是我综合了近年来的诸多流行看法，照老套子也来套一回罢了。 说"文学死了"，一个突出的观点是，认为现代影视终结了文学。影视以其无以伦比的形象性，逼真性，直观性，具有了非文学所可比拟的感染力，俘获了动辄以亿计的观众，迫使文学跌入边缘，走向黄昏。1 第二类观点是"文学泛化论"。这种观点看上去客气一些，认为文学已然完成了它的霸业，却并非消失，而是漫延开来，变成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渗透在包括影视、广告等一切文化类型中。但在后现代社会里，文化的中心是科学，艺术的中心是影视，却是无论如何不争的事实。所以，作为研究的文学，也即作为一种科学学科的文学研究，疆域其实是扩大了，重要性其实是加强了，而作为创作的文学，即属于一种艺术门类的文学创作却仍然是边缘了，黄昏了。2 类似的观点国外则早就有了。1997年国内学术刊物就发表过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 文学死了，文学终结了，当然主要是说，文学边缘了。 但问题在于，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 是否作为政治的工具，被用来向尽可能广众的民众灌输意识形态，便是中心？ 是否作为娱乐与消遣，作为被最大多数的大众购买的文化消费品，便是中心？ 这就又回到文学究竟何谓，何为，文学到底是什么的老问题上来了。 在这后现代，凡做研究，碰上"是"字，便是个麻烦事，尤其是面对象"文学"、"哲学"、"宗教"这一类从来莫衷一是的概念。 我既不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也不是个消解的后现代主义者；我既不是个老牌的本质主义者，也不是反本质主义者，一种无边的相对主义者。对于 "文学"这个词，我还是想从我认定的角度，说说我心中所认为的"是"。 从来的统治者或政治家，包括为统治者或政治家立言的学者们说：文学是教育（教化、宣传等）； 从来的老百姓，从来的文艺消费品的经销商，包括为文艺经销商立言的学者们说：文学是娱乐（消遣，放松，宣泄等；与"认识、教育、审美"搁在一起的"审美"让人感觉到的是高级一点的娱乐罢了）；。 聪明的统治者或政治家于是说：文学是寓教于乐。 文学如果是娱乐，那么影视艺术的娱乐性当然比文学强，文学当然是边缘了，黄昏了。 如果文学是教育，或寓教于乐，那么影视艺术的直接性，直观性广泛性当然也比文学强，文学当然也是边缘了，黄昏了。 但我要说，文学既不是教育，也不是娱乐，也不是寓教于乐。 文学只是交谈，是个人与个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心灵交谈，心灵对话，精神汇通，心界融合。 至少，文学既可以是教育，可以是娱乐，可以是寓教于乐，但更可以，更应该，更本然地是心灵交谈，心灵对话，精神会通，心界融合。3 心灵的交谈、对话、汇通、融合，又为着什么？我说是为着领会生存。 想想古代神话对于 古代人类意味着什么吧？那意味着的是，最高的把握生存的精神方式，是信仰，信仰性的领会生存。 想想数千年以来，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读文学？，读老子、庄子、论语、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读荷马、柏拉图、莎士比亚、但丁、卢梭、雨果、歌德、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难道不主要是为着领会生存，体验性地领会生存，从而强有力地把握生存的意义吗？ 不错，今天有了科学。可科学真能帮我们领会生存的意义，结构生存的价值吗？ 当然，影视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帮助我们领会生存。 不过，影视艺术给我们的感觉绝对不会是交谈、对话，因此它能在哪一个层次上，主要是帮助哪一种人群领会生存，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 二、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 文化的传播形态，我认为有三种： 其一，以各种尽可能直观，普泛化的媒介为手段，面对尽可能广众的大众的传播，包括娱乐性的大众艺术，也包括新闻，自然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政策、政令的宣传等，是为大众文化传播。 其二，以学科知识与理论为形式，面对本专业内的同行或学生的传播，包括所有科学学科的知识与理论，是为学术与教育文化传播，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文化传播。 其三，以对话、交流与领会为形式和目的，面对一切知识分子的传播，即既不是面对所有大众，也不是面对本学科，本专业内的同行的传播，而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传播。包括高雅文学及其他种类的高雅艺术，也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思想等的传播，是为精神文化传播，或曰人文文化传播。 精神文化并非不可、不该、不要向大众传播，也并非全不通过教育进行传播，而是说，精神文化首先是知识分子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是无学科与专业之分的知识分子主体间的，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关注、关怀的问题的对话与交流。 高华典雅的文化，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对心灵渴求的深刻关怀，对生存意义与价值的不懈追问，这曾经、现在和未来永远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永远是知识分子的绝对使命，永远是人类的一个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文化向度。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唯一的中心，但也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沦为边缘。 文学，高雅文学，作为精神文化之一种，作为一种艺术的言说方式，作为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谈、对话、会通、融合，它因此不能不必然地具有这样的根本特征：知识分子间性。 文学，若不丢失它的知识分子间性的特征，它就永无什么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它从来不是中心，也永远不会边缘，不会黄昏。 三、文学的向来读者 当文学还处于口头阶段，处于神话、故事、民歌的口头流传时期，文学当然谈不上什么知识分子间性。但那时的人类也还谈不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区别。且口头文学实在还是粗糙的，也没有什么高雅不高雅之分。 只有当文字出现后，这世界上分成识字与不识字的两类人，"士"出现了，文人出现了，知识分子出现了，书面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也就出现了。 我国古代并没有与史学、哲学、宗教学等相对应的文学，文史哲宗根本是无分的。那时的文学乃是文章之学。 诗当然是有的，但那不过是文的一种特例。 文章就是以语言符号的特定形式传达文明与教化。 所以，文明，文化，文人，文章，说得都是一回事。文人写文章，首先是为着文人们间的对话交流，切磋思想体验，然后是为着教化人民，使其得文化，使其近文明。 文，乃文化，乃文明，乃化育人民，使其文明，摆脱兽之性，而升华为人之性。这是高标人性的中国文化的最显著的特点。 这样的"文"的根本特征，当然首先是知识分子间性了。 至于诗歌，在我们的古人那里，首先也是为着文人间的应对唱和，是为着言志抒怀，是写给与自己有同样心曲的朋友看的。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这些伟大诗人之所以千载流传，根本是说出了千年不变的中国文人心声，是中国文人精神结构，理想境界的体现。 作为诗之余的词，起初确有象"凡有水井便有柳永词"那样的有些艳俗之气的词，但当词成为了一种伟大的艺术时，当出现了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这样的词人时，词也便成了文人间抒怀咏志，慨叹人生的事了，也便有了知识分子间性了。即使柳永，我想虽然唱的人多，但真能理解的恐怕也是那时的文人间的事。 词之余的曲，该是最俚俗的一种文类了，可关汉卿、马致远等同样使曲成为了伟大的艺术，拥有了非常的知识分子间性。 小说的口头阶段，从讲故事到说书，发展得丰富而兴盛，的确具有更多的大众性；且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识字的普及，搬到纸上的白话的说书，作为一种极具魅力的通俗艺术形式，几乎使小说成了大众性的同义语，也使以小说为代表的近世中国文学的根本特征成了大众性，似乎文学必然地就是大众的，读的人少了，赶不上影视了，文学也就消亡了。 可是，在我们中国的小说中，当出现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一些伟大小说时，小说作为知识分子间的事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这些小说的经典性，就不是由于阅读者的数量，而是由知识分子的趣味和认识而被确定下来的。从阅读者的数量看，即使《三国演义》，也不一定比得上《七侠五义》、《杨家将》等。 其次，这些小说的读者真的很多吗？例如《红楼梦》，真的有很多人从头到尾都读过了吗？只要是中国人，怕没有人不知道《红楼梦》的，可从折子戏，图画书，电影，电视剧领略《红楼梦》的肯定是绝对的绝大多数吧？ 一个作品自身的价值，和这作品被其他的直观的艺术形式所传播，这是两回事。《红楼梦》被各种直观的艺术形式传播着，但它本身并不是通俗艺术，它首先具有的是知识分子间性，是知识分子们在喜欢永不厌倦地谈说它。 这也正如，柏拉图天下无人不知，但真读过柏拉图的人又有几个。我看过一个说法，每一时代，真读柏拉图的人不足十人。 其实，仅从我们中国看，小说的另一源头，春秋诸子的寓言，如庄子寓言，不也是这样吗？世界上无人不知，真读过的却没有几个。庄子等人的寓言写出来本来就不是给大众消遣的。那是知识分子间的事。有些寓言的写出，顶多也只是知识分子与君王之间的事。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文学是极重要的领域，虽然是从白话文开始，但所形成的，却是被现在的人们所称之为启蒙话语的知识分子话语。那时的作家想向大众呐喊，但鲁郭茅，巴老曹也好，林语堂、沈从文徐志摩也好，，无论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没有是通俗文学的，它们全是知识分子间的对话，是一个知识分子文化运动，形成的是一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的发展，我想大概也都如此。而西方现代文学我以为值得特别一提。西方现代文学，在西方现代人文语境下，完全是一种精神著作，是一种知识分子话语。与浪漫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其后作为这一运动的发展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完整的反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文化运动。即使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在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作家想成为时代的书记官的一种思想努力。所有属于这些文学思潮，这一文化运动的文学作品，与消遣的，娱乐的大众文学都是没有关系的。 西方现代小说更特别有说服力。小说，这一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分外大众性的文类，在西方现代，根本上成了最重要的精神言说方式。米兰.昆德拉认为，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最伟大的思想都是藏在小说里的他说："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匣里。……"4这一说法也许有一点小说家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味道，但小说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最重要的精神形式，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话语类型，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 在我们中国，小说由于有"说书"的前身，又有作为"革命工具"的经历，所以，小说的大众性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 其实，小说本就是一种散文，我同意米兰.昆德拉的说法，长篇小说乃是"长篇散文"，这也就是说，小说并非解乏的讲故事。究其实，属于高雅文学的小说创作，作为知识分子的语言符号产品，必然是一种知识分子言说，具有的当然是知识分子间性。 四、文学今天的读者 文学今天的读者，并不取决于今天更具大众性的传媒有多么发达，会怎样地挤压文学，而取决于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还存在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语言符号产品的生产者（布迪厄语），同时也是语言符号产品的主要接受者。通过语言符号，进行体验、领会、思考与言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根本性特征。只要有知识分子便会有文学的读者，文学就会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大事，同时也便是人类精神的大事。当然，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了知识分子，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知识分子死了，那么文学就真的死了。 从整个人类范围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得较好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识字的普及，乃至于大学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界限似乎的确有些模糊了。 象我们中国传统的那样，以能否识字，写文章为蚧限，作为判定是否士人、文人、知识分子的标准，今天显然是行不通了。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文章写得好坏，直接地，完全地关联着你的受教育程度，或曰受教化程度，你的文化水平，文明程度。在今天通行的学校教育中，不仅所学的范围要宽阔得多了，而且文章写作（语文教学）所包含的人文教化内容几乎已完全抽空，而便成了纯粹是工具性的，普及性的阅读能力与规范写作能力的教育了。 那么，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知识分子呢？在人类的全部成员中，是否还需要一部分人能够与各种利益的当前性，包括政治力量与经济势力的当前性特别地保持独立与超越呢？这样的一部分人懂得更多的历史，更多地思考未来，他们因此得以能超越一切当前性，并因此而能有更多地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 这样的一部分人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其实就名为超越和独立。 我们今天的社会还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吗？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于是我们有必要重新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划界。 这项工作也许可以从这里开始：凡受过大学教育的，先都权且称之为知识分子。 然后，我们来给知识分子分分类。 我想可以大致地分为两类：其一为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其二为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 一切专家，包括各门学科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教授，研究员，院士，以及一切必须受过相当教育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包括科学技术人员，行政技术人员，经济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教师，公务员，企业白领等，总之受过大学教育而又非重要权力拥有者和较大财富拥有者，都可以称之为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 而在一切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中，不分专业行当界限，不计身份地位如何，有着强烈的社会问题关注和热切的人类心灵关怀，并在职业内外投身于社会问题、人类心灵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则可称之为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 这里的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既不是那种由俄国发端，而被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至极端的，与权力和大众极端对立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杜维明那种从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发展而来的权力者与财富者也可列为其中的"公众知识分子"。 这里的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一方面是与权力和财富分立的，但又不是与权力和财富或大众绝对对立的，并不是一定要绝对反抗权力，绝对拒绝大众。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与权力，与财富或大众的关系，乃是独立与超越的关系。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永远保持批判精神（但"批判"与"否定"并非等义词），对于权力，财富或大众，认为"是"，则说"是"，认为"否"，则说"否"，但绝对必须，也必然从超越处来观照一切当前性。 第一类知识分子是从社会分工说的，第二类知识分子是从其心向，从其思想与行为特征说的。第二类知识分子类似于雅斯贝尔斯所谓"精神贵族"。 这两类知识分子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含关系：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却必然也必须是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 我们要判定今天的文学有没有死，要看的便是这第二类知识分子，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今天有没有死。 回答是否定的。 但同时必须承认，今天中国，专业与技术知识分子无疑是越来越多了，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的确似乎是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是越来越疲弱了，无声无息了。 上一世纪中叶的二十几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迫地按照政治-权力逻辑言说行事，并终至于在各种政治运动的迫压下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八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的矫健身影很展示了一阵，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好象又隐去了……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饭碗化，而不是问题化；越来越学术化，而不是思想化；越来越官僚化，等级化，而不是自由化，对话化；越来越身体化、感官化，而不是心灵化，超越化；越来越多的按照市场-商业逻辑言说与行事，而失去了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应有的理路与立场……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这是人类生活的必然趋势。毋宁说这是一种非常态，一种不正常的，不应该的现象。财富、权力、知识分子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时代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我相信，中国的社会或精神知识分子没有消失，中国的文学也不会黄昏。 五、文学生活在什么时间里？ 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今天的人们竞争激烈，工作繁重，下了班的闲暇时间里，最需要的乃是能放松放松的休闲的娱乐，因此更直观，更轻松，更有审美娱乐效果的电影电视剧当然要把文学挤到一边去了。 可是我们是太喜欢把事情"一分为二"了，劳逸、工娱就是这样的"一分为二"但事情真的只要这么简单地二分二分就行了吗？倘若我们仔细想想，很容易就能发现，我们的闲暇时间里绝不仅仅只是娱乐。 现代人，当然主要是城市人群，在工作之余，至少有三项同样重要的内容：运动；交流、学习、修养；娱乐。 运动当然可以是大脑的放松，但却是全身的另一种紧张。保健专家们都主张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不能不是身体的另一种紧张。运动从目的到形式，与娱乐都不好看作是一回事。 工作之余的社交是不可或缺的，人际交流是信息的获得，知识的增长，能力的加强，情感的满足，心灵的舒缓等的极重要的渠道； 工作之余的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健康知识的学习，心理调适与人生领悟之道的学习，，同样是极为重要的； 工作之余的精神修养，境界修持，人的全面发展与整体素质的提高，亦同样是极为重要的，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应该是必不可少的日课。 这一切都与轻松的娱乐不能说是一回事。 而文学阅读，便兼具了交流、学习与修养的种种功能。 文学阅读是交流，是心灵交谈与对话；文学阅读是学习，是生活知识与生存之道的学习；文学阅读更是情感薰陶，精神修养，境界修持。总之，文学是对人类心灵问题的求索与参与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学。高雅文学是一种深度的心灵交谈。 当然这里更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对高雅文学的阅读其实也包括写作，高雅文学读者中的一个不小的部分很可能多多少少也是作者）。 因此，今天的高雅文学主要生活在知识分子的闲暇时间里。 相当多数的西方人的闲暇时间，很有一部分是在教堂里度过的，那是他们满足心灵需要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如大部分中国人，文学的阅读与写作同样是满足心灵需要的一种重要方式。 高雅文学与宗教与哲学所取的途径不同，其功能和要解决的问题却往往是共同的 今天人类的生活如果真的除了吃饭和睡觉外，便只有工作和娱乐（其实是消费），那么，现代人就真的成为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或"平面的人"。而愈是这样，知识分子就愈有必要使自己成为有深度的人，有层次的人，多向度的人，丰富、完整和有素养的人，以使担负起抵抗现代性社会的痼疾。而因为此，在知识分子场域内，高雅文学就愈是成为了意义重大的事业。 也许人们要说，在现代社会里，财富与权力常常并不幸临有素养的人。但是幸福幸临谁，与财富和权力幸临谁，却是很不相同的事。 六、语言符号与声景符号 现在是传媒时代，现在是声景时代。人们也许还会说，正如竹简时代会过去，印刷时代也已过去，与现代传媒结合在一起的声景符号，已经取代了语言符号的很大一部分功能，影视剧难道就不能带给人们以交流、学习、修养吗？ 声景符号与语言符号的结合在某些方面的确大大丰富了语言符号的表达功能，但却没有理由和证据说声景符号取代了语言符号的功能。如果说，影视的发达，曾一度使以印刷文本为载体的语言符号显得笨拙和陈旧，但互联网的出现，使语言符号的载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随着电脑屏幕损害视力问题的技术性解决，在电脑屏幕上阅读语言文字肯定将是人类信息和思想传递的主要方式。尽管电脑文本可以增加图像和声音，但那永远会是语言符号的附属。 影视剧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带给人们以交流、学习、修养，但语言艺术与影视艺术仍然有质的不同。 其一，从创作讲，文学总是独语，是独自个儿的写作，是个人的想象，个人的创造。而影视剧是集体的想象，集体的创造。这二者之间是有质的不同的；从接受讲，文学阅读也总是独自个儿的阅读，是读者个人与作者个人之间的交谈与对话；而影视剧却是向众人的传达，是大众传播。个人间交谈与向众人的传播，这也是有质的不同的。 其二，影视剧必须是产业，必须有经济的投入，必须有经济的收益，它是典型的，完全的商品，必须具有当前市场性。文学却不一定是产业，不一定要成为立刻大面积流通的商品，文学不一定要有太大的经济的投入，也不一定要有及时的经济上的回报。随着印刷成本的越来越降低，文学也就越来越有希望成为超越者。文学可以在小众中流传，也可以为未来写作。几乎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和思想著作，都是在后人的不断发掘和解读中逐渐地向更广泛的人群传播的。人类文化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它的向后世的超越，它的代际承传与历史承传。所以，文学的时间性的历史性传播，超越性本质，与影视的空间性的大众性传播，当前性本质，也是根本性的差异。 其三，影视更多是直观、感性和形象的，具有更多的娱乐性；而文学则总是感性与理性的间杂的交谈，文学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巨大张力，是一切其它艺术所难比拟的。文学，高雅文学，更应该是文史哲宗无分的人文事业，具有更多的人文性。娱乐性与人文性亦是有质的不同的。 其四，尽管我们不能认为，由语言符号所引发的想象性形象与所有直观性形象，在能指的多样性方面有截然的界限，一些抽象的直观形象艺术，如抽象绘画、抽象雕塑，乃至抽象的艺术电影等，在能指的多样方面已经显示出非常的潜力。但文学之想象形象的自我性、创造性（由语言符号所引发的想象的完全自我，绝对个人的创造性生成）；它的内在性与自由性（如对意识的无序流动，内心独白的非现实性，非逻辑性的挥洒自如的叙述）；它的深厚性，深刻性，乃至系统性、完整性（与生存的本体之思紧密相连的生存的本体体验的有力呈现），却无论如何是影视剧，乃至其它一切艺术所无法比拟的。 其五，由于文学想象的完全自我，绝对个人的创造性生成这一特性，文学应该说是最有发现性、基础性的艺术，正如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一样，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可以说是影视剧，甚至一切艺术的"基础理论"。在影视出现之前，由文学引至的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的艺术联想或改编，已不胜枚举，影视剧产生后，将文学搬上银屏，就更是一种惯例。 影视剧一方面不断产生自文学，另一方面影视剧又不容易穷尽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的意蕴与韵味，伟大的文学常被反复地搬上银屏，甚至在不同时代里以不同的面目不断地搬上银屏。这也是由文学的个人性，超越性，人文性等的特征与影视的大众性，当前性，娱乐性等特征有截然的界限，不容易相容所决定了的。文学的发现性，基础性因此不是指的它将作为文学剧本，或脚本性的文学书写存在着，而是说文学作为始终完全自足的艺术的不可替代性，不可或缺性。 所以，文学的发现性和基础性与影视剧的传播性、应用性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张力关系。文学将永远承担它的发现性，基础性工作，而影视将更好地完成它的传播性，应用性工作。失去了文学，影视剧就失去了个人内在想象之创造性的源头活水，而影视剧的发达，也会给文学带来普及的益处。毕竟，知识分子的精神发现和精神工作是需要普及的。 七、文化三足与今日文学 现代社会的文化，从某一角度上看，可以一分为三：通俗文化；严肃文化；高雅文化。 通俗文化是完全的商业文化，更多地具有商业当前性，消费性，消遣性，娱乐性。 严肃文化，有人称之为主导文化，我以为称之为严肃文化更客观，更恰如其份。严肃文化更多地具有政治性当代性，具有社会主导性，宣传性，激励性，或宣泄性。严肃文化往往也具有一定的商业性。 高雅文化，更多地具有人文性，探索性，独立性，超越性，前瞻性等等。 在一个完善的现代社会里，这三种文化缺一不可，且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应成为中心，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必须或必然成为边缘。 这三种文化乃是鼎立现代社会文化的三足，任何一足跛了，平衡就被打破，社会文化就会出问题，出毛病。 高雅文学是高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从理论上说，高雅文学不应该边缘化，另一方面，高雅文学如果真的出现了事实上的边缘化趋势，那就肯定是社会文化的整体格局出了问题。 我们国家的高雅文学的确是有问题的，而且一直都存在问题。我以为，问题主要有二： 其一，对文学的质的规定性的普遍认识一直有误。事实上我们一直把文学性等同于娱乐性，寓教于乐的说法，还是把文学根本上当作娱乐的。这样，读者普遍地对文学的阅读期待，就不是人文性，而是娱乐性。因此，文学要么为大众提供娱乐，要么成为以乐寓教的政治工具。文学的最本质的人文性，探索性，独立性，超越性就一直被悬置了。以至使中国读者养成了拒斥文学的人文性，探索性，独立性，超越性的成习。人们根本上缺乏高雅文学，乃至高雅文化的素养与内在需要。，甚至知识分子自身也因观念的长期桎锢而有此成习。 其二，问题的更深一个层次是，我国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场域还没有发育成熟。传统中国"士人"是一明确的阶层和群体，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世俗化，要么是商业的世俗化，要么是政治的世俗化，乃至于文化本身也始终处于世俗化的过程之中，旧的"士人"的场域打破了，新的知识分子的场域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性，独立性，超越性没有从根本上形成为整个社会都认定、认同的一个价值目标，价值准则。因此，在我国，现代的，与权力、财富构成恰当比例关系的知识分子不是已经死了，而是还没有真正长大；现代的，真正具有知识分子间性的文学，不是已然黄昏，而是还在黎明，还在逐渐走向日午的过程当中。 参考文献： 1、参见朱国华：《电影：文学的终结者？》，《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2、参见余虹：〈文学的终结和文学性漫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3、参见拙文《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学术研究》2002年第3期 4、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36页，作家出版社1995年1月 （发表于《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4期转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10期转载，收入是年《中国学术年鉴》，收入金岱思想随笔集《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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