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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由东鲁人长安，心情非常复杂，婚姻不幸、鲁文化的排斥等，使李白心情压抑，他急于要摆脱困境，经过多方游说，终于在玉真公主等人的推荐下兴高采烈地又一次进入了久已向往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但进入长安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美好如意。因为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未能有机会接触到上层社会，对李白影响不大。这次是玄宗诏征，不同寻常。但是，生活在长安这样的唐代上流社会环境中，对李白将是一次严峻考验。这里主要就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以下几点： （一）天宝初政治与李白被谗。李白入朝供奉翰林之时，李林甫为相。因此，李白在翰林受谤容易使人们想到李林甫的作用。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凡是稍有骨气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斥和杀害。”（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6页。）并举李适之、李邕之事作证明，但李适之、李邕事皆在李白出翰林之后。王运熙先生在《李白集校注》前言中指出：天宝元年，“玄宗征他到朝廷，命他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起草一些文件。李白开始心情非常兴奋，以为实现抱负的机会果然来到。然而，唐王朝的政治这时已日趋腐败，玄宗陶醉于过去的成绩和表面的升平，荒淫昏聩。‘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把持着政权，任人唯亲，打击异己，比较正直和有才能的人往往受到迫害。李白对这种现象表示痛恨和愤慨，同时，他那种蔑视权贵的大胆行为又深为当权派所憎恨，遭到了他们的谗毁，不久即被迫离开长安，结束了前后不满两年的帝京生活。李白这一次政治活动是失败了，但他对唐王朝统治阶层的腐朽黑暗却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注：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引李白诗文同此。）。李白之进退与李林甫等有关，我以为这是一大误解。据《新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二年五月，黄门侍郎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元年八月壬辰，吏部尚书兼右相李林甫加尚书左仆射。《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李林甫为相，尤忌文学之士。但应当注意李林甫阴险奸诈，善于权术，他所谮之人都是他政治上的对手，如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李林甫所谮出为荆州长史，天宝五载李适之为李林甫所谮罢相守太子少保。如果说李林甫连李白这样的政治稚才也作为异己排斥，恐怕太小看了李林甫其人。与文学有关系的一件大事发生在天宝六载，《资治通鉴》载，天宝六载正月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李林甫命有司精加试练，使无一人及第，又上表贺野无遗贤。杜甫、元结皆在落选举子之中。在天宝五载前尚有政敌李适之牵制李林甫，李适之罢相后，李林甫引“但给唯诺”的陈希烈为相，大开杀戒，天宝五载七月至天宝六载正月六七个月间，被害者就有韦坚、皇甫惟明、杜有邻、李邕、裴敦复等。因此发生了天宝六载无一人及第的现象，更不足为奇了。天宝最初几年，李林甫还未敢肆无忌惮，朝廷文事亦盛，如天宝三载百官饯送贺知章归越，保存在《会稽掇英总集》卷二《送贺秘监归会稽序并诗》中自李适之、李林甫以下三十余人。顺便提及的是，此中并无李白，《李太白集》中《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是晚唐人的伪作（注：陶敏《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为伪作》，《李白学刊》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6－193页。），而李白此时还在长安。再说如果李白被放逐是李林甫所为，李阳冰、魏颢序中应有所提及，李林甫后来臭名昭著，如李白被逐是李林甫所为，倒成了李白可骄傲的事件，李、魏序焉能不记。 李白供奉翰林，为谁所谗？魏序写在李序之先，魏颢《李翰林集序》云：“白未绝笔，吾其再刊。”作序时在上元末，李序时在宝应元年十一月，两序相距约一年时间，魏序云：“以张垍谗逐。”李序云：“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张垍谗逐之说大有可疑，参见傅璇琮文（注：《李白任翰林学士辨》，《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下参傅文同此。），甚至李白自己也不能准确知道，致使说法纷纭。我比较倾向“同列害能成谤”的说法，李白有《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诗，诗云：“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此诗写于供奉翰林之时。李白在京呈官员之作不多，直接说自己不遇的更少，只有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说出自己“屡贻褊促诮”的话，如果说讥诮李白的人不是翰林学士，他为何要呈集贤诸学士，而不直接呈翰林诸公。李白是写过一首赠翰林诸公的诗，那是在离开翰林之后，即《东武吟》（一作《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此诗可谓是对入京的小结，奇怪的是却一字未提“被谗”之类的话，这与他后来屡屡表述的被谗恩疏的观点大不一样，此诗题又作《还山留别金门知己》，微有不同，一诗三题，这一现象也值得探讨。李白写这首诗是最清醒的，他知道使自己“还山”的原因是“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果真要重返翰林，首先要和这些“同列”妥协，谬称其为“知己”，这是可以理解的。同列中何人谗谤李白，文献不足征。至于后来说李白在长安有力士、贵妃之谤言，抑或出于李白的醉后狂言和文士的炒作。 诗人个性与生活环境的矛盾增加了李白内心的痛苦。李白是一个疏于人际关系而又拙于政治才能的文人，玄宗开元年间大致上可以说是盛世，我以为李白在长安受谤决不仅仅是时代的原因，李白生平的每个阶段都有受人谗毁的记录，个性是重要因素。他受诏入翰林，得玄宗优宠，会在同辈和周围人的面前表现得很自满，甚至轻佻，《效古二首》：“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且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人们为“早达胜晚遇”辩，《唐宋诗醇》云：“白之高旷，岂沾沾以早达自喜，夸蛾眉而嗤丑女者哉！”《校注》按：“《唐宋诗醇》云沾沾以早达自喜，殊误会。其实诗意正以早达指当时之贵幸，而以晚遇指本人也。”其实不必为李白辩解，诗中确实表现了李白的早达自喜之情。其实李白一贯持人生“及时”的观点，《拟古十二首》其七：“荣贵当及时，春华宜照灼。”早达自喜之下肯定会出问题，得意之时几于忘形，比如他晚年写过一首《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其中回忆待诏翰林的生活，“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李白的这一心态非常可怕，“当时”指第一次入长安，李白常因小有成功就夸大地做出睥睨万物的姿态，想到“扬眉吐气，激昂青云”，对别人肯定有慢礼之处。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也。”高力士去靴的事或出于传闻，但非常形象地表现出李白的个性，他会逞一时之快而不顾及后果的。当他面对由自己主观所造成的被动环境时，他又很无奈，甚至会陷入怀疑和悲观之中，《箜篌谣》：“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鞠歌行》：“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感兴》其三：“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开。不惜他人开，但恐生是非。”表现了诗人对环境的不安和对是非的恐怖。 （二）李白之才和他的怀才不遇。李白文才与他的政治才具、李白的理想与其实现理想的才能显然存在矛盾，具体而言则是诗人所学与现实所用之间的矛盾。李白在家乡曾问学于梓州人赵蕤，李白有《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赵蕤《长短经》杂采史传和秦汉魏晋六朝子书，其中晋傅玄的《傅子》采摭较多，汉朝采摭最多的是《淮南子》。书中推崇太公、张良、诸葛亮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此书和赵蕤列入纵横家。这对李白有很大影响，李白诗中多项扬姜太公遇文王，希望自己也能一举成名而至卿相，实现“安社稷”、“济苍生”的理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朝君王垂拂试，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赠钱征君少阳》：“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这些言论都和纵横家思想有关。李白对纵横家及其思想很有兴趣，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云：“性倜傥，好纵横术。”李白特别推崇鲁仲连排难解纷，功成身隐。这一思想贯穿了李白一生，《古风》其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在水军宴幕府诸侍御》：“所翼旄头灭，功成追鲁连。”《留别王司马》：“愿一佐明主，功成返旧林。”《五月东鲁行》：“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侠客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别鲁颂》：“谁道太山高，下却鲁连节？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夫子还倜傥，攻文继前烈。错落石上松，无为秋霜折。赠言镂宝刀，千岁庶不灭。”《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自述其志：“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人们说李白的自述总要打折扣，这是对的，如他说不屈己，不干人，事实上千人是他生活的重要活动。李白慨叹命运不济，如《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云“有才无命，甘于后时”。 李白政治上的失败是自然的，他所学的知识是纵横家的一套，他所效法的对象是鲁仲连一流，任何一种思想和杰出人物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任何政治家的成功也同样是有背景的，彼时能成功的人，此时未必能成功。战国时期，诸侯并起，以一策而受君主的赏识，由布衣而致卿相者有之，这对知识分子充满诱惑，具有神奇的力量。但在李白待诏翰林的天宝初年，抱纵横家之策，幻想鲁仲连式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本事诗?高逸》云：“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 李白个性使其成为文学天才，而不能成为政治家。他的文学成就屡有人赞美，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不见》：“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他自己也以文学才华自负，《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云：“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吾因抚掌大笑，扬眉当之。” 在待诏翰林之时，李白也以文学才能表现得最为充分，任华《杂言寄李白》云：“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他很用心力去写诗作文，比如《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萦烟袅娜拂绮城。垂丝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鸟相和鸣，间关早得春风情。春风卷入碧云去，千门万户皆春声。是时君王在镐京，五云垂晖耀紫清。仗出金宫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行。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茝若听新莺。新莺飞绕上林苑，愿入箫韶杂凤笙。”《校注》引王夫之评云：“两层重叙，供奉于是亦且入时，亏他以光响合成一片，到头本色，自非天才固不当效此。”吴乔云：“《听新莺歌》首叙境，次以莺合境，次出人，次收归莺而以自意结，甚有法度。”他一度对文学侍从的身份很满足，《温泉侍从归逢故人》：“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 但是，李白的政治才能很少有人提及，也就是说在时人眼中李白并不具有政治才能，李白本人也实在看不出有何政治才能。《河岳英灵集》评：“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河岳英灵集》的评价最值得重视，因为它是唐诗选本，是把作家放到一起来考察的，这要比对某一个人的孤立评价更公允些。 中国古代文人遇与不遇是以政治上的穷通为标准的，这就造成了历史上文人价值实现的错位现象，其本质上是想以文学之才得政治之遇。李白本人是如此，当时不少人也是这样看的，李阳冰《草堂集序》“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 李白个性张扬，他大言、夸诞，《上李邕》诗云：“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诗云：“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这种性格伴随其一生。 因此，他的情绪易于走向两极，或大喜或大悲。对李白的乐观论者比较注意，但对李白的忧郁注意不够，我们看到李白诗中写自己“独坐”、“独酌”，表现的是孤独情绪，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是富有情感的诗人，他需要对话，也在不断寻求对话，既然在人与人的对话中，很难找到知音，也常常会带来烦恼，他因此选择自然山水来对话，他说自己是“一生好人名山游”，不正是自己寻求对话的方式、演绎自己的过程？事实上，人和人的对话，会受到限制，人常处于被动地位；而人和自然的对话比较自由，人常可处在主动的地位，自然完全听从人的思想安排，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人得到一种完全的精神自由，在人类文化遗产中，我们会发现许多匪夷所思的以独特方式甚至是怪诞的方法来表现个人的情绪，实在难以理解，但终于会被理解。文学家具有孤独感会产生伟大的作品，而政治家的孤独感会使自己面对纷繁的社会人际关系丧失协调的能力。文学家有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会酿就作品的跳跃的节奏和奇瑰的意象，而政治家如有大起大落的情绪则会使心态失衡，造成政局不稳、惊慌失措。 （三）李白与酒。李白嗜酒，供奉翰林似乎与酒的关系特多，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在一些笔记中人们喜将李白在翰林作文写诗和酒联系在一起，如《本事诗》记其醉进《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松窗杂录》记其醉成《清平调辞》三章，《唐摭言》记其醉写《白莲花开序》及《宫辞》十首，等等。而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纵酒是在玄宗疏远他以后，“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李阳冰的话可以参考，李白乐则饮酒助兴，哀则饮酒消愁。当我们了解到李白入长安待诏翰林前的境况和思想，就会做出更切实际的分析，事情的发展应该是这样，李白初入长安是有所拘检的，可以确信是李白在翰林待诏时写的作品，都表达受皇帝恩宠，自己要报答的意思，其中不免有得意洋洋的情绪，但不张狂，而且表达抑制不住的兴奋也是选择赠诗对象的，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写给一位山人，而《温泉侍从归逢故人》中故人身份虽有不明，但身份肯定非常一般，否则李白会在题中标出。 待诏翰林时写的另外几首诗，如《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侍从游宿温泉宫作》，也比较平和，真正张狂过分的诗是写在出长安后。《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当是李白待诏翰林不久的诗，看得出来，卢与李有共同志趣：“却话山海事，宛然林壑存。”他们说“何由返初服，田野醉芳樽”，也是说说而已，因为“君登金华省，我入银台门。幸遇圣明主，俱承云雨恩”。诗意温润，语气平和。李白能应诏作诗，至少说明玄宗还未疏远他，李白也不至于沉饮。所以说，李白醉中写诗作文，十之八九是出于稗官小说的附会。他们有意在塑造文人心目中的李白形象，来弥补文人很少受帝王恩宠的遗憾。李白诗多酒气，上引四首诗和《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竟无一字提到酒，也不是偶然的。后来由于自己的疏放忽略了同列，也由于李白无自我约束的耐力，被玄宗疏远了，这就如李阳冰所说“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了。后来杜甫《饮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对李白比较了解，既然李白应诏入翰林供奉，怎么能说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呢？如果结合李阳冰的话来看，这是杜甫在美化李白，李白并非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人，而是玄宗疏远了李白，李白“浪迹纵酒以自昏秽”，故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说法。同列不满李白，玄宗疏远李白在何时，不能确知，而天宝三载玄宗君臣在送贺知章还乡时，作诗者无李白，则是玄宗疏远李白的旁证。 李白的禀赋和个性在待诏翰林失败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李白自己未能认识到自身的弱点，他在《送蔡山人》诗中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李白入长安，主观与客观相违背，是文才的充分展示，也是性格弱点和政治才具不足的大暴露。 二 待诏翰林的生活，是李白人生的特殊体验，以其个性的起落无端来承载大起大落的现实，个中滋味，很难言传。这一年多时间在李白人生轨迹上划上了一道刻骨铭心的印记。 翰林待诏的生活，在李白其后生活和作品中的反映是多方面的。 （一）就是对统治阶级上层的矛盾了解得更为具体、透彻。我以为这里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他在长安亲眼目睹和耳闻的情况，这一点已为大家所关注，但有些细节问题对日后的影响还待深入研究。如李白从永王璘一事，过去我也认为这是李白头脑不清政治不敏感所致。事实上，李白从永王之时，他远在庐山并不在权力中心，对事态发展的性质不可能知晓，永王有窥江左之意，肃宗诏其还觐上皇，都是上层暗中进行的政治较量，又是突发事件。而李白只能了解此前永王兄弟之间的关系，据《新唐书?十一宗诸子传》，“永王璘，少失母，肃宗自养视之，长聪敏好学”。李白待诏翰林期间一定知道肃宗和永王这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所以他入永王幕府，都是一般人的正常选择；第二层意思，有了待诏翰林的经历，使李白在以后的时间里更多去关注京城、更多去关注他在长安所熟悉的人的命运，包括他喜欢和不喜欢的人，他会对在当时尚未完全了解而以后又慢慢明朗的人和事，或在当时了解模糊以后反而有了进一步了解的人和事的解释，有了前因后果的联系，这后者则是更重要的。 （二）在其后的日子里李白对长安待诏翰林生活念念不忘，对其赐金还山及其原因也常有反映，这有三种表达方式：第一是明言被谗逐出，因此他谴责宫中小人，如《玉壶吟》：“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书情赠蔡舍人雄》：“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赠崔司户文昆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赠溧阳宋少府陟》：“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谬挥紫泥诏，献纳青云际。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赠从弟宣州长史昭》：“命与时俱背。”第二是乞诏还山，《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云：“我似浮云滞吴越，君逢圣主游丹阙。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如《赠参寥子》表扬高人参寥子：“长揖不受官，拂衣归林峦。”接下去说：“余亦去金马，藤萝同所攀。相思在何处？桂树青云端。”意即自己也和参寥子一样，离开京城是“不受官”、“归林峦”。这就是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乞归优诏许”的意思。第三不说原因，或微露不得意，《留别西河刘少府》：“白衣千万乘，何事去天庭？君亦不得意，高歌羡鸿冥。”《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浪迹未出世，空名动京师。” 无论是哪一种表述都说明李白是很看重待诏翰林的经历，它是李白生平中最值得记载的一页。不过，这三种表述因所传述的对象不一、因时间的不同各有侧重。从这三种不同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出李白出长安的原因连他自己也没有真正弄清楚，换句话说，李白出京原因不是单一和明朗的。 （三）难忘帝京，想再回长安。此点参傅璇琮先生文。《赠崔侍御》云：“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君乃輶轩佐，余叨翰墨林。高风摧秀木，虚弹落惊禽。不取回舟兴，而来命驾寻。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荫。”《走笔赠独孤驸马》云：“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倘其公子重回顾，何必侯嬴长抱关？”都表明再回长安的情绪，而且比较强烈。据李阳冰《草堂集序》载：“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从李白以后的行止看，未见其有挥霍之举，可见“赐金”只是帝王的一种安抚而已。在其诗中反映的更多是生活比较困窘的哀叹，《赠宣城赵太守悦》云：“赵得宝符盛，山河功业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拥平原。六国扬清风，英声何喧喧？大贤茂远业，虎竹光南藩。错落千丈松，虬龙盘古根。”“自笑东郭履，侧惭狐白温。”“愿借羲和景，为人照覆盆。”李白困顿可知。对赵太守极尽歌颂，从其赵之为赵说起，有似功德碑。又自比东郭先生，据《史记》之《滑稽列传》载，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而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对雪献从兄虞城宰》：“昨夜梁园里，弟寒兄不知。”《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愿君同心人，于我少留情。寂寂还寂寂，出门迷所适。长铗归来乎！秋风思归客。”《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无以墨绶苦，来求丹砂要。华发长折腰，将贻陶公诮。”《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自称“小子别金陵”，语哀声悲。出长安有干吴王之举，《寄上吴王三首》：“小子忝枝叶，亦攀丹桂丛。谬以词赋重，而将枚马同。”《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小子谢麟阁，雁行忝肩随。”李白之所以如此，在诗中屡称“小子”，其《登黄山凌献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诗道出此中原因：“空手无壮士，穷居使人低。”其《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云：“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乌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吾兄青云士，然诺闻诸公。所以陈片言，片言贵情通。棣华倘不接，甘与秋草同。”因之他更留恋长安的生活。然而如《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所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 李白长安之行的失败，使他对现实的看法比较实际了，一度时间李白甚至对过去的求仕方法也进行过反思，比如他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他的作品中只有三首诗和科举相关，一是待诏翰林期间写的《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嵩山》，表现出李白崇道的热情；而另外两首是去京后写的《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同吴王送杜秀芝举入京》。李白经过待诏翰林的希望与失望的过程，头脑清醒了许多，他也认识到科举是进身的重要手段，诗中表现出羡慕之情和对京城的眷恋：“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复羡二龙去，才华冠世雄。平衢骋高足，逸翰凌长风。舞袖拂秋月，歌筵闻早鸿。送君日千里，良会何由同？”这一首诗对了解李白科举思想非常重要，不应忽视。当然，作为诗人的李白，其思想波动很大，但至少在写这一首诗时，他承认科举是可以“平衢骋高足，逸翰凌长风”的。另一首《同吴王送杜秀芝举入京》写作时间还要迟很多，虽是应酬之作，也表现了对科举的赞赏，结句“欲折一枝桂，还来雁沼前”，希望杜秀芝及第后能为吴王服务。 （四）在人生体验中，对失宠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因此在作品中对失宠者心理体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失宠者表现出同情，《赠裴司马》：“君恩移昔爱，失宠秋风归。”《妾薄命》：“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怨歌行》：“十五入汉宫，花颜笑春红。君王选玉色，侍寝金屏中。荐枕娇夕月，卷衣恋春风。宁知赵飞燕，夺宠恨无穷。沉忧能伤人，绿鬓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一辞玉阶下，去若朝云没。每忆邯郸城，深宫梦秋月。君王不可见，惆怅至明发。”在这些诗中总能读出诗人自己的心酸苦涩。 李白诗中表现的年命之悲和失宠心态是一致的，《古风》其八：“意气人所仰，冶游方及时。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投阁良可叹，但为此辈嗤。”《古风》其十一：“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鬓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云螭，汲景驻光彩。”有人说这是表达年命之悲，或表达游仙之意，我以为这里表达的是《离骚》“恐年岁之不我与”的意思，和上首“及时”同义。《古风》其二十三：“我行忽见之，寒早悲岁促。人生鸟过目，胡乃自结束。”“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其二十六：“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其二十七：“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风寒。”其二十八：“草绿霜已白， 日西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其三十八：“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其五十二：“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习惯讲李白诗是盛唐气象的代表，但为何李白《古风》中多《古诗十九首》的人生易逝的哀音，确如其三十二所言“恻侧不忍言，哀歌达明发”。李白诗中“秋”字甚多，《古风》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 因此李白作品中有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我们一般认为李白乐观，但其悲观之处亦让人惊诧，李白《江夏别宋之悌》云“平生不下泪”，但诗中出现“泪”字约七十次，其中“泪如雨”五次，“泪如泉”四次，“泪成行”三次；杜甫诗中出现“泪”字约一百次，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诗本身就比李白多，其诗风又是沉郁顿挫。“霜”字，李白诗中约一百二十次，杜甫诗中约一百次，于此也可以看出李白对自然物属性的敏感程度。“霜”在李白诗中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霜的自然属性，指秋天的霜露，如“床头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是除自然属性外还附着在霜字上的社会属性，主要是社会属性，指残酷的力量，如“一朝天霜下，荣耀难久存”；一是比喻，以秋霜的白色指头发的斑白，如“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览镜如秋霜”、“春容舍我去，秋鬓已衰改”（注：参见拙作《“秋”“霜”中的李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第96－100页。）。 李白待诏翰林现象，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其一，由于时空错位引起文士的怀才不遇也不是李白一人，带有普遍意义。春秋战国文士张扬个性有其社会背景，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完成的。因此，在通常理解的文士的政治理想和现实政治的冲突而形成的矛盾之外，还有因所怀为文学之才而不能实现政治抱负的矛盾，所学和所用之间的矛盾，这样可以比较接近历史原貌，同样也丰富了对文学家的认识。文学家通常是将这两者混在一起的，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并不具有政治才干而不是政治家，所以每以政治家自比，关心政治，这也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可贵之点，“忧患意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构成传统文人性格中亮丽的风景线。文士是以政治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也就易于将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和政治联系起来，使文学作品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其二，如果没有文士的内心痛苦和矛盾，文学作品将失去最具感染力的部分，尽管我们认识到他们矛盾产生的错位现象，但俄们却十分尊重他们在作品中表现的孤独情怀和无望的悲怆。我们尊重他们对现实的批评精神，他们以艺术手段反映的现实的黑暗和不合理性是真实的。个人的命运、悲痛总是和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切实而深沉。我们并不同意把政治才干片面理解为虚伪、狠毒，政治是严肃的，需要冷静、客观、灵活、务实和原则，而这的确是李白所缺少的。 其三，对古代作家的研究力求全面，不能片面去理解，如李白自身就有许多矛盾，主观与客观不能统一，其作品也有矛盾，这涉及到对作品的阅读，李白《古风》其十二：“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此诗《校注》引徐贞卿曰：“此篇盖有慕乎子陵之高尚也。”我以为此诗表达了李白自身的矛盾，他羡慕的是东汉严子陵和光武的关系，光武对严子陵的优容有加，以及严子陵在光武面前的放纵。《后汉书》卷一一三《严光传》载：“（光武帝）于是升舆叹息而去。”李白诗中也用“叹息”二字，光武叹息的是严子陵不应其请，李白叹息的是严子陵失其良机，而和自己一样“冥栖岩石间”。读李白有关隐者高士的诗，人们只注意到对其仰慕的一面，但未能充分注意到李白对他们的婉惜，《古风》其十三：“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他在《送蔡山人》诗中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诗的最后说：“海客去已久，谁人测沉冥？”解此诗者多以为写贤士不求名，非人所知意。但这与开篇“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不合，我以为这是借题发挥，说知音不在、无人赏识的苦闷。此即《古风》其十五“奈何青云上，弃我如尘埃”之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