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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的“伪苏注”产生后不久，即受到学者的严厉批判。到了现代，程千帆师于1936年所作的《杜诗伪书考》一文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对“伪苏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在1940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杜诗引得》一书中，洪业先生在序中从版本学的角度分析了“伪苏注”之诞妄。后来周采泉先生在《杜集书录》中遂径直把“伪苏注”置于“伪书之属”（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41页。）。时至今日，“伪苏注”早已不齿于杜诗学界了。然而，作为文学史现象的“伪苏注”仍然不应被摒弃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外。因为这个现象自身虽然荒谬绝伦，但它毕竟反映着当时的文学思想及学术风气。为了使学术界对“伪苏注”的性质和意义有更清晰的理解，本文拟对它的出现时间、作伪手法、产生原因等问题进行论析。 一 “伪苏注”出现于什么时候？宋人著作中没有留下准确的记载。周采泉先生认为“其刻行时期，当在北宋末，南宋初”（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41页。），所言大致不错，但过于模糊。虽说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已难对“伪苏注”进行准确的系年，但仍然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推断出一个较小的时间范围来。 首先，“伪苏注”是假托苏轼晚年口授的，其中言及苏轼晚年行迹大多合于事实，例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三《立春》诗后引“苏曰”：“予寓惠州，适值春日，节示翟夫子。”（注：本文所引“伪苏注”皆出自《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下文仅注卷数。）而苏轼谪居惠州时确有一位邻居名翟逢亨，苏轼在诗中称之为“翟夫子”：“翟夫子舍尚留关。”（注：《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之一，《苏轼诗集》卷四○。）此外，胡仔看到的“伪苏注”即李歜《注诗史》之序中还说到“东坡先生亦谪昌化”事（注：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这都不是能够凭空捏造的，所以“伪苏注”必定出于苏轼贬至海南之后，也即在绍圣四年(1097)之后。 其次，在北宋末年，“伪苏注”似乎尚未为人所知。王直方在《王直方诗话》中说：“近世有注杜诗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贾少年’；‘幽径恐多蹊’，乃引《李广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绝域三冬暮’，乃引东方朔‘三冬文史足用’；‘寂寂系舟双下泪’，乃引《贾谊传》‘不系之舟’；‘终日坎壈缠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见古来盛名下’，乃引《新唐书•房琯赞》云‘盛名之下为难居’，真可发观者一笑。”今检王直方所讥笑的诸条杜诗注，除了第五条之外，全都出自“伪王洙注”（注：这些“伪王洙注”分别见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七《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二五《白露》，卷九《奉送十七舅下邵桂》，卷三《清明二首》之二，卷十六《丹青引》。）。既然王直方对乱引古语而不合杜诗文义的“伪王洙注”大加嘲笑，而对手法更为拙劣的“伪苏注”却不置一词，那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根本没有见过“伪苏注”。又，洪刍在《洪驹父诗话》中也曾批评“伪王洙注”说：“世所引注老杜诗，云是王原叔，或云邓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邓书也。”但他对“伪苏注”则不置一词。而且《洪驹父诗话》中还对杜诗“天棘梦青丝”句表示“不可解”，如果他曾得见“伪苏注”的话，一定会对“伪苏注”强作解人的说法表示意见的（注：此句见《巳上人茅斋》，卷八。“伪苏注”注曰：“天棘，梵语柳也。”），可见洪刍肯定没有见过“伪苏注”。王直方卒于大观三年(1109)，洪刍则卒于南宋初建炎中(1127-1130)（注：参看拙著《江西诗派研究》第四章，齐鲁书社1986年版。），由此可以推知“伪苏注”在北宋末年尚未出现。 第三，成书于绍兴十二年(1142)的王观国《学林》卷五“杜子美”条云：“近世有小说《丽情集者》，首序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无据妄说，不足留。今注子美诗者，亦假王原叔内翰之名，谓甫一夕醉饱卒者，毋乃用小说《丽情》之语耶？”此书中还多次引及伪王洙注的注文，例如卷八“青精”条：“杜子美《赠李白》诗曰：‘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注诗者曰：‘《梁书•安成康王秀传》：或橡饭菁羹，惟日不足……。’”同卷“大刀”条：“杜子美《中秋月》诗曰：‘满目飞明鉴，归心折大刀。’注诗者曰：‘《古诗》：蒿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鉴飞上天。谓残月也。’”同卷《冬至》条：“杜子美《至日遣兴》诗曰：‘何人错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注诗者曰：‘引《岁时记》云：宫中以红线量日影，至日日影添一线。’”又《至后》诗曰：‘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注诗者曰：‘晋魏间，宫中以红线量日影，冬至后添长一线。’王观国引用这些注文后即一一驳诘之。今检上引数条中的注文皆为“伪王洙注”（注：这些杜诗及“伪王洙注”分别见《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七、卷一、卷三、卷二。），但是遍检《学林》全书，没有涉及“伪苏注”，可见王观国没有见过“伪苏注”，也就是说“伪苏注”在南宋绍兴初年尚未问世。 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最早提到“伪苏注”的著作是蔡兴宗《重编少陵先生集》。据汪应辰《书少陵诗集正异》（注：《文定集》卷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可知蔡本杜诗中已采用了“伪苏注”的一些说法。可惜蔡本杜诗今已失传，无法知其详细情况。比蔡本稍后的赵次公注杜诗则留下了明确的关于“伪苏注”的记载，并明言蔡本引用“伪苏注”之非。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当时人称为“赵注”。“赵注”经过今人林继中先生的整理，已以《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的书名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今本《赵注》甲帙卷一《巳上人茅斋》诗注中明言“《东坡事实》乃轻薄子所撰”，又言“所谓《杜陵句解》者，南中李歜所为也”。可见赵次公已经看到了两种“伪苏注”。据林继中先生的考证，赵次公注杜诗“当在绍兴四年至十七年之间”（注：《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前言，第3页。），也即公元1134至1147年间。参以前面关于《学林》的论述，可知绍兴十二至十七年(1142-1147)是“伪苏注”见于记载的最早时间。 在赵注之后，提到“伪苏注”的著作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孙觌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之前作书与曾慥，说到“又有俗子假东坡名注杜诗”云云（注：见《与曾端伯书》，《鸿庆居士集》卷十二，常州先哲遗书本。按：曾慥字端伯，卒于绍兴二十五年。孙觌此书提到曾慥编《宋百家诗选》事，当是作于曾慥之晚年。）。黄彻撰写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之前的《X溪诗话》（编辑注：X原字为“巩”“石”上下两部分构成,下同。）卷十中论及杜诗《杜鹃》时（注：按：郭绍虞《宋诗话考》说《X溪诗话》“成书之时当在绍兴年间张浚罢相后矣”（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页）。据《续资治通鉴》卷一○九，张浚罢相事在绍兴七年(1137)，说黄彻于其后撰成《巩溪诗话》，似过于宽泛。今考陈俊卿《X溪诗话序》作于乾道四年(1168)，序中称黄彻示以《X溪诗话》，“后数载，公亦云亡。因循十年，未暇追述，今阅旧集，不胜挂剑之情”。可见《X溪诗话》成书于绍兴二十八年之前数年间。），曾提到苏轼以为“诗意盖讥当时刺史有禽鸟不若者”云云，而托名苏轼的这段话正是出于“伪苏注”（注：见卷二三《杜鹃》。）。胡仔在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前后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中提到了名为《注诗史》的“伪苏注”，且认为“必好事者伪撰以诳世”（注：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署曰“戊辰春”即绍兴十八年(1148)，学界多据此认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成书于绍兴十八年。周本淳先生指出胡仔作序于撰书之初，并考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或三十二年（详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决非成于绍兴戊辰说》，载《读常见书札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可从。）。葛立方在成书于隆兴元年(1163)的《韵语阳秋》卷十六指出：“近时有妄人假东坡名作《老杜事实》一编，无一事有据。”洪迈作于隆兴三年(1165)之前的《容斋随笔》卷一中有“浅妄书”一条，指出：“俗间所传浅妄之书……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注：按：《容斋随笔》刻于嘉定五年(1212)，然其《续笔》序署曰“隆兴三年”，可证《随笔》于此前已经完成。）而刻于淳熙八年(1181)的郭知达《新刊校正集注杜诗》序中则指出：“至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凿附会，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可见在绍兴后期和孝宗朝，“伪苏注”已经广为流传，引起众多学者的注意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定“伪苏注”的产生时代是南宋绍兴十五年前后，其后的三十多年则是它广为流传的时代。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宋人著作提及“伪苏注”时有多种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是一书异名，还是当时确有几种不同的“伪苏注”呢？周采泉先生认为这个问题“难以臆断”（《杜集书录》第643页），我对此也有同感，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只能大体上清理出一些线索来。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甲帙卷一《巳上人茅斋》注云：“蔡伯世又以近传《东坡事实》所引王逸少诗为证，其说不一。然《东坡事实》乃轻薄子所撰。……又有所谓《杜陵句解》者，南中李歜所为也。”这里的句意很明确，《东坡事实》与《杜陵句解》是两种书。前一种不知系何人所撰，后一种则署名“李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中明言有两种“伪苏注”：“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实》及李歜所注《诗史》皆行于世，其语凿空，无所考据，吾所不取焉。”而《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中也有“余观《注诗史》是二曲李歜述”之语，所谓的《诗史》或《注诗史》与《杜陵句解》都署名李歜，当出一人之手，并且多半是一书之异名。那么，《东坡事实》与《老杜事实》，是否同一种书呢？这个问题难于断定，因为在其他的宋人著作中两个名称都出现过，例如洪迈称之为《老杜事实》（《容斋随笔》卷一“浅妄书”条），葛立方也称之为《老杜事实》（《韵语阳秋》卷十七），朱熹则称之为《东坡事实》（注：《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朱文公文集》卷八四。），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卷首《集注杜工部诗姓氏》中则说“眉山苏氏……著《释事》”。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它们实为同一种书，因为汪应辰在《书少陵诗集正异》中说：“闽中所刻《东坡杜甫事实》者，不知何人假托。”（注：《文定集》卷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杜工部诗集注》条中说：“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可见这种“伪苏注”的全称应为《东坡杜甫事实》或《东坡杜诗故事》，也就是题中既有“东坡”二字，又有“杜甫”或“杜诗”二字，所以能有两种简称。 “伪苏注”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已难于考索。所谓“李歜”，正如胡仔所说，“盖以诡名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虽然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中断言“李歜注杜甫诗及注东坡诗事，皆王性之一手”，但正如周采泉先生所言：“王铚（按：王铚字性之）为得臣之侄，明清之父，为赵宋文苑旧家，著作等身……王铚之博洽，为陆游所推崇如此。‘伪苏’非出于铚手，明矣。”（《杜集书录》第642页）关于《老杜事实》一种，朱熹说：“闻之长老，乃闽中郑昂尚明为之。”（注：《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朱文公文集》卷八四。）但这仅仅是传闻而已，并无确证。至于清人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附编的郑卬《杜少陵诗音义序》后附录朱熹跋语，并将“郑昂”误作“郑卬”，以为一人，则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已辨其误。如果没有新的文献出现，我们对“伪苏注”的作者问题只能存疑了。 二 今存的宋代杜诗集注中，《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种是大量收集“伪苏注”的，内容也大致相同。后者虽出于书贾之手，然诚如周采泉先生所言：“以学术价值而言，在宋代集注本中最为下乘，但作为参考资料而言，则亦有一定价值。如后人所驳斥之‘伪苏注’，在其它集千家本中，已删削殆尽，此集几乎所引独多，正可借此以分析批判‘苏注’之纰缪。”（《杜集书录》第654页）本文即据《四部丛刊》影印宋建阳刻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对“伪苏注”进行研究， 少数刊刻疑误处以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景宋丛书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和朝鲜世宗朝辛硕祖等撰《纂注分类杜诗》（注：《纂注分类杜诗》成于世宗二十六年(1444)，时当中国明正统九年，以后曾多次刊刻，在朝鲜流传极广。本文所据者为韩国以会文化社1992年影印本。）为参照予以改正，并加说明。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所收的“伪苏注”是哪一种？此书卷首所列“姓氏”有苏轼而无李歜、郑昂、王铚 ，又于苏轼名下注曰：“著《释事》。”这种书名与《注诗史》或《老杜事实》皆有异，所以无法据此推知究系何书。但如果查检正文中的注文，则可知它对两种“伪苏注”都有收录。兹举三例： 一、胡仔在驳斥李歜《注诗史》时，举出了两个例证：“其间又多载东坡语，如‘草黄骐骥病’，则注云：‘陈畯卧疾，梁拘过门曰：霜经草黄，骐骥病矣。驽骀何以快駃？盖言君子不得时，小人自肆也。……’‘意欲铲叠嶂’，则注曰：‘袁盎曰：诸侯欲铲连云叠嶂，而造物夫复如何？’”（注：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今核《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四《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之一和卷十一《剑门》的注文，此二则皆标以“苏曰”而见收。可见胡仔所见李歜《注诗史》已被《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收录。 二、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七云：“老杜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按逊传无扬州事，而逊集亦无扬州梅花诗。……近时有妄人假东坡名，作《老杜事实》一编，无一事有据。至谓‘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逊吟咏其下’。岂不误学者？”今检《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二四《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即收此语，标以“苏曰”。可证《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亦收录了《老杜事实》（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所收“伪苏注”于“吟咏其下”之后尚有“后居洛，思梅花，再请其往，从之。抵扬州，花方盛。逊对花彷徨终日”数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八引“宋世有妄人，假东坡名作《杜诗注》”，则作“后居洛思之，因请再任。及抵扬州，梅花盛开，相对仿佛终日”。字句稍有不同，当时传刻所致。下文凡诸如此类者，除非异文能生异解，不再一一说明。）。 三、杜诗《巳上人茅斋》中“天棘梦青丝”一句，“梦”字颇为难解，或有异文。对此，《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甲帙卷一云：“蔡伯世又以近传《东坡事实》所引王逸少诗为证，其说不一。然《东坡事实》乃轻薄子所撰，岂有王羲之诗既不见本集，而不载别书乎？……又有所谓《杜陵句解》者，南中李歜所为也。且云闻于东坡，云是‘天棘弄青丝’。此求梦字之说不得，遂取梦字同韵之字补之，然弄字于青丝为无交涉矣。”今检《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八引“苏曰”：“工部《巳师茅斋》诗也，注者不一，皆不究源，而苟生波澜。先生曰：天棘，梵语柳也。伊吾曰：本竺国呼柳为天棘。梦疑弄字，正与正文妥帖。王逸少诗曰：湖上春风舞天棘，信柳非疑也。”此语正包含了赵注所引的《东坡事实》与《杜陵句解》两种伪苏注的大意，可证《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纂集者是看到了两种伪苏注，从而综合成文的。 那么，《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的“苏曰”或“坡曰”，是否完全源自“伪苏注”呢？前人或以为是，其实则非。先看一例：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指出郭知达《新刊校正集注杜诗》删除“伪苏注”不够彻底：“故‘坡云’之辞尚有刊落未尽者，呜呼此犹葛龚之未去也。”（《杜诗引得》第14页）并举出两个例子：卷五《后出塞》之五注引“坡云：‘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又卷十九《至日遣兴奉寄两院遗补二首》之一注引“坡云：‘《唐杂录》谓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日晷渐长，此当日增一线之功。’黄鲁直云：‘此说为是。’”今检《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五《后出塞》之五和卷三《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之一，确有这两段注文，皆标作“苏曰”。前者一字不差，后者仅异两字，似乎洪业所言无误。然而事实上前一则确是苏轼之语，见于其《杂书子美诗》（《苏轼文集》卷六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且曾见引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径标作“东坡云”。胡仔是目睹“伪苏注”且明斥其伪的，如果此则出于“伪苏注”，他肯定不会以之为苏轼之言。后一则亦见引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惟标作“山谷云”。又王观国《学林》卷八“冬至”条论及此诗时驳斥伪王洙注引《荆楚岁时记》“宫中以红线量日影，至日影添一线”之说，且云：“然文士多用一线为绣工之线，盖以冬至后绣工可添一线也。”所谓“文士”，当指苏、黄之俦。所以后一则也多半不是出于“伪苏注”，洪业对郭知达的指责是不确的。 笔者遍检《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一书，发现真正出于苏轼的注文至少有以下十四处： 一、卷十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引“苏曰”：“子美自许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曰：‘舜举十六相，身闲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辈口中语也。”此语今见《评子美诗》，《苏轼文集》卷六七。《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曾引。 二、卷十三《拨闷》引“苏曰”：“退之诗：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酒有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子美‘闻道云安曲米春’，裴铏作《传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名酒多以春。”此语今见《记退之抛青春句》，《苏轼文集》卷六七。《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三曾引。 三、卷十四《悲陈陶》引“苏曰”：“琯之败，《唐传》作陈陶斜，杜诗作陈陶，未知孰是。琯既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促战，遂大败。故后篇云：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此语今见《杂书子美诗》，《苏轼文集》卷六七。《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曾引。 四、卷十四《冼兵马》引“苏曰”：“谓张镐也。萧嵩荐之曰：‘用则帝王师，不用则穷谷一叟耳。’”此语今见《答贾耘老四首》之三，《苏轼文集》卷五七。 五、卷十四《自平》引“苏曰”：“‘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义，而妄者以谓唐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宫中吕太一叛于广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此语今见《书子美自平诗》，《苏轼文集》卷六七。《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曾引。 六、卷十五《八阵图》引“苏曰”：“仆尝梦见人，云是杜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谓先主、武侯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不当相图。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意，以此为恨耳。’此说甚长。然子美死仅四百年，而犹不忘诗，区区自别其意，此真书生习气也。”此语今见《记子美八阵图诗》，《苏轼文集》卷六七。《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曾引。 七、卷十六《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引“苏曰”：“管子曰：‘事无终始，无多事业。’此言学者贵能成就也。唐人为诗皆量己力以致功，常积情思数十年，然后各自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于己，高视前人，自以为无敌。然知音之难，万事悉然。杜工部云：‘更觉良工心独苦。’用意之妙，举世莫知者，此所以为独苦欤！”又曰：“故人董传善论诗，余尝云：‘子美诗不免有凡语，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此岂非凡语耶？’传笑曰：‘此句殆为君发。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识。此所以独苦，岂独画哉！’”此注前一节今见《书林道人论琴棋》，《苏轼文集》卷七一；后一节今见《记董传论诗》，《苏轼文集》卷六八。 八、卷十六《桃竹杖引》引“苏曰”：“柳子厚诗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为何物，偶阅《方言》：‘簟，宋魏之间谓笙。’方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此语今见《书子厚诗》，《苏轼文集》卷六七。 九、卷十七《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引“苏曰”：“波乃没字也。《古诗》云：‘没白鸥之浩荡。’若作波字，乃上下句不相符，信没字耳。宋敏求云：‘鸥不善没。’改作波，殊不知鸥之灭没于烟波间，最为自然。旧本作没，《禽经》云：‘凫善浮，鸥善没。’当从没字为是。”今检《苏轼文集》卷六七有《书诸集改字》一则，内云：“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甲帙卷三则云：“范淑衷甫云：世有师旷《禽经》之书，其中曰：‘凫善浮，鸥善没。’则没字却是沉没之没。”《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此注当是杂糅苏轼语及范淑之言而成。 二、卷二○《寄韦有夏郎中》引“苏曰”：“沈佺期《回波辞》云：‘姓名虽蒙齿录，袍笏末复牙绯。’子美用‘饮子’对‘怀君’，亦齿录、牙绯之比也。”此语今见《书杜子美诗》，《苏轼文集》卷六七。《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丁帙卷四也据杜田《补遗》引用此语，唯称苏轼为“仇池翁”。 十一、卷二三《子规》引“苏曰”：“非亲到其处，不知其诗之主也。”此语今见《书子美云安诗》，《苏轼文集》卷六七。唯“主”字作“工”字，当是《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误刻所致。 十二、卷二三《骢马行》引“苏曰”：“余在岐下，见秦州进一马，騣如生，项下重胡侧立，倒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騣也。’乃知《邓公骢马行》：‘肉骏碨礧连钱动。’当作肉騣。”此语今见《书子美骢马行》，《苏轼文集》卷六七，唯“騣如生”作“騣如牛”。《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曾引。 十三、卷二四《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六引“苏曰”：“齐鲁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因托此诗以不朽。”此语今见《书子美黄四娘诗》，《苏轼文集》卷六七。王直方《归叟诗文发源》引作苏轼语（注：见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载张忠纲校注《杜甫诗话校注五种》第3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十四、卷二五《负薪行》引“苏曰”：“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比喻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习也。”此语今见《书杜子美诗后》，《苏轼文集》卷六七。 以上十四条注文虽然与“伪苏注”同样以“苏曰”的名义出现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宋人集注本中，但它们确是出于苏轼本人之手的文字，原因有三：首先，第一、二、三、五、六、十二诸条曾见引于胡仔，第十条见引于赵次公，第十三条见引于王直方，而胡、赵二人曾亲见杜诗伪苏注且斥其非，王直方在世时伪苏注尚未出现，由此可证这些条目都不可能源自伪苏注。其次，第一、二、三、六、七、十、十一、十三、十四诸条或评析诗艺，或论诗人生平，或自抒感想，或自言书写杜诗之由，都不是专门注释杜诗字句出处的，这与“伪苏注”的手法完全不同，可证非出一手。第三，这些文字都见于苏轼文集，虽说见于苏集的文字不一定都确凿可信，但至少大部分是可以信从的（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二三《杜鹃》题下注引“苏曰”：“或者谓前四句非诗也。盖甫于题下自记杜鹃事，后人误写之耳。或曰：正古之谣语，岂复以韵为限耶？按《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且禽鸟之微，犹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礼若奉至尊。’子美盖讥当时之刺史有不禽鸟若也。唐自明皇天宝以后，天步多棘。刺史不能致节于君者，可得而考。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致职以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耳。其不度王命，特固以自玩，擅军旅，绝贡赋，以自固者，如杜克让之在梓州，为朝廷西顾之忧，是东川无杜鹃耳。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其尊君者为有也，怀贰自固者为无也。不在夫杜鹃真有无也。”今检此语亦见于《苏轼文集》卷六七，题作《辨杜子美杜鹃诗》，但是自开头至“岂复以韵为限耶”一节作：“南都王谊伯书江滨驿垣，谓子美诗历五季兵火，舛缺离异，虽经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阙者。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首句。谊伯误矣。且子美诗备诸家体，非必牵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落处，凡五杜鹃，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耶？ 原子美之意，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亦六义之比兴、《离骚》之法欤？”在末尾则多出数句：“谊伯以为来东川，闻杜鹃声繁而急，乃始疑子美诗跋嚏纸上语，又云子美不应叠用韵，何耶？子美自我作古，叠用韵，无害于为诗，仆所见如此。谊伯博学强辩，殆必有以折衷之。”此外，中间一节亦稍有差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七全文引此，标以“东坡云”。黄彻《X溪诗话》卷十亦节录此文，亦称“子瞻谓”云云。从上述材料看，此注似乎真出于苏轼。但是赵次公指出：“世有《杜鹃辨》者，仙井李新元应之作也。鬻书者编入《东坡外集诗话》中，非矣！”接下去即以“元应之说曰”引录了所谓的苏轼《辨杜子美杜鹃诗》全文（《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丁帙卷三），赵氏治学严谨，且言之凿凿，当有所据。况且此注中称“严武……是西川有杜鹃耳”一段见识凡陋，不类苏轼手笔。所以此文究竟是否真出于苏轼，尚可存疑。）。当然，也有可能是“伪苏注”的作者从苏集中选取了这些文字以自掩其伪，但这已不可确知了。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南宋集注本的编纂者既收录了大量伪苏注，又引用了一些真正的苏轼之言，真伪相杂，是非莫辨。这就产生了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伪苏注”得以鱼目混珠，谬种流传不绝。另一方面，当学者摒弃伪苏注时，却又殃及池鱼，将所有冠以“苏曰”的注文一概斥为伪注。所以当今人处理宋人集注时，对此类注文务必仔细对待之。 三 “伪苏注”是怎样作伪的？宋人对此已有所揭露。郭知达云：“杜少陵诗，世号诗史。自笺注杂出，是非异同，多所抵牾。致有好事者缀其章句，设为事实，托名东坡，刊镂以行，欺世售伪。”（注：《九家集注杜诗序》，《九家集注杜诗》，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排印本。）朱熹云：“（伪苏注）所引事皆无根据，反用老杜诗见句，增减为文，而傅以前人名字，托为其语，至有时世先后颠倒失序者。”（注：《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朱文公文集》卷八四。）陈振孙则云：“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注：《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杜工部诗集注》条。）三人指出的基本事实是一样的：即“伪苏注”是根据杜诗成句而捏造出处。然而细究起来，“伪苏注”的作伪手法还是相当复杂的。所以它虽然谬误百出，但有时却并不能被一眼识破。下面对“伪苏注”的具体情形作一些分析。 一、注文包含杜诗字句的情形 “伪苏注”的基本手段是为杜诗成句捏造出处，所以最彻底的做法便是在注文中包含整句的杜诗，例如： 卷一《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一饭四五起。”“苏曰”：“李合望弟令，每一饭四五起，望西北。” 卷二《立秋后题》：“日月不相饶。”“苏曰”：“王献之览镜见发，顾儿童曰：‘日月不相饶，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 卷五《东楼》：“但添新战骨。”“苏曰”：“袁耽：‘数年相持边疆，沙场但添新战骨尔。’” 当然，较多的情形是注文中虽然包含杜诗句子的每一个字，但并不连贯，例如： 卷一《嘉晴》：“焉能学众口。”“苏曰”：“吴芮：‘吾焉能学众儿女口，嗜枣栗瓜果耶？’” 卷三《曲江对酒》：“老大悲伤未拂衣。”“苏曰”：“匡云年未老大，日转悲伤，流离洛阳，未遂拂衣之志。” 更多的情形则是注文中包含杜诗成句的部分字眼，从仅差一字到仅含一字，例如： 卷二《伤春五首》之一：“北阙任群凶。”“苏曰”：“除符：‘北阙震荡，群凶肆威。’” 卷三《九日寄岑参》：“安得诛云师。”“苏曰”：“久雨不止，郭泰机曰：‘凭谁三尺刃，诛云师，扫除阴气。’” 卷一《雨二首》之一：“寇盗复几许。”“苏曰”：“刘后主：‘冠盖复有几人。’” 卷二《奉酬李都督表早春作》：“转添愁伴客。”“苏曰”：“王当避地江表，徒步唯有愁恨，仲遂无情悰作文字，后醉作放步行。” 二、注文伪造出处的方式 大多数“伪苏注”是根本不交代出处的（例多不举），但有时作伪者自觉心虚，也杜撰一些书名出来，例如： 卷三《曲江对雨》：“何时诏此金钱会。”“苏曰”：“《开元别记》：‘明皇与妃子在花萼楼下，又金钱远近为限，赛其元。’” 卷四《望岳》：“拄到玉女洗头盆。”“苏曰”：“《三峰记》：‘华山云台上有石盆，可容水数斛……俗呼为玉女洗头盆。’” 卷十二《舟中》：“风餐江柳下，雨卧驿楼边。”“苏曰”：“‘阻风餐柳下，值雨坐篷窗。’句法绝妙，不知谁诗也。……其诗二句在《晋文类》中。” 卷十五《遣愤》：“蜂虿终怀毒。”“苏曰”：“《武党庙记》：‘张良谓萧何曰：黥布辈如蜂虿逐时，暂亲近人，其怀毒之性不革。’” 卷十七《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骅骝开道路。”“苏曰”：“淮阴侯韩信语蒯通曰：‘观子与诸郎谈论，辨析是非，落落可听，如驽骀驾车，使骅骝开路，非容易追逐也。’……见《国语别集》。” 卷十九《奉赠严八阁老》：“蛟龙得云雨。”“苏曰”：“《汉祖入关碑》曰：‘刘季用萧曹张韩，如蛟龙得时云沛雨，飞扬八纮四维。’” 卷二四《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珍重分明不来接。”“苏曰”：“刘公干居邺下，一日桃花烂漫，……公干曰：‘珍重轻薄子，不来损折，使老夫酒兴不空也。’遂饮花下，作《放歌行》，见《玉堂别集》。” 卷二五《课伐木》：“乳兽待人肉。”“苏曰”：“《廉颇别传》曰：‘乳虎饥，怒而待人肉，岂有弃于齿牙之间也。’” 上述各注中的书名或篇名，都不见于任何公私书目，也从未见有别人征引，南宋摒斥“伪苏注”的学者都认为它们出于伪撰，可证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向壁虚构。更其甚者，干脆托之于民歌，因为民歌就更加无从查验了，例如： 卷二《绝句漫兴九首》之五：“不放香醪如蜜甜。”“苏曰”：“《巴子歌》：‘香醪甜似蜜，峡鱼美可脍。’” 卷二《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一：“百丈谁家上水船。”“苏曰”：“《古离别曲》：‘百丈牵船上水迟，郎去瞿塘几日归。’” 最有趣的是，“伪苏注”伪造古人之语后，竟然还诘问何以典籍中不见记载，例如： 卷二《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苏曰”：“张茂先谓子曰：‘利名系锁，未遂山林之兴。短发搔白，浑不胜簪矣。’史臣不载，何也？” 明明是伪撰之事，当然不见于史籍，却反而反诘“史臣不载”。既然史籍不载，注者又从何得知一千年前的古人（张华）之言？若有他书可据，又为何不举出书名来？凡此种种，皆可见作伪者心劳日拙，故而欲盖弥彰。 三、注文伪造苏轼行迹的情形 为了掩人耳目，“伪苏注”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些有关苏轼生平的文字，例如： 卷三《立春》：“菜传纤手送青丝。”“苏曰”：“东晋李鄂立春日命芦菔、芹芽为菜盘馈贶。江淮人效之。《古诗》云：‘芦菔白玉缕，生菜青丝盘。’予寓惠州，适值春日，书示翟夫子。” 卷四《秦州杂诗十七首》之十：“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苏曰”：“赵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谓予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石，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卷六《洞房》：“洞房环佩冷，玉殿起秋风。”“苏曰”：“杨妃《过温汤行》云：‘玉殿空掩扉，秋风动琪树。昔日繁华事，尽逐流波去。’介甫、永叔俱称绝题。” 卷八《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知君苦思缘诗瘦。”“苏曰”：“崔浩爱吟咏，一日病起，友人戏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诗瘦也。’后遂为口实。因过来请问，醉中书写。” 卷十八《奉赠卢五丈参谋琚》：“银章破在腰。”“苏曰”：“张嵩清之守节，为巴西令。官满，驾柴车，载书数百卷，腰垂破银章，辞邑人而去，邑人惜其去，恳留于隋文帝。即日擢为巴西太守，有德政，遗爱碑尚在。余为儿童，闻先子对客谈起。” 上述注文中，“翟夫子”即惠州士人翟逢亨。赵德麟、王钦臣（字仲至）、欧阳修、王安石等是苏轼的交好。“过”即苏过，是苏轼的幼子。“先子”即苏轼之父苏洵。“伪苏注”捏造了苏轼与其交好及家人谈及杜诗出处的“行迹”，以造成注文真出于苏轼的假象。然而他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暴露了作伪之迹。例如第三则注文伪造“杨妃”之诗，其实杨妃往骊山温汤时正是歌舞升平、花团锦簇之时，安得有此等衰飒之语？而才识过人的欧、王岂会轻信之？所以这些画蛇添足式的表白反而更启人疑窦。 四、出处非伪的“伪苏注” 胡仔驳斥李歜《注诗史》说：“然三千余事，余尝细考之史传小说，殊不略见一事，宁尽出于异书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但是今见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的“伪苏注”则并非完全不见于典籍。经查检，至少有以下注文的出处是真实的。 卷二《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老丑难剪拂。”“苏曰”：“《北史》：卢思道‘剪拂吹嘘，长其先贾’。”今检《北史》卷三○载卢思道《孤鸿赋》，确有此二句，唯“先”应作“光”。 卷九《赠虞十五司马》：“书籍终相与。”“苏曰”：“《南史》：‘王筠字元礼。沈约见筠文，咨嗟而叹曰：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余见王粲本传。”今检《南史》卷三二，确载此事，仅异三字。而王粲事亦确见于《三国志》卷二一。 卷十《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苏曰”：“严武也。甫与武世旧，故入蜀依之。《新书》言甫结庐成都浣花里，与田畯野老相狎荡。”今检《新唐书》杜甫传无此，但《旧唐书》卷一九○有之，稍异数字。当是“伪苏注”误记《旧唐书》作《新唐书》。 卷十二《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州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前闻辨陶牧。”“苏曰”：“王粲《登楼赋》：‘北弥陶牧。’注：‘陶，乡名。郊外曰牧。’”今检《文选》卷十一《登楼赋》及李善注，均无误。 卷十二《遣怀》：“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苏曰”：“《新唐》本传云：‘甫与李白、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能测。’盖谓此也。”今检《新唐书》卷二○一有此文，仅异二字。 卷十四《潼关吏》：“窄狭容单车。”“苏曰”：“李左车云：‘井径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今检《史记》卷九二载此语，无误。 卷十七《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入怀本倚昆山玉。”“苏曰”：“《世说》：‘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也。’”今检《世说新语•容止》载此，引文无误。 卷十九《赠裴南郭》：“尘满莱芜甑，堂横单父琴。”“苏曰”：“范丹字史云，为莱芜令，清贫。人歌曰：‘釜中生鱼范莱芜，甑中生尘范史云。宓子贱为单父宰，弹琴不下堂而治。’”今检前一事见《后汉书》卷八一，引文无误。后一事见《说苑》卷七，稍异数字。 卷二一《送赵十七明府之县》：“茂宰得才新。”“苏曰”：“谢玄晖《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雄国怅若兹，茂宰深遐倦。’太白《赠义兴宰》亦云：‘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材。’”今检谢朓诗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四， 唯“倦”作“睠”。李白诗见《李太白全集》卷十，题作《赠从孙义兴宰铭》，“材”字作“才”，余无误。 卷二五《赤霄行》“苏曰”：“严武一日欲杀甫及章彝，集吏于门。武出，冠挂于帘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于是有《赤霄行》以叙其事。”今检《新唐书》卷二○一载此事，引文无误。唯末句乃“伪苏注”之说明。 以上十则注文的出处确实无误，但它们仍然属于“伪苏注”，因为它们并非出于苏轼之手。这些出处都是一些常见书，其中且有三则见于两《唐书》的杜甫本传。显然，在宋代的历史背景中，一个普通的士人完全能知道这些出处。而苏轼除了在序跋书简中对杜诗有一些评论外，根本没有为杜诗作为注释。所以无论这些注文是出于《老杜事实》之类伪书，还是出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之类集注本的编纂者之手，它们都是假托在苏轼名下的“伪苏注”而已。以下两则注文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卷十五《戏作花卿歌》：“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苏曰”：“少陵时有病疟者，少陵谓之曰：‘吾诗可疗之。’病者曰：‘云何？’少陵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疟犹是也。少陵曰：‘更诵吾诗云：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其人诵之，果愈。然则可以感鬼神，信不妄矣。” 卷十七《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苏曰”：“严武在蜀，对客多骋笔札。甫醉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武怒。甫徐曰：‘我乃杜审言孙，拟捋虎须尔。’合坐大笑，弥缝之。武曰：‘与公等言，何至上及祖考乎？’深衔之。甫归草堂，遂有遣闷诗。” 今检第一则注文见于《古今诗话》，《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六曾引，此乃出于小说家言。王谠《唐语林》卷二亦载之，且言病者乃郑虔妻，所诵杜诗亦有异，当是传闻异辞。蔡絛《西清诗话》所载近于《唐语林》，称出于《树萱录》。蔡氏且驳之云：“此唐末俗子之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引）第二则注文除末句外均见于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内容稍异，亦为小说家言。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亦载之，文字稍简。虽然新、旧《唐书》对此有所采录，但南宋的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六中专设“严武不杀杜甫”一条论其妄。对于此类无稽之谈，苏轼是不可能信以为真的，更不可能引用此类材料来为杜诗作注。况且《古今诗话》的成书约在北宋末年（详见郭绍虞《宋诗话考》第165页），根本不可能为苏轼所见。 五、“伪苏注”的荒谬 总的说来，全部“伪苏注”都是荒谬的。但是如果作伪者手法高明的话，有些出处本是难以判定真伪的。然而事实则不然，它在伪造出处时有许多拙劣的手法，暴露出许多破绽，所以问世不久就被揭穿了。“伪苏注”最显著的荒谬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伪托于上古人物，例如： 卷一《大雨》：“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苏曰”：“吕尚曰：‘方今亢阳，百卉俱槁。东作不入，民嗷嗷而怨嗟。’” 卷十三《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甫也诸侯老宾客。”“苏曰”：“卜子夏见鲁大夫曰：‘商也诸侯门下老宾客尔，思以恢弘仲尼之道。’” 吕尚、卜商（字子夏）都是先秦时代的人物，由于先秦典籍传世的很少，见于典籍的人物言行一般都为人熟知，故此类作伪很容易为人识破。 其次是伪造的古人事迹与史实不符，例如： 卷三《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苏曰”：“晋宣帝出猎长春苑，辇前才人皆乘宝马，带画弓、白羽箭。”今按：司马懿死后十五年方被晋武帝司马炎追谥为“宣帝”，他生前则身为魏臣，岂能有带着“辇前才人”出猎之事？ 卷四《江陵望幸》：“甲兵分圣旨。”“苏曰”：“羊祜得圣旨，来分甲兵，西北防秋。”今按：羊祜为晋将，始终镇守襄阳，其所防之敌吴国在东南方，安得“西北防秋”？ 卷五《白帝楼》：“春归待一金”。“苏曰”：“王逸少：‘春归，待子一金济贫儿，今束缣何用也？’客皆掀髯，逸少自若。”今按：王羲之字逸少，为南朝高门贵族，安得有“济贫儿”之语？ 第三是缺乏历史常识的杜撰，例如： 卷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风物悲游子。”“苏曰”：“江淹过灞陵，秋深叶脱，叹曰：‘何限风物寥落，祇悲游子故国之思。’” 卷十二《羌村三首》之三：“父老四五人。”“苏曰”：“谢朓过邺中，贵交零落，有田畯野老四五人慰朓曰：‘道左商旅樵人。’” 今按：江淹、谢朓皆为南朝人，当时南北分裂，二人终生未尝入北，安得至“灞陵”、“邺中”？又如： 卷二《夏日叹》：“良田起黄埃。”“苏曰”：“隋炀帝时大旱，任安曰：‘上苍久不降甘雨，良田黄埃勃起。’” 卷四《泛溪》：“东城多鼓鼙。”“苏曰”：“应琚过温水，见孟嘉，问曰：‘何适？’嘉曰：‘欲归东城，浊酒狂歌，度此疲耳。’琚曰：‘今虎狼满野，鼓鼙声多，我辈无措手足矣。’” 今按：任安乃西汉人，安能与隋炀帝对话？应琚为东汉末年人，孟嘉为东晋人，年代绝不相及，安能相晤？朱熹斥“伪苏注”：“傅其前人名字，托为其语，至有时世先后颠倒失次者。”（注：《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朱文公文集》卷八四。）确非虚语。 第四是缺乏文学常识的杜撰。严羽论“伪苏注”云：“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伪，渔隐虽尝辨之，而人尚疑者，盖无至当之说以指其伪也。今举一端，将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千峰翠’，注云：‘景差《兰台春望》：千峰楚岫翠，万木郢城阴。’且五言始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则汉以前五言古诗尚未有之。宁有战国时已有五言律句耶？观此，可以一笑而悟矣。虽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注：《沧浪诗话•考证》。按：“楚岫千峰翠”句见韦迢《早发湘潭寄杜员外院长》，《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二十，实非杜诗。）所论甚确，但这种“漏逗”在“伪苏注”中并不罕见，例如： 卷四《天池》：“岚壁鸟才通。”“苏曰”：“宋玉《望岳》诗：‘岚壁立万仞，鸟径人莫通。’” 卷九《佳人》：“牵萝补茅屋。”“苏曰”：“景差《山斋》云：‘牵萝遮坏篱，挽葛补漏茅。’” 卷十二《宿白沙驿》：“随波无限月。”“苏曰”：“景差《湘江辞》云：‘随波无限月，愁杀独醒人。望月奠兰醴，流泪沾衣巾。’” 除了伪造战国时代的五言诗外，还伪造西汉人的七言诗： 卷二《夏夜叹》：“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苏曰”：“相如《梦仙引》云：‘悠悠梦到无何乡，天风飘飖吹我裳。白榆琪树晃眼冷，有客引上白银床。’” 众所周知，在司马相如的时代，虽然在字书、谣谚中已有七言句存在，但完整的七言诗尚未产生。即使是产生于东汉的七言诗如张衡《四愁诗》、曹丕《燕歌行》等，也尚为句句押韵的所谓“柏梁体”，司马相如安能写出隔句用韵的七言诗来？ 由于“伪苏注”具有各种作伪手法，注释杜诗就成为轻而易举之事。对于这些根本没有出处的杜诗，“伪苏注”可以随心所欲地伪造出处。对于那些其他注家仅能注出少量字词之出处的诗句，“伪苏注”则不费吹灰之力就注出了更完整的出处。例如： 卷一《对雪》：“金错囊徒罄。”“洙曰”：“张平子云：‘美人赠我金错刀。’赵壹云：‘不如一囊钱。’”今按：“伪王洙注”引了张衡《四愁诗》和赵壹《刺世疾邪赋》中的句子分别为“金错”和“囊”作注，相当费力。而“伪苏注”则一蹴而就：“种文云：‘共君莫惜醉，罄此金错囊。’”不但“金错囊”成为一个名词，而且连“罄”字也有了着落。 卷三《梦李白二首》之一：“生别常恻恻。”“洙曰”：“苏武诗：‘泪为生别滋。’欧阳建：‘恻恻心中酸。’楚辞：‘悲莫悲兮生别离。’谢灵运：‘恻恻广陵散。’”四个出处分别为《诗四首》之三（《文选》卷二九）、《临终诗》（《晋诗》卷四）、《九歌•山鬼》和《道路忆山中》《宋诗》卷三），虽然确凿，然何等琐碎。“伪苏注”则只须一个出处：“马融：‘不忍生别，我心恻恻。’”与杜诗仅差一字。 “伪苏注”就用上述手法为杜诗完成了“注释”，这种恶劣的做法非但没有丝毫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正常的杜诗学产生了很大的危害，它受到学者的严厉谴责是理所当然的。 四 在今人看来，“伪苏注”的出现就是极其荒谬的，它竟能流行一时更是匪夷所思。然而在南宋初期，这种现象却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在杜诗学的范围内，与“伪苏注”并行的还有“伪王洙注”、杜修可注、师古注等，试看数例： 卷三《曲江二首》之一：“酒债寻常行处有。”“洙曰”：“孙济，权之叔也。嗜酒不事产业，善啸，日常醉，欠人酒缗，人皆笑之。济怡然自若，谓人曰：‘寻常行坐处欠人酒债，欲货此缊袍偿之。’《古诗》云：‘典尽春衣无可奈，寻常行处欠人钱。’” 卷五《江陵节度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赋七字句同作》：“碧窗宿雾濛濛湿，朱拱浮云细细轻。”“修可曰”：“晋羊球《登西楼赋》云：‘画栋浮细细之轻云，朱拱湿濛濛之飞雨。’王逸少见之，击节爱羡竟日。” 卷六《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却略罗峻屏。”“修可曰”：“孙绰诗：‘远山却略罗畯屏’。” 卷二○《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茅堂资》：“肯来寻一老。”“师曰”：“汉初应曜隐于淮阳山中，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曜即应劭八代祖。又管宁书曰：‘唯陛下听野人山薮之愿，使一老得尽微命。’” 卷二○《闻斛斯六官未归》：“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师曰”：“《唐史拾遗》：斛斯子明，尤工碑铭。四方以金帛求其文者，岁不减十万。随得随费，家人至贫窭不给，子明不以介意。故甫末章有‘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之语，深以为戒也。” 王洙是北宋最早整理杜诗的人，但他并未为杜诗作注，宋代的杜诗集注本中所谓“洙曰”实际上是“伪王洙注”（注：详见程千帆师《杜诗伪书考》，载《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笔者对《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所收的“伪王洙注”作了一番查检，发现多数的出处是确实的，但它偶尔也伪造出处，上举例子中“孙济”其人其事和“古诗”云云都是出于伪造。杜修可和师古都是南宋人，杜修可曾撰《续注子美诗》，师古曾撰《杜诗详说》（注：详见《杜集书录》第693、644页。），今俱亡佚，但部分注文保存在杜诗集注本中。杜修可注今存无多，从上面的两例来看，它主要的作伪手段是根据杜诗句意伪撰前人诗文。师古注则真伪相杂，严羽批评说：“杜注中‘师曰’者，亦‘坡曰’之类，但其间半伪半真，尤为淆乱惑人，此深可叹！”（《沧浪诗话•考证》）钱谦益也斥责它：“蜀人师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邻’，则造杜华母命华与翰卜邻之事；‘焦遂五斗’，则造焦遂口吃，醉后雄谈之事。流俗互相引据，疑误弘多。”（注：《钱注杜诗》卷首《注杜诗略例》。）从上引例证来看，它主要的作伪手段是伪造故事，有时连人物姓名也属子虚乌有，与“伪苏注”如出一辙。由于当时为杜诗作伪注者不止一人一书，所以有时竟出现了竞相作伪，各显神通的现象，例如： 卷十《饮中八仙歌》：“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苏曰”：“郭弘，汉帝甚宠，顾一日见帝，帝曰：‘欲封卿郡邑，何地好？’弘好饮，对曰：‘若封酒泉郡，实出望外。’帝笑，后日果封酒泉郡王。见《郭弘碑》。”“师曰”：“按《唐史拾遗》， 汝阳王琎尝于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琎谢罪曰：‘臣以三斗壮胆，不觉至此曲车也。’” 所谓《郭弘碑》和《唐史拾遗》都是随意杜撰的书名，两者一造古典，一造今典，针对同一注释对象而伪造出不同的出处来，手法虽异，实质全同。可见当时的伪注不是个别人灵机一动的产物。 那么，为什么这种荒谬绝伦的伪注会流行一时呢？作伪者又是出于何种心态呢？让我们从伪注自身入手来寻求答案。 卷三《曲江对酒》：“黄鸟时兼白鸟飞。”“苏曰”：“古《倚栏曲》云：“红雨乱和春雨落，白鸟时兼黄鸟飞。’工部用语有体法，复用古人语者以为龟鉴。” 卷十三《徐步》：“芹泥随燕嘴。”“苏曰”：“梁王觉为佞人夺权，故人慰问。指庭下泥笑谓客曰：‘非当久随燕嘴，污君子雕梁。’盖讥执政非特达贤者，大抵晋唐人率多以燕雀指人。王觉能说，工部善用，补缀之工尤妙耳。” 卷二一《赠韦赞善别》：“岁晚寸心违。”“苏曰”：“张季鹰《秋日北园》诗云：‘旅途惊岁晚，归兴与心违。’工部用语补缀尤有工巧，了不见痕迹，后进可为师范。” 卷二四《四松》：“避贼今始归，春草满空堂。”“苏曰”：嵇绍《一日复一日》篇云：‘去日画楼歌管沸，归来春草满空堂。’诗语即因借用。今杜工部往往全用古人语，斯亦不害诗人之工也。” 上述注文除了伪造出处外，又赞扬杜甫善于“用古人语”，这一方面当然是作伪者想掩耳盗铃，自掩其迹，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对杜诗的一种看法，即认定杜诗是大量地借用前人的字句的。而这种看法并不是作伪注者独得之秘，而是宋代杜诗学界的普遍观点。黄庭坚曾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注：《与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此论大受后人诟难，其实在宋代持此论者何止黄庭坚一人！北宋李之仪云：“作诗字字要有来处，但将老杜诗细考之，方见其工。”（注：《杂题跋》，《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五。）南宋陈善说：“文人自是好相采取，韩文、杜诗号不蹈袭者，然无一字无来处。”（注：《扪虱新话》上集卷三“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条。）史绳祖亦说：“先儒谓韩昌黎文无一字无来处，柳子厚文无两字无来处，余谓杜子美诗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注：《学斋占毕》卷三“诗史百家注浅陋”条。）又北宋孙觉云：“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注：见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十引赵次公序。）南宋王楙亦云：“前辈谓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历，山谷亦云：‘老杜诗，退之文，无一字无来处。’信哉！”（注：《野客丛书》卷十九“杜诗合古意”条。）所谓“无一字无来处”或“无两字无来处”，当然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却代表着多数宋人的共识：杜诗中含有数量巨大的成语典故，或者说杜诗中包含“来历”或“出处”的字句具有很大的密度。既然如此，阅读杜诗或注释杜诗必须以具备广博的学识为前提。北宋前期的王琪说：“子美博闻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注：《杜工部集后记》，影宋本《杜工部集》。）黄庭坚所谓“盖后人读书少”云云，则是从反面表述了这种看法。王直方更加明白地指出：“信乎，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也。”（《王直方诗话》）赵次公在总结自己的注杜心得时说：“因留功十年，注此诗。稍尽其诗，乃知非特两字如此耳，往往一字綮切，必有来处，皆从万卷中来。”（注：见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十引赵次公序。）然而要为杜诗的每“两字”乃至“一字”都找到出处谈何容易！因为一则杜诗确实与浩如烟海的前代典籍有语言传承关系，二则杜诗中许多出于独创的自铸新词无本出处可言。可是当宋人注释杜诗遇到不知其出处的时候，却往往不相信这些字句本无出处，反而认定它们是有出处的，只是今人“读书少”，故“罕知其自出”。李复在回答别人请教杜诗出处时说：“杜读书多，不曾尽见其所读之书，则不能尽注。”（注：《与侯谟秀才书》，《yù潏水集》卷五，四库全书本。）俞成在校正杜诗时慨叹：“恨不读五车书，恨不行秘书监，难以胜任！”（注：《校正草堂诗笺跋》，《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补遗》。）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严肃的学者的对策是尽量广博地读书，以求为杜诗找到更多的出处，而那些轻薄的枵腹之徒就不免伪造出处来欺世盗名了。所以我认为杜诗伪注虽是少数人的恶劣行为，但它的产生原因却是深深地植根于宋代的学术背景之中的。“伪苏注”为《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卷十）中“欲起时被肘”句伪造了“孔文举就里人饮，夜深而归。家人责其迟，曰：‘欲命驾，数数被肘’”的假典故后，接着说道：“工部一世伟人，造语深得要妙。胸中无国子监者，不可读其诗。”所谓“国子监”，与俞成所谓“秘书监”同意，都是指丰富的公家藏书。这种口气与上引几位杜诗学者如出一口。由此可见“伪苏注”作者对杜诗的看法是与当时的杜诗学界完全一致的。 与上述情形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背景条件是，从北宋中后期起，诗坛上盛行“点铁成金”之说。此说的首倡者是黄庭坚，他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注：《与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在黄庭坚看来，“点铁成金”本是从杜诗、韩文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他本人及一些追随者在创作实践中或多或少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所以这已被后人视作江西诗派的传宗秘法。事实上，这种手法在王安石、苏轼乃至陆游等诗人的创作中也相当常见，堪称当时诗坛的一种习尚。由于这种方法被认为本是出于杜甫的，所以它必然会影响人们对杜诗的认识，并反映到杜诗的注释中去。杜诗伪注正是对这种方法的逆向滥用。本文中所举的伪注例证，除了少数纯属事典者以外，多数都是注明杜诗对前人成句的借用、改造。而实际上那些“出处”正是作伪者以杜诗为蓝本进行“点铁成金”的结果，试看一个典型的例子： 卷四《秦州杂诗十七首》之三：“归山独鸟迟。”“苏曰”：“古诗有‘夕鸟背山迟’，有‘归林孤鸟迟’，何敬祖‘倦鸟山林迟’。工部颇得换骨法。” 所谓“换骨法”，也即“点铁成金”法（注：按：黄庭坚另有“夺胎换骨”之说，大意与“点铁成金”相近，详见拙文《黄庭坚夺胎换骨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伪苏注”中指出的三个“出处”，其实都是根据杜句“点铁成金”而得。当然，由于杜诗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就是不易超越的，也由于“点铁成金”法本来就很难做到推陈出新或青胜于蓝，所以伪造出处往往成为远逊于杜诗原句的“点金成铁”。这反而造成了有利于作伪者的假象，好像杜诗真是对前人陈言进行“点铁成金”的范例。用逆向的“点金成铁”来造成顺向的“点铁成金”的假象，从而与当时的诗坛风气相合，这也许是杜诗伪注得以流行的原因之一。 “伪苏注”本身当然不应被视作宋代杜诗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却反映出宋代杜诗学的一个缺点，即过于强调杜诗对前人字句的借用。“伪苏注”之所以能混迹于杜诗集注本而流传后世，与注家普遍重视求索杜诗之“出处”的倾向是不无关系的。 从整体上说，作为伪学术的杜诗伪苏注早已被学者们逐出杜诗学了，然而它的影响却不易被彻底消除。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元代刘壎，明代邵宝，清代惠栋、张远等人都曾受其欺诳（注：详见程千帆师《杜诗伪书考》，周采泉《杜集书录》第643、645页。），即使到了现代，也不能说它的流毒已被肃清了，试看一例： 卷十三《空囊》：“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苏曰”：“晋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但一钱看囊，庶免其羞涩’。” 阮孚《晋书》有传，但空囊之事则是凭空伪造的。钱谦益在《注杜诗略例》中以此为“伪造故事”之一例，甚确。然而由于宋末阴时夫在《韵府群玉》阳韵中误引此事（仅有数字出入），后人遂转相引述，时至今日，“阮囊羞涩”竟成了一个成语，被收入各种现代辞书（注：见《辞源》第3259页，《汉语大辞典》第11册第913页。），而一种很流行的《杜甫诗选》也依然引用这个伪典来为《空囊》一诗作注（注：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可见我们仍须对“伪苏注”保持足够的警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