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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张岩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曾经在若干年前到天则来就关于《山海经》和古代社会做过讲演。张岩先生是专门研究上古史的学者，但他其实是所谓的圈外人。他曾有书就《诗经》产生的历史和制度背景进行了解说，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山海经与古代社会》。后来我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对这本进行了评论，题目是《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后来张岩先生又继续对上古史进行研究，又出版了《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同样非常精彩。虽然这本书一般人很难读下去，但其中有梳理上古制度演变过程的思路。今天请张岩先生讲的是《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一般现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可能都不太了解，我也知道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尚书》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它是中国第一本史书，不仅记载了夏商周的历史，还描述了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使我们了解了中华文明和其它文明的本质区别，我们在探讨中华文明的特质时离不开《尚书》。其中精彩的章节（比如周公和成王的对话）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基本原则。这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华文明甚至对现在的世界都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古文尚书》是怎么被打成伪书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十分了解。张岩先生出版这本《审核古文尚书案》就是想替《古文尚书》翻案。这是在中国文化史上非同小可，这涉及到我们定义的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基本原则到底是真是假的问题。下面就请张岩先生先做报告，后面我们再做讨论。 张岩：在秦朝焚书坑儒的时候，《尚书》是重要的被禁对象。秦以后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秦博士伏生藏在家中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它使用的是秦汉文字。还有一个稍微晚一些在孔子旧宅里发现的《古文尚书》，使用的是先秦文字。《古文尚书》在当时交给了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等于是还给他们家了。《今文尚书》的不完整版本是33篇，《古文尚书》的篇数（包括《今文尚书》的在内）一共58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尚书》（《今文尚书》）是五经之一。当时伏生的岁数很大了，中央请他去讲已经走不动了。后来早期晁错向伏生请教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版本没有流传下来。按照孔安国的叙述，汉武帝是准备在孔安国作传以后将《古文尚书》立为学官的。但是他献上这个书的时候正好赶上巫蛊之祸，当时朝野大乱汉武帝也无暇顾及这个事情了。 从汉武帝时候起的西汉许多朝代中，五经博士教出的学生里官至丞相的就有十来个，其他官员更是多不胜数。这些人成了官场中的重要势力。再说孔安国曾经献书两次。在文献被挖出交到其手中的时候，他交了一个版本给皇家藏书的书库然后自己也留了一个版本。刘歆在晚些时候注意到了《古文尚书》以及《左传》的重要性，曾建议皇帝将这些书也立博士。后来他受到了今文博士几乎不成道理的排斥，他们拒绝认可《古文尚书》。到了王莽时期，刘歆地位提高了，《古文尚书》、《左传》才立为学官。但是到了东汉就很快被废掉了。 东汉末又出了另一个尚书版本，由郑玄注写也叫《古文尚书》。其文献数量和《今文尚书》一样，起的作用主要是小结。东汉的《尚书》注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它起了官学教学辅助性文本的作用。据记载，伏生文本的文献质量是最差的。在唐初有一些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人做过这样的评论。东汉末年郑玄、贾逵等人对于《今文尚书》中的缺序、缺字、没有标点等情况依据《古文尚书》进行了补充和注释。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就有三个版本了。一个是伏生的《今文尚书》，一个是和此书篇数一样的所谓《古文尚书》，还有一个是孔安国注的《古文尚书》。孔安国注的《古文尚书》由于长时间没有立为学官，在民间流传比较少。一直到东汉结束，今文博士把持国家教育部门的情况一直比较稳定。孔安国所注的《古文尚书》受到长期的排斥。在三国时期的长年动乱中，《今文尚书》的势力逐渐削弱。《古文尚书》在一段时间内慢慢传播开去，并且从晋以后逐渐替换了以前的两个版本。这主要是因为《古文尚书》的文本质量更好，而且注解质量也不差。另外，它还多出了25篇。 到了唐初，《古文尚书》已经完全取代了另外两个版本。唐太宗很重要的措施之一是整理五经，将其作为教材科举取士。他让颜师古去选定尚书文本，颜师古一开始就确定是《古文尚书》58篇的版本。之后，孔颖达对此进行了整理，主持编撰了《五经正义》。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是非常难得的，他能把当时天下的顶级人才招致麾下。这不是每个朝代的每个统治者都能做到的。唐是一个开明的时代，从颜师古考证五经文本到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的过程中，都有其他人进行指责和批评。唐太宗会把这些人组织到一起，听取不同的意见。但是众多意见中，没有关于《古文尚书》的真伪的争议。当时，参加探讨的人基本上代表了贞观时代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后人要证伪《古文尚书》，第一个对手就是这些唐朝的专家。唐朝的文献条件是大大高于清朝的，唐朝的人能看到汉诗经、魏诗经的拓本。贾、马、郑、王这四人的注本和伏生的33篇的《今文尚书》唐朝也有。这些能够充分认定尚书真伪的文件在唐朝是存在的，但是在现在却基本上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清朝的研究学者就太过偏颇。他们没有考虑到颜师古、孔颖达等人的学术水平，以及唐代较好的文献条件。以那样的条件，考证尚书真伪是不难的。 西汉时期，在王朝重金征集文献的情况下有个叫张霸的伪造了一个百两篇的尚书文本。这个尚书文本拿到当时刘向的面前，和宫中所藏的《古文尚书》一比，问题就很清楚了。它的篇幅很小，将尚书原来的版本拆开了，还从《左传》等一些书中抄了一些内容。这些工作如果一个人做，也需要几年才能完成。造出来以后，它非常容易地被分辨出来了。阎若璩曾经在书中一笔带过地批评唐代那些人，说他们不细心不认真把假的当成真的。 到了宋代，朱熹开始怀疑《古文尚书》25篇的真伪。最初的理由是他觉得《今文尚书》艰涩难读，但是《古文尚书》却文从字顺。我细翻之后发觉和《古文尚书》一样文从字顺的在《今文尚书》里也占十几篇。真正难读的只有商代和周代的十来篇。《今文尚书》33篇中有十几篇是难读的，有几篇是不太难读的，还有另外十几篇是和古文尚书一样好读的。所以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但就是基于这个理由，从宋以后开始有人找那25篇是伪造的证据。 到了阎若璩，他集前人之大成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工作，写了一本《尚书古文疏证》。那本书现在看来也是篇幅很大的，不算标点二十多万字。阎若璩在这本书中摆出了99条证据，认定《古文尚书》是假的。其中还有一些政治因素。阎若璩在写完《尚书古文疏证》以后，曾经想让康熙为其题字来褒奖他的学问。他派儿子去北京把他写给康熙的万寿诗还有这本书献上，但是事情还是没有办成。康熙的四皇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写信给阎若璩，信中让其来住处然后设法将其引荐给康熙。当时重病在身已经69岁的阎若璩得到这封信后启程连夜奔赴北京，到了北京十多天时间就病逝了。雍正派人为阎若璩主持了葬礼，并亲自题写挽联。这个事情当时是很有名的，让很多别的文人羡慕。 到了乾隆，纪晓岚给《古文尚书》这个事情进行了官方性质的定案。背景非常明显，康、雍、乾这三代皇帝都对阎若璩有非常高的评价。这样的话，纪晓岚的结论的政治背景就太强了。对于他提到了四个地理方面的铁证，在我们现在严格地看来是不能成立的。在阎若璩写这本书的同时，有一个叫毛奇龄的一代才子和阎若璩争辩过，并且写有《古文尚书冤词》。后来据钱穆考据，现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缺的条目多半是在毛奇龄的批评之下实在不能成立所以被删掉了。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它可能把证据不太强的条目移到了附录之中。附录中和这个专题研究无关的内容与真正关于《古文尚书》真伪研究的内容大概分别占56%和44%。当时定案以后，就基本没有反对的声音了。再有人证伪也大致是按阎若璩的路数，不过是文笔更好而已。到清末还有最后一茬进士提出过相反意见，但是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 由于进入五四时期以后有疑古之风，不但《古文尚书》被确认是假的，《今文尚书》中也有一部分被认为是假的。早期的尧典、禹贡这些就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人所写。后来还有一个叫张荫麟的人也很重要，他写了一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他等于是把阎若璩之后的关于《古文尚书》真伪争论的各种意见归纳重审了一遍。他把双方的举证拿过来看了一下，下的结论是《古文尚书》的确是伪书。实际上他的这篇文章也有很大弱点，大家可以在我书里看到。 我对古代史感兴趣已经有一二十年了，主要出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人类学或者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是古文献以及古文献之间的关系。我和学术界交流后的感觉是《古文尚书》不太可能是伪的，因为作伪难度太高。后人想要搞清楚历史上某个朝代时候的文化、观念和制度是很困难的，《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间以及其它早期的文献之间（比如《周》、《礼》之间）在观念和制度上的细节是丝丝入扣的。它们有很多彼此呼应的内容，如果是几个骗子胡编伪造是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的。我分析了《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中大概1/3的常用字，发现用字频率高度一致。但是这种用字特点和同时期的其它文献（比如《诗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作伪的时候每写三个字就要考虑其中一个字在这25篇7600字中的含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归纳了几条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这本书能否被伪造。如果有人想按照这些标准伪造，这是很难做到的。另外，《古文尚书》的文采也是被刘勰盛赞过的。 我是首先说服了自己，《古文尚书》作伪的可能性太小、难读太大。阎若璩那本书是尚书案定论的最重要的文本，其中基本上包含了前面朝代的指证《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证据，后人也没有提出太多更新的证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是由黄宗羲作序，又得到了当时两代皇帝的盛赞。此外，还有纪晓岚为其定案，钱大昕给他作传。阎若璩很大程度上被公认是清代学术的奠基人，清代学术的路数跟他的《尚书古文疏证》基本一致。 当年胡适在早期回国不久曾和顾颉刚的通信，对顾颉刚影响很大。胡适一再提到“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他给顾颉刚推荐了一些清代人证伪尚书的文章，强调他们做得还不够、还得继续往前走。大概在1929~1933年之间，胡适的态度转了。直接原因可能是《中国哲学史》中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了。当时有些人说老子的书和著作是战国时候的，不应该在孔子之前。胡适写过一篇批评的文章，给人感觉他对《古史辨》中的一套方法都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的原话是对这种方法“我是始作俑者，应该付一定的责任”。他说：“这种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剑。”你的成见偏向东，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偏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结果没有严格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不会有证据价值。他实际上指的是在当时通行的《古史辨》中传自清代的考据证伪的辨伪学的方法。胡适从此之后就退出了，鲜有发表文章，也不参与这些研究了。到了1946年，他才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疑古风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在1961年，他又加了一个按语之后将这篇文章在台湾发了一次。可以将这个视为胡适对考据学中史料真伪问题的最后的见解。 胡适强调历史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和真伪，与侦探访案、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相同。所以他提出两个问题。以前考据学的工作和法官谨慎的断案过程相比，缺乏严格的指证、认证过程。他提出用证据法去审核考据学。证据法是在实际操作中积累下来的一套逻辑清楚的甄别方法。在西方的法庭上不管是什么刑事案件，指控方都要提出证据。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这些都是最近几年学过来的。西方是在最近二三百年形成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推定的理念。其中主要是考虑到政府过于强大，政府在办案的过程中会伤害到无辜的个人。这套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是比较严谨的，你指控他有罪就得提出一二三四五这些罪证。这些罪证将来要作为制定犯罪事实的依据，在庭审过程中有质证、认证、采信、不采信以及证据排除等环节。整个过程相当严谨，也可以很快地严格地解决问题。胡适提的是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一个是真实性，另一个是相关性。这都是证据审核的基本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动辄断定那些历史文献中的人或者事物是不存在的，现在胡适提出要想指认必须拿出证据。胡适提出了这两条标准，使得在这个举证和定案的过程中的大部分证据都被排除掉了。实际上胡适提的问题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标准。现在广义的证据学已经包括历史学和考据学了。我说这本书是伪书，我需要举证。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证据是否能构成支持我的指证的依据，这和法庭上大家判定某人是否有罪是一样的。在对证据进行甄别以后，法官才能确定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没罪。这就意味着举证、论证、质证是有规则的。早期大量地采用默证法。默证在法庭上的逻辑则是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就是在现场的证据因此可以定罪。但是现在看来，这是不严谨的。 我早期的想法是既然阎若璩以来的疑古举证存在问题，就一定可以从学理意义上找出其中的问题加以解决。后来我是在这本书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才了解到胡适有这个建议。我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也基本是借用了证据学 方法。我更严格地考察证据是否成立，是否存在相反证据。细细看来，阎若璩书中漏洞很多而且非常明显。疏证的条目有的很漂亮，有的则不是太好。比如，其中有一条大意是“商郊和牧野是一个地方，伪造《武成》（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一）的人将这两个地名分开来用，记录这件事情的史官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实际上《武成》中的商郊和牧野是一个地方，阎若璩为了突出书中的不是一个地方把“陈兵“改成”屯兵”了。屯兵是驻军，陈兵是列阵。列阵开来以后，一般会直接投入战斗。屯兵是驻扎的意思，所以是两回事情。要把六七万人的军队布好，半天都很难完成。在一个大战之前，列好阵以后拆掉再在另一个地方列阵。按照阎若璩的说法就是在大战之前两次列阵，这样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左传》里提到了一些重要的战争，比如宋楚的战争、吴越之战。春秋时期还有周礼的残留，基本也是因循周礼中的打仗方式。这几次战争都记录了陈兵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打仗，没有说陈兵之后再次陈兵的。商郊和牧野在《古文尚书》中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地方来用的。阎若璩找的这条证据根本构不成证据。他把“陈兵”改成“屯兵”、把时间拉长、把概念改变，最后提出书中弄错了。这种情况在他的书中是很多的。 我从文献流传、古代地理学、史实、立法、制度以及引文的角度做了一些归纳。在先秦文献中，引用《古文尚书》中的一篇的有时就多达十几篇。要是真正伪造这个文献，必须把先秦文献中引用这个文章的片段都收集起来，然后编在一篇文章里。不仅情节上天衣无缝，字频上还要与《今文尚书》一致，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先秦文献既有引用《古文尚书》中的篇章的，也有引用《今文尚书》的篇章的。由于先秦有人引用《今文尚书》，所以认为它是存在的而且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文献。对于《古文尚书》受到引用的事实，我们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从这个思路来证伪，在逻辑上很难成立。 当然，阎若璩也是绝顶聪明的。他的书中除了二三十条理由是前人提出的，剩余那六七十条都是他自己在文本条件很困难的条件提出来的。他从字缝里抠到了这些证据，他的文字锻炼的功夫也很好。客观地说，在他之后的三百年里，很多人读了他的书之后都是十分佩服的。 两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放在了国学网的首页。后来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专家（扬州大学的钱宗武教授），和我有过一次侧面较量。他在清华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了论文。论文以他和他的学生署名，批评了我的这篇文章并具体指出了问题。我发现他的那篇文章的考据硬伤有十几处。我又写了一篇文章，一一指出。我估计这篇文章主要是他学生写的，后来他没有再回应。那篇文章仅以他的学生的名字在一家刊物上发表，其中被我指出的问题也都一一修改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张岩叫板《尚书古文疏证》，学术界一直保持沉默。老一辈学者估计是不屑一顾，中青年学者很可能是底气不足。”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疑案。《尚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第一经典，是每一个皇帝的治国依据。盛洪说得也很对，它是中国的半部上古史。《古文尚书》真伪的连带反应是尧典、舜典、禹贡这些篇章的真伪。它的重要性并不比夏商周的断代时间表低。盛洪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我就继续“叫板”。我说阎若璩搞错了，谁要说我不对就一条一条地证。 我还有一个引申问题。我们能否走出疑古？胡适的提议中包含了走出疑古的可操作的办法——逐条审核、立下规矩。我们可以讨论规矩的相关性、真实性以及证据采信和排除的规则。这套规矩应该比法庭上的规则更加严格，因为这是涉及到我们的老祖宗有没有的问题。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开创时期的事情，这是唯一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献。我就说这些吧。 盛洪：谢谢张岩。我大致看了一下关于字频的那部分，我想不出太多反驳的方法。他讲到了对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分析，发现二者字频很相似。但是它们和同时代的其它文献的字频却很不一样。这是他进入这个题目之前的准备，看到确实有一些依据然后进一步进行分析。时间太短了，他是带着书过来的。我补充一句，《尚书》其实离我们很近的。“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就是《尚书》里的，这句话竟然有几千年了。还有一句：“天听自我明听，天视自我明视”。我们民族很多的基本道德原则都是出自《尚书》。从这点说，这本书其实离我们很近。我刚才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尚书》，里面谈到有的人也是怀疑阎若璩的说法。所以我觉得，现在史学界对此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别的人可能只是怀疑，但是张岩先生在这里是有了更细致的研究。下面有请大家来评论。 江山：大家好，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和张先生做了交流。我不是搞历史的，也不是搞考古，更不是研究考据的。我其实没有太多发言权，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感觉。我读了估计，感觉有些东西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史实上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没有像张先生那么大的雄心壮志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当我把他的整个稿子研读完之后还是很感动的，我觉得他还是扎扎实实做了一件学术的事情。这是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尚书》最早给我冲击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我也是无意之中对此产生了兴趣。我是学法律出身的，老师上课的时候说“剥夺政治权力”是西方人在文艺复兴以后发明的一种惩罚方式。我听了以后觉得这有点武断，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是否会有类似的手段。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我的一位国学老师。他也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给我开了一个书单。书单上有二三十本书，一般地方还找不着。我就到了重庆图书馆的一个古籍部。我在那里坐了十几天。那些古籍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还算找到了地方，把该要找的资料全都抄了下来回去学习。正好当时中华书局《十三经》出版了，我就买了一套。就为了这样一个小问题，我开始读这些古籍。后来就明白了有些问题原来是这么来的。 同时，我也读到了疑古派的很多东西，包括顾颉刚的《古史辨》我也有接触。当时有人提醒我，这些东西都是被否定过的。我也读了一些否定的意见，感觉太过头了，让人觉得几乎汉代以前没有什么真实的历史。有更极端的观点，认为前面历史包括孔子那些都不可信。我觉得张岩这个研究课题最大的意义是不仅仅只凭感觉说应该是怎样。他拿出了他的证据材料，说疑古派得出的结论是有问题的。这样就让我们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我在读完了以后也和张岩交流了一下。我跟他说在表达方式上可以更加醇厚一点。因为我们是搞学术的，从清代开始这个疑议也持续了200多年了。这么一个学术争论延续到今天，其中的肯定还是有一些复杂的问题的，而不仅仅是皇帝或者名人 的影响。要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需要一个心平气和的学术态度。 你这本书出来以后，反响不是那么热烈。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不能反响太过热烈。不能像流行歌曲那样，一段时间之后影响就消失了。一个经得起考研的作品是有几十年上百年的生命力的。虽然这本书是给专家看的，但是这本书对于一般的学者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写一篇总括的文章，让一般的知识人也能了解你的大体的想法。如果他们还有兴趣，可以继续读这本书。如果他们要就此打住，也是可以的。这样就有普及的作用。 古文中的疑案已经有了几千年了，现在主要是有疑古派的观点和以张岩为代表的看法。这个冲突是由今文和古文引发的，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评论。这其中有一个学术立场问题。如果只是从一般学问的角度去理解，好像是一个载体问题。也就是到底是用古文还是今文做载体表达了孔子的思想。但实际情况可能不仅仅是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经文经学都失去了原始的经文经学的意义了，它已经变成了孔子的新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不能基于一个简单的学术理由去评论古文和今文的是非对错了。 可能疑古派的意图还不仅仅限于要把某个文字载体的真伪搞清楚，可能更加重大的意图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全盘否定。从这个角度看，张岩所做的工作可能就不够了。如果仅仅是对文字的清算，工作是相对容易的。如果涉及对文化的理解和把握，那就是比较艰难的工作了。如果从你现在的工作开始，能够引申出一条学术的路向。那就会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刘乐贤：很抱歉，我还没有看过张岩先生的这本新书。以前从网上读过张岩先生讨论阎若璩的文章，今天又有机会听他演讲，我就以这些为依据来谈一点感想。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张岩先生所做的工作很有价值。大家知道清人的学问很大，但是，从今天的水平看，他们在古书辨伪方面所做的工作却不太成功。具体到《古文尚书》，虽然阎若璩等人的著作影响很大，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并不十分科学，值得讨论的地方仍然很多。可能有些人在平时的研究中产生过类似的想法，觉得阎若璩的一些说法比较武断，未必可信，但是，我没有见过谁像张岩先生这样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作系统的研究。因此，我认为他的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可供大家参考。 他讨论的问题比较具体，我没有看过他的书，这里不能详细评述。根据我和一些朋友们的观察，阎若璩的某些说法确实较为武断，他提出的一些判定古书真伪的标准或方法也不可靠。我想张岩先生指出的《尚书古文疏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对阎若璩不必迷信。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有两点要提醒张岩先生。第一点是对清代学术的评价。阎若璩当然是研究《古文尚书》的代表性人物，但后来一直有人继续从事这个工作。所以，在《古文尚书》的辨伪上不只是一个阎若璩，你还必须考察别的学者。而且，就算前人在古书辨伪上做得不怎么好，这也是时代的局限。实际上，古书辨伪只是清代学术的一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对清代学术有更为全面的评价，不能过于情绪化。第二点是如何看待《古文尚书》的成书年代。是不是说阎若璩或清代其他人对《古文尚书》所做的考证不可靠，就意味着《古文尚书》就一定是先秦文献了？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二者不能划等号。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为很多古书平反了。以前被当作伪书的一些古籍，现在经与出土文献对照，可以断定其中有很多先秦时期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大致将这些古籍当作先秦文献使用。可是，《古文尚书》的情况并没有这么清楚。我也同意《古文尚书》不是某个人有意伪造的说法，但是，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将《古文尚书》当作先秦文献来使用。我的意思是说，你讲《古文尚书》是先秦文献，需要有积极的证据来支持。就目前的情况看，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可以说清代人的古书辨伪方法不可靠，但是我们今天能使用的方法其实也不比他们高明多少，特别是在《古文尚书》的研究方面。我们比较幸运的是，今天能看到许多清人看不到的出土文献，所以在研究有些古书的成书年代时我们多了一重有力的证据。但是，在《古文尚书》方面，出土文献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很少，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较早的《尚书》类文献，也没有找到引用今本《古文尚书》的出土文献。所以，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将《古文尚书》当作先秦文献使用。我的意思是说，对于《古文尚书》这种形成过程十分复杂的文献要谨慎对待，在线索很少的情况下不要急于下结论。 张岩：考据学中最复杂的是辨伪学，辨伪学中牵涉到大量的推理。五四初期的时候，胡适已经二十七岁了。胡适在早期有一些基本设想，五四文化运动中有些事件是和他的设想有关系的。比如他要搞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是要批评一部分接受一部分。西方的文艺复兴批判的是近端（经验哲学），复兴的是远端（希腊传统）。我们五四的时候几乎是直接全面照搬清学，包括清学中没有被批评的大量文字。怎么判断《尚书》的真伪就有点举证责任的问题了。 我在早期就发现《古文尚书》里提到的一些先秦文化、先秦制度是能和别的文献中的相对应的。而且它还提到了一些别的文献里没有说清楚的内容。 我有时会引用，但是有人就指责这是瞎胡闹。后来我为什么研究这个呢？我也研究了十多年的先秦文化和历史，我的感觉它就是真的。所以，我才开始分析阎若璩的疏证。我们返还到原书，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前，大家都不会觉得它是假的。现在我就只做一件事情——证明所有的证伪证据不成立。如果一个质证过程中的举证都不成立，那么举证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要求对方说出无罪的证据。我现在可以从逻辑和方法上推翻以前说它是伪的证据，但是要证真是太难了。 张祥平：我就举个例子说明为什么是造假。比如《左传》里记载了一个六府九功，记载的时候同时也说的是“夏书曰”。这个今文无、古文有的《大禹谟》实际上是在虞书中。这里面就出现了矛盾。为什么水平很高的造假者会出这样的错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再转到朱熹的评论。不仅有阎若璩，前面还有宋儒做了大量的工作。朱熹绝不仅是由于文从字顺这一点判断了《古文尚书》的真伪。后来他嘱咐他的蔡沉又写了一本书。蔡沉在写注的时候就明确地对每一篇都著名了“今古文皆有”、“今文有，古文无”或者“今文无，古文有”。蔡沉和朱熹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蔡沉的文化水平是不容我们轻易怀疑的，更别提朱熹了。朱熹读古籍都是“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蔡沉不仅是朱熹的学生，更是三代学术渊源。要是证据好也就罢了，但要是认为要造假太难这就站不住脚了。既然可以出朱熹、蔡沉这样的前人，那造假者也可能有很高的水平。他可能在东晋的时候把前人的书读完了。因为。真的《古文尚书》是在西晋失火的时候被烧掉了的。现在烟酒造假可以有经济效益，那时估计造假的效益也是很大的。对于阎若璩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你的积极证据并不是很多。有一条积极证据，说伪古文尚书和其它的古文献都能对上。造假的人既然要伪造就肯定要让它和其它文献能对上。就是因为对得太好了，朱熹认为这不太可能。先秦的文献不会全都顺应汉代的观念价值。宋代和那个时代已经离得较远了，学者们能够隔过一段时期去看汉代、晋代的文献。宋代的人已经不受那个时代的约束了，他们可以发现造假者还受着那个时代的约束。如果不能达到朱熹那样的修行水平又无法给出积极的证据，我只能表示遗憾。 吴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关于古文《尚书》的真伪，我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第一是学术史。如“孔壁”《尚书》的出现，今、古文之争等方面。第二是今、古文《尚书》的篇数、字句差异等问题。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就是做这个工作。古史辨派先驱钱玄同先生极为重视《尚书》的篇数、字句差异等问题，认为今古文的差异根本不是有没有微言大义。第三，古文《尚书》字句的来源。 其中，以第三方面的成绩最显著。自明代梅鷟到清代阎若璩、惠栋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代《尚书》学权威顾颉刚先生1978年制定的工作计划：“指导刘起釪同志从事伪古文廿五篇的疏证工作。”（《古史考》第五卷第139页），可惜没有完成。1999年我开始校对刘起釪先生手写的《尚书校释译论》，立志搜集历代有关伪古文《尚书》资料点校，做基础工作，恐怕没有10年不能完成。刘先生让我先点校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虚受堂自刻本，三十六卷），但是至今没有完成。所以，替伪《古文尚书》翻案并不只是要面对阎若璩一个人。 我追随杨向奎先生六年，提到顾先生他说“顾先生的疑古弄到最后玉石俱焚”。其实现在对疑古有一种误解。什么是疑古，什么是辨伪？伪是什么？《荀子》中说：不是天然的东西都是伪。有意的造假固然是伪，无意的主观偏见也是伪。《史记》中也掺杂了“伪”（比如《伯夷叔齐列传》），这个伪是有思想价值的。原始文明中提出了上帝，虽然上帝不存在，但它是有思想意义的。《庄子》中说牛身上本来没有绳子，但是你偏要给它套上上绳子，这就是伪。伪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无法摆脱。历史学是经验科学，不是数理科学、不是思辨哲学，它不可以逆推。比如我们不能根据《史记》里的《殷本纪》得到了甲骨文的证明，就推论《夏本纪》也没问题。可是现在作这种推论的人很多，其实很多用在自然科学上的方法是不可以用在历史学上面的。《古史辨》一个伟大的地方在于认识到证真很难，于是就证假。说一个人德才兼备并且找出了他的一万个优点，但是如果找出一个贪污的证据，那么他德才兼备的偶像就不存在了。国内外研究《古史辨》的学术著作的论文很多，水平最高的不是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而是研究哲学的李幼蒸先生。他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分析古史辨。在李幼蒸等先生的启发下，我开始从头学习西方哲学，我以为现代西方哲学给了疑古辨伪理论很大的支持。 1991年在敦煌悬泉出土了汉简，是以太皇太后（成帝之母，哀帝之祖母，王莽之姑）的名义颁布的文书，是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的王莽、刘歆时代的简上，“羲和臣秀”出现多次（那时刘歆还没改名，叫刘秀），也出现了“王莽”。文书引用了伪《古文尚书》中的《大禹谟》，整理者胡平生先生认为所谓《古文尚书》是假的，而且刘歆有伪造《古文尚书》的重大嫌疑。说刘歆伪造《古文尚书》的是清代末年廖平、康有为、崔适这些人。后来伪造时间又被放到了东晋。现在很多人想从地下挖个金娃娃看看疑古派的笑话，但是现在一些研究反而证明了他们的高瞻远瞩。 虽然对伪《古文尚书》的问题有很多责难，但是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讲到“三江”，以往也是认识不够，武汉大学石泉教授却有一整套的理论。这是对古代文明的革命性的理论，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古史辨派的历史地理学，但是现在在历史学界中承认他的寥寥无几。三江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以往我们都以为“江”是长江，其实古书中的汉水也可以叫“江”，甚至汉江可以叫“长江”。 我很不理解刘起釪先生的抬杠。刘先生大体继承了顾颉刚先生的衣钵，顾先生主张《禹贡》是战国作的，刘先生主张作于春秋，掺杂了战国的内容。我问他：“如果书里面加入战国的内容，这书还能算是春秋的吗？”伪的意思就是非天然的，所以我又联想到了一个问题——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无罪推定是不是比有罪推定好？那也未必。我们在这里开这个会，若干年后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没有开过这个会。历史材料消失以后，确实是可能有这种怀疑的，也应当允许这样怀疑。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对胡适的“宁可疑，不可信”解释为是在呼应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漏掉一人”。但是，胡适的疑并不是认为未有而是存疑。我追随顾先生三个学生（杨向奎先生、刘起釪先生、王煦华先生）多年，我感觉还要充分鉴定“伪”，分辨出历史实在和“托古”的部分，充分肯定“托古”的部分（“伪”的一种）具有重大的思想史价值。疑古派先驱钱玄同先生讲过：我们把姬旦和《周礼》的著作权分开，并不代表我们否定了《周礼》的思想价值。 我觉得还需要做很多基础工作，要把古往今来怀疑《古文尚书》的资料找齐。很多巨著都没有标点，比如段如裁《古文尚书撰异》等等。我正在标点的是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证》三十六卷。顾颉刚先生向来认为要对有人格的对手表示尊敬。我也觉得争论双方需要互相尊重，互相的指证才能进步。比如，大家提到“伪”，就联系到一些阴暗、负面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这样。历史是一门经验科学，不仅历史材料里掺杂了记述者的主观成分（未尝不可以称为“伪”），而且人们在解释历史的过程中又添加了主观成分，可以说伪上加伪。在科学的研究中，是不可能避开“伪”的，疑古的合理性在此。有意造假的当然要辨（姑且称之为第一层辨伪），不自觉的先入之见也要辨（姑且称之为第二层辨伪）。我们就是要把强加于牛鼻子上的绳子揪出来，还给牛本来的天性。张岩先生的工作对我也很有启发，我就讲这些。 虞祖尧：我是研究先秦经济思想史的。先秦的伪书太多了，不光对《尚书》有争论。除了《易经》外，没有一本书没受到过怀疑的。这是考据学方面的专门问题。后来我们在搞先秦经济思想史的时候，都是把这些史料当作真的用的。要是都是伪的，那我们对孔子的经济思想、尚书的经济思想的研究就无法进行了。从这点上说，我非常肯定张岩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你用现在法律证据学的观点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看疑古派的文章，他们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也没有遍阅张岩先生的成果，我们当时处理是把有些问题当作古史上的传说。夏的时候、商周的时候都有些什么思想，我们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就算工作完成了。但是我觉得要证明《古文尚书》的真伪可能最后无法得出结果。对《管子》这本书的争论很大，对《论语》的争论也有，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学习。古代又没有作者版权这一说，所以这个争论就很难有结果了。对《易经》的争论较少，因为秦朝没有烧掉《易经》。后来基本上都是对古籍的成书年代进行分析，这样的工作是比较现实的。我觉得张岩先生的题目偏大，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张祥平：要证明这些古籍的真伪难度的确很大。但是由于我们近代发现了甲骨文、郭店竹简、马王堆帛书，我们就能够对有些东西做出真伪鉴定了。比如王维国先生就通过甲骨文发现了《史记》的记载是真实的。正如刚才刘先生说的，记载在先、发现考古资料在后。后面的发现印证了前面的记载，所以我们无法怀疑《史记》的相关记载。既然甲骨文里有，我们就无法说它是假的。因为你想说文献是汉代或者周代编的，但是甲骨文却是商代的。如果怀疑甲骨文，还有郭店竹书、马王堆竹简。另外，还有一些遗存部落，这也可以旁证《尧典》的记载是真实的。红山文化的时期比甲骨文还早。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玉器，有三件可以做成一个天文仪器。这和《舜典》里的“璇玑玉衡”对上了，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假的了。 这是我想补充的，也就是我们基本上按照三重证据来判定——地上证据、地下证据还有遗存部落的证据。另外还有三纲九目的标准。其中文字、文本、文明是三纲。文字中的构形、词义、引申义是三个目。文本的三个目包括一句话本身的含义、它在上下文中的含义以及它在当时整个时代文献的含义。文明的三个目是指对话双方的文明程度、当时小的文化圈的文化程度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文明程度。如果通过三纲九目能对上，可怀疑的程度就很小了。如果不能全部对上（比如一个对上七条，另一个对上八条），那我们就应该承认那个对上八条的人。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客观标准帮助我们鉴定古文献的。 盛洪：我觉得这种讨论只有在中国才能存在，这是我们应该感到幸福的。只有中国才有这么悠久而又没有中断的历史。美国不会有这样的讨论，英国也不会有。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八世纪才成书的，而且是由于偶尔因素。英国有复活节编年表，因为他们的复活节不是按照阳历而是按照阴历（和中国的阴历相似）安排的。所以每年在阳历中的时间不一样，这就需要有人算出每年复活节应该是哪一天，所以就有了复活节编节表。这个编年表是教堂编制的，表的角上有空，可以填上一些历史事件（比如今年国王死了）。这样越编越多最后有了那本书。但这不是制度化的历史记载。而中国很早就有意识地记载历史，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线索。 以我对张岩先生的了解，我还要说几句。张岩先生曾跟我说过：“我其实就是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召唤我要去做这个工作”。他现有做的这个研究，其实是一个较窄的主题。他在研究《诗经》、《山海经》以及《尚书》等文献的时候有一个假定——用制度理性反证。我曾说过，古代的故事，名字可以编，情节可以编，但制度不能编，也编不出来。我说人的名字我不信、具体的丢的是五两银子或者十两银子我不信，但是我相信制度是没法编的。写书的人不能编制度，后人也可以回过头来看制度。除了古代文献，考古发现和现代原始民族研究，他的书里就多了一个制度理性的证明。即书中的制度要有其合理性的。要编一些文献还不能让人看出破绽，这是很难的。《尚书》中有很多治国的道理（比如周公讲了很多），这是很难编的。比如，谁能伪造《论语》呢？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因为圣人的话只有圣人才能说出来，一个圣人不会去编另一个圣人的话。中国出孔子、西方出耶稣、印度出释迦摩尼，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有文化英雄才能说出文化英雄的话，如果这个人是文化英雄他就自己说了，而不会去编其他人的话。 我们为什么讨论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历史造就了我们这些人，造就了这一个十三亿人的社会。还有一些历史是没有人去讨论的，因为这种历史已经断子绝孙了；这种历史遵循的是错误的规则，它会导致社会的衰弱和种族的灭亡。只有正确和成功的规则才会使部落繁衍、发展，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社会。 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反过去想从而认为过去历史中的原则是对的。要是它不对，我们就都不存在了。 最后我想讲的是疑古派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它不是近代才有的，也不是简单地受到西方思想冲击产生的，它是对我们的历史的锤炼。包括朱熹这样的大儒，他为什么要疑？我觉得也是在反复锤炼。疑古派有他的作用，我觉得不能一下子否定某个学派。下面的时间留给张岩。 张岩：朱熹的态度是两可的，他没有认为《古文尚书》就一定是假的。他有时也说可能是真的，他还为语句文词不一样举出了一些理由。有时他也表示怀疑，最后他是说把这个工作留给后人。他没有做过严格的研究，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是和弟子讲学的时候说的。而且，他没有严格的推理过程。朱熹的怀疑理由也就那么多，我不认为他在这个方面做过太多具体的工作。 另外，阎若璩之后也有惠栋、崔述也写了《古文尚书考》等，但似乎没有新东西。尤其是崔述的，他的所有理由都是从阎若璩的书中提炼出来的，只是文章更加精悍。我倒是希望谁能帮我提出来一些我没注意的伪证，这是很重要的。是真是假，通过证据说话。 疑古的问题确实存在。中国没有西学东渐就没有今天，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如何西学东渐？日本在一个王朝未倒的情况下，其西学东渐就大量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那就证明了我们后来的批评传统不是必然的。批到程度好，这很难说。但是我觉得五四时期是批过了。我还是有个信念，如果错误漏洞造成了就应该就严格的学理方法来解决。 我们的文献条件和阎若璩的时期基本一样。但是我在和阎若璩争论的时候占了大便宜，因为我可以用文献检索的技术。这样我可以在海量文献中马上找到我需要的证据，阎若璩可能至少要有三十年的读书修养才能使用这些文献。我看到有记载说他为了一个问题连翻好几天的书。举个例子，戴震在清代有一个很有名的考据。他提出一个想法以后，钱大昕、段玉裁在汉代文献中给他找证据。他们找了十多年，找出了几条。我复查这些证据，可以确认在这个范围内的证据他们基本上找全了。这个过程只花了一两个小时。我要在更大范围内找出相反证据，十天足够了。我们现在解决清代学术的遗留问题是以强凌弱，应该不是很难。当然，这也需要人来做的。我希望诸位先生能够读我的书，然后我们有更深入的交流。 盛洪：谢谢张岩先生的报告，谢谢各位的评论，今天的讨论就到这。 2007年07月20日 来源：天则双周 原文链接：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DWContent.asp?DWID=36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