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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词发展到明代，进入衰微期，这是清代以来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不过，在当时，明人自己也已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到了晚明，往往从不同方面，进行反思总结，其成果亦呈现出多样性。《古今词统》的出现，就是一个重要的象征。 《古今词统》题为卓人月汇选、徐士俊参评，凡十六卷，收隋唐至明人词四百八十六家，计隋一家，唐三十三家，五代十九家，宋二百一十六家，金二十一家，元九十一家，明一百零五家，共两千零二十三首[1]，刊于崇祯六年（1633）。 《古今词统》作为清代之前较大的一部词总（选）集，虽然篇幅不如《花草粹编》，但影响似乎在其上。对于此书，清初王士禛曾有描述：“《花间》、《草堂》尚矣。《花庵》博而未核，《尊前》约而多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胜。”[2]这里提到的是《花间集》、《尊前集》、《花庵集》和《草堂诗余》，或许主要是价值描述，而不是谈其选源，因为仅就选本而言，也还应加上《国朝（明朝）诗余》——《古今词统》卷首列出的八篇“旧序”，就有钱允治的《国朝诗余序》。不过，看来“稍撮诸家之胜”六个字还不能真正体现《倚声初集》编者的看法，所以，邹祗谟又进一步指出：“《词统》一书，搜奇葺僻，可谓词苑功臣。”[3]王士禛也说：“《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4]这些评价的分量不轻，在明末清初，有相当大的意义。既能“撮诸家之胜”，又能“搜奇葺僻”、“搜采鉴别”，具有“廓清之力”，当然是有一定取向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论述中会看得更清楚。从编者自身来看，徐士俊自序说：“古今为词者，无虑数百家。或以巧语致胜，或以丽字取妍，或望断江南，或梦回鸡塞，或床下而偷咏纤手新橙之句，或池上而重翻冰肌玉骨之声。以至春风吊柳七之魂，夜月哭长沙之伎，诸如此类，人人自以为名高黄绢，响落红牙。而犹有议之者，谓铜将军、铁绰板与十七八女郎相去殊绝。无乃统之者无其人，遂使倒流三峡，竟分道而驰耶。余与珂月，起而任之。”[5]这段话说明，两位编者是对词史有了一定的宏观把握，在此基础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而他们两位，又都是著名词家，在当时深受推崇，也有资格做这样的事。 什么是“统”？指的是统序。这本是从中唐以来开始强化的倾向，道有道统，文有文统，诗有诗统，至明代，思想上归为程朱理学，并见诸科举考试，自不待言，文坛上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说，归有光诸人的推崇唐宋八大家说等等，无不是争统序、见体系的做法。明代词学虽然不振，至晚明却渐渐引起重视，此时，有心者希望补上统序这一环，不仅总结，更在指导，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任何选本都有一定的系统，但在本文的逻辑理路中，系统并不一定等于统序，前者可能只是一种客观展示，自觉性和完整性都不够强，后者则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学承递意识，体现出一定的变化风气的精神。 关于《古今词统》的价值，可以讨论的内容有很多，本文仅从其选词思路入手，不仅揭示其动机，而且希望展示其对清初的影响，以便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将由明至清词学发展的线索加以清理。 二 《古今词统》的选词思路考察 从《古今词统》对两宋词的选录来看，居于前几位的分别是：辛弃疾一百四十一首，蒋捷五十首，吴文英四十九首，苏轼四十七首，刘克庄四十六首，陆游四十五首，周邦彦四十三首，秦观三十八首，高观国三十四首，黄庭坚三十三首，史达祖三十首。这个名单与在明代非常流行的《草堂诗余》所重视者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后者的前几名，分别是周邦彦五十六首，秦观二十五首，苏轼二十二首，柳永十八首，康伯可十一首，欧阳修十首，辛弃疾九首，张先、黄庭坚八首，晏殊六首[6]。其中所作的调整是非常明显的。 辛弃疾的词坛地位南宋已经确立，他的门人范开在为其词集作序时，就已经指出辛词有所成就的根源是“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7]，认识到辛弃疾的创作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一看法，被晚宋的刘克庄接了过来，其《辛稼轩集序》云：“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无。其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8]也是重点强调稼轩气象之大。胡小林比对了《古今词统》之前的诸通代词选如《草堂诗余》、《词林万选》、《花草粹编》等，敏锐地发现，《古今词统》是第一部选录辛词数量超过苏词的词选，那三部词选对于苏辛词的选辑比例分别是：苏22∶辛9、苏15∶辛6、苏52∶辛26[9]。对于《古今词统》选辛词独多的原因，朱丽霞指出：“徐士俊之所以选入辛词如此之多，根本原因在于……证明稼轩词皆‘性情’之作的词学主张。”[10]胡小林则认为退苏进辛的原因是“苏词不守格律，破坏了词的基本特性”[11]。若是将两种意见综合起来，可能更为全面。宋以后的词，往往家数都比较小，能够从一体入手而名家，已经难能可贵。卓人月、徐士俊诸人大张旗鼓地表彰辛弃疾，正是给词坛悬一鹄的，希望具有震撼性的冲击力。从重性情的角度看，苏轼、陆游、刘克庄、蒋捷诸人占据了较多的篇幅，都是这一思路的体现。苏轼重情，所谓“曲子中缚不住”，就是他不欲以律缚情的重要体现。陆游词也善于言情，其《钗头凤》脍炙人口，无庸辞费。其他不少地方也能看出与辛弃疾的渊源，毛晋《放翁词跋》就说：“杨用修云（陆游）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予谓超爽处更似稼轩耳。”[12]刘克庄是辛派代表词人之一，清人冯煦甚至认为：“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13]多选入刘克庄，也就是对辛词风格的提倡。蒋捷的情况稍微复杂，但也有辛派的一面，清初毛奇龄就已经把辛、蒋并列[14]，其看法并受到纪昀的称赞，说毛奇龄“谓辛、蒋为别调，深明原委”[15]。这些，无疑符合明末重情之风，堪称是在词坛上的较早提倡。同时，从“大”的角度看，重视稼轩又意味着他具有包容性，可以克服一般豪放词（如苏轼的某些作品）的粗放之弊，从而将声律等因素也能纳入豪放词的考虑范围之内。卓人月在《古今诗余选序》中指出：“奈何有一最不合时宜之人，为东坡；而东坡又有一最不合腔拍之词，为‘大江东去’者，上坏太白之宗风，下亵稼轩之体，而人反不敢非之。必以铜将军所唱，堪配十七八女子所歌，此余之所大不平者也。故余兹选，选坡词极少，以剔雄放之弊，以谢词家委曲之论；选辛词独多，以救靡靡之音，以升雄词之位。置而词场之上，遂荡荡乎辟两径云。”[16]这段话对苏轼某些失律的词表示不满，认为辛弃疾的词能够“升雄词之位”，扭转人们对豪放词的成见，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当然，正如我们熟知的，关于苏轼是否通音律，其创作中合律与失律的比重，人们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也得出了比较公允的意见，以卓人月的内行，不会看不出来，所以，这段话应该视为明代以来对于声律忽视的有感之言，不免过甚其辞，并不能得出不喜欢苏词的结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轼今存词三百四十多首，《古今词统》选了四十七首，这并不能说是“极少”。推动风气者，为了改变前人成见，往往有过激之言，不足为奇。 如前所述，《古今词统》选稼轩词独多，已经从一个特定角度，隐隐将典雅格律纳入讨论的范围，而其中大张旗鼓地表彰周邦彦、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诸家，更是明确表示了对典雅格律一派的提倡[17]。这一点，在词史上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宋代以来，词乐渐渐失传，原来的倚声填词，声既不存，标准也就缺失了，因而难免造成创作的紊乱。于是，明人开始特别重视词谱、词律之学，著名的，如张《诗余图谱》、程明善《啸余谱》等，即应运而生。《古今词统》是从词选的角度来面对这一问题的，选家所提出的学习对象，在格律方面是公认的严谨，因而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他们所希望起到的示范作用。 周邦彦诸人的重律，可以从以下评论中看出： 周美成律最精审。（刘熙载《艺概》）[18] 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中间如秦少游、高竹屋、姜夔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张炎《词源》）[19] 姜夔白石清劲知音。（沈义父《乐府指迷》）[20] 吴梦窗、史邦卿影响江湖，别成绚丽，特宜于酒楼歌馆，饤坐持杯，追拟周、秦，以缵东都侈胜，于声律为当行。（沈曾植《海日楼丛钞》）[21] 卓人月等当然也注意到典雅格律一派的发展，所以，曾经引姜夔的话评论史达祖的词，史达祖《杏花天》（软波拖碧蒲芽短），《古今词统》评：“姜夔尧章云：史邦卿之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22]这个评价，也是后来浙西词人喜欢使用的。 同时，《古今词统》的这个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草堂诗余》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之高观国《竹屋痴语》提要曾这样说：“词自鄱阳姜夔，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而达祖、观国为之羽翼。故张炎谓数家格调不凡，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乃《草堂诗余》于白石、梅溪则概未寓目，竹屋词亦止选其《玉蝴蝶》一阕。”[23]这段提要的前半段是复述汪森《词综序》的话，后半段批评《草堂诗余》，则从朱彝尊《词综•发凡》变化而来，但更具体，而其中所指出的《草堂诗余》的缺陷，却正好被《古今词统》弥补了。这个动向，对清初的词学建构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 《古今词统》与清初词坛 《古今词统》于崇祯六年刊行之后，经历了一个接受过程，卓人月的弟弟卓回写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古今词汇缘起》有这样的描述： 余兄《词统》一书，成于壬申（按即崇祯五年）、癸酉（按即崇祯六年）间，迄兹四十五载。其时制科，专尚文艺，守一经而研八股，未之或变。乃适当文风极盛之会，士之奇才博奥者，不尚拘挛，力摹周、秦、两汉、唐、宋大家之文，然售者百一。盖庸人司命，鲜不惊怪，斥之宜也。于是又降心而为肤浅腐臭，熨帖如题，父兄督其子弟，师徒相授，友朋相切磋，曰如此则售，不如此则不售，白首溺沉，而不之改。习诗古文若仇雠，况词乎？兄意独否，然当其时，犹齐庭之瑟也，赏音者或寡矣。方今词学大兴，识者奉为金科玉律。[24] 这段描述从一个方面指出明代词学凋敝之因，在于士人都将精力投入八股制艺，对文学颇为轻忽。四十五年之后往回看，除了赞叹其超前意识外，也指出了其影响。如果说卓回作为弟弟，其赞扬可能要打个折扣的话，丁澎的话就肯定是比较客观的了，在《正续花间集序》中，他说：“珂月《词统》之选，海内咸宗其书，垂四十年，遂成卓氏之家学。”[25]二者合观，可以看出这部词选的影响，确实不小。比如，顺治末至康熙初刊刻的《倚声初集》，据其选者自序，即有承接《古今词统》的意思。编者曾经在该书的有关评语中盛赞史达祖咏物词，盛赞姜夔《暗香》、《疏影》，并将高观国、史达祖、姜夔放在一起予以表彰，这些都正是《古今词统》的思路，值得注意[26]。不过，实际来看，虽然《倚声初集》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词学观念，特别体现了晚明以来重情的趋向，但保存文献无疑是其主要目的之一[27]。而且，《倚声初集》主要选当代词，当然也无法体现完整的词史意识。 《古今词统》在清初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其对南宋词的提倡。总的说来，这部选本重视南宋词似乎胜过北宋词，入选的两宋词人共有一百七十三位（不包括方外、女仙、女鬼、女妖等四十三人），其中北宋七十三人，南宋一百人。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论词宗唐五代北宋，陈子龙认为“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最为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28]。宋徵璧也接着这个思路，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 ”[29]云间后学甚至极言之，认为“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30]。云间词派推尊唐五代北宋在形式上的追求主要是小令，而《古今词统》在选篇上，小令部分比较多，共占了八卷，可是，对于晚唐五代以小令见长的温庭筠和韦庄、晏几道只分别选了十六首和七首、十二首，但一般说来更以长调见长的南宋辛弃疾、高观国、吴文英，则分别选了五十二首、二十三首、十五首。云间词派提倡学习唐五代北宋的小令，或许也是有感于此，希望能够正本清源。朱彝尊在这一点上倒是一定程度上和云间词派保持一致，曾经反复说：“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窃谓南唐北宋惟小令为工，若慢词至南宋始极其变。”[31]但这只是就北宋部分而言的，在对待南宋的问题上，却又跳过了云间词派。 朱彝尊在其《词综•发凡》中曾就《词综》之选，开列了十四种所参考的前代词选，而以《古今词统》殿后。事实上，那些选本，多为一般汇辑，只有《古今词统》等数种，其推动词风性质的选家之心稍稍明显。所以，如果说，朱彝尊在从事《词综》之纂时，不仅从《古今词统》中选择了相关的材料，而且借鉴了其选词的思路，应该也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卓人月和徐士俊都是杭州人，即所谓乡贤，同为浙江人的朱彝尊受他们影响，也是很正常的[32]）。这个推测，可以《词综》的选录宗旨来加以说明。 在《词综•发凡》中，朱彝尊提出了其著名的词学观：“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33]这个“世人”，显然主要是指云间词人及其相关的作家。在那种强势的情形中，朱氏此说，当然要有着极大的勇气。然而，如果从渊源上来考察，则朱氏此说也并非平白无故地产生，这一思路应该和《古今词统》有一定的关系。如前所述，《古今词统》中所选宋代词人，居于前几位的分别是：辛弃疾一百四十一首，蒋捷五十首，吴文英四十九首，苏轼四十七首，刘克庄四十六首，陆游四十五首，周邦彦四十三首，秦观三十八首，高观国三十四首，黄庭坚三十三首，史达祖三十首。不妨和《词综》作一比较，《词综》入选二十首以上的：周密五十四首，吴文英四十五首，张炎三十八首，周邦彦三十七首，辛弃疾三十五首，王沂孙三十一首，张先二十七首，史达祖二十六首，晏几道、姜夔、陈允平二十二首，欧阳修、柳永、毛滂、蒋捷二十一首，高观国二十首。二者相比，确实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致性，即突出典雅格律一路风格，而《词综》在这方面的推重更为加强了。 典雅格律派从北宋的周邦彦发其源，至南宋，主要就是在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等人身上体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两部词选颇有可以互相印证之处。这里只是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古今词统》只选了姜夔十首词，而《词综》则选了姜夔二十二首词。据朱彝尊《词综•发凡》记载，“姜夔尧章氏最为杰出，惜乎《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阕也。”所谓“二十余阕”，到底是多少？我们知道，《花草粹编》是《词综》的选源之一，其中有四首并未采入《词综》，从这个角度看，朱彝尊至少见过二十六首姜夔词；再进一步说，其实《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也是其选源之一，而该选收录了姜夔词三十四首，所以，在朱彝尊选录《词选》的时候，他应该至少看到姜夔词三十四首，而不是二十余首。既然朱彝尊确实已经见到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为什么又在《词综•发凡》中说只有二十多首？这个矛盾，清人田同之就已经发现了，其《西圃词说》云：“姜夔尧章崛起南宋，最为高洁，所谓‘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者。惜乎《白石乐府》五卷，今已无传，惟《中兴绝妙词》，仅存二十余阕耳。”[34]这一段撮述朱彝尊《词综•发凡》和《黑蝶斋诗余序》，但作了改动，这样，就显得朱彝尊没有矛盾了。不过，“二十余阕”也可能是朱彝尊的笔误，实际上也许是“三十余阕”，因为《词综》所选的姜夔词二十二首，除了见于《古今词统》的十首之外，其他均见于《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包括后来汪森补的一首，说明朱彝尊对《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确实是熟悉的。至于卓氏，前面提到王士禛曾称赞其《古今词统》“稍撮诸家之胜”，这个“诸家”就包括《花庵词选》。[35]考虑到明代流行的《草堂诗余》没有选入姜夔的词，《古今词统》中选入十首，也说明卓人月等确实已经对姜夔开始重视了，这应该对朱彝尊有所启发。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朱彝尊从传世的三十四首姜夔词中只选入了二十二首，也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掌握资料的丰富性上，朱彝尊要胜过卓人月等人[36]。第二，《词综》所收的周密、张炎、王沂孙诸位宋季重要词人，在《古今词统》中却不见踪影。这个问题似乎也可以在《词综•发凡》中找到解释：“周公瑾、陈君衡、王圣与，集虽抄传，公瑾赋《西湖十景》，当日属和者甚众，而今集无之。《花草粹编》载有君衡二词，陆辅之《词旨》载有圣与《霜天晓角》等调中语，均今集所无。至张叔夏词集，晋贤所购，合之牧仲员外，雪客上舍所抄，暨常熟吴氏《百家词》本，较对无异，以为完书。顷吴门钱进士宫声相遇都亭，谓家有藏本，乃陶南村手书，多至三百阕，则予所见，犹未及半。”[37]这段文字说明，如果在朱彝尊的时代，词的搜求都是那么困难，那么，退回去三四十年，卓人月等人当然就更困难了。所以，周、张、王这些如此重要的词人，《古今词统》竟然失收，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选者未曾寓目，因为当时一些通行的选本并没有收录。这个推论还可以从卓回的《古今词汇缘起》得到证明，卓氏说到在建康，有朋友“出藏书数种，皆目不经见，且获蠹余抄本，有碧山、草窗、玉田诸家……”[38]这些“蠹余抄本”，卓人月等人就很可能没有看到。比如，关于张炎词集的情况，李符《龚刻山中白云词序》这样写道：“予曩客都亭，从宋员外牧仲借抄玉田词，仅一百五十三阕。越数年，复睹《山中白云》全卷，则吾乡朱检讨竹录钱编修庸亭所藏本也。累楮百翻，多至三百首。始识向购特半豹也。”[39]尽管如此，浙西词派的理论框架，如汪森所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40]这个思路，在《古今词统》中也能看出点痕迹。 《词综》和《古今词统》的关系其实还应该进一步挖掘。《古今词汇初编》（《古今词汇初编》刊刻时间为康熙十六年即1677年秋冬之间，次年《二编》、《三编》编定，又次年全集刻成）是卓人月的弟弟卓回和周在浚一起主其事的，其选录情况，除了辛弃疾以八十九首、苏轼以五十一首、周邦彦以四十五首、吴文英以三十九首分居前四名，蒋捷以三十首，刘克庄以二十四首，陆游以二十二首分居第六、第八、第九名，体现出《古今词统》的影响之外，引人注目的是加入了周密，选词二十二首，与陆游并列第九名；张炎，选词二十一首，列第十一名。朱彝尊在康熙九年编成了《词综》十八卷，至康熙十一年，增广为二十六卷。康熙十七年，汪森又增编了四卷，刊行于世。虽然《古今词汇初编》与《词综》几乎同一年刻成，但朱彝尊所倡导的浙西词学却是一个不断加强、不断明确的过程，同是浙江人的卓回受到影响，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卓回《古今词汇缘起》曾经自述：“去秋复自家之江宁，雪客启藏书楼阁，检验宋元秘本，且丐贷于俞邰、瑶星、锡鬯诸子。”[41]这个“缘起”写于康熙十七年，卓回在康熙十六年“丐贷于俞邰、瑶星、锡鬯诸子”，虽然当时《词综》尚未刊刻，但卓无疑应该知道此事，同时，卓回也曾经承认，《古今词汇》主要是根据《古今词统》、《六十家宋词》和《花草粹编》等选本而成的，自认是“比于《花庵》似俊，比于《词统》略备”[42]，之所以“比于《词统》略备”，除了收录了《古今词统》问世之后四五十年的作品外，应该和他从朱彝尊那里获得一些资源不无关系。因此，卓回将《古今词统》的思路与《词综》的思路加以综合，也是一件可能的事。那么，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古今词统》和《词综》这两部相隔数十年的词选，确实有着某种共同性，因此才使卓回在一个共同系列中予以参照。汪森在《词综序》中曾经批评“世之论词者，惟《草堂》是规，白石、梅溪诸家，或未窥其集，辄高自矜诩”[43]。这个批评，显然不包括《古今词统》，因为《古今词统》中选姜夔、史达祖之作都算比较多，这也就证明了，《古今词统》确实是《词综》的重要资源。这里还可以提供一个证明。严沆写于康熙十四年的《见山亭古今词选序》曾经批评《草堂诗余》“以尧章之词竟置不录”，而认为《古今词统》是优劣参半：“珂月《词统》差为善本，然俚者犹未尽去。”[44]严沆是杭州人，年辈较高，在当时很有声望，对朱彝尊有知遇之恩，他对《草堂诗余》的批评，与朱彝尊很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词综•发凡》有可能参考了这篇序文”[45]。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则朱彝尊当然也知道严沆对《古今词统》的称赞，而后者却正是开始较多选姜夔词作的。 当然，无论是宗旨的明确性，还是选源的丰富性，《古今词统》都无法望《词综》的项背。不过，资料只是一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如同《古今词统》对前代诸词选“抄撮其胜”，而有了自己的思路一样，《词综》把《古今词统》作为重要的参照之一，并纳入自己的阐释思路，也是毫不奇怪的。至于《词综》以人为序的排列方式，与《古今词统》等选本更是大有不同，柯崇朴在《词综后序》中曾经批评这一类的词选，云：“所患向来选本，或以调分，或以时类，往往杂乱无稽，凡名姓、里居、爵仕，彼此错见，后先之序，几于倒置。”[46]当然，《古今词统》所延续的这种选词方式，自有其动机和用意，但就生发词学观点来说，当然就不如《词综》那么直接明确了[47]。 四 余论与结论 尽管《古今词统》对清初词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出现的时期毕竟词学还比较凋敝，词坛所面临的问题也相对比较简单，更主要的是，受到传世词学文献的限制，尽管编者对词史具有一定的大局观，也能提出一定的思路，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得不够完善，无法完全满足后世词学建构中的针对性。所以，它对清代有关著作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观念和思路、角度，深度上显然有所欠缺。 也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清初人对《古今词统》的编纂思路有所参考，在具体操作时，却还是根据自己的词学追求做了不少调整。试将《古今词统》与《词综》所选南宋姜夔一路的词予以比较，就可以看出，首先，大致的倾向是调整了调式的安排，原来比较均衡的选目，至朱彝尊之手，更加强调了长调。大概卓人月等人虽然发现了这几个人的创作特色，但是，他们心中仍然有一个观念，即要全面展示创作成就，因而不免追求面面俱到，而朱彝尊接过了他们的思路，进行调整，即将慢词长调作为重要的宣传对象，因此也更加符合浙西词派的审美追求。第二，纳入名篇。分析《古今词统》，我们发现，有不少后世流传甚久的名篇，他们却没有入选，这除了可能是没有见到之外，也许更加反映出编者的审美眼光问题，所以，《词综》一书在词的经典化上，贡献不小。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认识： 第一，清词复兴是学术界公认的看法，但是，清朝承明朝而来，文学的脉络不会完全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断裂。到了明代，词确实有衰敝之势，不过明词发展之中，也会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后来清词复兴的先机，对此，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将明词和清词看作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吴熊和在其《〈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一文中就曾经指出：“清词的兴盛当然有清初的特殊背景，但自天启、崇祯以来，词的复兴气候业已形成。清初的一些词派，其源流出于明末。”[48]值得进一步提出的是，不仅是词派，清初，乃至整个清代的一些词学思想，也都可以在明代词学中找到根源。例如，清代中期以后的周济在其《宋四家词选》中“退苏进辛”，以至于成为晚清热议的话题之一，其渊源，至少也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古今词统》。 第二，前代文学中所进行的一些探索，很可能是偶然的， 细微的，不成熟的，其中的闪光点可能若隐若现，这些，都需要后来者以敏锐的眼光予以发现，并成为进行文学变革的资源。《古今词统》的编者所作的探索，并不是所有的后来者都能认识清楚，只有朱彝尊这样具有强烈变革意识的批评家，才能具有超越时人的敏锐性。至于后来周济等人从中发展出来的思路，就更是具有包揽古今的眼光，其中的文学史意识，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在文学史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现象应非偶然，本文所进行的考察，当可为认识这种现象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三，从《古今词统》到《词综》，可以看出一种特定的思路，即越来越明确地在词学中确定统序，这一点，是清词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特别是清代词学流派兴盛，往往有非常系统的理论，而理论的展开，也与对前人的体认有关。在《古今词统》中，这种情况还不明显，但无疑也能对后世有所启发。《古今词统》的统序观念还不够明晰与自觉，其选词也难免芜杂，至朱彝尊则有了更为强烈地建立统序观的意识，选词也精审许多，这从一个角度体现出明末清初词坛寻求并建立统序观的认识过程，以及明清之际词学观念的演进。 第四，清代词学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即使从前代词学中吸收资源，也会进行符合当代词学建构的调整或改革，这些，从《词综》借鉴《古今词统》的思路却又大规模地变换选篇，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这一点出发，清代的不同的词学群体就往往能够在异同之间找到非常坚实的立足点。 注释： [1]此统计数字据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古今词统》之《本书说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王士禛《倚声初集序》，《倚声初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729册，第164页。 [3]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655页。 [4]王士禛《花草蒙拾》，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第685页。 [5]徐士俊《古今词统序》，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6]此统计数字见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551—552页。朱氏的依据或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据吴昌绶双照楼翻刻明洪武本，今再检《四部丛刊》本《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和《四部备要》本《草堂诗余》，亦同。 [7]范开《稼轩词序》，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 [8]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附录，第597—598页。 [9]胡小林《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研究》，南京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未刊稿），第152页。 [10]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第555页。 [11]胡小林《明末清初西泠词人群体研究》，第151页。 [12]引自吴熊和《唐宋词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册，第2013页。 [13]冯煦《蒿庵论词》，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第3595页。 [14]见毛奇龄《西河词话》卷二，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第579页。 [15]江顺诒《词学集成》卷四引纪昀语，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第3252页。按这里江顺诒并不同意纪昀的意见。到了现代，这个思路就被胡适一派接了过去。胡适《词选》：“蒋捷受了辛弃疾的影响，故他的词明白爽快，又多尝试的意味。”（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7页）胡云翼也是胡适观点的拥护和发挥者。 [16]卓人月《蟾台集》卷二，明崇祯刻本。按，这里的《古今诗余选》，就是指《古今词统》。 [17]关于南宋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等人，学术界或称之为“风雅词派”，如邓乔彬《论南宋风雅词派在词的美学进程中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或称之为“典雅词派”，如刘少雄《南宋姜夔吴典雅词派相关词学论题之探讨》，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5年版。本文参考他们的意见，以“典雅格律”为之定义。 [18]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第3692页。 [19]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第255页。 [20]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第278页。 [21]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第3613页。 [22]卓人月等《古今词统》卷七，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2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0页。 [24]卓回《古今词汇二编》卷首，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4页。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是明清之际学者所普遍关心的，徐世溥《悦安轩诗余序》也说：“近者用制义取士，白首伏习章句，无暇及斯，而逸才淹滞宦途者，则又往往演古事稗说为大曲，被之歌舞，用以适意而取名，故诗余之道微矣。”（《倚声初集》前编卷二，第181页）后来，万树在其《词律自叙》中也说：“数百年来，士大夫辈括帖之外，惟事于诗，长短之音，多置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可见，明清之际总结词学衰敝的原因，往往从“一代文学”的角度立论，与唐诗的兴盛原因作比较。其实，若是说到大的传统，诗文都没有中断，真正中断的，主要是词。 [25]丁澎《扶荔堂文集选》卷二，清康熙刻本。 [26]以上均见《倚声初集》王士禛评语，见拙著《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27]参看拙作《选本：独特的批评方式》，载《清代词学的建构》。 [28]陈子龙《幽兰草序》，《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幽兰草•倡和诗余》之《幽兰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9]宋徵璧《论宋词》，《倚声初集》前编卷三《词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29册，第180页。 [30]沈亿年《支机集•凡例》，蒋平阶等《支机集》卷首，顺治九年刻本。 [31]朱彝尊《鱼庄计词序》，《四部丛刊》本《曝书亭集》卷四○，第333页。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书亭集》卷四○，第334页。朱彝尊《书东田词卷后》，《曝书亭集》卷五三，第420页。 [32]朱彝尊非常有家乡观念，也连带着推及到文学中。如在《孟彦林词序》中，他指出：“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曝书亭集》卷四○，第333页）但他特别推重的姜夔、张炎、周密等人却并不是浙江人，因此他也说：“（数人）咸非浙产，然言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鱼计庄词序》，《曝书亭集》卷四○，第333页）按关于张炎，朱彝尊在《鱼计庄词序》中说他“非浙产”，可是在《孟彦林词序》中，又说他是“浙西最著者”，显得自相矛盾。其实，张炎祖籍陕西凤翔，宋代南渡之后，才定居浙江临安，这样看来，还是应该把张炎划入“浙人”的系列。 [33]朱彝尊等《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34]田同之《西圃词说》，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第1453页。 [35]南宋黄昇选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和《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明末毛晋汇刻《词苑英华》，将二书合在一起，称为《花庵绝妙词选》，后来就简称为《花庵词选》。 [36]时人和后人对《词综》文献的丰富都多有称赞，如纳兰性德《与梁药亭书》：“闻锡鬯所收词集凡百六十余种，网罗之博，鉴别之精，真不易及。”（《通志堂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33页）王易《词曲史》：“《词综》三十四卷，采摭极富，别择亦精；至辨订详核处，诸家选本皆所不及。”（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37]朱彝尊《词综•发凡》，《词综》，第10—11页。 [38]赵尊岳《明词汇刊》，第1544页。 [39]张炎《山中白云词•序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7页。 [40][43]汪森《词综序》，《词综》，第1页。 [41]赵尊岳《明词汇刊》，第1543页。 [42]卓回《古今词汇缘起》，《明词汇刊》，第1544页。 [44]严沆《见山亭古今词选序》，见陆次云、章昞《见山亭古今词选》卷首，康熙十四年刻本。 [45]于翠玲《朱彝尊〈词综〉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页。 [46]朱彝尊《词综》，第3页。 [47]于翠玲《朱彝尊〈词综〉研究》：“《词综》的体例别具一格，有助于梳理词史，辨析唐五代及北宋、南宋词的发展演变轨迹。朱彝尊《词综•发凡》所谓‘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的论断，正是以这种编纂体例以及文献考订作为坚实基础的。”（第55—56页） [48]《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