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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被研究得最为充分的诗人。本世纪学界逐渐改变了以前多用封建伦理观、文艺观评价和研究杜甫生平、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学术传统，代之以民主思想评判和现代艺术分析，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进展和成绩。 一、本世纪上半叶 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里，人们仍然习惯沿用考证、笺注和点评式的传统方法来研究杜甫及其诗歌。最早用现代学术观念和人文理论研究和分析杜诗的成果是1922年梁启超的学术讲演《情圣杜甫》，他在该文中首次对历代诗评家封杜甫为"诗圣"的作法提出异议，完全把杜甫当成一个普通的诗人看待，极力挖掘杜甫诗中的"情"之"真"和"情"之"深"。二十年代末，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也认为杜甫更贴近平民大众。此后以现代伦理观念和人文价值标准来分析杜甫生活、性格和思想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尤见时代烙印的研究成果则有顾彭年的《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易君左的《杜甫的时代精神》、杜若莲的《民族诗人杜少陵及其生平》、冯至的《杜甫与我们的时代》等。 与此同时，学界对杜甫生平事迹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而且注意辑入了当时的音乐、绘画、宗教、文献等史料，把杜甫及其文学创作放到一个大的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察，是对传统年谱学的一个创新。而以评传这一新形式叙述杜甫生平的著作则有朱偰的《杜少陵评传》、冯至的《杜甫传》等。 本世纪上半叶杜甫诗歌艺术的研究是新旧方法并存，有纯用传统方法研究杜诗的，如郭曾炘的《读杜劄记》；有在传统的点评方法基础上稍加综合论述的文章，如玄修的《说杜》；也有引进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特别是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杜诗艺术的，如耕南的《杜甫诗中的唐代社会》、吴泾熊的《杜甫论》、李广田的《杜甫的创作态度》等。另外，洪业的《杜诗引得》的出版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的引得编撰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诗文校勘整理的合璧，至今仍嘉惠学林。 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延安对杜甫比较重视，胡乔木曾经有过关于纪念杜甫的指示信，焕南的《案头杂记》介绍了延安的杜公祠、少陵川，谈到延安纪念杜甫将修葺杜公祠，开纪念会；而同时发表的钱来苏的《关于杜甫》（同前）高度评价了杜甫及其作品，强调了杜甫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气节，指出纪念杜甫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五六十年代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许多杜甫研究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来研究和分析杜甫及其诗歌，在杜甫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杜诗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冯至在五十年代初期在《新观察》上连续发表的《杜甫传》和萧涤非五十年代末期在《文史哲》上连载的《杜甫研究》。但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够、运用不当，不少文章生搬硬套俄国和苏联文学理论的名词术语，在对杜甫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分析过程中有简单化的弊端。当时能够避开政治风潮、思想论争对杜甫诗歌艺术进行深入、独到的分析的文章只有夏承焘连续发表的《杜诗札丛》、马茂元的《谈杜甫七言绝句的特色》等数篇。 1962年是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文化界名流学者更是纷纷撰文纪念，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杜甫的文章有三百多篇，涉及杜甫的各个方面，其中郭沫若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谓杜甫是"伟大的诗人"、"爱国诗人"，"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同命运，共甘苦"。这一论断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为学界所沿用、发挥。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在1962年12月、1963年2月、1963年11月相继出版了《杜甫研究论文集》一、二、三辑，汇集了世纪初到1963年间重要的杜甫研究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和总结了大半个世纪杜甫研究的实绩。 三、文革期间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杜甫研究中断了。据王学泰的《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一文，1966年底至1967年初，江青审查解放以来所拍摄的国产影片，便对1962年为纪念杜甫所拍的纪录影片《诗人杜甫》大放厥词，说是冯至一帮人为影射现实而拍摄的，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作品。并说毛主席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于是杜甫、杜诗就被作为封建"四旧"而扫地出门了。文革前六年中，没有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也就不奇怪了。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问世了，在该书中他一反1953年给成都杜甫草堂题书的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和在杜甫诞生一千二百周年大会开幕词中对杜甫的高度评价，认为杜甫是一个"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封建卫道士。 1975年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又使杜甫搅入"儒法斗争"的中去了。梁效的《杜甫的再评价――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想》就是这么给杜甫划线定性的，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他的诗歌是对当时唐玄宗推行的儒家路线的批判，说杜甫是一个不自觉的"法家诗人"。紧接着，报刊上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一场规模不算太大的关于杜甫到底属于儒家还是法家的论争，论争的双方虽然观点不同，但是都没有离开"评法批儒"这一总的政治原则。 四、文革以后 1977年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走上正轨，又出现了研究杜甫的热潮。这个时期，学界不但整理再版了大量的明清名家注杜论杜的旧著，如仇兆螯的《杜诗详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王嗣奭的《杜臆》、施鸿保的《读杜诗说》、金圣叹的《杜诗解》等，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杜诗打下了基础；而且陆续出版了不少当代学者研杜的新著，如傅庚生的《杜诗析疑》、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陈贻焮的《杜甫评传》、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等。还出现了专门刊发论杜成果的《草堂》（后改名为《杜甫研究学刊》），除了成都杜甫草堂有杜甫纪念馆，河南的巩县也建立了杜甫纪念馆，四川省还成立了杜甫研究会，并多次召开了全国性的杜甫及其诗歌作品学术讨论会。 就研究方法而言，近二十年来，人们不断开拓视野，从诗歌艺术本身、从美学、从文艺心理学、从文化史、从杜诗研究史等各个角度对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探讨，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第二节杜甫生平研究 本世纪的杜甫生平研究，以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取得的进展最大。其中闻著对前人的杜甫生平研究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使杜甫的生平大致明瞭了；而陈著则在有分析地吸取清代钱谦益、杨伦、浦起龙、仇兆螯，以及现当代闻一多、俞平伯、冯至、萧涤非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杜甫的游踪、交往和杜诗的写作年代、地望作了相当多的考订工作，纠补了前人不少阙失，可谓是本世纪杜甫生平研究的集成之作。除此以外，本世纪还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杜甫年谱、杜甫传和数量更多的有关杜甫生平事迹考订的专题论文，综观这些成果，虽然没有出现大的进展和突破，但大致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讨论： 一、生卒年 从宋人吕大防《少陵年谱》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59岁。清末学者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首次对吕大防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按老杜绝笔当在《风疾伏枕》一首。……《耒阳阻水》当在五年春夏之交，《风疾书怀》在其冬，其夏《舟中苦热》已有'耻以风疾辞，胡然泊江岸'之句，则杜公之卒必在大历六年。" 陈氏此说提出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有人响应。本世纪较早认同此说并对之补证的学者是丘良任。他先后撰写了《杜甫湘江诗月谱》、《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对杜甫的生卒年予以再考，以证陈说之不误。其中前文主要以作品逐月编次的方式，得出杜甫大历五年冬尚在长沙的结论；后文则据《资治通鉴》，认为杜甫的《献三大礼赋》写于天宝十载，又其中有"行四十载"之语，则杜甫当生于先天二年，以此年下数元稹所说的杜甫享年59岁，则杜甫必卒于大历六年而非大历五年。 在任文发表后不久，王辉斌也相继撰文对杜甫的卒年重新考察。他在《杜甫卒年新考》中也认为杜甫大历六年仍健在人世，其主要论据是：（1）大历六年春，刘长卿在湖南与杜甫曾赠诗同送"韦赞善"至岭南；（2）卢岳大历五年秋护送韦之晋灵柩至京师后，于翌年夏不曾返长沙，杜甫斯时曾以诗寄怀之；（3）萧十二（一本作萧二十）牧守长沙事在大历六年春后，杜甫于潭州曾写诗求其"一起辙中鳞"；（四）《风疾舟中》的"三霜楚户砧"所指为大历四年、五年、六年。后来，王辉斌又撰《杜甫〈风疾舟中〉诗新说》对《风疾舟中》为绝笔说进行质疑，认为其作年在大历六年冬，题旨则是因辛京杳牧潭的胡作非为而发。翌年春，辛京杳被召还长安，萧十二继其任，杜甫以诗赠萧，说明其卒年当在大历七年的春天。 除此以外，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还对杜甫出生的具体时日进行了考订，他们认为杜甫当生于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的正月一日。但萧涤非《杜甫研究》和陈贻焮《杜甫评传》均认为此说不可信。 二、世系、母系与妻室问题 世系本世纪对杜甫世系进行考订的成果主要有冯至的《杜甫家世里的一段（两个姑母）》、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世系》、曾意丹的《介绍一块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杜甫世系表》、邓绍基《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等。 岑文主要针对仇兆螯《杜诗详注·杜氏世系》所进行的考辨与订正，如认为杜甫至晋代杜预为十四代而非十三代，杜位系杜甫的从子而非从弟等；另外，岑文还对仇兆螯世系中的若干阙失进行了正补，使"十四代"之世系更为完整与翔实。金文则是针对钱谦益《钱注杜诗·杜甫世系》、吴景旭《杜陵世系》以及冯至《杜甫传》、四川文史馆《杜甫年谱》中的四种世系，进行了综合考订，他列了两份新的世系表，一为杜预至杜甫的"十四代"表，一为杜预至杜氏得姓起的"杜伯"的"十八代"表，在"十四代"表中，金启华对第六、十两代的人名作了全面的补正，又考证出杜甫为杜预第四子杜耽之后。邓绍基文则对现代研究者的有关成果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最后得出结论：杜甫世系除第五代尚付阙如外，其他都已考出，并列了一份自杜预至杜甫的"十三代"世系表。 母系本世纪较早对杜甫母系进行探讨的文章是朱偰《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该文认为杜甫的外祖母是纪王慎（太宗第十子）之孙，义阳王悰之女，故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但此说后来响应者不多。 冯至的《杜甫传》和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祖母卢氏考》则考证出杜甫的母亲有生母和继母之分，生母为崔氏，继母为卢氏。此外，《杜甫传》还对崔氏的世系进行了勾勒，认为崔氏系出清河，于杜甫幼年时已死去；杜甫生母的舅父为李行远、李行芳兄弟，李琮的女儿为杜甫的外祖母；杜甫外祖的父母亲为舒王李元名之女。 四川文史馆编撰的《杜甫年谱》则认为杜甫的生母崔氏乃"文章四友"之一的崔融长女。陈贻焮《杜甫评传·杜母小议》则主要针对崔氏名海棠的旧说进行辩驳；同时指出，清代钱谦益、朱鹤龄等人对杜甫母系的研究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 刘衍《关于李贺的家世》则通过对李贺家世的梳理，提出了一种前人所未及的新说，认为杜甫与李贺的父辈有着一种疏远的亲戚关系。王辉斌《杜甫母系问题辨说》则对杜甫母系问题研究中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考辨，认为：（1）崔氏为崔融长女之说与史料不符， 未可信从；（2）崔氏非系出清河一房，而是博陵安平崔姓的后裔；（3）杜集中无海棠诗，与崔氏毫无关系，该因海棠乃一种从海外引进的花卉，杜甫当时根本没有见过。 妻室据元稹《杜君墓系铭》，杜甫妻子杨氏为司农少卿杨怡女，享年49岁。故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均认为杨氏卒于杜甫谢世之后，杜、杨结为伉俪当在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时年30岁，杨氏19岁。然王辉斌《杜甫妻室问题索隐》则指出：根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所颁布的"婚姻法"，男15岁女13岁以上者须"得嫁娶"；故杜、杨结合应在开元二十二年；杨氏约生于开元五年，卒于大历元年秋前；杨氏卒后，杜甫于大历二年的秋天，又于夔州与当地的一位少妇再婚，即杜甫一生凡两娶。杜甫卒后，此继室尚健在。 三、行踪与交游 本世纪学界对杜甫一生重要行踪的考察起于二十年代。1929年陈鸣西发表了《杜诗地名考》和《杜诗地图十幅》，以地图的形式对杜甫一生的重要行踪进行了粗略的勾画。此后，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也对杜甫的一些重要行踪进行了考辨。但对杜甫一生行迹的大量考察和杜甫一些重要行止原因的深入探讨，却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行踪的新发现和详细考察在八十年代初期，陈贻焮对杜甫行踪的新发现比较多，他曾先后发表了《杜甫壮游踪迹初探》、《杜甫携家避安禄山乱经过》、《杜甫秦州行止探（上）、（下）》等系列文章，其中《初探》一文首次揭示出杜甫在十九岁那年曾经去郇瑕（今山西临猗县）一带漫游，并在那里结识了韦之晋、寇锡。而他在《杜甫评传》中对杜甫一生重要行踪的勾勒尤多且细。 同时或以后，对杜甫行踪详加考证的文章还有王重九的《杜甫弱冠西游考》、沈元林的《唐宝应元年杜甫行迹考》、孙士信的《杜甫客秦州赴两当县考――关于杜甫由秦陇入蜀路线的质疑》、陶瑞芝的《杜甫自齐赴"西归到咸阳"时间考》、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乔长阜的《杜甫的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等。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来研究杜甫的行踪，此种研究法以张忠纲的《杜甫在山东行踪遗迹考辨》开其先河，此后有林家英等的《评踪辨迹学杜诗》、张忠的《杜甫陇右纪念遗迹》、杜甫纪念馆的《杜甫川北行踪遗迹考察记》、丁浩的《杜甫两川行踪遗迹初考》、《杜甫两川行踪遗迹资料辑录》等。不过，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成果还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集体实地考察后所编写的《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该书不仅纠正了历代杜诗注家的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许多新的踪迹和新的地望，不少成果为陈贻焮《杜甫评传（中、下卷）》等新的论杜著作所直接援引采用。 杜甫一些重要行止的原因杜甫后期先后漂泊西北、西南，都是在一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即离去，对于杜甫离开这些地方的原因的探讨，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1、离开华州去秦州的原由。关于杜甫由华州去秦州的原由，旧说认为，属"关辅饥，辄弃官而去，至秦州"。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亦主此说。首先提出新说的是冯至的《杜甫传》,该书认为，杜甫至秦州乃是因为此地有其从侄儿杜佐与友人赞公。朱东润的《杜甫叙论》则认为，杜甫之所以去秦州，是因为他想去蜀中投靠房琯、刘秩、严武等朋友，而秦州是当时由关中至蜀中较为安全的线路上的必经之地，故有秦州之行。此后还出现了一些研究杜甫弃官去秦州的缘由的论文，如冯钟芸的《关于杜甫弃官往秦州缘由新探》、王抗敌的《从弃官西游看杜甫思想的复杂性》等，陆续提出了避乱说，归隐说等。 2、离蜀的原因。旧说认为，严武病卒成都，杜甫无从依靠，故而离去，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冯至的《杜甫传》、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皆从之。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则认为，杜甫离蜀的真正原因，乃是入京为郎，时间在永泰元年严武未卒之时。陈文还认为，杜甫之被任命为郎官，乃是严武向朝廷奏请所致，与入参严武幕为两回事。后来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吸收了陈尚君这一新说。 但是张忠纲在《论严杜交谊与杜甫之去蜀》中不同意陈尚君的为郎离蜀说，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商榷，最后认为杜甫离蜀仍然是因为严武死后，无所依从所致，旧说不误。 3、离开夔州南下湖湘的动机。杜甫南下湖湘的动机，旧说以为是投靠亲友，王辉斌《杜甫出峡后两改初衷探究》则从多方面对之进行了辩驳，认为杜甫南下的真正目的是受功名的驱使与欲解民于倒悬。 交游杜甫一生交游甚广，诗文中所及时人很多，对于杜甫与这些人的交往情况的考证，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除了一些年谱、评传、传等专门著作中涉及到杜甫的交游问题，还产生了相当多的研究杜甫交游问题的论文。 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考论的文章主要有卞敬业的《杜少陵朋辈考》、李云逸的《杜甫交游补笺》、杨廷福的《杜甫交游考略》、陶敏的《杜甫交游新考》、胡可先的《杜甫交游补考》等。探讨杜甫与个别诗人交游的文章则主要有：张清华的《杜甫与孟云卿》、卞孝萱的《杜甫与高适、岑参》、蔡川右的《杜甫与郑虔》、沈元林的《论杜甫与高适在蜀时的关系变化》、钟来因的《杜甫与裴虬》等。 四、卒地、卒因与墓地 这三个问题，从宋代以来即多有争论。本世纪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卒地关于杜甫的卒地，学界有两大说法： 1、耒阳说。此说始于中唐，历代多有从之者。本世纪持此说的主要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金启华的《杜甫诗论丛》和《杜甫评传》、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卒地卒因问题》、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 2、潭岳之间说。此说起于南宋鲁訾、黄鹤等人。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在批驳"耒阳说"后，对此说作了大量的补证工作，最后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冬以寓卒于潭岳间。后来从此说者甚众，但观点又小有区别。如冯至的《杜甫传》和四川文史馆编著的《杜甫年谱》均认为杜甫卒于湘江舟中；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则认为是在洞庭湖的舟中；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认为杜甫卒于潭岳途中；丘良任的《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则认为杜甫卒地乃在昌江寓所，即今湖南省平江县境内。 卒因至于杜甫的卒因，学界更是说法不一。传统观点有三：饫死说、病死说和溺死说。本世纪学界主要继承了前两种说法，但饫死说又派生出了中毒致死说，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即认为杜甫死于其所食之腐肉中毒（因天热变质而有毒且被酒所促进）；病死说的类别更多，主要有急性胰腺病、风湿病、风疾病、肺病、糖尿病、心肌梗塞、综合症等说法。 墓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湖南耒阳、平江、湖北襄阳、河南巩县、偃师等地，均有杜甫墓。经过本世纪学者的研究，发现耒阳的杜甫墓为后人伪托，襄阳墓是纪念墓，但余下的平江、巩县、偃师三地的杜甫墓，到八九十年代也还各有人认为是真墓。如萧涤非《杜甫研究·再版前言》和冯建国的《杜甫四墓考》则认为杜甫死于洞庭湖中，初葬平江，后迁至偃师；傅永堂的《关于巩县杜甫墓问题》则认为杜甫的真正墓地应在巩县，余皆不可信；毛居青的《杜甫墓考》、毛炳汉的《杜甫墓地在平江》、丘良任的《杜甫之死及生卒年考辨》等文则均主平江墓说，认为巩县墓不可靠；熊治祁的《杜甫之死及平江墓》又认为平江墓为后人伪托，未可遽信。 另外，本世纪还出版了专门研究杜甫卒葬问题的论著，即傅光的《杜甫研究（卒葬卷）》。该书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杜甫初葬岳阳，终葬偃师，三者构成了杜甫灵柩归葬的全过程。 第三节思想研究 在本世纪的杜甫研究中，思想研究的时代色彩最强，具有十分明显的阶段性：五四运动以前，人们仍然是从传统的封建伦理的角度对"诗圣"的道德内涵进行阐述；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探讨杜甫身上的"平民"意识，挖掘他身上能够引起普通人共鸣的思想情感；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三四十年代的日军侵华战争又促使许多学者在研究杜甫思想的同时表达其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以及热爱祖国、抵抗外侮的情感；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民性的观点来评价杜甫的思想，展开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关于杜甫世界观的实质问题的讨论；文革中，有些人运用阶级分析的理论给杜甫的思想定性为地主意识，且对之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不仅重新以严肃、科学的态度把杜甫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而且从性格心理、与宗教之关系、美学思想、人文精神等新的角度对杜甫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本世纪上半叶和十年动乱中的有关成果较少，所以下面将主要对五六十年代有关杜甫思想评价问题的讨论和八十年代以后多层次、多角度研究杜甫思想的成果进行介绍。 一、对杜甫思想和世界观实质的讨论 杜甫思想和世界观的实质问题，虽然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就有学者进行过探讨，而且八十年代以后也还不时有人论及，但从讨论的规模和激烈的程度看，无疑以五六十年代为最。 五十年代初较早用新观点来评述杜甫思想和诗歌艺术的文章是颜默（廖仲安）的《谈杜诗》，作者认为杜甫虽然具有时代阶级局限，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是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是必须肯定的"，当作者读到"安得广厦千万间"时，"感到杜甫心里沸腾着的改变这个使千万人冻饿的世界的自发的激情，是如何地需要政治觉悟的支持啊！"稍后，刘大杰在《杜甫的道路》中也指出，杜甫"在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逐步地从个人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走向人民，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成为人民喉舌的诗人"。而西北大学中文系杜诗研究小组撰写的《论杜甫的世界观――杜甫研究第二章》则从杜甫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根源；杜甫世界观中矛盾的复杂性和主要矛盾；杜甫的世界观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人民力量对杜甫世界观的作用等多方面，对杜甫的思想和世界观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文章最后认为，"杜甫是一位伟大的人民的诗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深受压迫，然而还没有觉悟起来的广大农民的思想意义；他表现了他们的力量和局限，民主、天真的幻想和保守、落后的脚步。另一方面，也由于诗人没有最终地、彻底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所以在他的思想上又保留着统治阶级的偏见，对他的生活与创作，对他的生活与创作，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当时一些杜甫研究著作也用马列主义的新观点来分析杜甫的崇高理想和世界观中的进步性。如冯至写作《杜甫传》旨在揭示出杜甫是"怎样从爱自己的家族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体验到被统治、被剥削的人们的灾难"的思想历程。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有一章是专论"杜甫的人民性"的，作者指出，"走向人民，处处为人民设想，替人民讲话，是诗人杜甫诗歌创作的特异之处"，"杜甫跳出了他自己的阶级，投向人民的队伍里，把他的聪明才智和具有极成熟、极强烈的表现力及感染力的一支诗笔，跟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了，从此他的诗里的人民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也发挥了战斗的作用，终于成就了他的伟大。"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也认为，杜甫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儒家思想，但是，"由于他一方面能继承儒家思想的若干优点，同时在某些点上又能突破儒家的一些老教条的局限，因而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作者还指出，杜甫的进步思想主要有人道主义的思想、热爱祖国的思想、热爱人民的思想、热爱劳动的思想、无贵无富的思想等。 1962年是杜甫诞生1250周年，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杜甫研究学者都纷纷撰文纪念，这些文章更是充分肯定了杜甫思想中的进步性和人格的崇高。如郭沫若在《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就指出："他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 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尽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是踏踏实实地在忧国忧民。"类似的文章还有冯至的《人间要好诗》、《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世界文化名人――中国伟大诗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冯文炳的《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萧涤非的《人民诗人杜甫》、蒋和森的《伟大的时代歌手――杜甫的生活与创作》等。 当然，在建国初期和1959年反右运动和学术大批判中，也有一些人用阶级分析和批判封建主义糟粕的观点强调了杜甫思想中的种种局限性和落后性。如有一篇文章说："至于杜甫，在中国旧社会里，固然被推为诗圣，但是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主义的思想……。"《中国人民文学史》则把李白、杜甫等许多作家都摒弃在外，把他们贬之为"人民文学的旁支"和"人民文学的支流发展到最后的没有灵魂的骸骨"。这些文章大多具有简单化批判的倾向，因而并未得到当时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反而很快受到了批评。 另外，六十年代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还专门对杜甫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等因素展开过一定规模的讨论，详情可参看《关于杜诗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关于杜甫思想的分析评价（文艺研究综述）》等。 二、杜甫性格和生活情趣 杜诗不仅体现了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杜甫本人的性格和生活情趣。但是历代杜甫研究者很少注意及此。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学者对之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后，有关的文章就更多了。 如前所述，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本世纪较早把杜甫还原为普通人，分析杜甫身上平民意识的研究成果。也是从它们开始，杜甫性格的可爱之处和生活情趣才开始凸现出来了。如梁启超认为，杜甫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他指出，杜甫"是一位极热心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从小便心高气傲，不肯趋承人"，后来虽然境遇非常可怜，但"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的"。胡适则着重强调杜甫能"在贫困之中，始终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并指出杜甫这种诙谐风趣"是生成的，不能勉强的"，"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穷开心"，而且"这种风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别发达"，成为其晚年诗的最大特色。 但是，从三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末，学界又因各种政治因素和时局的影响，多注意杜甫的思想和世界观的研究，涉及杜甫性格、情感和生活情趣的文章只有翦伯赞的《杜甫研究》、冯靖学的《杜少陵对生物的情感》和彭清的《杜甫的性格》等可数的几篇。其中，翦伯赞文在专论"杜甫的性格"时认为，"杜甫的性格看起来很沉郁"，但"杜甫的沉郁不是天生的，而是残酷的现实把他压迫到展不开眉头"。他指出，"杜甫在童年时代是很活泼的"，"青年时代也是很放纵的"，"中年以后，这位生气勃勃的诗人，由于生活的折磨，显然变得沉郁了"，"晚年的作品，更是充满了感伤的情绪"。他还指出，"杜甫是一个极有骨气的人"，"虽然穷困，但耻于趋炎附势"；"脾气虽然高傲，但情感却非常热烈"。作者最后总结道："反抗强暴，鄙视权贵，同情穷人，痛恨贪官污吏，这就是杜甫的性格。" 这段时期的大部分的杜甫研究论著在叙述杜甫的生活和创作时也很少涉及杜甫的性格特点尤其是生活情趣，有的著作还明确批判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对杜甫诙谐风趣的分析，认为这是胡适"为了要泯灭杜诗的反抗精神，因而伪造出'滑稽的风趣'以诬蔑我们祖国伟大的诗人杜甫"。持同样观点的文章有萧涤非的《批判胡适对杜甫诗的错误观点》等。文革之中，郭沫若出于"扬李抑杜"的主观目的，特地在《李白与杜甫》一书辟专章谈"杜甫嗜酒终身"的问题，他认为，和李白相比，"杜甫是同样好仙，同样好酒，同样'痛饮狂歌'，同样'飞扬跋扈'的。"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甫的性格、情感和生活情趣恢复了研究，出现了如刘征《杜甫的生活情趣》、吴迪《论诗人与酒――兼评〈李白与杜甫〉中"杜甫嗜酒终身"一章》、曾枣庄《至情至性感人至深――论杜诗的人情味》、王德全的《杜甫的幽默和风趣》、濮禾章的《试论杜甫的人情味》、唐典伟的《杜甫的幽默情趣及文化意义》、黄维华的《杜诗中的幽默意趣及其审美特征》、吴明贤的《论杜甫的"狂"》、邓魁英的《杜甫的穷儒意识与诗歌创作》等文章。 其中曾枣庄文认为，杜甫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动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这确实是杜诗很突出的特点。但是，一般人读杜诗的兴味远远超过读史，还因为它感情真挚，同情人民，关心朋友，热爱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能以情动人，富有人情味，因此该文分别论述了杜甫与邻居、朋友、亲人之间的关系。唐典伟文则认为杜诗的幽默风调是一种"稀有"的美学形态，它往往在嘲他、自嘲以及对自然的观照中展示一种丑、缺憾与滑稽。杜诗幽默风趣的动机和功能表现为一种人际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一种自我心理的调节与平衡，一种审美提升功能。杜甫的幽默是诗人积极入世、乐观与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的这部分作品既符合传统审美标准，又是对礼教意识和等级观念的冲击，是对他在困顿中的严重倾斜的心理的补偿。吴明贤文则认为，"狂"作为杜甫诗歌创作的心理动力，是杜甫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诗人的自信与自尊，坦率与真诚，愤世与抗争。邓魁英文指出，杜甫是真正的"穷儒"，具有强烈的"穷儒意识"，对他各个时期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咏贫伤贫的诗篇是他充满矛盾的"穷儒意识"的体现，是他贫穷一生的"年谱"。 另外，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充分肯定了杜甫与人民大众在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生动地再现了他与当地官僚豪绅来往的生活图景和社交氛围，令人从中具体感受到杜甫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见出他在为人处世中表现的一贯忠厚、耿直、热诚之外，也有违心地应酬世俗交际、比较世故的一面。由于《评传》不厌其详地从各个生活侧面塑造了杜甫的丰满形象，因而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位伟大诗人的一切进步性和局限性都植根于他的时代。" 三、君臣观 在本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影响，从梁启超直到闻一多，大多认为杜甫不是单纯的"忠君"，不是"愚忠"，相反具有反抗黑暗现实，甚至"痛骂皇帝"的行为。但是，黄芝冈在其《论杜甫诗的儒家精神》中，对时人的这种观点以及人们多摘取杜诗中的一两句而不顾全篇意旨的做法深表不满。他认为，"杜甫以稷契为心，实是他轸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因此，天宝末年朝中竞尚奢侈，即使他深感不快，但他对君与民的见解却和孟子七篇初无二致。"他还认为，"'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儒者以孝事君，杜甫全做到了"，"而且，杜甫遭贬谪后，终身无一言怨怼君上。" 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用马列主义来分析杜甫的"君臣观"，大多数学者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杜甫的"忠君"思想，既不简单、粗暴地否定它，也不有意避开或拔高它。如颜默在《谈杜诗》中就指出，杜甫的"社会出身使他找不到实现理想的社会物质力量，于是就不能不希冀于帝王将相，英雄伟人的善良愿望。在杜诗里，一方面是对当代政治无情的诅咒，一方面又掺杂着歌颂尧舜君王的词句"。西北大学中文系撰写的《论杜甫的世界观》也认为杜甫对君主的态度是矛盾的："目睹统治者的荒淫腐败，而对作为祸首的皇帝，诗人不止一次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揭发和讽刺"，"但是，另一方面诗人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君主制度的合理性，在他的思想上还存在着很深的忠君思想，有时忠君的确忠得傻头傻脑的程度"。该文还指出，在民族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杜甫的忠君和爱国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忠君，往往成了爱国的形式"，"如果因为这类诗运用了'汉主'、'朝廷'、'太宗业'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词，轻易加以否定，就不是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了。" 在1962年发表的诸多纪念杜甫的文章中，人们更是对杜甫的"忠君"思想给予同情和理解，也有人把它说成是"人民性"的体现。如冯至在《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一文中就认为"这是封建社会一个出身于统治阶级而又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在所谓君昏世乱的时代里常常遇到的悲剧，到了皇帝或国王这一关，矛盾就无法解决了。"冯文炳在《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中也认为，"杜甫的'忠君'，不但同他的爱祖国的精神分不开，也同杜诗的人民性分不开"，"杜甫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在'忠君'思想支配之下，他'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终其一生没有安心做地主的倾向。" 文革之中，郭沫若为了贬抑杜甫，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把忠君的方式分成高、低级，认为高级的是屈原，低级的是宋玉，而杜甫则是宋玉的嫡传。他说杜甫忠君方式的标准"在宋玉的《九辩》中可以找到。'专思君兮不可化'，'窃不敢忘初之厚德'，'切不自聊而愿忠'，这些都是'每饭不忘君'的源泉了。"并把它同后来韩愈说的"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同起来了。 八十年代之后，学界重又对杜甫的忠君思想进行较为深细的探讨。如萧涤非在其《杜甫研究·再版前言》中就指出，"杜甫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孟子把暴君殷纣王说成'一夫'（独夫）、说周武王伐纣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纣'的富有革命性的进步观点"，杜甫的忠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他心目中的"尧舜君"而发的，"有其特定的对象"，"随着对象的不同、环境的不同，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并非铁板一块。" 而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则有廖仲安的《漫谈杜诗中的忠君思想》、葛晓音的《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康伊的《杜甫君臣观新探》、李绪恩的《杜甫忠君辨》、郑文的《杜甫爱国爱民与忠君思想是否必须分开》、《由杜甫对唐玄宗、肃宗及代宗之评论看其晚期思想有无质变》、许总的《再论杜诗"忠君"说》、刘明华的《论杜甫的"忠臣"类型及恋阙心态》等。 其中，廖仲安文指出："杜甫爱君的思想，常常是和忧国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杜甫对君王的过错，往往采取直言敢谏，毫不隐瞒的态度"，但也有一些"是庸俗的"，"忠君思想并不是杜甫个人所特有的思想，也不是封建地主阶级所特有的思想"，"农民也是拥护君权的"，因而不应用批判杜诗里的忠君思想来扬李抑杜。 葛晓音文则指出，杜甫对君臣关系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在安史之乱前，杜甫和大多数盛唐文人一样，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看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是建立在君为中心、臣为附庸的观念以及对玄宗这个"尧舜之君"，满怀信心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而安史之乱后，房琯事件在杜甫心目中抹去了最高心目中最高统治者头上的光圈，对他的君臣观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实使他早年以君为太阳、臣为葵藿的观念转变为君臣遇合的理论，他主张贤人可以看君能否与自己相合而决定进退。 康伊文指出，杜甫的君臣观，实质上和唐初魏徵的君臣观是一脉相承的，即"良臣观"而不是"忠臣观"。杜甫有人格独立的鉴定信念，他弃官赴秦州和离开严武幕府的行为，说明了他并非一切唯命是从的愚忠之臣；他学魏徵的直言讽谏，大胆议论朝政，并用诗歌表达了对皇帝过错的批判，他一生同情人民，坚定而真诚地为苍生社稷忧虑；这一切都是良臣观的直接体现。文章最后认为，这种良臣观与韩愈及宋代理学家的儒家思想相比，更具有民主色彩，"用这种良臣观来观察杜甫，解释杜甫的言行，更自然更合理，所谓'一饭未尝忘君'不是杜甫的本色。" 许总文从宋代政治、理学的大背景上，考察了杜诗"忠君"说的形成及其内涵，强调杜甫思想中"爱国爱民"与"忠君"的概念必须分开。 四、杜甫与宗教之关系 杜甫的思想受儒家影响较大，但他与道教、佛教中人也多有来往，所以杜甫与宗教之关系也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 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杜甫与宗教关系的文章只有志喻的《杜甫诗中之宗教》一篇。该文认为，杜甫诗中之宗教思想，就广义言，可谓之泛爱主义者；就狭义言，可谓儒道教及景教，杜甫皆有所服依，而未专主一宗，未服膺一教。文章还从社会环境、个人遭遇和身体性情等方面，探讨了其所以然的原因。 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未见有人对杜甫与宗教之关系进行探讨，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的是郭沫若，他在《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中指出，"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面他虽然不曾象李白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面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弥笃，一直到他辞世之年。"他甚至认为，与其称杜甫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 对杜甫与宗教之关系真正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而这次研究的起点则是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有关论述的批判和商榷。如吕澂《杜甫的佛教信仰》、陈允吉的《略辨杜甫的禅学信仰――读〈李白与杜甫〉的一点质疑》、钟来因的《论杜甫与佛教――兼论作为外国文学的佛经对杜诗的影响》都是针对郭著的有关观点而立论的。 其中吕澂文提出了与郭沫若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杜甫并非南宗信徒，杜甫早年信仰北宗，晚年转而归依弥陀净土。陈允吉文认为郭沫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对开拓读者眼界是有意义的，但郭著也有不少轻信武断的地方，例如他沿袭清代注家的说法，断定杜甫是一个"追随神会的南宗信徒"就是如此。陈允吉同意吕澂的观点，也认为"杜甫的禅学信仰毫无疑问应该属于禅学北宗"，他还就佛学在杜甫思想中的地位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并不是象郭老那样，要把杜甫说成是一个'极端信佛'的教徒，更不是旨在以此概括诗人的全部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禅学思想的影响只是一个很次要的方面。"钟来因文则先谈到时代风尚及杜甫家庭环境与佛教的关系，又指出杜诗中涉及佛教的总计五十首左右，仅占全集三十分之一，其中能成为名篇佳作的极少。这些作品，或"身临佛寺，心忧天下"，或反映出后来生活动荡中产生的苦闷彷徨，或只是寺院风光的游览之作。所以杜甫谈不上是禅宗信徒。文章最后指出作为外国文学的佛经对杜诗有一定的影响，扩大了诗的题材，并使少数诗的风格发生了变化。 此后探讨这一课题的文章越来越多了，较有新意者主要有：曾亚兰的《论杜甫晚年诗的神仙思想及个性追求》、石云涛的《重论杜甫与道教》、刘长东的《论杜甫的隐逸思想》、钟来因的《再论杜甫与道教》、谢思炜的《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的禅宗信仰》等。 其中钟来因文仍然是针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有关观点进行商榷的，他从五个方面作了驳论：一、杜甫求仙访道是受了李白的影响，吸收了道家道教中的许多营养，使杜诗增添了不少斑斓浪漫的色彩，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二、《三大礼赋》的主要内容是讲唐的创业、唐玄宗的功绩，其核心思想仍是儒家思想，而赋中反对道教迷信的字句，更证明了杜甫坚定的儒家思想；三、《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主旨仍是讽刺唐玄宗崇道过分；四、《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虽然用了许多道家术语及典故，但其主旨仍然是儒家的仁政思想，核心是为民求福，盼望安史之乱早日平定；五、关于丹砂、蓬莱及其他。谢思炜文从杜甫晚年漂泊四川时期，禅宗净众宗、保唐宗在四川积极弘法，并发生影响甚大的"法争"事件，牵扯到高适、严武等军政官员的情况，及杜甫与这些官员的联系和至成都后有关佛法的诗文创作情况，指出杜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净众、保唐宗的影响。文章认为，我们应关注的是杜甫为禅宗所吸引的事实，它表明："恰恰从杜甫开始，儒家思想的认真信奉者和实践者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对禅宗思想的影响作出回应。" 五、杜诗中的人文精神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当时学术界"文化热"的影响，人们也尝试着用文化学的方法探讨杜甫身上独特的人文精神、文化心态，探讨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程千帆、莫砺锋的《忧患感：从屈原、贾谊到杜甫》是较早将杜甫放到中国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考察的文章，该文指出，与屈骚、贾赋一样，深沉的忧患感构成了大部分杜诗的基调；与屈原、贾谊一样，杜甫对于国家、人民也具有十分强烈的责任感。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都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都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都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在屈骚和杜诗中所蕴涵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有积极性的精神财富。 此后，从文化学和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杜甫思想的成果渐渐多了起来，如曹慕樊的《杜甫诗歌所含蕴的传统文化精神》、刘明华的《社会良心――杜甫魅力新探》、《论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社会良知――杜甫：士人的风范》、邓小军的《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杜甫――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杜甫诗史精神》、杜晓勤的《论杜甫后期的悲剧心态》、《论杜甫的文化心态结构》、《论杜甫的个体生命意识》、胡晓明的《略论杜甫诗学与中国文化精神》、谢思炜的《杜诗的伦理内涵与现代解释》、丁启阵的《生命的悲歌――论杜甫诗中有关生命的悲剧主题》、吴明贤的《论杜甫的"狂"》、吴逢箴的《杜甫与西域文明》等。 其中，刘明华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借用了"社会良知"一词来探讨杜甫身上独特的人文魅力，他认为杜甫具有良知的真诚，即忧患意识；具有良知的勇气，即批判精神；良知的理想，即重建意识；良知的情怀，即民胞物与情怀；良知的困惑，即悲剧命运。他还指出，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是中国文化君子理想的楷模，他在人格和行动上都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理想，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他的伟大的人格精神，对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邓小军则认为，杜甫对韩愈所领导的中唐古文运动暨儒学复兴运动的两大中心思想，即尊王攘夷，维护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祖国统一，反对以胡化为本质的藩镇割据的政治层面，和复兴儒学，攘斥佛教的文化层面，都已孤明先发，以诗歌文化为表达方式，明确地表示了出来。杜甫是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先声。杜晓勤则认为乾元二年秋，杜甫弃官而去，走上了"迹江湖而心系魏阙"的人生之路。此后，他又陷入了"民胞物与"的集体情感与"独往高蹈"的个体意识的冲突之中。这一冲突，使他既难安于隐又惮于入仕，最终导致了"兼济"未成、"独往"亦未成的生命悲剧。对于这一悲剧，人们多从战乱的时局、蹇困的生计上寻找原因。杜文则认为，造成这一悲剧心态的最深沉的文化原因，是他对"真情"和"真性"都采取了真挚、执著的态度，而"真情"和"真性"在中国封建文化体系中从来就是一对互相对立、矛盾的人性论范畴。胡晓明认为，杜甫已渐渐地、自觉地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已有意识地、认真地将诗作为他人格生命的显示。杜诗的出现，遂使中国诗史上有了一种厚重拙大的范式，使中国诗歌继屈、陶之后，再一次与文化核心价值发生了重要的关联。杜甫的人格生命型态及其诗歌反映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两个要义：一是扩充而无止境的恻隐之心即"仁者心"；二是天人不二，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不打成两截。杜甫不仅做了苦难人生的代言人，而且以他有血有泪的歌吟，人生之苦与乐交织于复杂而天然的底布上的真实歌吟，呈露了一种人性的高贵与美，一种真正道成肉身的人格。这一人格，本身就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最高的诗意所在。谢思炜认为，杜诗的伦理内涵超越了对某一道德原则的简单确认，并把历史的客观形式呈现给读者。其中表现出的儒家伦理的诸种困境，和儒者个人的道德发现、完善乃至动摇、失落的过程，对我们今天批判改造在历史上曾发挥正面、负面巨大作用的儒家思想，无疑会有重大的启示。 第四节诗歌艺术研究 本世纪最早研究杜诗的专题文章是李详的《杜诗证选》，该文将杜诗化用"文选"之句、事、理者一一排比出来，虽然方法简单，但已非传统的诗文点评可比，初具现代学术意识。 二十年代，学界已能比较自如地运用现代治学方法研究杜诗，如段熙仲的《杜诗中之文学批评》、段凌辰的《杜工部七言绝句之研究》等即如此。 三、四十年代，人们研究杜诗的角度更多、方法更新，有综论杜诗风格和创作分期的，如振作的《杜甫诗研究》、吴泾熊的《杜甫论》、由毓淼的《杜甫及其诗研究》，有专论杜诗艺术技巧的，如玄修的《说杜》、邵祖平的《杜甫诗法十讲》、冯钟芸的《论杜诗的用字》，也有探讨杜甫诗歌创作理论的，如李辰冬的《杜甫戏为六绝句研究大纲》、郭绍虞的《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罗庸的《少陵诗论》、程会昌的《少陵先生文心论》、金启华的《杜甫诗论》等。当然，也有笺注杜诗、研究其版本流传情况，甚至将杜诗翻译成英文的。所以说，到四十年代末，杜诗研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取得了较大成绩，同时也为后半个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杜诗研究的全面拓展、取得的长足进步，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五六十年代，许多专家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杜诗艺术成就和创作技巧进行探讨，出现了如萧涤非的《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冯文炳的《杜甫写典型――分析〈前出塞〉、〈后出塞〉》、冯至的《诗史浅论》等文章，虽然套用了苏联文学理论某些概念和名词术语，但对杜诗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的挖掘分析上较之前人有明显的进步。另外一些学者则能从诗歌艺术本身立论，如夏承焘的《杜诗札丛》、缪钺的《杜诗中含蓄之法》等。此时还出现了分析杜甫诗歌美学观的文章，如吴调公的《青松千尺杜陵诗――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开阔了杜甫诗歌理论研究的视野。 经过文革长达十年的研究空白，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杜诗艺术研究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和空前的规模发展着，人们不但继承了传统治学方法的诸多优点，还大胆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长处，从各个角度、多层面对杜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为了较好地反映本世纪杜诗艺术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和进展，本文下面将从综合研究、题材和分类研究、声律和分体研究、艺术渊源和影响、诗歌理论和审美理想等方面分别加以介绍。 一、艺术综论 杜诗艺术价值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本世纪较早对杜诗艺术价值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作较为深入探讨的文章，是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梁启超认为，杜甫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胡小石文则在杜甫与李白的比较中见出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地位。 三四十年代，专门探讨杜诗艺术价值的文章主要有吴泾熊的《杜甫论》、由毓淼的《杜甫及其诗研究》。吴文从杜甫写实主义艺术成就的方面高度评价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进一步论述了杜诗中的真、善、美，认为杜甫有尖锐细密的观察力与惊人的写实手腕，即诗中"真"的表现；他有丰富的感情与同情心和由同情心而产生的非战思想与社会思想，即"善"的表现；谓杜甫诗中的美，并非指词藻、声律等外在的美，而是属于他性格的美。由毓淼文则根据杜甫论诗重"神"，因而称杜甫为"诗神"，说"工部既不仿效离骚，又不采用乐府旧题，而自己另外独创格调，自立新题，这便是他的伟大地方，工部诗的取材，多半是当代的时事，实在可以称得起是一个划时代的诗人，因为真正的唐诗还要从杜甫开始。" 五六十年代，人们因研究方法和文艺观的改变，对杜诗的艺术价值又有了新的认识。如刘大杰在《杜甫的道路》一文指出， 杜甫诗歌的主要特色，是"他发挥了《国风》、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大量吸取民间语言，消化提炼，丰富了他的诗歌的言语，使得他的歌唱，同人民的生活情感更加接近，在表达情意、描画人物和叙述故事上，显得格外生动真实。"郭沫若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则认为，杜甫"和人民同命运、共甘苦，既从现实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又向古代的诗人和民间的诗歌虚心学习，把古代的和民间的语言加以锤炼，而创造性地从事诗歌天地的开拓。因而他的诗歌便十分突出地具有严格的格律、深刻的表现、充沛的气势、雄厚的魄力，形式与内容相合无间，而使人不得不深受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杜甫的诗歌里，得到了高度的结合。"冯至《"诗史"浅论》又指出，"杜甫的诗是真实地继承了并发扬光大了《诗经》、《乐府》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吸取了六朝以来山水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诗是经得起用'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的准绳来衡量的。他使中国诗歌的这种特点在世界文学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蒋和森在《碧海挚鲸手――杜诗的气魄》则认为杜诗的艺术特点之一是具有"那种运笔如椽、令人为之神动心摇的气魄"，它在创作上的表现则是悲伤而不消沉、忧郁而不颓废，而古代诗人很少能达到杜甫这样的境界。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虽然不再热衷于从整体上评价杜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但就仅有的几篇相关文章来看，在研究的深度和立论的新颖等方面，较之前人仍是有所前进的，如黄稚荃的《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程千帆、莫砺锋的《杜诗集大成说》、刘开扬的《论杜甫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 杜诗风格论自古以来，人们多用"沉郁顿挫"来说明杜甫的艺术风格。本世纪的学者则对杜诗风格的审美内涵、产生原因和流变过程作了较为细入的分析。 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多就"沉郁顿挫"这一定评本身而论杜诗风格。如柯剑岐在《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中首先认为，"沉郁"是杜诗的主要风格，"表现在杜甫创作中的那种深沉、锐敏的洞察力，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也是指那种苍老遒劲的笔触以及由于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而来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文章还探讨了杜诗这一风格的形成过程和原因，认为它是安史之乱前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时代风格通过杜甫具体的世界观和创作实践的反映。759年前后是杜甫沉郁风格发展的顶峰；越到晚年则愈更增加了浓厚的悲剧气氛和衰飒情调。 类似的文章还有傅庚生的《沉郁的风格，闳美的诗篇》、安旗的《"沉郁顿挫"试解》等。傅庚生指出，杜甫当时所说的"沉郁"，近于所谓"诗教"的"温柔敦厚"，还是属于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范畴的；后来他一步步地走向人民，发展了他的诗歌，迨到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后，诗的风格就已形成属于另一个范畴的"沉郁"。就是说，杜诗中日益明显的人民性使它固有的沉郁的风格日趋深广。安旗则认为，杜甫早年自称"沉郁顿挫"的含意，主要是表示学历之深厚，技巧之娴熟，希望唐玄宗能够赏识他，让他"执先祖之故事"；后来，杜甫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特别是经历了干戈离乱，他尝了人生的艰难困苦，他对统治阶级的幻想日趋破灭，他和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日益接近，他的创作才愈来愈成熟，他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也才有了真正的深广的时代内容。即"忧愤深广，波澜老成"。而且作者又指出，"忧愤深广，而又以含蓄蕴藉的手法出之，才能显得'沉郁'。仅有忧国忧民之情不一定表现为'沉郁'。" 八十年代以后，虽然仍有一些学者力图对"沉郁顿挫"作出新的解释，如金学智的《杜甫悲歌的审美特征》、王南的《"沉郁顿挫"论》等。但更多的学者则从杜诗风格发展过程、分期或形成原因等方面着眼或在这一总体风格基础上分析杜诗的其他风格，如傅绍良《论杜甫诗歌的阴柔美》、刘地生的《杜诗韵字在形成风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金诤的《试论杜诗风格的地理特征》、裴斐的《杜诗八期论》、刘宁的《杜甫诗歌的平淡美》等。 其中傅绍良文认为，杜诗虽然偏于阳刚美，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阴柔美的特点，即：用谐趣和幽默摆脱痛苦命运的折磨，使人看到他带泪的笑，绝望中的希望；把自己的失意之愁、悠然之兴、超然之态化作对人生的留恋，对幽静境界的追求；细腻敏锐地感受自然，化客观景物为情思。刘地生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都很新颖，它通过对杜诗中一系列例证的研究，认为杜诗用韵与作者为人的作风相称，惯用入声韵，惯用i元音造成的韵母，或用闭塞音[-p]、[-t]、[-k]收尾入韵。由于i发音轻细，而[-p]、[-t]、[-k]发音短促，使这些韵字的整个发音变得微弱急促。这些韵字的发音特点同作品的思想因素一道参与作用，构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整体风格。金诤文认为，地理的差异，明显作用着杜甫的诗歌创作。黄河流域粗放朴健的水土风沙，形成了杜甫那质实雄浑而不务奇情幻彩的艺术风格，杜诗中那些标志着古典现实主义顶峰的作品，字字句句都散发着黄土高原泥土的气息；由秦州经同谷入蜀，高山峻岭，历涉艰险，使杜甫入蜀诗篇又具有秦岭的峭拔凌厉之风；入蜀之后，杜甫一直生活在长江流域，气候湿润多雨，景物清奇峻丽，山川幽壑娟秀，这就使此后的杜诗明显的带有南国的风韵，而在创作上也转向了抒情与艺术技巧的锤炼。裴斐文将杜诗发展分成八个时期：即壮游时期是杜诗风格尚未形成的懵懂期；长安十年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期；辗转兵燹是杜诗既成风格的发展期；奔逃陇蜀是杜诗风格的变化期；栖息草堂是杜诗新风格（萧淡婉丽）的形成期；流离两川是杜诗风格的再变期（即由萧淡婉丽变为雄浑悲壮）；羁留夔州是杜诗两类风格（壮美、柔美）全面发展和登峰造极的时期；落魄荆湘是杜诗发展的落潮和光辉的结束期。这种划分不仅比传统的四期说更为细致，而且注意到杜诗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比起笼统的以"沉郁顿挫"概括全部杜诗更能全面真实反映杜诗的面貌。刘宁文则另辟蹊径，着重分析了杜甫诗歌的平淡美。 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杜甫在某一特定地域、时期的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如王锡臣的《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成就》、卞孝萱、乔长阜的《杜甫的〈夔州歌〉与刘禹锡的〈竹枝词〉――兼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原因》、何丹尼的《杜甫早期诗论》、缪钺的《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开幕词――综述杜甫夔州诗》、张宏生的《杜甫夔州诗所反映的生活悲剧》、马德富的《杜甫夔州诗风格的正与变》、杨恩成的《论杜甫漫游时期的诗歌创作与审美观》、吴明贤的《试论杜甫早年的诗歌创作》等。 另外，四川省杜甫研究会于1984年4月23日至26日，在成都杜甫草堂召开了杜甫夔州诗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研究杜甫的专家学者八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四十多篇，其中部分论文后来发表在《草堂》和《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杜甫夔州诗研究的发展。甘肃省杜诗研究界则对杜甫陇右诗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先是在1985年出版了李济阻的《杜甫陇右诗注析》。此后，地处陇上的甘肃省天水师专中文系的教师们一直潜心研究杜甫陇右诗，他们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入了《杜甫陇右诗研究论文集》。1996年9月9日至13日，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地区的80多位学者出席了大会。大会共收到论文60多篇，集中讨论了杜甫陇右诗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其在杜诗中的地位。 杜诗艺术手法与技巧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就有不少学者撰文专论杜诗中的艺术技巧和手法，如玄修的《说杜》、罗庸的《读杜举隅》、邵祖平的《杜甫诗法十讲》、《杜诗精义》、刘禹昌的《"香稻碧梧"句法引类及溯源》、冯钟芸《论杜诗的用字》等。其中，玄修文鉴于历代评杜诗者多就篇就句论之，就篇者多言其所指，就句者多言其炼辞，总论作法者绝少的情况，专门探讨杜甫五律、七律等各体章法、律法之妙及渊源所自。邵祖平文则从体裁、兴寄、义蕴、声律、事实、警策、沿依、派衍、同异、善学等十个方面论述了研读杜诗时应该细心体会之处。冯钟芸文则专就遣词造句这一因素造成幽美与壮美之别，论述了杜诗中的这两种风格。 五六十年代，虽然大多数人喜从人民性、现实性及整体艺术风格等方面论杜，但仍有一些学者能从诗歌艺术本身入手，探讨杜诗中高妙的艺术手法和技巧。如李汝伦的《略论杜甫的讽刺》、许永璋的《谈四首杜诗的表现方法》、缪钺的《杜诗中含蓄之法》、方管的《读杜琐记》、金启华的《杜诗技巧论》、霍松林的《尺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等。其中缪钺文分析了含蓄之法在杜甫不同体裁、题材的诗歌中的不同表现。方管文论及杜诗以丽句写荒凉、于沉雄富丽寄哀伤之类的高妙诗境。金启华文则归纳出以赋为主、间用比兴，以议论为主和错综地描写情景，句法的变化和炼字的精当，各种诗体的熟练运用并有所创新等杜诗中的几个主要技巧。霍松林文所说的"尺幅万里"是指杜甫基本上从人民的愿望出发，用多样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极其广阔、极其深刻、而又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的社会生活。而杜诗的这个艺术特点，又是由典型事物的艺术反映、适当的夸张和以少胜多的艺术语言、穷极变化的章法、充满激情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等因素形成的。 十年动乱之后，学界探讨杜诗艺术技巧和手法的成果更多。人们除了从章法、句法、用字、情景关系、议论与抒情等传统视角着眼，还从意境、意象、色彩、音乐性、制题艺术、用典、叙事艺术等更多的角度分析杜诗艺术的精微之处。 这一时期专论杜诗某一艺术技巧和手法的文章主要有萧涤非的《试论杜甫的比兴》、吴小如的《略论杜诗的用事》、吕福田的《杜诗修辞技法》、许总的《杜甫以文为诗论》、吴慧的《杜诗中的色彩映衬》、吕福田的《试论杜诗中对动词模糊性的运用》、徐仲涛的《略论杜诗的命题》、万云骏的《大与细、宏观与微观在杜诗中的反映》、刘明华的《杜诗用典中所体现的诗人自我形象――杜甫修辞艺术论之一》、曹慕樊的《杜诗的起结》、陈祥耀的《论杜诗直起法》、谢思炜的《杜诗叙事艺术探微》、张国伟的《杜诗中谬理的审美效应》、蒋长栋的《试论杜甫的比兴体制》、管遗瑞的《试论杜诗结构的顿挫美》等。其中，萧涤非文将杜诗中的"比"分为无寄托的比和有寄托的比两大类，将杜诗中的"兴"分为"触物以起情的兴"和"兼含比喻的兴"，以见出杜诗中比、兴的丰富多彩。许总文则探讨了以文为诗在开拓杜诗的表现内容和丰富杜诗的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阐发了杜诗这一艺术手段在诗歌史上的历史意义。吴慧文指出，杜诗中常常把色彩字放在句首，这种艺术手法，是有其美学道理的。如"碧知湖外草，红见东海云"，就是根据人的感知客体的过程先后而言；又如"红深珊瑚短，青悬薜荔长"，上下句颜色相衬，是为了在色彩的组合上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意境。吕福田文则借鉴了模糊数学的概念研究杜诗，他认为杜诗意境的含蓄蕴藉往往是借助弹性较大的语言，即语言的模糊性实现的。如杜诗描写水常用的"动"，描写鸟常用的"度"和"过"，就是一些隶属度较宽的动词，构成了模糊含蓄的意境。万云骏文则认为，杜诗中大与细、远视与近视之间有时不但是不同画面的映衬，而且存在着内部相衔相生的关系。其表现在杜诗创作中则是：平时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洞烛幽微的观察能力的结合；诗人虽然局处一隅，但视野极其开阔，大与小的对比所表现的诗人的孤独和社会的无情，等等。谢思炜文突破了近世文学分类意义上的叙事与抒情的标准，而着眼于中国文人诗歌特殊的记事传统和民间叙事传统的区别，通过对杜甫困守长安、安史乱中、漂泊西南三个时期反映现实的诗歌的解析，指出"抒情记事诗在他的创作中无疑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而叙事、记事两种形式的结合，才使得杜诗具有"诗史"的性质。张国伟文将杜诗中的谬理分为知觉变异、思维超常、想象奇特、大胆夸张、违反逻辑、语言错序、离形得似，共七类，并分别加以阐述，指出杜诗的谬理具有化腐朽为神奇、变抽象为具体的效果，增加了奇趣、理趣、逸趣，有着特殊的审美效应。 八十年代以后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不少研究杜诗意象、意境的表现艺术的文章。其中较具深度和新意的主要有：王岳川的《杜甫诗歌的意境美》、江裕斌的《试论杜甫对诗歌意象结构与音律的开拓与创新》、林继中的《情感意象的几种构图方式》、陈开勇的《杜甫的艺术追求：情感与表达――对比兴自然意象与悲剧自然意象的考察》等。 另外，刘明华还出版了《杜诗修辞艺术》一书，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杜诗中的诸多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中对杜诗语言艺术的分析尤为细致、深入。 二、题材和分类研究 就杜诗题材研究来看，本世纪上半叶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战争诗上。五六十年代，人们研究杜诗题材的领域有所拓展，有人专论杜甫的题画诗，也有人专论杜甫的咏物诗。但是，杜诗题材和分类研究的全面展开，却是在八十年代以后。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学界研究了杜甫的抒情诗、政治诗、咏史怀古诗、自传诗、山水诗、题画诗、纪行诗、游宴干谒诗、边塞诗、家庭诗、爱情诗、咏物诗、花鸟诗等诸多题材，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下面将之归纳为山水纪行诗、自传家庭诗、咏物题画诗、边塞诗及其他等五大类，分别加以介绍。 山水诗、纪行诗对杜甫山水诗、纪行诗进行专题探讨的文章主要有：金启华的《杜甫的山水诗》、陈祖言的《杜甫山水诗简论》、樊维纲的《杜甫湖南纪行诗编次诠释》、王启兴的《诗情画意沁人心脾――杜甫景物诗艺术琐谈》、马晓光的《论杜甫入蜀诗对山水诗的贡献》、成松柳的《试论杜甫的纪游诗》、程千帆、莫砺锋的《崎岖的山路与伟丽的山川――读杜甫纪行诗札记》、胡问涛的《论杜甫的田园诗》、程千帆、莫砺锋《杜甫的山水诗》、牟瑞平的《杜甫山水景物诗中的生命意识》、《杜甫山水景物诗中的历史意识》、曾明的《杜甫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杜甫能够根据各地山川不同的景色，写出各种不同风格的诗篇，更能结合自己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有些诗篇更寄寓一些哲理，而近乎所谓的"道"。马晓光文认为，杜甫早年的山水诗基本属于古典浪漫主义范畴，在精神上受佛、道的影响。而入蜀的纪行诗，已摒却了传统山水诗人逃避社会，以山水自娱的思想感情，用现实主义来写纪行诗。在表现手法上，杜甫没有采用山水诗传统的意象，如：明月、彩虹、白云、落日等，而是创建了崭新的意象风格，如：孤戍、啼鸟、寒塘、绝岸等。杜甫还把沿途所见的实景入诗，是情与景通过行神、动静、虚实关系的处理，产生含蓄不尽的艺术韵味。成松柳文也指出，杜甫的纪游诗是以意为先，在自然山水的塑造中，还有时代的风云和自己的身影，使山水草木都充满着诗人忧国忧民之情与迟暮飘零之感。这是杜甫纪游诗区别于山水诗派的重要标志。杜甫还突破了盛唐诗歌"诗情画意"的艺术习尚，在纪游诗中有意换格，这在唐代诗坛也是独树一帜的。程千帆等文说杜甫《发秦州》和《发同谷》二十四首纪行诗，用概括与具体、有比较与无比较、实写与虚写等手法，以狮子搏兔之全力描绘秦陇山川，而且并入身世之感、生事之艰。山水诗与纪行诗原为两种不同的题材，杜甫则通过创作实践，使二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牟瑞平后文认为，杜甫景物诗中的历史意绪大致有三种表现：或抒思古幽情，总结历史兴亡；或寄坎坷遭遇，抒发怀才不遇之怨；或写伤今情绪，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杜甫实是将山水景物诗与怀古诗完美结合并使之定型的第一人。 另外，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把杜甫的山水田园诗放到中国山水田园诗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细入的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作者指出，杜甫从开元天宝年间起，就显露出他有意创变的迹象，他此时所写的"那些题隐居、记游览的诗歌虽然不乏盛唐诗富于诗情画意的共同特点，却没有空灵冲淡的韵味，而是更注重深细描写偶游山林时的新奇意趣"。和王孟诗派"即景造意"，诗兴由景物触发，景物大体上保持其本来面目不同，杜甫则强调心理感受，使景物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而且杜甫还"特别注意使语感与形象和谐一致，以求细致地表现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感受和气氛"。作者又指出，杜甫之所以在山水诗史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因为他创作了一大批纪游诗和行旅诗，并认为杜甫的入蜀诗二十余首"按照记游的顺序，以随物肖形、变化多端的表现艺术描绘千奇百怪的蜀中山水，是杜甫对大谢体山水诗的重大发展"。作者最后高屋建瓴地肯定了杜甫山水诗艺术创变的重大历史意义："杜甫山水诗继承了前人的全部成就，同时从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出发，突破了盛唐诗风格比较单一的局限，以及王孟诗派一味以闲雅冲淡为致的审美趣味。他在艺术上的创变大大开拓了诗歌的境界，使诗歌内容扩充到人世间一切景物都可以表现的范围，并开出了后世各种风格流派的源头。因此杜甫山水诗的出现，实际上是从'大变'的角度，给陶谢王孟山水诗的传统艺术作了对照性的总结，同时也预示了这一诗派在发展到顶峰后，将因表现艺术和审美趣味的单调而必然走向衰落的趋势。" 咏物诗、题画诗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陈友琴的《漫谈杜甫的题画诗》、宋廓的《论杜甫的咏物诗》、金启华的《杜甫的花鸟诗阐微》、韩成武的《谈杜甫题画咏画诗》、雷履平的《杜甫的咏物诗》、周裕锴的《一洗万古凡马空――谈杜甫的咏马诗》、刘继才的《杜甫不是题画诗的首创者――兼论题画诗的产生和发展》、王启兴的《论杜甫题画诗的美学思想》、冯立的《杜甫题画诗的寄寓思想与艺术特点》、柯昌贵的《论杜甫的题画诗》〈《江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程千帆、张宏生的《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读杜甫咏物诗札记》、周瑾的《杜甫题画诗的法与意》等。 其中，陈友琴文指出，杜甫不是为题画而题画的，而是善于联系实际生活的，他往往在所题的对象中寄寓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写法对后来中唐乃至元人的题画诗影响很大。金启华文则认为，杜诗写花木鸟兽，能把它们的形象、特征、个性都刻划出来；能联系到它们和现实的关系来描绘；能把它们当作象征事物来抒写；又能把它们的内在含义表达出来。所以既鲜明、生动，又丰富、深远。其手法是赋比兴兼而施用，古近体无不适合内容，达到和谐的统一。柯昌贵文则认为，杜甫虽不是题画诗的始作俑者，但第一个大量写作题画诗，使之臻于成熟，成为诗歌领域里的一个独特的品种，这功劳则非杜甫莫属。他认为杜甫题画诗的显著特点是：不即不离，诗传画外意，众宾拱主与铺陈描状相结合。程千帆、张宏生文则着重探讨了杜甫咏物诗中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内涵。他们认为，杜甫咏物诗中的英雄主义主要表现为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其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在于报国的满腔热诚。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忠君爱国与仁民爱物的一致性，又使得关心王室安危，期望报效朝廷，因而歌颂具有英雄气概的事物的诗人，也必然同时对人民的命运怀着深切的关注，从而使其作品中也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 另外，吴鹭山的《杜诗论丛》涉及到杜甫的游仙诗及咏马、咏凤凰、咏鹰等咏物诗，他指出，杜甫所写的游仙诗虽不多，但能与李白各树一帜，风格又迥自不同。李汝伦在《杜诗论稿》中不但有专文论述杜甫的题画诗（即《关于题画诗》、《杜诗对唐代绘画艺术的史的反映》、《杜甫对韩干画马的批评》），还选录了杜甫的十九首题画咏画诗，并一一进行评笺。 自传诗、家庭诗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钟来因的《杜甫的夫人诗及声妓诗》、刘石的《杜甫的家庭诗》、于翠玲的《试论杜甫的言家事诗》、曾子鲁的《杜甫自传诗初探》、谢思炜的《论自传诗人杜甫――兼论中国和西方的自传诗传统》等。其中，刘石文认为，杜甫在某种程度上被神化了，"杜甫的家庭诗对于我们消除对他的'神秘感'是有作用的"。他分析了杜甫思妹、忆弟、怀内、亲子诸方面的诗，揭示了杜甫丰富的思想感情。于翠玲文认为，杜甫不仅有近于愚拙的忠君观念，而且对于夫妻、父子、兄弟等伦常关系，也始终没有超出儒家的道德关系，故而他不能象李白游仙访道，了不介意家事，甚至不能割舍妻子，遁入佛门。杜甫的"言家事诗"，继承了《诗经》、汉乐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所描写的贫贱夫妻、饥寒儿女的生活情景，是一般文人所不能写、也不屑于写的题材，他的"言家事诗"为后代文人这类诗开创了先河，影响颇为深远。曾子鲁文和谢思炜文都对杜甫的自传诗进行了探讨，杜甫在前人成功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将之发展为更为成熟的标准的自传体诗。其中谢文认为杜诗创作全部围绕诗人的生活经历展开，完整地反映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杜甫在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写出了回顾性的长篇作品，详述个人遭遇，剖析揭示了一些总结描述自己一生的纯粹的自传作品。谢文还将杜甫与西方自传诗人如华尔华兹和惠特曼进行了比较。曾文则认为杜集中凡以回忆的口吻抒写叙述自己经历的诗篇，只要对了解诗人的思想、生平有所帮助，不管形式如何，内容怎样，都应看作是自传式或带有自传因素的作品。在写作上，这些自传诗注重向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文章学习借鉴，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边塞诗、战争诗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一鸣的《杜甫反战诗歌的研讨》、许惕生的《杜甫的反战文学》、申如的《杜甫的战争诗歌》、王达津的《杜甫边塞诗浅探》、刘艺的《杜甫边塞诗之儒家思想评议》等。 其他题材还有一些文章涉及到杜甫诗歌的其他题材和类别，如吴奔星的《略谈杜甫抒情诗的特色》、毛炳汉的《杜甫戏题诗初探》、林继中的《杜甫早期干谒游宴诗试析》、陈子建的《试论杜甫的夔州咏古怀古诗》、周建国的《杜甫的政治诗散论》、庾光蓉的《论杜甫的爱情诗》等。 三、声律和分体研究 杜甫各体兼善，且极讲究声律，所以从中唐以来，历代杜诗研究者无不对杜诗的体式和声律特点进行过归纳和梳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杜诗学者们仍然把体式和律法作为研究杜诗的一个重点。总的看来，人们对杜甫近体诗的研究要比对其古体诗的研究深入得多，而在近体诗研究中，又以绝句、五律和七律为主。其中人们对杜甫绝句艺术价值和成就高低的讨论从二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的杜甫近体诗律法研究又以分析杜律的创新为中心。九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则开始探讨杜甫律法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意义。 诗体和声律总论在本世纪上半叶统论杜甫诗体、诗律的文章只有陈友琴的《李天生论杜诗律》一篇。不过，邵祖平的《杜甫诗法十讲》和玄修的《说杜》中都有关于杜甫诗律的论述。如邵祖平文在"审体裁"中就指出杜甫于体裁"不创之中，有矫变者"，如五言古诗，穷极笔力，扩张境界，不觉自十韵展为五十韵之自京赴奉先咏怀；又展为七十韵之北征巨制；盖前古所未有也！五言排律，更务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七言古诗歌行之体，气格苍老，雄跨百代，其句法皆以古文笔法出之，大矫初唐绮靡纤巧之习；五言律诗则有扇对格，四句一气格，八句一气格；七言律诗，则变体犹多，有自第三句起失粘落平仄格，有自第五句起失粘落平仄之折腰体；七言绝句有律体之绝句格，有拗体之绝句格，等等。再如玄修论杜甫律法云："杜诗律体，皆不离古体气脉。章法变幻虽不多，亦有其变幻处。于排律犹易见"；"杜古诗多律句，正由学齐梁以来之偶句排比而然"；"杜诗五绝甚少，亦无多趣味"，"七绝则开创法门甚多"。 五六十年代，统论杜诗格律的文章亦不多，只有王泽浦的《试谈杜甫近体诗格律》、张世禄的《杜甫与诗韵》和陆志韦的《试论杜甫律诗的格律》等寥寥数篇。其中陆志韦文针对当时学界大都着重杜诗的思想性，很少讨论杜诗的格律的现象，把杜甫五律和七律诗里怎样排比平仄来"约句、准篇"的情况全部列举出来的。作者认为初唐以后，古诗、绝句、律句各有各的特殊任务，律诗的任务决不是叙事，杜甫的叙事诗用古体。国计民生，律诗里只能重点地触及，大像引用典故那样。他又将杜甫五律的句式分为四大类，说篇式中有完全合律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例外的篇式。并认为杜甫的五律中有百分之九不合格，几乎全出在上句第二、四字都用平声字或都用仄声字上。至于杜甫的七律，"不能说他讲求声律"。另外，夏承焘在其《杜诗札记·吴体》中则对杜诗中的"吴体"的含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杜甫的"吴体"是仿效南方民歌声调的，和一般文士所作的变体格律诗，在对句或本句中用平仄相救的实不相同。而且当时已有此体，非杜自创；因此体为文士所鄙视，所以流传不多。 此时新出版的一些杜诗研究论著中亦很少专论杜诗的体裁和诗律， 只有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上卷中有一章是论"杜诗的体裁"的。该书着重探讨了杜甫对各种诗体的创变，如杜甫五古的创格是三韵六句式，对七古的创造较多：第一，创为九字、十字乃至十字以上的长句；第二，还创为"三平调"这一特殊的音节；第三，创为每章五句的畸形体；第四，还创为一种有规律的平仄换韵法。杜甫五律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是平仄的变化，第二是抒情的内容。"杜甫从不用这一诗体来摹写具有戏剧性的人民生活，而主要是用来抒情。"杜甫是七律的第一位大家，他除了创作了超过前人创作数量总和的七律，还赋予七律以战斗性，打破了固定的谱式，创成一种"拗格律诗"，且风格沉雄悲壮，慷慨激昂，还创为"连章体"。至于排律中的七排，则是杜甫首创的。对于杜甫的绝句（尤其是七绝），该书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上自国家大事，下至日常生活，凡题材不足以构成长篇的，他多半便用七绝来表达"，"七绝在他手里也成了有力的反映现实的工具之一"，而且表现手法和风格也很不一样。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甫体裁和诗律的综合探讨才逐渐多了起来。如，丁成泉的《杜律句法与音节――读唐诗札记之二》、马重奇的《从杜甫诗用韵看"浊上变去"问题》、裴斐的《杜律举隅》、刘知渐、熊笃的《如何理解杜甫的"诗律"》、王圣强的《试从杜甫押入声韵的诸诗篇探讨唐代入声的演变》、刘地生的《杜诗韵字在形成风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夏晓虹的《杜甫律诗语序研究》、王硕荃的《杜诗入声韵考》、许总的《杜诗以晚期律诗为主要成就说》、莫砺锋的《论杜甫晚期近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诗的影响》、邝健行的《杜甫对初唐诗体及其创作技巧的肯定和继承》、《吴体与齐梁体》、管遗瑞的《"吴体"与"拗体"》、黄玉顺的《杜诗和唐代韵书的关系》、《杜诗古体叶韵考》、毛庆的《"晚去渐于诗律细"详辨――兼论后期杜诗格律之精妙》、王辉斌的《杜甫诗歌：中国古代学者诗的范本――以其近体诗为研究的中心》、欧凤威的《论杜甫格律诗的章法与句法》、林继中的《杜律：生命的形式》、刘明华的《完善与破弃――对杜甫"拗体"的思考》、韩晓光的《杜甫律诗对仗的语式变异》、夏晓虹的《杜甫联章诗的结构方式》等。 其中裴斐文着重讨论了杜甫后期律诗的艺术成就，他在比较了杜甫各体诗歌数量多寡以后，认为杜诗以后期为主不是表现在古体而是表现在近体，后期近体诗在全部杜诗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刘知渐、熊笃文说前人对杜甫"晚去渐于诗律细"的"诗律"二字含义理解得太狭窄，他们认为，不仅包括声韵对仗，而且包括字句锤炼，章法结构和形象意境的创造。夏晓虹前文说杜甫是位诗歌技巧纯熟的大师，他在格律允许的范围内，往往改变语序，更完美地表达诗意。他根据具体情况有时将名词提前，也有时将动词或形容词提前，其高明之处并不在于无视规律，而恰恰在于他能够严格的遵守格律，巧妙地利用和支配格律，达到超越限制表情达意的自由境地，使格律这一僵硬的形式具有了活跃的生命力。许总文则认为，就诗体而言，对于表现杜甫晚年的心理状态，容纳由于这种心态而造成的新的艺术时空关系，具有"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正对为劣，反对为优"、"不可多用虚字，两联填实方好"的特点的律诗正是最适合的形式，由此也正可窥见杜甫晚年大量写作律诗并使之达到艺术高峰的根本原因。作者还指出，到杜甫晚年的时候，"律诗的表现内容被全面引进广阔的社会生活，形成律诗成立、存在和发展的强大生命活力；同时，意象间的非关连性，意境间的非连续性，思维和跳跃性及其对时空关系的重新剪辑并使之统一于诗意与哲理之中，更奠定了律诗的基本美学结构。"莫砺锋文也认为，杜甫晚期把近体诗的题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而且杜甫晚期今体诗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倾向，第一种蕴藉高华，与李白、王昌龄等大多数盛唐诗人的风格基本一致；第二种则与大多数盛唐诗人异趣，主要表现为：（一）多用俗字俚语入诗，（二）七律中出现一气盘旋、清空如活的境界，（三）一篇诗中工拙相半。这三点对宋代诗人如江西诗派与杨万里等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邝健行后文则对杜诗中的"吴体"进行了研究，认为杜甫所说的"吴体"其实就是"齐梁体"，也就是"拗体"，作者并不同意前人所说"吴体"乃是杜甫学习吴地民歌的一种诗体的观点。王辉斌文认为唐代诗人有才子型和学者型两类，前者凭才气写诗，后者以功力写诗。学者型诗人的产生，与近体诗的发展密切相关。杜之近体诗既开学者诗之先河，又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一部学者诗的范本。文章通过对杜甫近体诗的重要创获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揭示了中国古代学者型诗人及学者诗的一些规律。林继中认为，杜甫后期致力于抒情诗形式的研究，力图创造诗歌独特的语言，表现诗歌独特的境界。杜律的"逻辑"与"秩序"是：以情感生命的起伏为起伏，极力追摹生命的节奏，让诗的形式之律动与人的内在生命之律动同步合拍，由此焕发出诗美。刘明华文在对众家关于拗体概念和杜诗拗体数量诸说进行清理之后，指出"拗体"是晚起义，最早也在宋代，理论上的总结则在清代、现代，而杜诗拗句实无规律可寻。杜诗只拗不救或少救的原因，可以"七言难工"和"对规则的破弃"两方面作出自己的解释。杜甫的"拗"有时是顺其自然，放弃规则；有时又是有意为之，破弃声律。杜甫能律则律，当拗则拗的态度，古人对"大拗"的态度，都很值得我们思索。韩晓光文则以现代通行的语法体系剖析杜律对仗，探究其语式变异的内在结构。文章从语音、语词、句法、节律、格式五方面分析了杜甫律诗对仗中的语式变异，认为这充分体现了诗人"造语贵新"、同中求异的审美追求。 另外，侯孝琼的《少陵律法通论》是一部系统阐发杜甫律诗法则的专著。全书分炼字、琢句、章法、技巧、韵律五篇，涉及杜律法则的各个方面，读之不但使人对杜甫律诗的精湛艺术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使人了解到杜甫取得如此成就的途径。 对杜甫绝句诗的探讨自古以来，人们就对杜甫的绝句诗评价不一。本世纪的杜诗研究者们对之仍见仁见智，展开过较长时间的讨论。 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直有文章专论杜甫的绝句诗，如段凌辰的《杜工部七言绝句之研究》、马茂元的《谈杜甫七言绝句的特色――读诗偶记之一》、裘重的《杜甫的绝诗》、金启华的《谈杜甫的绝句诗》、夏承焘的《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熊柏畦的《试论杜甫的绝句》、冯钟芸的《试论杜甫绝句的特点》、李谊、陈德外的《关于杜甫绝句的评价问题》、周啸天的《杜甫――绝句艺术的拓新者》、陈邦炎的《试论杜甫绝句的得失》、寇养厚的《谈杜甫的绝句》、丁成泉的《略论杜甫对绝句的改造》等。 其中，段凌辰文指出，少陵七绝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固非一种，而拗体太多，不中格律，实其最大之原因。所以该文将杜甫七绝中与常格不合者，列举统计出来，并指出其不合之处，以示其为拗体焉。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杜工部七言绝句之为拗体者甚多。其拗处尤以第一句第二句为最多，第三句第四句拗者甚少。第一句中，以第二字拗者为最多，第四字次之。第二句之中，以第四字第六字拗者最多。于此可更知第二句第二字为拗甚少，正可以救第一句第二字也。"马茂元文针对历代诗评家对杜甫绝句的微词指出，"在杜甫诗中，绝句确实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然而这只是和他的其它各体诗歌比较而言的，并非'无所解'或'不可法'。"作者认为，杜甫绝句的成功之处表现在：首先是用绝句来作一种杂感式的谈艺论文，评今鉴古的组诗，这是杜甫的创举。其特点在于抒情和说理的密切结合，敏锐地反映了诗人的一些片断的思想和零星的见解，它给后人的启发是很大的。其次是其入蜀后所作的绝句多描写当地风景和风俗人情。杜甫这类诗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在表现手法上，和盛唐一般的绝句不同，它是细致刻划，曲折达意的；第二，在音调上，也不像盛唐绝句那样的和谐铿锵；第三，在语言的运用上，较之盛唐其它各家的绝句，更多的杂有当时流行的口语；第四，在句法上，有通篇用骈句的，也有通篇用散句的，有骈散相参，前两句用骈句，后两句用散句，更多的是前两句用散句，后两句用骈句，可说是极变化之能事。在章法上往往劈空而来，屹然而止，尤其显得突兀而不平常。作者认为，代表杜甫绝句成就的正在此类作品，"它的妙处，在于活跃着诗人盎然的生活情趣。"文章最后还探讨了其形成原因。金启华文也对杜甫绝句的艺术成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指出，"就总的倾向来说，是逼真地刻划景物，深刻地揭露现实，描绘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补了史书之不足，使我们认清了当时社会的真正面貌；同时，诗中对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充分体现了他的进步思想。"其艺术特色是既有单篇的诗章，又有联篇的歌唱；既有常调的凡响，又有拗体的独特；既有直切的陈述，又有蕴藉的韵味；既有一气呵成的吟咏，又有两两相对的音响。而在这些相对中，后者又是他显著的特色。夏承焘文则认为，杜甫晚年在蜀中所作的绝句，可能绝大部分是和蜀中民歌有关。文章旨在说明杜甫绝句的来源和影响，廓清历代诗评家对它的狂妄的诽谤，使人们认识杜甫的绝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文章最后转引了李嘉言《古诗初探·绝句起源于联句说》一文对杜甫绝句的评价："前人总说老杜不善于绝句，那恐怕对于老杜是一个莫大的侮辱。老杜的绝句才真能严守六朝的家法，不为声病所染。这与他的律诗也谨守六朝的家法同样值得特别注意。""六朝绝句只限于五言，初盛唐间张九龄、张翚、王维、李白以'绝句'为题的也都是五言"，"至老杜始有以'绝句'命题的七言诗者，则七绝似即首创于老杜。"夏承焘是同意李嘉言的这些论点，但是也有补充："杜甫绝句固然有继承六朝文人传统的，但主要的该是入蜀以后这种继承民歌、提高民歌的作品。"冯钟芸文认为，杜甫对绝句不仅和其他诗歌形式同样重视，而且也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继承传统，取精用宏，力求创新，独具一帜。文章主要探讨了杜甫绝句的特色，作者认为与盛唐诸家绝句风格的相比：第一，杜甫绝句虽然也是严格的格律诗，但在音乐旋律上一般不及盛唐绝句那样跌宕，悠扬。这往往和杜甫绝句的三四句爱使用对仗句有关。第二，杜甫较多地对景物作具体的描绘，通过描绘或刻划而构成完整的诗意画境，比一般盛唐诗的画意更多。第三，诗的思想感情不是朦胧而浑厚的感受，而是清晰、深刻的内心活动。周啸天文认为盛唐绝句总的倾向是浪漫的，偏重抒情，叙事、议论成分较少，杜甫则在题材、表现手法、样式风格等方面对绝句有所开拓。陈邦炎文则从杜甫和其他人绝句的比较中，认为"用拗体"、"多偶句"、"入议论"、"用俗语"并不都是杜甫自己的特色，而杜甫《三绝句》及《夔州歌》的一部分在艺术风貌上的直、实、重三个特点，却是他人所无。因此，看杜甫的绝句的成就，"主要的着眼点应当放在他的那些以直、实、重面貌出现而又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篇章。"他认为，杜甫对绝句的创新有得有失，从艺术性强的绝句所占比例来看，则失大于得，"但从文学史角度、从绝句发展演进的角度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丁成泉文既不同意王士祯、杨慎、胡应麟等人对杜绝的否定，也不赞成仇兆螯等人对杜绝的评价，而是认为杜甫绝句多连章体、创为拗体、多着议论、尚质尚俗，从内容到形式的诸方面，改变了盛唐绝句那种"语近情遥，含而不露"、"意尚含蓄，语务从容"的格调，创立了一种情思迫促、声调拗峭、笔墨质实，适宜于反映乱世心声，与其沉郁风格一致的绝句新风貌。 五律、七律研究五律和七律（包括五排和七排）历来被认为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所以学界对杜甫五律和七律的研究也最为深入。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马茂元的《思飘云外物律中鬼神惊――谈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诗》、郭绍虞的《关于七言律诗的音节问题兼论杜诗的拗体》、叶嘉莹的《杜甫七律演进的几个阶段》、钟树梁的《论杜甫的五言排律》、金启华的《论杜甫的五律》、《论杜甫蜀中的排律》、《论杜甫的排律》、万云骏的《试论杜甫的七律》、牟怀川的《试论杜甫的排律》、马承五的《试论杜甫七律组诗的连章法》、孙琴安的《论杜甫所开的三派七律及其影响》、苏为群的《论杜甫七律的艺术成就》、赵谦的《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孙琴安的《关于杜甫五律诗评价》、李华的《简谈杜甫的五言排律》、孟昭诠的《试论杜甫的七律拗体》、欧凤威的《略论杜甫排律仄韵律的特色》、王硕荃的《论"子美七言以古入律"――杜诗拗格试析》等。 其中，马茂元文指出，唐代的七言律诗，到了杜甫，境界始大，感慨始深；而对杜甫来说，入蜀以后，才是他七律的全盛时期。作者认为，盛唐诸家七律以兴趣情韵见长，但到杜甫手中，模写物象，抒发性情，"壮浪纵恣，摆去拘束"，于尺幅之中，运之以磅礴飞动的气势，一变而为巨刃磨天，金鳷擘海的壮观。磅礴飞动的气势，深厚的感情和精严的诗律，三者融合无间，构成了杜甫七言律诗独特风格的基本特征。郭绍虞文也认为，"律诗的律到杜甫而细，他能在仄声中再严上去入之分，又能在平仄律中在参以双声迭韵之美，所以'细'到极点，可是律诗之拗也到杜甫而极，别人只做到变格，他则创为拗体，这才是他的不可及处。"叶嘉莹将杜甫一生的七律创作分为四个演进阶段：一是天宝之乱以前的作品，此时数量最少，成绩最差，内容也与一般作者一样，也仍然是以酬赠及写作为主，技巧方面没有什么开创与改进；二是收京以后重返长安时期的作品，此时杜甫对于七律一体的运用，已经达到运转随心，极为自如的地步，另外，他也更为扩大而且加深了诗中情感的意境；第三个阶段，是定居草堂时期，此时杜甫从纯熟完美转变到老健疏放；第四个阶段是杜甫去蜀入夔以后的作品，杜甫此一阶段之七律，对格律之运用，已经达到完全从心所欲的化境的地步，不过，一种是表现于格律之内的腾掷跳跃，另一种是表现为格律之外的横放杰出。作者又认为，杜甫在拗律方面的成就，终不及其在正格的七律方面成就的更可重视，而是杜甫在正格之七律中，能做到既保持形式之精美，又脱出严格之束缚的，便是句法的突破传统与意象的超越现实。金启华前文则将杜甫一生的五律创作分成五个阶段，并一一阐述其各阶段五律作品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后文将杜甫蜀中的排律分为成都和夔府两个时期，而夔州时期是他排律的的高峰期。万云骏文则认为读杜甫七律可以分阶段，但不能过分拘泥，强分高低。苏为群文指出，杜甫的七律除了在思想内容、意象境界、情趣格调上有着全新的开拓，具体的语言技巧和写作手法也较之前代有很大的提高，如他的七律起句富于创新，中二联写景往往以情间之，句中用典不露痕迹；善用双字叠字，体物贴切，描摹工巧；善用转折语，等等。赵谦文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杜甫五律艺术结构进行比较全面细致的研究，他把杜甫的五律艺术结构归纳为起兴结构、客观结构、双线结构、绾连结构、比较结构、意象链结构等形式，并对各种形式结构的审美功能作了细致的分析。 另外，陈友琴《长短集》中"诗文短语"有一则是论"杜甫五言律诗的错综变化"的，作者认为，杜甫的五律"不但气势雄浑，而且韵律精细，在意境上多变化"，"有意境壮阔忽转为凄凉的"，"又有气象巍峨忽转为情景细致婉约的"，"还有不少由广阔的自然界忽转到人事琐屑的"，这些都是杜甫讲究错综变化的巧妙手法。 古体诗研究本世纪学界对杜甫古体诗的研究兴趣虽然稍弱些，但是经过一些学者的辛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研究杜甫古体诗的文章则有：王锡臣的《论杜甫的七言歌行的特点》、金启华的《论杜甫的七古》、西鲁的《浅谈杜诗七古押韵艺术》、金启华的《论杜甫五言古诗（一）（二）》、黄玉顺的《杜诗古体叶韵考》、葛晓音的《论杜甫的新题乐府》、马承五的《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等。 其中，金启华前文从题材和艺术手法上对杜甫七古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其取材是极为广阔而又丰富，几乎包罗万象；写作技巧，更是千门万户，变化莫测；其谋篇，有长篇巨制，短制组诗，有的工于发端，起得突兀，有的承转递接，曲折多变，有的收尾袅袅，韵味不绝；其用句，有时以散文出之，明白如话，有的以律句出之，凝练铿锵；其用韵，有时一韵到底，转折不衰，有的更换用韵，愈转愈精；其风格，有的沉郁，有的豪放，有的幽默讽刺，有的含蓄委婉，也是富于变化的。其渊源有自，而又衣被后昆，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七古诗中，确是集大成的。葛晓音文以极具说服力的统计和论述，着重探讨了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澄清了一些以前一直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如文章在重新界定"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的前提下指出，杜甫反映时事的新题乐府共有31首。由杜甫开始形成的"歌"与"行"表现职能上的大致分工和杜甫明显效法汉魏古乐府取题的用意，充分表现了他写作新题"行"诗的自觉性。其原因：一是初盛唐"行"诗较少，富有独创性的杜甫选择"行"诗来发展自己的特色很自然；一是受盛唐复古思潮的影响，杜甫比同时代诗人更自觉地将新题歌行与恢复古乐府传统联系起来。杜甫新题乐府在艺术上对于古乐府的继承和独创，表现在以高度概括的场景描写展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对汉乐府单一叙事方式的突破和以古乐府神理创造新的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 专论杜甫古体诗的著作只有马重奇的《杜甫古诗韵读》一部。另外，王锡九在其《唐代的七言古诗》一书中也较为细致、深入地探讨了杜甫七古在体裁、内容上的拓新和艺术成就。 四、艺术渊源和影响 艺术渊源本世纪上半叶专论杜诗艺术渊源的文章极少，只有梁实秋的《杜审言与杜甫》一篇。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杜诗艺术渊源的探讨稍多了些，如萧涤非的《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黄海章《对文学遗产继承的态度》、田本相的《转益多师是汝师――读杜诗随笔》、萧涤非、廖仲安的《别裁伪体转益多师》、陈友琴的《略论杜甫对学习、继承和批评的看法》等。 其中萧涤非文着重讨论了杜甫对民歌的学习和借鉴，他认为杜甫不但有效地使用了民歌的体裁，而且成功地借鉴了民歌的手法，更大量运用了通俗的词汇，"这三方面的总和，造成了杜甫诗的一个特质，便是生动性与素朴性。"萧涤非、廖仲安文则更为系统全面地探讨了杜甫对前人和当代诗歌艺术的学习和借鉴。他们指出，杜甫十分"重视《大雅》、《小雅》以及《离骚》中的那种爱国忧民、坚持正义的精神"，"也十分重视'比兴'"；发展了两汉乐府民歌"写时事"的精神，进一步创作了《兵车行》、"三吏"、"三别"等杰出的现实主义诗篇，并且树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传统；对于齐梁诗人，杜甫是有区别的，"沈约的诗虽然并不高明，但他是新体诗的创始人，谢朓、何逊、阴铿、庾信，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超越齐梁浮艳诗风的优秀诗人，所以我们不能把杜甫对这些诗人的赞美看作杜甫对齐梁诗歌的一般肯定"，"杜甫对前代遗产采取了比陈子昂、李白更为深入细致的批判继承的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另外，杜甫对唐代和同时代诗人的评论，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他们还认为，"别裁伪体亲风雅"，主要是表明他在诗歌思想内容上的主张，而"转益多师是汝师"，则主要是表明他关于诗歌的语言、音律、形式的主张。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杜诗艺术渊源的探讨更为深细了，相关的成果也更多。如，张志岳的《略论杜甫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继承和发展》、陶道恕的《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略谈鲍照诗对杜甫的影响》、陶道恕的《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学习庾信艺术经验浅谈》、徐有富的《杜甫学习陶诗风格问题》、张明非的《杜甫与六朝文学》、陈一新的《到底不是陶渊明――漫谈老杜部分草堂诗》、程千帆等的《杜甫集大成说》、毛炳汉的《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黄珅《陶杜异同论》、邝健行的《杜甫对初唐诗体及其创作技巧的肯定和继承》、吴相洲的《庾信杜甫老成境界之比较》、杜晓勤的《庾信杜甫集大成之比较》等。 其中，徐有富文认为杜甫入蜀后所写大量田园诗的平淡简易、淡泊闲静的风格是学习陶渊明；而于恬静自然之外，又有激昂沉郁，是学陶又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张明非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甫对六朝文学养料的汲取：首先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认识，其次是对于诗歌语言的锤炼方面，第三是律诗的写作方面。陈一新文通过分析和欣赏杜甫的一些写于草堂的诗歌，说明杜甫这一时期由于生活环境与陶渊明相似，思想感情也与他相近，"作起诗来，不觉就有点五柳先生的味道"，但作者又指出，不能因此而认为二人对人生的理解、或在旷达的程度上已经渐趋一致。杜甫有一种积极入世，执着人生的精神，为了排泄内心的莫大苦闷，当闲适时道机自露，写出一些"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样"有理趣、无理语"的警句，"就诗论诗，固然绝妙，若就人论人，总不免扭捏作态，终逊陶令的率真，须知老杜虽极谙闲适之趣，奈何他非真正的旷达之人，这是他的痛苦和悲哀。"毛炳汉文认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是多方面的：首先，继承了屈原的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成份，其次，继承了屈原的爱国思想，再次，继承了屈原的某些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和对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诗句词语的直接运用和点化上。毛文还指出，至今仍有人认为杜甫只是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屈赋没有多少关联，甚至认为杜甫对屈原怀有成见，这些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黄珅文细致地考察了陶、杜之"真"在本质上的差异，并进而分析了他们在诗的境界、诗的景物形象、诗的风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吴相洲文认为，老成不是杨慎以来一直被误解的一种风格范畴，也并非泛指一切成熟的创作境界，而是指意笔纵横驰骋的、气势不同凡近的那种写作境界，老成是他们创作上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在怎样表达意、兴，使创作臻于老成之境上，庾信和杜甫，有不自觉和自觉、浅和深、窄和宽、粗和细的区别。文章还从二人在创作上这种最高境界的对比，力图揭示出他们创作的同、异和成因。杜晓勤文也认为，庾信、杜甫诗歌集大成的过程具有相似性，他们基本上都是由崇尚绮丽、清新，向沉郁、老成发展的，而他们之所以最终能超越时人，集诗歌艺术之大成，又主要得益于他们后期精神境界的升华。但是，他们对儒学精神的理解并不相同，这又影响到他们诗歌集大成的程度及成就之大小。 杜诗在后世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前，有关杜诗对后世文学影响的文章寥寥无几，主要有高熙曾的《杜诗给予南宋爱国诗人的影响》和萧涤非《杜甫研究·杜甫的影响》、金启华的《杜诗影响论》等。 高熙曾文指出，杜甫的伟大成就，首先在于他以高度的艺术力量表现了自己对祖国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时刻关怀。他的不朽的爱国诗篇，不仅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八世纪封建社会的现实和时代精神，而且一直哺育着历代爱国诗人，成为中华民族保卫祖国、抵制外来侵略者的精神支柱。这种影响，在南宋时期和明清之际，表现得尤为突出。该文主要阐述了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从杜诗中汲取的营养和力量，认为他们首先为杜诗中高度的政治性所感染，而且还开辟了新的诗歌境界，创造了新的语言风格；第二，他们从杜诗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教化"、"六义"，并以此来充实自己诗词中的爱国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内容；第三，他们在汇成南宋诗的时代风格前提下，各就杜诗，学其一体，加以革新，便形成了南宋诗的各个流派，以便尽可能地完成时代给予他们的艺术使命。萧涤非文则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两方面探讨了杜甫对后世的影响，他认为，杜甫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杜甫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并开拓了中唐以后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使现实主义倾向在此后的诗歌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杜甫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后世诗人的教育作用也是很大的；第三，杜甫还继承和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优良传统，教育了、激励了后代，特别是当外族侵略、外族统治时代无数的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杜甫艺术创作方面的影响也有三点：第一，杜甫创造了"即事名篇"的办法，为后代诗人创作现实主义的诗歌广开方便之门；第二，杜甫大量有选择地采取口语入诗，丰富了诗的语言，加强了诗的表现力，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巨大的；第三，杜甫忠实于艺术创作的态度，为后代诗人、文学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金启华文认为，自中唐以来，直至明、清，历代诗人之受杜甫影响是非常多的，可以分为两派：一是学习杜诗丰富的社会内容和与之相结合的高度艺术成就的，即如中唐的白居易、张籍、王建等，晚唐的曹邺、皮日休、杜荀鹤等，南宋的陆游、文天祥等；另一派则是在某些方面学习杜甫，过份追求技巧，有时偏重形式的模仿，在篇章字句方面描写了自然景物，如中唐的韩愈，晚唐的李商隐，北宋的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 金、元、明、清的元好问、李梦阳、沈德潜、邓辅纶等。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甫及其诗作影响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这一时期，研究杜诗对历代诗歌创作之影响的文章主要有：许总的《宋人宗杜新论》、田守真的《历代的杜甫戏》、程千帆、张宏生的《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林继中的《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周裕锴的《杜甫与江西诗派》、张志烈的《谈杜甫的咏物诗与南宋咏物词》、房日晰的《杜甫李商隐七言律诗之比较》、《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杜晓勤的《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杜诗在至德、大历间的流传和影响》、《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王泽君的《试论杜甫诗对小说戏曲的影响》、张清华的《杜甫开拓的新世界――论杜诗艺术对韩诗的影响》、程杰的《杜甫与唐宋诗之变》、许志刚的《杜诗在日本的传播》、刘扬忠的《稼轩词与老杜诗》、曾亚兰的《清代女子学杜絮语》、《从元人学杜咏杜看元代模杜之风》、吴企明《论杜甫与李贺》、房日晰的《杜诗与贺体――从用髑髅说起》等。 其中，许总文不同意近人将宋人学杜分为一学思想内容、一学艺术形式的观点，认为这不免牵强，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程千帆、张宏生文认为，七律虽滥觞于梁陈，但只是到了杜甫手里，才被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使之跳出了宫廷和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成为反映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新手段，从而开拓了七律的新境界。文章还认为杜甫所开创的这一传统，在他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中唐的许多著名诗人虽擅长七律，但其内容对社会政治缺少关注，又回到杜甫之前的老路上去。直到晚唐的李商隐、韩偓，杜甫七律的这一传统才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数百年之后，又读到有意识地继承这三位唐代诗人这一传统的元好问、钱谦益、吴伟业诸人的作品。于此，可以窥见有隐有显、有曲有直、有断有连的文学史发展的某些规律。林继中文指出，杜诗在唐大历年间"只在较小范围内（'江汉之南'），甚至是以部分面目（'戏题剧论'）进入文学交流系统的，尚未被时人所充分认识"，"中晚唐至五代，杜甫的影响是广泛的，但尚未有模式化的倾向，更无推为宗主的迹象"。到了大一统的宋代，杜甫以其忠君爱国病民省身的潜在意义及其丰富的审美情趣通过了宋人的价值选取，与之视野交融，在长期接受过程中得到认同，终于成为新时代的最高典范――"诗圣"。而宋人所尊者从浅俗的白体到雅化的西昆体，再到"务本"、"致用"二者兼有的韩愈、梅尧臣，最后弃韩、梅而尊杜，都是北宋人自立精神寓于遴选、树立乃至改造古代典范之中的过程。周裕锴文比较具体地剖析了杜甫与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艺术渊源和师传关系，认为黄庭坚青年时期受王安石、苏东坡等人影响，学杜主要从社会功能和伦理价值角度着眼；晚年谪居黔州，大力提倡杜甫夔州后的作品，转向超功利的、审美的方向。黄庭坚具体而微地总结杜甫的艺术手法，并推广为作诗的不二法门，并把韩愈及晚唐诗人李商隐、唐彦谦作为学杜的桥梁。这样，杜甫不再仅仅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为人崇拜，而是作为一个超凡入圣、牢笼百代的艺术范型受到膜拜。杜晓勤前文指出，"在开天大半时间里，由于杜诗风格未定型、杜甫审美思想与盛唐诗坛接受视野不合"，"所以开天诗人对杜诗的接受情况是极为有限的"。中文则认为，杜诗在至德大历年间，虽然数量大、流传亦广泛，但仍未得到时人的普遍赞誉，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妨碍了时人对杜诗完整的认识；二是杜甫诗歌的审美风尚与时人趋异。刘扬忠文统计出在629首辛词中，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者，竟达140首之多，超过五分之一，说明杜诗对辛词之影响极大。文章进一步论证杜诗在思想内容、审美情趣、风格趋尚、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辛词都有影响，这种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一部稼轩词集明显地显露杜诗风貌，在宋词学杜诸家中以辛弃疾所得为独多，成就最著。吴企明和房日晰文论析了杜甫对李贺的影响。吴文指出，杜甫和李贺的联系"绝非空泛之言、无根之谈"。杜甫和李贺有亲旧关系，长吉自幼倾慕这位当代的大诗人。李贺从大处着眼，继承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乐府精神、锤炼语言等方面的优秀艺术传统。这既说明杜甫膏沐百家的历史作用，也说明李贺兼取众长，才能在有限的年岁内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房文通过分析"髑髅"二字运用的情况指出杜甫的一些诡谲怪异之作，对元和后期贺体诗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进一步证明，杜诗对李贺诗风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研究杜甫对现当代文学艺术创作之影响的文章主要有：李谊的《"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试谈杜甫及其诗歌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廖仲安的《近百年来中国文化艺术中杜甫的潜在影响》、高益荣的《论杜甫对吴宓为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等。 研究杜甫及其诗在国外之影响的文章主要有：李芒的《芭蕉的俳句和杜甫的诗歌》、〖韩〗李丙畴的《杜甫诗对朝鲜文学的影响》、李明滨的《杜诗在俄罗斯》、〖越〗胡士协《杜甫诗在越南》、马歌东的《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受容》、王雪等《杜甫对朝鲜诗人丁若镛诗歌创作的影响》等。 五、诗歌创作观和审美理想 杜甫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具有自觉的艺术追求和明确的审美理想。历代杜诗研究者虽然也都对此有所触及和分析，但是从本世纪初以来，现当代杜诗学者用现代文学理论来进行系统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也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本世纪上半叶从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撰文专论杜甫的文学批评，如段熙仲在《杜诗中的文学批评》中，就将杜集中涉及文学批评者全部钩稽出来，并分为评古、评并时作者、自述三大类，又从中见出杜甫的文学观点：（1）派别，杜甫非复古派，"盖工部以文学为演进的代异其制；师古可也，泥古则不必。"（2）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是也。其于批评多同情之欣赏，而不屑于寻疵摘瑕。"（3）方法，一则类比，多用古今人类比之，以致其意；二曰标德，形容其美。（4）工部用诗以遣兴者也。（5）诗法，工部论诗，大略四端：修养、精思、意兴、风格。这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较为系统、全面地评述杜甫文学批评方法和观点的文章，所以显得十分可贵。 三十年代总论杜甫诗歌理论的文章有罗庸的《少陵诗论》，该文从杜甫论诗的材料中，钩稽出"神"、"兴"、"静"、"飞腾"、"清新"、"讨论"，并结合杜甫的创作实践，探讨了杜甫对于诗歌创作过程、艺术追求、创作态度、批评方法等方面的独特看法，亦具一定的深度。但是三十年代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郭绍虞、李辰冬等人对杜甫论诗名作《戏为六绝句》的深入阐述和讨论。李辰冬有感于郭绍虞在燕京大学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时，费了三个钟头讲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讲得太详细，太过深求，故撰《杜甫戏为六绝句研究大纲》。李辰冬认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一时兴之所至之作，并不是深思瞑想以后的作品，只要看此诗的自然与流畅，就可知之；题为"戏"字，意指并非慎重的作品。所以该文对六绝句的解释也就比较自然流畅、简单明了。郭绍虞的《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则认为，杜甫《戏为六绝句》"盖其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作者在比勘众说、以杜证杜之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杨王卢骆当时体"的主旨既不是杜甫讥讽四杰，也不是杜甫推尊四杰，而是因为时人贬谪四杰，杜甫"反不以为然"，为四杰辩护；再如"纵使卢王操翰墨"一首，他认为："此诗本承上一章言。时人之讥哂四子者，每谓其轻薄为文，正以其劣于汉、魏之近风、骚耳。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当时文体如是，固非四子之病也。"即便如此，然而四杰能够以纵横的才气，驾驭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仍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四十年代研究杜甫文学理论的文章则主要有程会昌的《少陵先生文心论》、金启华的《杜甫诗论》等。其中程会昌文论述了杜甫诗论与儒家政治思想、文学观的渊源关系；金启华文则将杜甫与李白的诗论进行了对比，认为李白主张复古，以《大雅》为极则；杜则不然，不厚古薄今，以今人比美古人，多师兼取。 五六十年代由于新的文风和文学理论的影响，五六十年代有关的文章多能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理论来分析杜甫的文学理论观点，如金启华的《杜甫的创作论》、马茂元的《论〈戏为六绝句〉》、王运熙的《杜甫的文学思想》、华忱之的《略论杜甫的诗歌主张》、王达津的《杜甫的创作思想试论》、吴调公的《青松千尺杜陵诗――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黄海章的《杜甫的诗论》、耿元瑞的《杜甫对唐代诗人的评论》、卞孝萱的《杜甫诗论旁探》、郭绍虞的《论〈戏为六绝句〉与〈论诗三十首〉》等。 其中金启华文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观点出发，分析了杜甫诗论中对于文学创作的认识，他说杜甫不但认识到现实生活与诗歌的关系，还进一步认识到怎样才能写出好诗，也即有生活、有知识、有技巧，才能写出伟大的诗篇。而且杜甫认为诗歌创作要有充实的内容，也必须有优美的形式，写完后还要和人讨论诗。总之，作者认为，杜甫对创作的认识，"就是这样完善而又精辟的。"马茂元文在肯定郭绍虞《集解》对《戏为六绝句》诗意的理解的基础上作了更深一层的探讨，他认为杜甫在古往今来的作家中，单单提出庾信和初唐四杰，实际上是对当时人们嗤点庾信、攻击四杰，也即否定六朝文学、反对近体诗的思潮的一种回应，而且杜甫在后三首中针锋相对地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在比较杜甫和陈子昂、李白的文学观之后，作者指出，陈子昂、李白等人"之所以不惜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其用意则在于提倡以风雅为典范的反映现实的文学传统；《六绝句》的结论，也是归于'亲风雅'。……不过杜甫的途径，要比他们广阔得多。"此文是首次将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为一个具有中心论点的理论整体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章。王运熙文也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杜甫的文学思想，他认为，"杜甫在诗歌理论批评方面，一方面强调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又注意艺术表现；一方面推重古体，另一方面又注意近体；一方面要求风格、语言的雄浑古朴，另一方面又重视清丽华美。这种眼界开阔、注意到艺术创作各个方面的特色，就构成了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和'转益多师'的理论原则。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杜甫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不能笼统否定。"吴调公文则主要从杜甫的创作实践中探讨杜甫诗歌的美学观，思路比较新颖。他认为杜甫诗歌具有一种悲壮美，诗人悲壮的审美特性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从客观因素说，植根于风尘澒洞；从主观因素说，植根于诗人的美学理想――扭转悲剧而为喜剧的憧憬、不屈服于悲剧命运的拨弄，在寂寞中燃烧着的希望，是悲剧人物对喜剧的倾心。文章还分析杜甫的审美体验：第一，杜甫欣赏"静者心多妙"，证明他把自己内心世界作为物色考察，沉潜于心波的底奥，了然于"神与物游"的过程，并找出感情的线索，化为缜密的意脉和律法；第二，杜甫不仅能把握思路，还能体察自己的内心节奏的回旋。杜甫的审美特性主要是沉郁，但不是没有豁达；主要是浑壮，但不是没有纤秾。 八十年代以后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重又对杜甫的文学思想、艺术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而且角度更多、方法更新。 此时对杜甫文学思想、诗歌理论进行综合探讨的文章很多，但是，大多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其中只有罗宗强的《浑涵汪洋兼收并蓄――杜甫文学思想刍议》、张柽寿的《杜甫诗论刍议》、周振甫的《杜甫诗论》、罗根泽的《杜甫之思想及其对诗之见解（一）》、〖日〗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的诗论和诗――在京都大学部最后的一次讲演》、康伊的《论少陵诗学的基本理论结构》、王运熙《杜甫诗论的时代精神》、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学史观》、王辉斌的《三苦一神：杜甫的创作法门》等文章较有深度和新意。 罗宗强认为，杜甫文学思想的一个特点是他艺术上的集大成和理论上的主张"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亲风雅"实际上就是重兴寄而在创作实践上表现为写时事写实的倾向， 他的"转益多师"全都服从于这一主要倾向。文章还论述了杜甫这一文学思想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在满目疮痍的社会生活中，把文学从侧重于发抒个人情怀襟抱引向写民生疾苦，从理想引向写实，给文学创作开拓了空前广阔的视野。一方面，他又总结了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主张对诗的各种艺术表现力作自觉的探讨与追求。无疑，他的文学思想反映了文学发展的趋势，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张柽寿文虽发表于八十年代初，实写成于六十年代。作者认为杜甫对文学创作的认识虽然一开始并没有超越儒家诗教的范围，但身经安史之乱后，他就认识到要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必须掌握诗歌反映现实的特点，即通过"陶冶性灵"来实现，这比之儒家诗教"无疑是前进了"。他还分析了杜甫所强调的"神"，认为"神"就是创作的灵感，就是因客观事物之触发而产生的创作激情。康伊文认为"真"、"兴"、"神"、"律"、"法"五个词语就建构起少陵诗学的大厦，这是一个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与少陵诗歌创作紧密相联系的、富有独创性的结构。莫砺锋文认为杜甫在使前代丰厚的文学遗产成为诗歌继续发展的动力方面，比陈子昂的贡献更大。"陈子昂的文学史观有严重的缺陷，他只注意到先唐诗歌优秀传统的一个部分（即建安、正始诗歌），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正面反映时代、社会的现实传统（主要体现于《诗经》、汉乐府）。杜甫正是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对陈子昂的超越。" 还有一些文章从美学思想的角度探讨了杜甫的艺术审美观，如屈守元的《杜甫美学观琐谈》、肖文苑的《杜甫论画》、何西来的《真――杜甫美学思想的核心》、王迹的《评杜甫的书论》、张志林的《试论杜甫的绘画美学思想》、吴调公的《旅食京华春――长安十年中杜甫的审美观》、张晶的《杜甫题画诗的审美标准》、王启兴的《杜甫美学观三题》、杨力的《略论杜甫题画诗的绘画美学思想》等。张晶文认为"瘦硬遒劲，骨气刚健是杜甫审美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杜甫的题咏画马画鹰诗中，集中反映了这一点。"王启兴文把杜甫的美学观归纳为三点：其一，为"传情"和"遣兴"；其二，是重视诗歌批判现实和反映现实的作用，把"比兴"作为诗歌的审美标准；其三，把握不同诗人作品的艺术美，赞扬其独特风格，促进诗歌风格的多样化。 此时结合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偶题》等论诗之作进行探讨的文章则有：周振甫的《略说杜甫〈戏为六绝句〉》、钟来因的《杜甫〈戏为六绝句〉新探》、刘尚勇的《论杜甫〈戏为六绝句〉的产生及其影响》、周振甫的《谈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当时体"》、顾永新的《从〈戏为六绝句〉其二、其三两首试解》、郑树平的《从〈偶题〉看杜甫的诗歌理论》等。周振甫文根据明朝何景明的解释，认为"当时体"指的是初唐四杰那些平仄协调的律句体的古体诗。此文虽然不长，但言简意赅。 此外，葛晓音在《论南朝隋唐文人对建安前后文风演变的不同评价――从李白〈古风〉其一谈起》一文中，从南北朝至隋唐文人对屈赋和建安文风的认识发展过程着眼，指出"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二句历来无法理解，主要是一般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风骚应在汉魏之上。当有劣于汉魏反而接近风骚之理？事实上，盛唐却存在着崇尚建安气骨，鄙视淫靡之文的思潮，因而一些后生产生把四杰"当时体"视为近于风骚而不及汉魏的谬见，杜甫正是对此而发。明白这一背景，此诗就自然顺理成章，不必如郭绍虞那样将"汉魏近风骚"五字连读，解为"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搞得句法堆磊不通。 六、单篇诗作探讨和杜甫文研究 单篇诗作探讨本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后，报刊上发表的对杜甫具体诗作进行欣赏和分析的文章不可胜数，但是大部分文章又是围绕着可数的几十篇名作进行探讨的，且多无新意和深度。所以，下面只对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有关成果进行介绍。 本世纪上半叶对杜甫单篇作品作比较深入的探讨的文章甚少，主要有陈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摩诃男的《杜诗〈咏怀〉〈北征〉谋篇之研究》等。 五六十年代对杜甫单篇作品进行分析的文章较多，其中较有独特见解的则有俞平伯的《说杜甫律诗〈题张氏隐居〉》、《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冯文炳的《杜甫写典型――分析〈前出塞〉〈后出塞〉》、萧涤非的《谈〈石壕吏〉》、傅庚生的《"三吏""三别"散绎》、胡小石的《杜甫〈北征〉小笺》、朱东润的《杜甫的〈八哀诗〉》、冯钟芸的《杜甫〈秋兴〉八首的艺术特点》、方管的《谈〈秋兴八首〉》等。 俞平伯前文从杜甫的《题张氏隐居》这样的应酬之作中也看出了作者的人情味跟风趣：（1）直说、典故双管齐下，（2）用透过一层的写法。冯文炳文认为杜甫的"《前出塞》《后出塞》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写兵写典型人物的伟大创造"。萧涤非文则主要分析《石壕吏》中所体现出来的杜甫的思想矛盾："杜甫是热爱人民、同情人民痛苦的诗人，但民族矛盾的紧张局势又使他必须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不能不把人民的痛苦从属于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胡小石文指出，"盛唐诗人力破齐梁以来宫体之桎梏，扩大诗之领域，或写山水，或状田园，或咏边塞，较前此之幽闭宫闺低回恩怨者，有如出永巷而骋康庄。至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有，亦当时诸家所不及（元结同调而体制未弘），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另外，该文对诗中所涉史实和杜甫作此诗意旨之笺释、剖析，亦多有发明，如作者认为："杜自玄宗西幸，房琯拜相，诏皇太子及诸王分镇天下。未几而太子灵武擅立，玄宗被迫内禅。永王起兵及房琯东来被斥，此时虽尚未收京，已逆知将来玄肃间父子之恩，必有乖异。故于墨敕省家，作《北征》诗时，先赞中兴之光美，末著内禅之隐微。全篇大旨，实在于是。"朱东润文则针对历代诗评家对杜甫《八哀诗》多有指责的现象，从杜甫要为诗歌中人物的叙述开辟一条道路的角度，对此诗作了比较中肯的分析和较高的评价。冯钟芸文和方管文都对杜甫的《秋兴八首》的艺术特色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其中冯文着重分析了这组诗的艺术结构和表现手法，认为"八首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一个大型抒情乐曲的有八个乐章一样。这个抒情曲以国家兴衰的爱国思想为主题，以夔府的秋日萧瑟，诗人的暮年多病，身世飘零，特别是忧念祖国安危的沉重心情作为基调。""八章中的每一章，都以它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表现基调的思想感情。而它们每一章在八章中又是互相支撑，构成了整体。这样，不仅使整个抒情曲错综、丰富，而且有抑扬顿挫，有开有阖，更突出地表现了基调的主题。"方文则将之分成前三首和后五首两截进行探讨，认为"八首之中，有声与无声，有色与无色，更代为用，结合得极其巧妙。"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对杜甫单篇诗作进行研究的文章更多了，其中较有深度和新意的主要有吴鹭山的《杜甫〈同谷歌〉与〈胡笳十八拍〉的关系》、马连儒的《要历史地评价〈三吏〉、〈三别〉》、程千帆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毛庆的《浅谈〈秦州杂诗〉二十首的格律特点》、房日晰的《一首怀念李白的佚诗――〈冬日有怀李贺长吉〉考辨》、蒋寅的《〈避地〉辨伪》、刘明华的《〈秋兴八首〉的对比结构及象征意义》、林正龙的《"三吏""三别"渊源试探》、林继中的《诗心驱史笔――－杜甫〈八哀诗〉讨论》、毛庆的《〈望岳〉、〈游龙门奉先寺〉均非仄韵五律：与周汝昌先生商榷》等。 其中程千帆文在考证、论述等方面较之以往文章有所突破，他认为，"饮中八仙""是由于曾经欲有所作为，终于被迫无所作为，从而屈从于世情俗务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乡，以发泄其苦闷的。"而作者杜甫"已经从沉湎中开始清醒过来，而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在这一特定时代中产生的一群人物作出了客观的历史记录。"另外，这篇诗中出现了一般抒情诗中所罕见的以客观描写为主的人物群像，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杜甫从当时那种流行的风气中挣扎出来的最早例证，而且还是杜诗中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起点。毛庆前文则对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句法和音律等格律特点具体分析，认为这一组诗的"格律形式，既合于常轨又独辟蹊径，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成为杜甫五律创作的高峰。"房日晰文从五个方面考证了《全唐诗》卷二七三戴叔伦《冬日有怀李贺长吉》诗，是杜甫怀念李白而作的，而且应是为李白晚年被流放而作的，时间似早于《冬日有怀李白》诗。 八十年代还出版了一部对杜甫《秋兴八首》进行研究的专著，即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该书将《秋兴八首》依次进行分章集解，集解之前冠以《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代序），对杜甫七律尤其是《秋兴八首》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评述。作者在"集解"之中所加"嘉莹按语"，对前人旧注，或赞其见，或正其误，或补其阙，时有发明。 杜甫文赋研究和杜诗研究相比，本世纪的杜甫文赋研究则要冷清得多。八十年代以前未见有专文研究杜甫的文赋。刘开扬的《杜文管窥》、《杜文管窥续编》对杜甫的赋、序、祭文、碑志、杂述、奏状、策问等各体文章皆有所评述笺释，对深入研究杜甫颇有裨益。郭维森的《杜甫的赋》是较为难得的全面评述杜甫赋作内容和艺术的文章。而林继中的《杜文系年》则将现存杜甫文赋作了编年。徐希平的《〈全唐文〉补辑杜甫甫甄辨》则对《全唐文·补辑》中所收杜甫赋的真伪问题进行了考辨。 第五节杜集版本研究和杜诗学史 本世纪杜甫研究的又一重要收获，是学界在杜集版本流传和杜诗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杜集流传和版本研究 历代杜学著作汗牛充栋，难计其数，但本世纪学者对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 杜集书录此类研究成果中，首先应该介绍的是周采泉的《杜集书录》，该书积作者数十年披览收集和潜心钻研之功，初步汇集和总结了历代杜学著作的利弊得失，是目前最为全面、精审的杜集工具书。该书分"内编"与"外编"两大部分。"内编"十一卷，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分目为"全集校勘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其它杂著类"。"外编"五卷，以存目参考资料为主，分目为"全集校勘笺注类存目"、"选本律注类存目"、"谱录类"、"集杜和杜戏曲类"。合计843种。书目的排列以著作时代先后为序。每书首列书名、下系卷数及作者小传。书名下列"著录"、"版本"、"序跋"和"编者按"等项内容。全书还有附录四种：（一）《历代杜学著作姓氏选存》，（二）《近人杜学著作举要》，（三）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著作简介，（四）《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全书》约百余万字，共收录杜学著作一千二百余种，书后还编有《书名篇名索引》、《作者姓名字号别名索引》，大大方便了读者的寻检。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一）网罗文献，巨细毕收。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不论书之存亡，悉加搜辑。特别是一些稿本、名家批点本、善本秘籍等世人罕见者还酌录原文，以备考索、研究。（二）考订详赡，评论要赅。本书所加大量按语，均非泛论和拾人唾余者，皆自出机杼，确有见地。 本世纪出版的另一部杜集书录的大型著作是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四人合著的《杜集书目提要》。该书体例与周采泉著小异，分为五个部分；一、"知见书目"，收宋、元、明、清书目215种，不同版本446种，辛亥革命以后近今人著述140种（含台湾41种，港澳10种，日本9种，新加坡1种）；二、"著录存目"，共列已佚或存佚不明者221种；三、"集杜书目"，介绍"杜诗集句"类著作28种；四、"戏曲电影"，12种；五、"外文译著"，介绍日、英、德、意、俄、匈牙利、越等外文译著42种。书后附有《杜甫研究报刊论文目录（1909――1984）》。该书除"著录存目"一部分外，每介绍一书，均先简介著者生平、著述，然后撮述该书内容、体例、特点、成书过程、版式及刊刻流传情况。 该书著者对一些杜学著作之间的传承关系多有辨析，对前人著录有误的一些杜集的版刻时间也都注意加以辩正，体现了著者的功力和识见。 除上述两部著作，还有一些文章也对历代杜集的版刻、流传情况进行了介绍。如万曼的《杜集叙录》、叔英的《杜甫诗集的几种较早版本》、马同俨、姜炳炘的《杜诗版本目录》、陈仲竾的《宋人校刊杜集志略》王学泰的《历代杜诗注小议》、何金文的《宋元刻杜诗》、周采泉的《略谈历代杜诗的辑佚工作和近代发现的杜甫佚诗》、廖仲安、王学泰的《杜诗注本述评》、陈尚君的《杜诗早期流传考》、许总的《宋代杜诗辑注源流述略》、丁浩的《杜甫草堂藏明刻本杜集述评》、祁和晖的《唐宋杜诗刻石考述》等。 另外，一些图书馆、博物馆、杜甫纪念馆也曾编辑出版过历代杜集和杜学著作的目录。如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组编的《北京图书馆馆藏杜甫诗集书目》，收杜甫诗集81种，92部，有关图书两种两部。成都杜甫草堂编的《成都杜甫草堂收藏杜诗书目》，共收成都杜甫草堂所藏杜诗图书资料120余种，470部，3800余册。浙江省图书馆也编有《浙江图书馆馆藏杜诗书目》，收杜诗65种，96部，每书均有简要解题。 历代杜学著作研究本世纪学者对历代杜集和杜学著作本身的研究成果也颇多。早在世纪初，邓实就对《钱笺杜诗》的版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二十年代研究杜学著作的文章则有黄景仁的《朱竹垞先生批杜诗》和傅增湘的《校宋残本草堂诗笺跋》。 此后三十多年里未见此类文章。直到1962年全国各地纷纷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活动中，才又出现了两篇研究《杜臆》及其作者王嗣奭的文章，即刘开扬的《王嗣奭和他的〈杜臆〉》和柴德赓的《关于〈杜臆〉的作者王嗣奭》。 八十年代以后，历代杜学著作的研究出现了高潮。除了每年发表不少的研究杜学著作的论文，还出版了一些历代杜学著作新整理本。 这一时期对历代杜集和杜学著作进行研究的论文很多，主要有：元方的《谈宋绍兴刻王叔原〈杜工部集〉》、周采泉的《〈杜诗言志〉的评价和作者的探索》、钟大全的《南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评介》、周采泉的《〈傅青主批杜诗〉质疑》、佛雏、李坦的《〈杜诗言志〉点校本前言》、许永璋的《取雅去俗，推腐致新――略评〈钱注杜诗〉》、邓绍基的《关于钱注吴若本杜集》、雷履平的《赵次公的杜诗注》、许总的《论吴见思〈杜诗论文〉的特色及其对杜诗学的贡献》、王学泰的《评杜甫诗集的〈黄氏补注〉》、许永璋的《略评〈杜诗详注〉》、程千帆的《〈杜诗镜铨〉批钞（一）（二）（三）（四）》、李寿松的《略论〈杜少陵集详注〉中的问题》、张忠纲的《独具一格的杜诗评本――介绍赵星海的〈杜诗传薪〉》、《关于〈杜工部草堂诗话〉》、冯建国的《〈杜律虞注〉伪书新考》、许总的《蔡梦弼〈草堂诗话〉与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审音归母谨严细密――周春〈杜诗双声迭韵谱括略〉初探》、蔡景芳的《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研究》、《吴若本与〈钱注杜诗〉》、萧涤非的《〈杜诗别体〉引言》、王学泰的《杜诗的赵次公注与宋代的杜诗研究》、徐定祥的《以意逆志，尽得性情――评黄生〈杜诗说〉》、蒋寅的《〈杜诗详注〉与古典诗歌注释学之得失》、廖仲安、王学泰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日〗长谷部刚的《杜诗笺注钱谦益的著述态度》、梅新林的《杜诗伪王注新考》、张寅彭的《史炳〈杜诗琐证〉中征引与驳议的赵次公注文》、沈时蓉的《韩菼批校〈钱注杜诗〉辑考（下）》、左江的《朝鲜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底本辨析》等。 八十年代以后，还重印、影印或新整理了一些前代著名的杜学著作。仇兆螯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钱谦益的《钱注杜诗》、王嗣奭的《杜臆》、施鸿保的《读杜诗说》等在五六十年代都有铅排本，八十年代以后又多次重印、再版。八十年代以后，影印、排印或重新整理的杜学著作则主要有清史炳的《杜诗琐证》、清金圣叹的《杜诗解》、清佚名的《杜诗言志》、清黄生的《杜诗说》、宋赵次公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张忠纲的《杜甫诗话校注五种》、清梁运昌的《杜园说杜》等。其中，林继中辑校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学术价值尤大，辑校者林继中所写的前言对赵次公的生平、注杜时间、此书源流多有考订。 二、杜诗学史 本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杜诗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廖仲安、许总等学者成果尤丰。 廖仲安先后发表了《杨慎与杜诗》、《论唐宋时期的杜甫研究》、《杜诗学》等系列论文。其中《杜诗学》一文从"杜诗学"的来历、"杜诗学"独立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杜诗学"发展的几个时期等三个大的方面，发表了他对建构杜诗学、发展杜诗学和梳理历代杜诗学研究成果的独到看法，实际上是一篇"杜诗学"论纲。 许总也相继发表了《唐人论杜述评》、《论宋学对杜诗的曲解和误解》、《以文为诗以刚为柔――桐城派杜诗学概略》、《杜诗学大势鸟瞰》、《方东澍论杜述评》、《金元杜诗学探析》、《明清杜诗学概观》等。许总后来将其多年来撰写的杜诗学论文结集为《杜诗学发微》，成为一本首次对杜诗研究史加以宏观描述和重点开掘的专著。 除廖仲安、许总，还有不少学者在杜诗学史的研究方面倾注了心血，他们的成果也为杜诗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如曾枣庄的《论唐人对杜诗的态度》、《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论宋人对杜诗的态度》、张志烈的《简牍仪刑在――谈苏轼的评杜与学杜》、王仲镛的《杨慎杜诗学述评》、高鹏的《日本杜甫研究概况》、熊志廷的《王船山评杜浅议》、詹杭伦的《方回杜诗学综论》、蒋凡的《严羽论杜甫》、张忠纲的《渔洋论杜》、刘明今的《从明人对杜甫的评价刊明代诗学的风尚》、〖韩〗高光植的《杜诗研究三十载》、李天道的《论仇兆螯的批评观及其方法》、邓哲《论鲁迅对杜甫的态度》、裴斐的《唐宋杜学四大观点述评》、〖日〗黑川洋的《日本江户后期对杜诗的鉴赏》、罗焕章的《少陵疑是我前身――谈李调元的杜诗学》、谢思炜的《杜诗解释史概述》、赵晓兰的《王安石与杜甫》、周锡山的《金批杜诗美学说――论金批杜诗之三》、高克勤的《"愿起公死从公游"――论王安石在杜诗学史上的地位》、黄志辉的《全面认识杜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管遗瑞的《评苏雪林在〈唐诗概论〉中对杜诗的研究》、关玉林的《论〈随园诗话〉评杜诗》、陈新璋的《评胡适的杜诗观》、裴斐的《略论两宋杜诗学中存在的一种倾向》、林继中的《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曾亚兰的《郭沫若笔下的真杜甫》、李凯的《江西诗风盛行下的杜甫观――《韵语阳秋》论杜述评》、胡可先的《杜诗学论纲》、莫道才的《黄庭坚论杜甫》、王克平的《韩国古典诗话对杜甫之批评》等。 其中，林继中文认为应将杜诗研究从单个作家、线式因果研究的封闭体系中解放出来，放在中国文化大系统中进行考察，这会更有利于发掘杜诗深层的内蕴；同时，由于杜甫及其创作的典型性，深入研究也将有助于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及其某些规律的认识与归纳。胡可先文认为杜诗学应该包括杜诗目录学、杜诗校勘学、杜诗注释学、杜诗史料学、李杜优劣论、杜诗历史学、杜诗文化学、杜诗学的研究进程等八个方面的内容，该文初步建构起杜诗学的一个框架。 本文是《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九章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