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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采诗与献诗 口传与书写是人类文明不同阶段的信息传播手段，文字产生之前，口传是主要的叙事方法；文字产生之后，不少原来由口传承担的叙事任务，渐渐转化为文字，为书写叙事所分担。自此之后，口传叙事与书写叙事二者并存，适用于不同的传播领域与社会阶层。就文学而言，诗歌本是“言志”的，“言”即口头表达，因此最初的诗歌是口语创作。有学者认为《诗经》大约正处于口传向书写转化的时代，但也有人认为可能更早。譬如郭沫若《卜辞通纂》收录的一则甲骨文字:“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1]文学研究者大多认为这并非仅是简单的卜辞，因为占卜结果没有必要用这么整齐的句式，它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首整齐合韵的诗歌，是第一次用文字展示出来的歌谣。如此，则口传歌谣早在甲骨时代就开始向书写叙事转化。也许上例仅仅是特例，但随着文字表达的成熟，到了《诗经》的时代，口传向书写的转化显然已经相当普遍。宋人朱熹谓风诗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2]肯定风诗原本出自民间，大多是相恋男女为表达爱情而进行的口头创作，是经过这样的转化才变成书面语文学的。 口传叙事既有悠久的传统，且有书写叙事所不具备的优长，那么何以要向书写叙事转化呢？比如口头创作的风诗，又是如何转化为书写形式的呢？关于这些作品的来源及形成，古代有很多说法，最为大家认可的是所谓“采诗说”。如《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天子采诗是为了考察下情，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有人认为其实采诗只是为了娱乐，如元人吴澄云:“国风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王采以入乐，而被之弦歌。”[3]当然也不排除这两个目的兼而有之，既用来欣赏，也可以观民风。在此过程中，不论“行人”还是“采诗之官”，当他们听到口头表演的诗歌后，显然不是只用耳朵听，脑袋记，因为沿途采到的诗歌数量不会太少，只有用文字记下来才更准确，也更方便转达到天子那里。所以口传的民间歌谣，正是藉由天子采诗的机会，这才转化为文字的。因为这个机会，文人介入其间，他们很自然地用手中的笔把听到的歌谣转化文字记录。还有一种说法是“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可信性不强。如果这些孤老仅仅是因为年老没有依靠，官府就把他们养起来，并让其担当民间采诗的重任，很难令人置信。假如他们并不识字，根本没有书写能力，难道就靠脑袋记下听到的那么多民间歌谣吗？更何况，“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中间还要经过多次转述，难道都是靠各级官吏脑袋记忆和口头转达吗？这显然是难以想象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当“行人”从民间收集到口头歌谣后，马上就用文字记录下来，然后再把这种文字记录稿一级一级呈递上去，一直到达天子的手里。所以鲁迅先生在谈到文学的产生时曾这样说:“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4]所谓“记录下来”，也是说的用文字记录，而非仅凭脑瓜记忆。 相对于“采诗说”经过了一个从口传到书写的转化过程，“献诗说”则是直接的书面语创作，并没有经过口传的阶段。《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晋语六》:“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而且《诗经》的一些篇章也明确记载了这种献诗的情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有的甚至写出了作者的名字，如《大雅》中的《嵩高》和《烝民》两篇都有“吉甫作诵”之句，“吉甫”即西周著名的贵族尹吉甫。公卿列士们写诗献给天子，除了讽谏，也有的歌功颂德。《诗经》中这两类内容都很突出。元人吴澄云:“朝廷之乐歌曰雅，宗庙之乐歌曰颂，于燕飨焉用之，于会朝焉用之，于享祀焉用之，因是乐之施于是事，故因是事而作为是辞也。”[5]说的就是这类的献诗。由于“采诗”与“献诗”的作者不同，创作方法也有异，所以它们在语体上是有差别的。前者的作者是民间男女，作品内容是“道其情思之辞”，属于纯粹的民间口头创作，用的自然是口语，虽然经过采诗官以文字记录下来，其间甚至还经过了某些修改，但它在语体上还是较多地保留着口语化的特色，带着口传叙事的特征；“献诗”因为出自公卿大夫之手，属于典型的书面语创作，用的只能是文语雅言，所以它表现出更多的书写叙事的特点。只要将《诗经》中的风诗与雅颂稍加对照，这种差别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二、《汉志》中的“小说” 以口传与书写的理论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似乎亦颇契合。具有真正文体意义的“小说”产生于汉代。《汉书•艺文志》首载“小说”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并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其后又有桓谭《新论》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以此为始，“小说”便开始具有文体的意义[6]。后世学者对《汉志》中的“小说”，多认识到其内容的浅薄琐屑，即所谓“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7]，但对其来源及文体之形成，却着墨不多。事实上，“小说”之产生与风诗之形成颇为相似。《汉志》谓“小说”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说明最早的作者皆“刍荛狂夫”之徒，也就是庄农樵夫之类。因为街、巷为平民居住、聚集的地方，也是他们议论的好去处。这里人多，流动性强，便于信息的迅速传播。那么，他们“所造”者又都是什么言论呢？一般而言，“街谈巷语”大都指批评性的言论。李斯说:“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心非”与“巷议”相对，可见所指也相同。《史记》“百工谏，庶人传语”，张守节《正义》云:“庶人微贱，见时得失，不得上言，乃在街巷相传语。”说明议论王政的得失是“街谈巷议”的内容之一。张衡《西京赋》有“街谈巷议，弹射臧否”之语，弹射，犹言指摘、批评。开明的天子会利用街谈巷语而知民意，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所以《诗经》中有所谓“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大雅•板》)，《国语》中有“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晋语六》)。将谤言闻于天子甚至可以受到奖励，《战国策》:“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齐策一》)当然，除了议论朝政，各种历史传闻、名人轶事以及“彼此谈论故事”[8]，肯定也是街谈巷语者不可缺少的话题。分析《汉志》所列的小说作品，可以看出此类内容占相当比例。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东西，既比不上子书的深刻，也比不上史书的真实，所以一开始就不为人所重，是理所当然的。又因为“小说”来自社会最下层，作者是普通百姓，所以决定了它是口传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语体与子、史著作有重要区别。子、史著作都是脱离口语的文言书面语，而“小说”则不然，因为百姓庶民在街头巷尾议论朝政、传布各种流言或民间传说的时候，自然用的是口语，不可能是文绉绉的书面语。这时故事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民间传播，带着口传文学应有的一切特点。直到有一天，故事被天子派下来的“稗官”收集到，它就开始脱离原始的口传状态。鲁迅先生曾把初期小说的存在形式分别为“小说”和“小说书”。他说:“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9]这是极精辟的看法。他这里说的“小说”就是指口传阶段的故事，而“小说书”则是指形成书面语的故事。在鲁迅先生看来，口传故事才是小说的真正起源，民间的“街谈巷语”者才是小说的真正作者。如果没有“稗官”的收集整理，“小说”可能会永远保持着口传的原生态，成为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口头创作的“小说”都会自生自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政治的介入，令“稗官”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口传形态的“小说”，并把它们记录下来，这才成就了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汉志》谓“缀而不忘”，“缀”字的本意是指连缀字句以成文章，故这里的“缀而不忘”是特指用文字记录，而绝非以头脑记忆。因为头脑记忆毕竟有“忘”的问题，要使收集到的众多口传故事能原原本本地传达给天子而“不忘”，就必须用文字记录。这也明确告诉我们，稗官确实是将小说由口传转化为书写的关键人物。那么“稗官”究竟是何等官职?他们搜集街谈巷语目的何在？稗官之名虽不见两《汉书》及《汉官仪》，而《汉名臣奏》中既有“都官稗官”之说(颜师古注引)，云梦秦简又有“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之语，可证稗官之职早在汉前就已经存在了。否则，刘歆撰《七略》是要进呈皇帝过目的，他不可能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官职。《汉书》颜师古注引如淳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卷三〇)如淳的意思是说因为街谈巷说皆为琐碎之言谈，细微而零散，与细米相类，故称说街谈巷说之官就叫稗官。由此也可知，稗官们收集口传小说的目的与前文说到的“采诗”其实是相同的，都是天子为了解民风民情而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文学的意味比较淡然。故古谚有云:“街谈巷议，倏有禆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鲁迅先生也说:“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得失矣。”[10] 按理说，“稗官”收集“街谈巷语”是在执行朝中的公务，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性，他理当保留这些“街谈巷语”的口语化特征。但事实上并不然，“稗官”对口传故事作了“处理”，除了内容上的取舍与调整，在语体上把原本的口语改成了书面语。其实，“小说”与“小说书”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语体的口语化与文字化，反映在书面上，也就是白话与文言。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汉志》所载小说的部分散佚内容来看，与其他文体相比，语体上的差别并不明显，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白话倾向。我们知道，虽然一般认为文字是语言的反映，但口语表达与文字表达毕竟不同，前者是用声音符号，后者是用形象符号，因此二者不可能完全等同；再加上语言的流动性与文字的凝固性所造成的差距，所以书面语有异于口语是必然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差距，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古代的汉语与汉字的关系之中。语言学家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口语与书面语大体也还一致，但到了汉代，二者的差距就开始出现，以至“诏书律令下者……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下级官吏竟然难以看懂皇帝的诏书以及法律文书，可见当时书面语与口语已经有了距离。儒术独尊政策的实行，不但将天下的思想定于一尊，而且还通过严格的儒学教育，逐渐形成并确立了一种标准的书面语表达方式，即后来所说的“文言”。汉代的经史著作，几乎都是用的这种语体。其中《史记》、《汉书》作为这种语体的代表，成为后世一代又一代文人效法的永恒榜样。在文言占据书面语领域权威地位的形势下，白话只在佛教著作及民间乐府中偶有出现。至于小说作为一种新兴文体，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其语体只能向史书靠拢，所以《汉志》所载的“小说”作品，只能是文言而不可能是白话。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魏晋时期。研究者一般都把魏晋定为古代小说的形成期。魏晋小说向以写实著称，如明代著名小说史家胡应麟就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11]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述过这段话，并认为六朝鬼神志怪之作，“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12]。鲁迅先生对胡应麟的论断是表示赞同的，认为魏晋虽有不少后人称之为志怪、志人的小说作品，但那并不是自觉的小说创作，而是把鬼神之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记述，与写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魏晋小说是如何写成的呢？其实，也与口传文学有不可割断的联系。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搜神记》作者干宝在自序中述其故事来源，有“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缀片言于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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