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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没有讲之前就已经非常的恐慌。恐怕今天我讲得不是很理想，因为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一个被限制的题目。我说它被限制，是因为我的题目是：“《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现的美感特质”。我现在要讲的是《伯夷列传》的章法。这章法不是可以凭空随便讲的。你一定要把文章读了才能知道这文章它讲什么。我原来都是讲诗词，很短小的一首诗，或者一首词。我可以随意去发挥，所以那样就比较生动，也比较活泼。可是现在我要讲《伯夷列传》的章法，我就要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地把这个章法讲出来。不过我要讲的《伯夷列传》的章法虽然是很死板的，但我的联想还是我一向的一个习惯。我一向的习惯是喜欢跑野马。在座的很多我五十年前的同学知道我讲课喜欢跑野马。所以这个章法虽然是被拘束的，可是我的联想还是跑野马的。所以我就从《伯夷列传》的章法想到了词的美感特质。《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的美感特质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词是晚唐五代以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而《史记》的《伯夷列传》是前汉时代的作品。所以，在《史记》的时代，从来没有“词”之一说，从来没有这么一种文体。可是现在我居然要把两个连在一起说。这是因为我个人体会到，《史记》的章法合乎词的美感特质。所以有两个问题我要解决：一个，我先要说明《伯夷列传》的章法是什么；然后，我要再说明词的美感特质是什么，怎样把两个结合起来。 《伯夷列传》在《史记》这本书里面，我认为是非常奇妙的一篇传记。《史记》里边有书，有表，有本纪，有世家，有列传。列传一共是七十篇。一般说起来，司马迁的列传经常是有两种体例：一种是他先把这个传主——比如他写《信陵君列传》，先把信陵君的平生的重要的事情简单说一遍，然后他说“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于这个传记所记人物的一种评说；《史记》里还有一种列传，它不是个人的传记，比如说《游侠列传》、《货殖列传》，这是一个类别的人物，他就先介绍这一类的人物的特质是什么，然后一个一个讲这个传记，最后再加上他的结论。可是《伯夷列传》跟他经常所用的这两种体式是完全不相合的。怎么样不相合呢？而且非常奇妙——因为许多人读《史记》的《伯夷列传》，都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些什么。 我们现在就把这一篇很奇妙的《伯夷列传》简单的读一下。他说：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我们读书，其中古书是非常多的，“学者载籍极博”，古代传下来的书籍是非常的广博的。但是古书里面所记载的并不见得完全可相信，所以我们要考证它是不是果然信实的。我们要到“六经”里面去考察。所以说“学者载籍极博”，我们要“考信于六艺”。那么这六经实在据传说又不完全。《诗经》就是古书说三千馀篇，现在只剩了三百零几篇了。《书经》古代流传下来的，本来是古代的一种documents，本来流传也很多，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书经》也是不完整的。他说，虽然古书——六经的《诗》、《书》——都有了缺失，不过大体上说起来，“虞”是“虞舜”，“夏”是“夏朝”，“虞、夏之文可知也”。虽然远古是如此之遥远，可是虞、夏两个朝代大概的记录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尧、舜、禹——我们所说的三代，是可以考察的。 那么在这古代历史上记载了什么呢？他说： 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我们从古书上的记载可以看到，说古代传天下的办法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各国当它的政治交替的时候，怎么样交替，怎么样任用，怎么样的选拔，从古以来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古代怎么选拔呢？他说，古书上记载，当帝尧的年纪老大了，他要把他的统治地位传给一个人，就选拔贤能，就选了舜。舜后来又让位给夏禹。那个时候我们是凭什么选拔，凭什么任用的呢？他说“舜、禹之间，岳牧咸荐”。四岳九牧——四方的各诸侯的领袖，九州的各州的领导，是由各地方的这些四岳九牧的人来推荐。推荐了以后也不是说马上就用。“乃试之于位”，就给他一个职务，让他去工作；“典职数十年”，当他在他工作的单位已经工作了好几十年；“功用既兴”，我们实际考察的结果，说这个人的政绩果然是良好的；“然后授政”，然后才把这个国家、这个统治的地位传授给他——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是经过几十年的考察才选拔出来的。他说这个表示“天下重器”，传天下是何等重要的；“王者大统”，做天下的一个领导人那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职位，所以“传天下若斯之难也”。可见，当你要把一个国家，要把天下交托给一个人的时候，这是如何艰难的一件事情，是如何应该谨慎小心的一件事情。这是说古代是有这种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的事——这是六经上可信的记载。 他后面就有一个转折——你看司马迁的章法的变化——“而说者曰”，可是有人就传说了。“说者”说什么呢？“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相传有这样的说法——“说者”，因为他不在六经里边，只是有这样一种传说，这个其实是在《庄子》的《让王》这一篇里边有记载的——“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说尧本来曾经在让位给舜以前要让位给许由；可是“许由不受”，许由不肯接受。“耻之”，他以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追求一个名位许由觉得是可耻的；所以“逃隐”，所以他就逃走了，隐居。后来舜让位给禹的时候，“有卞随、务光者”，这些人也是隐居，也逃走了。“此何以称焉？”那么，为什么这样的逃隐的人也是值得称述的呢？可见在天下有两种不同的品格，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太史公说：“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司马迁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周览天下名山大川。他说他曾经登到箕山之上，那里传说有许由的坟墓。可见许由虽然不见于六经的典籍的记载，可是这个人是果然有的。“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孔子曾经称述、赞美过，说古代的这些仁圣的贤者，而且是不追求现实的功利、禄位的贤者，像吴太伯、伯夷之伦，这些人都曾经得到过孔子的称颂。在《论语》里面称赞过太伯，（《论语》里面有一篇就叫作《太伯》。）也称赞过伯夷。“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古书上有记载的是那些让位的贤者，那些逃避不肯接受这名利禄位的人，有接受禅让，有不接受禅让的。不接受禅让的里边，有得到孔子称述的，有没有得到孔子的称述的，这都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天下有这样不同的人，而且有这样不同的下场，有这样不同的历史上的评价，那都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于是他就引孔子。孔子是赞美过伯夷、叔齐的。孔子说：“以其义至高。”孔子以为：“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说伯夷、叔齐两个人，他们是“求仁得仁”。伯夷、叔齐是古代孤竹国国君孤竹君之二子。孤竹是当时的一个诸侯国。据说孤竹国的国君一共有三个儿子——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本来按照孤竹国的礼法，传位是应该传给老大伯夷。可是孤竹国的国君喜欢他最小的第三个儿子，就是喜欢叔齐。所以当孤竹国的国君去世了，他们国家就发生一个问题。伯夷说，父亲喜欢我的弟弟叔齐，如果我按照这个长幼的地位承继了这个国君的位置，我就是不孝顺父亲了；叔齐也说，我如果是按照父亲的偏爱做了国君，我就不合乎传给长兄的礼法了。所以伯夷逃走了，叔齐也逃走了。就由他的第二个儿子坐了国君的这个禄位。孔子说是“求仁得仁”。因为他不想要国君的禄位，所以他离开了，就“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论语》上记载，有人问孔子说，伯夷有怨心吗？因为伯夷和叔齐两个人都逃走了，逃走以后怎么样了呢？下面我们就来看本传。 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那么他们逃走到哪里去呢？“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西方的诸侯之长，“西伯”；“昌”，姬昌，就是周朝的先祖。说是西伯昌“善养老”——西伯昌对于国内的老人照顾得很好。老有所终，少有所养。这是一个安定治平的国家一个基本的要求。他说，听说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我们为什么不归向西伯昌呢？所以他们就跑到姬昌那里去了。可是天下有幸，有不幸。等他们来到西伯所在的地方的时候——“及至”，当他们到达这西伯昌的地方——“西伯卒”，西伯已经死去了。“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所以武王就给他的父亲刻一个木头的牌位，上他一个尊号，称他作“文王”。他本来是一个西伯——西方的诸侯之长；可是武王现在要革命，自己要作天下的一个领导者，所以把他的父亲就尊称为文王。“东伐纣”，所以武王就向东来攻打纣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伯夷、叔齐就在他的马前对他劝告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父亲死了，你还没有埋葬，你就发动了这个战争，你算是孝子吗？“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你是一个臣子，你是一个诸侯国，你现在要去攻打天子，这算是仁义的事情吗？当他拦阻武王的马前进的时候，“左右欲兵之”，武王左右的侍卫就想要责打他。“太公曰”，于是姜太公就说了，“此义人也”。人在世界上有所为是一种精神，有所不为也是一种精神。什么时候你要选择有所为，什么时候你要选择有所不为？你武王看到纣王的无道，我们要去讨伐他，为了天下的老百姓的幸福，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从伯夷、叔齐来看，按照中国旧传统的伦理来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而且以臣来弑君，你是不孝也是不仁。他有他的一个道德的标准，有他的一个道德的选择，所以太公说“此义人也”。他的选择虽然跟我们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有仁义之人，所以“扶而去之”。就把伯夷、叔齐搀扶起来，把他们让到旁边去了。武王的马就前进了。“武王已平殷乱”，武王就把纣王果然讨平了。“天下宗周”，于是天下就尊武王是天子了。“而伯夷、叔齐耻之”，伯夷、叔齐以为他的天下是由讨伐得来的，是由以臣弑君而得来的，说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伯夷、叔齐以为是可耻的。“义不食周粟”，他为了持守自己的一个道德的品格，所以就不肯接受周朝的俸禄。本来“粟”是粮食，是说不肯吃周朝的粮食；因为古代作一个官职，给你俸禄，里边就包含有一个粮食的意思。所以是说他们两个不肯在武王这里作官。那么他们以什么来维持生活呢？就“隐于首阳山”。两个人就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薇而食之”，就采摘野生的薇蕨之类，就吃这个东西。“及饿且死”，那么吃这些野菜当然是吃不饱了；等饿到快死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首诗。“其辞曰”——那个诗的歌辞是这么说的——“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登彼西山”，我们就来到首阳山上。“采其薇”，我们就采摘首阳山上的薇蕨当作食物。现在这个天下，纣王当然原来是个暴君，可是武王把这个国君杀死了，伐纣，他说这个武王就是一个暴臣。孔子所主张的伦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国君的要像作国君的样子，作臣子的就要像作臣子的样子；作父亲的有作父亲的一个道理，作儿子的就有一个作儿子的道理。现在作国君的不像一个作国君的道理，作臣子的也不像一个作臣子的道理；所以君不君，臣不臣了。“以暴易暴”，以一个暴臣换掉了一个暴君；“不知其非矣”，而全国，社会上的人还不明白他们的错误是什么。“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古代传说的我们中国先古那种礼义禅让的美好的盛世，“神农、虞、夏”，已经消失了。“我安适归矣？”这样的时代我归向何方呢？“于嗟徂兮”，他就叹息。“徂”，就是他现在要离开世界了。伯夷、叔齐饿到快死了就叹息：“命之衰矣”——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真是不幸运。你生在一个幸运的时代，天下治平；你生在一个不幸运的时代，就没有一块安居的乐土。他说我们伯夷、叔齐就不幸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遂饿死于首阳山”，所以就饿死了。 下面司马迁就问了：孔子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他选择了作一个清者的道德，就是无论上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我要守住我作臣子的礼法。他完成了作一个清者，在他而说就是完成了自己所要求的品格，所以孔子说他“求仁得仁”， 没有怨恨。可是你看一看伯夷的诗。伯夷、叔齐的诗说“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说我的命运真是不幸。你说他怨还是不怨呢？所以司马迁这篇传记很奇妙。他都不直说。不像他作别的传记，叙述的时候直接的叙述，他加论断的时候也直接的论断。这篇文章司马迁的章法都是反复推出去又收回来，提出了很多的疑问。第一个疑问他提出来就是“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有人就说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说天道没有亲疏之别。“无亲”——古代的文言常常举一个字就代表双方面——就是无亲疏之别。上天对于我们人，没有说对姓张的好，就对姓李的不好；还是对姓李的好，对姓张的就不好。上天是没有分别的。“常与善人”，上天常常要协助的——“与”，就是帮助他祝福他的——是“善人”。说善有善报，上天没有亲疏，只要是善人就祝福他。“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像伯夷、叔齐这样守住清者的道德的应该是善人，难道不是吗？又是一个问题。刚才说“由此观之，怨邪非邪”，现在说“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他追求一个仁者的品德，他保持自己行为的操守的清白，可是他结果是饿死了。“且七十子之徒”，说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贤者有七十人。那七十个贤人里边，“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孔子特别称赞的就是他的弟子颜渊——颜回。有人问孔子说“弟子孰为好学？”他说“有颜回者好学”，可是“不幸短命死矣”。他所欣赏的最好学的那个学生，很年轻就死了。颜回生活也是非常贫苦，说他贫居在陋巷，在一个很窄小、很简陋的一个小巷子里边住。“一箪食，一瓢饮”，拿个小竹筐子来吃饭，拿一个小水瓢来盛水，结果他很早就饿死了。所以“七十子之徒”，孔子赞美颜回是好学；可是“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这“空”就是空乏，他经常是贫乏的。“糟糠不厌”，不用说吃山珍海味，就是吃糟糠的粗粮都不能够饱足——“厌”，是饱足。“而卒蚤夭”，所以颜回很早就死了。太史公司马迁就又提出一个问题了：“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这些都是自己“积仁洁行”的贤人。上天怎么让这些“积仁洁行”清白无辜的贤人，反而就落到这样的下场呢？我在大陆有一个学生讲西方的哲学。哲学就追求一个人生终极的目的：天生来有没有一个善德。我说这是司马迁当年就提出来的疑问：有没有这个善德，善德是不是可以持守的。 他就再举一个相反的例证：“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当时有一个大盗叫盗跖，每天把无辜的人杀死。“不辜”就是没有罪恶的人。每天杀死不知道多少无辜的人。“肝人之肉”，就是吃人的人肉、人肝。“暴戾恣睢”，为非作歹。他“聚党”，这些凶恶的党徒有数千人，“横行天下”，予取予夺，想要钱财就去抢人的钱财，想要人的生命就要人的生命。可是就是这一批恶人，居然享受了天年，是长寿的，最后是善终。他说这些人“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那么善人都饿死了，这些恶人反而得到一个善终，他们所遵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道德？这社会上果然有一个道德吗，上天果然有一个道德吗？他说：“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他说我所举的这些个善人不得善终，而恶人反而以寿终的，这是“彰明较著”的，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人。伯夷、叔齐是有名的人，盗跖是有名的人，颜回是有名的人。他说，我就举这几个彰明较著的来看，你就知道上天对于善人的报答是不公平的。“若至近世”，不用说古代的人，如果说现代的人，近现代的人，“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可是现在的人，你就看到了——“操行不轨”，他常常做一些犯法的、不合道理的事情；“专犯忌讳”，专门是做这种背叛礼法的事情；而他终身安逸享乐，“富厚”，富贵丰厚；不但他自己是富贵、显达的，连他的子女都是富贵、显达的，而且“累世不绝”。相反的：“或择地而蹈之”，就是说他不随便介入到一个环境里边。他要选择一个清白的地方，“蹈”，他的脚才踏上去。跟陶渊明说的“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我要选择一个干净的树，我才落在上边。这样的人就是“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不随便讲话，应该说的话然后才说话。“行不由径”，他走路走的都是大道。“径”是斜曲的小路。他走路都不肯走斜曲的小路。“非公正不发愤”，不是真的公义的、正直的事情，他不发愤。他不为自己私人的权力而去努力争取。可是就是这样的人，如此之善良的，如此有美好品德的人，“而遇祸灾者”，最后就得到不幸的结果。而且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这是品性如此之美好的人而遭遇祸灾的，是“不可胜数也”，你数都数不过来。“余甚惑焉”，所以司马迁说我看到那历史的种种现象，我真是有不少的困惑。“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如果说果然是有一个有知识的、有智慧的、有慈悲的，有这样一个上天，“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是果然有呢，还是没有呢？ 所以司马迁这个《伯夷列传》完全是感慨，完全是疑问。世界上真正可持守的东西是什么？你真正持守了善德，你怎么会落到不好的下场，那你要不要持守了？如果司马迁的文章就写到这里，好嘛，我们都去做那个盗跖，每天暴戾恣睢，可以贪赃枉法，还可以“富厚累世”。我们都去做这样的事情好了。可是司马迁的文章没有停留在这里。所以司马迁接下来还有一段：“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孔子说过，你的理想是不相同的，“道不同”；所以“不相为谋”，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计划一件事情，不能在一起谈论一件事情。因为你们的理想根本是不一样的，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就个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追求。“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说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富贵的。如果果然用正当的劳力就可以得到富贵，那么就作一个赶马的人，我也可以作，“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你用正当的方法不能得到富贵，而要贪赃枉法得到富贵，“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那我宁可不要那些个“富厚累世不绝”，我要追求我自己的理想。所以陶渊明曾经说自己“性刚才拙，与世多忤”。他说自己性情刚强，他自己的理想跟这世俗不合，所以他常常是在饥寒之中。他说他的儿子，“使汝等幼而饥寒”——我是“黾勉辞世”，因为我实在是不能在贪赃枉法的这个官场的社会生活下去，所以我就辞官回来躬耕了。让你们这些个小孩子跟我一起忍饥受冻，我是对不起你们，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所以“亦各从其志也，……‘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所以陶渊明宁可忍受躬耕的辛苦，宁可忍受饥寒的痛苦，他辞职回来了。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如果是春天，草木都欣欣向荣，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都是繁花似锦，你知道哪个植物是坚贞的？你不知道。是“岁寒”，当到了最寒冷的风雪交加的时候，你才知道松柏是常青不凋的，那些闲花野草早已经都零落腐败了——所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在全世都是混浊的时候，所以真正清白的人，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才真正表现出来。 “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那不是因为每个人的道路不一样吗？孔子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人看重的是这个，看轻的是那个；可是有人看轻的这个，看重的是那个。“其重若彼”，“其轻若此”，你所选择的重轻是什么，你所看重的是什么？“贾子曰”，这是引贾谊的话说，“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说贪财的人他为了得到钱财，千方百计要得到钱财，所以“贪夫徇财”，他宁可把生命陪上。我看到大陆上报纸登，有一个贪官被捉住了，一个贪官被处死了——“贪夫徇财”。他就为了贪赃，为了那些个钱财，他宁可做了犯法的事情。“烈士徇名”，而一个烈士为了追求一个英烈的名声，就为了英烈的名声而死去了。所以有人是要得到一个死节的名声，他果然就死节了。殉节死烈，以他的生命殉了节义，而得到后世节义的名声，“烈士徇名”。“夸者死权”，那些追求权位的人，就为追求权位而牺牲了。我们老百姓，我们不是特别的“贪夫”，我们也不是特别的“烈士”。我们众庶的老百姓只求一个生活的安乐就是了，所以“夸者死权，众庶冯生”。最后他就说了，“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你要真正认识一个人，体会到他的品格，体会到他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你们两个人有相同的地方。“同明”，才可以互相照明，你才能够理解它，你才能够体会他的选择，“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你们是同类的人，你们才可以结为朋友。“云从龙，风从虎”，古人说龙要升起来了就有云，老虎跳出来，就带着风声跳出来了。“圣人作而万物睹。”每个人认识的不同，你对于世界上，你的选择不同，你的理解不同。你知道这样人的好处，你不知道那样人的好处；你明白这样人的选择，你不明白那样人的选择，各人都不同。说“圣人作而万物睹”，有一个有最高的智慧修养的人，当他出现了，他就把万物都看清楚了。每一个人的得失、利害、选择，他都了若指掌地能够体会了。所以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在历史上，可以做出历史上的判断。本来司马迁在他写这个《史记》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篇自序。司马迁所以很妙。他《史记》一共是有七十篇列传。第一篇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伯夷列传》。他第一篇列出很多的问题来。而他最后一篇的《太史公自序》，是他自己的一个自序。我们也可以说是书后面的一个后序。可是他是说列传七十，所以他最后的一篇《太史公自序》等于他自己的一篇传记。就在这个《太史公自序》里边，开头，司马迁说了，“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他说我听祖先的人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周公是圣人。周公以后过了五百年，我们世界上才有第二位圣人，就是孔子。孔子死了以后，到现在，到司马迁的时代，他说又有五百年了。“‘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孔子作了《春秋》，孔子就是他刚才所说的，“圣人作而万物睹”。他可以评断，可以衡量天下各种人的是非、得失。所以孔子的《春秋》，他用一个字的褒贬，比如说《左传》里边最有名的一段，说“郑伯克段于鄢”。说郑庄公把他的弟弟公子段打败了，在“鄢”这个地方。“郑伯克段于鄢”，只是六个字，可是他为什么称他为“郑伯”？“段”就是他的弟弟。他为什么用对敌国的战争的口吻，来说他是“克”，是打败了敌国的样子？他可以给历史上所有的人物下一个公正的评价。可是孔子的《春秋》以后又有五百年了。他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现在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他有他的一份用心。如果天道没有了，人道还是有的。那么谁来做这个人道上的衡量？所以司马迁隐含着这样一份深意在里面：“圣人作而万物睹”，可以给万物一个公正的评价。“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伯夷、叔齐当然是清者，是贤士。可是他因为得到孔子的赞美，所以他的姓名就显著了。“颜渊虽笃学”，颜回当然是一个非常好学的贤士；“附骥尾”，因为它是孔子的学生，得到孔子的赞美，所以颜回的名声就传下来了。他就回应到刚才。他说这些人是有名的，那没有名的那些个人呢？难道那些个人就没有贤人了吗？所以他说“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岩穴（之士）”，隐居在山岩野穴之中的隐居的贤士，不追求名利禄位的贤士。“趣舍”，“趣”是你追求，“舍”是不追求。什么是应该追求的，什么是不应该追求的？“有时”，就有一定的选择。（“若此”，）有这样的人。可是这样的人，“类”——有人把这个标点，说“趣舍有时若此类”，其实不是，“类”字还是应该标点在下面。“趣舍有时”，像这样子，“类”——就是大多数，他们姓名都湮灭了，都埋没了，没有得到人的称述。“悲夫！”这是一件可悲哀的事情。天下有些个人，像伯夷、叔齐，像颜回一样美好的人，没有得到人称述，这是可悲哀的事情。“闾巷之人”，那大街小巷里的寻常人；“欲砥行立名者”，想要修整自己品格的人，让自己的行为能够美好的人；“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如果不是得到一个有力量的人的宣扬，你怎么能够留传到后世呢？这是司马迁隐然以一个史家自居，所以他要从他的历史里边表现他对于人的一种衡量，一种判断。 那么这篇文章，我说它有词的一种美感特质。 我们现在讲了这个《伯夷列传》的章法。你看他的反复，他的隐约，他的含蓄，他的很多很多的疑问，都是隐藏在里面。他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感慨都隐藏在里边，没有很明白地说出来，都是用疑问的口吻。我说这样的章法是合乎于小词的一种美感特质。那么小词是一个什么样的美感特质呢？我们现在要看词的美感特质了。 张惠言的《词选序》说： 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 小词本来就是当时隋唐之间流行的歌曲。晚唐五代人编了一本集子叫《花间集》。那是这些诗人文士歌酒宴乐的时候歌唱的曲子的歌词。这些曲子的歌词写什么？写美女，写爱情。所以张惠言说了：“风谣里巷男女哀乐”。“风谣”，就是歌谣，就是大街小巷寻常人家的青年的少男少女，他们的悲哀和他们的快乐，相见就欢喜，离别就哀怨。可是就是写爱情的这些个小词，“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它居然就可以表达，可以说明那些最有修养的贤人君子的——你看张惠言所用的形容词“幽约怨悱”，最幽深的，“约”，最隐约的，最哀怨的，最悱恻的，这已经很够了——是“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还不止于如此，是“幽约怨悱”，还“不能自言之情”，自己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一种感情；而且说的时候还不能够直接的说，要低徊婉转的，要要眇幽微的。“以喻其致”：“喻”就是说明；而且不是“以喻其意”。我们是说明一种意思？不是，他低徊要眇，就是表现了一种情致，一种姿态，一种感情的品质和姿态。所以小词就是很妙了。 小词就是写美女，就是写爱情的歌词。怎么会就写了贤人君子的感情，而且是贤人君子最“幽约怨悱”的感情？去年，我在天津的南开大学给新生讲了一次课。我的讲课的题目就是《爱情与道德的矛盾和超越》。爱情与道德本来是矛盾的，可是它后来超越了，那是什么缘故呢？中国的小词的美感形成以后，词评家、词论家对于这个美感的认知和反省是有这么一个阶段。爱情与道德先是有矛盾。所以王安石作了宰相，就跟朋友说，作宰相的人还可以写这美女和爱情的歌词吗？可以吗？这是表示他的困惑，表示这爱情跟道德是矛盾的。作了宰相你就应该讲道德，怎么还写爱情的小词。所以爱情与道德是矛盾的。宋人的笔记还记载说，有一个学道的人叫法云秀，就跟黄山谷说“诗多作无害”，说你黄山谷先生你常常写一点诗，这没有害处；“艳歌小词”——他们是把这个词叫作“艳歌小词”——他说黄山谷“艳歌小词可罢之”。那天我在南开讲课，他们就问，说老师为什么老说“小词”、“小词”的？我说这“小词”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因为词的篇幅短小。词就是歌词。它只是填一首歌词。所以不会长篇大论的发表什么议论，不会写像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几百几千字的长诗。它没有这样的篇幅。它就篇幅短小，所以就是小词。还有就是古人认为文章是载道的，诗是言志的，所以杜甫可以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小词就是写相思、写怨别、写美女、写爱情。它的内容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们老说“小词”。小词是不合乎道德的。所以一直到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心里边还有困惑。他说作宰相还能够写小词吗？所以黄山谷的朋友法云秀就说黄山谷“艳歌小词可罢之”。你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诗人，那些“艳歌小词”你不要再写了，“可罢之”。所以小词中写的爱情跟道德本来是矛盾的。我上次给他们讲的这个题目就是爱情与道德的矛盾。可是爱情与道德的矛盾怎么从矛盾就超越上去了呢？就是居然有人，像张惠言这样子的，他看到这个小词可以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这就很奇妙了。词就是写爱情的，就是当时流行歌曲的歌词。怎么可能有贤人君子的情意呢？而且不止是贤人君子的情意，而且是贤人君子“幽约怨悱”的，最幽深，最婉约，最哀怨，最悱恻的，而且是自己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感情。那些写爱情、美女的小词，怎么会有这样微妙的作用，怎么会有这样微妙的美感，怎见得？ 我们当然可以有词为证。试看冯延巳的《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这是一首伤春怨别的小词。《鹊踏枝》是一个曲子的牌调。“谁道闲情抛掷久”，你那些个什么伤春怨别的闲情，不是什么正经的公事。这些闲情是很无聊的。你每天这样相思，这样惆怅，你为了什么？所以我要把它抛掷，我要把它丢开了，我要跳出这个闲情之外；而且我努力了很久，“抛掷久”。这“闲情抛掷久”，可是他两个字把它都转回来了，是“谁道闲情抛掷久”——谁说我真的把它抛弃了呢？这所以低回婉转，“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李后主说的。“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每当春天来的时候，我那一份不知道为什么的哀愁又出现了，是“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每天，当春天花开的时候，我都在花前饮酒，饮过量的酒，饮到“病酒”的程度。你花前为什么要饮酒，为什么要饮到“病酒”？杜甫曾经有两句诗，他说“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李后主的词说：“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常恨水长东。”你为什么花前要“病酒”？“且看欲尽花经眼”，花是一定会落的。“欲尽”，马上就要完全落光了。而且我亲眼看，我“经眼”，像《桃花扇》里边最后的那一段曲子说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有一年春天，我带我女儿到大陆去。我们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我教古典的诗词，她教英文。我们住在友谊宾馆里边。那天早晨，我们出来吃早点，看到门前一树北京特有的一种花，叫榆叶梅，开得非常好。我们都说现在要赶去上课，没有时间，下课回来要给它照个相，这个花现在开得这么美。我们两个人都去上课了。你知道北京的春天，那个风沙之可怕，就在我们上课时候起了风。那黄沙、黄土、黄尘满天的飞舞。我们下课再要给它照相，面目全非。这个花真是，它开放的时间那么短暂。花本来就是短暂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而且你还“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花的美好的日子不多，你看到它从含苞到怒放，现在你眼看它零落了，所以杜甫说“且看欲尽花经眼”，你就“莫厌”，你就不要推辞“伤多酒入唇”。因为你今天不为它喝酒，明天你再要喝酒，花已经没了。所以李后主说“胭脂泪，相留醉”，那红花上的露珠都像是女子脸上的泪痕，就是它带着眼泪留你，说今天我这朵花还在这里，请你再为我喝一杯酒，“胭脂泪，相留醉”，因为“几时重”。你什么时候再能为我这朵花喝一杯酒？你说明年还有花开。这个古人说得好，“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你明年的花不是今年的花了，不是今年的这一朵花了；所以“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所以“不辞镜里朱颜瘦”，所以“日日花前常病酒”。我因为病酒，所以憔悴，所以消瘦；而且我不是不知道我的消瘦。我对着镜子看到了我“镜里朱颜瘦”，但是我“不辞”，我不推辞，我不逃避，我宁愿为这个花而“病酒”，而憔悴，而消瘦。我“不辞镜里朱颜瘦”。你读小词就要读出它一些深意。小词表面上很简单，伤春病酒。可是小词的妙处就是它里边蕴藏很丰富。你说“朱颜瘦”；你说是“镜里”的“朱颜瘦”。这“镜里”两个字就非常妙。常常我看到有我的朋友，抽烟抽得很厉害。多少人劝他戒烟，他都不肯戒。忽然间有一天检查身体，说是你的肺有了问题，你一定要戒烟，他就戒了。因为他知道他的病，他就戒了。你不知道你的消瘦，你就“病酒”。可是你“镜里”，你清清楚楚看见了，你知道你的消瘦了；“不辞”，但是我不逃避，我仍然愿意为它而消瘦。所以这就是深一层的意思，说是“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香港的饶宗颐先生评说：“‘不辞镜里朱颜瘦’，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怀抱”。“不辞镜里朱颜瘦”，我愿为他付上一切的代价。“鞠躬”，把我的身体完全奉献出去；“尽瘁”，“瘁”，把我的劳力也完全奉献出去。这是开济老臣的怀抱。“开”是开创一个国家；“济”是挽救一个国家。开创是我当年协助他开创，我现在要帮助他挽救。说的是谁？就是刚才《鹊踏枝》那个作者，就是冯延巳。为什么饶宗颐说他是“开济老臣”呢？因为冯延巳的父亲冯令頵，是他辅佐南唐开国的先祖李昪开创的国家。后来到了中主的时候，中主跟冯延巳两个人从青年时代一起长大，而且两个人都喜欢小词。所以中主作了国君，就让冯延巳作他的宰相；中主作太子、作吴王的时候，冯延巳就为他掌书记，作他的秘书。两个人结合这么密切的关系。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你的命运有幸，有不幸。可是居然有一个人，他生来就注定是一个悲剧的人物，这个人真是太不幸了。你怎么从小一出生就注定了你的不幸呢？冯延巳就是这样的人，从他一出生就注定了他的不幸的命运—就因为他的父亲跟南唐结合了这么密切的关系；他自己跟南唐的中主结合了这么密切的关系。他在南唐中主的时候做到宰相的地位，而南唐是一个必亡的国家。你跟一个必须灭亡的国家结合上这么密切的关系，你无可逃避，你一定要为国家进献一切的力量，所以“鞠躬尽瘁”。“鞠躬尽瘁”（的典故）是出于三国时代的诸葛亮。诸葛亮的《出师表》说：“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说先主刘备三顾茅庐，到我的草庐之中请我出来，“咨臣以当世之事”，把天下的大事咨询、委托了我；所以“由是感激”，我内心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所以我就答应了先帝，我为他效区区一切的辛劳。所以诸葛亮为了蜀汉鞠躬尽瘁。饶宗颐先生说冯延巳这几句词“不辞镜里朱颜瘦”，也是“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怀抱”。 这首词还有后边几句。后半首说“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河边的青草又绿了；堤上的柳条又在飘拂了。每当河边的草绿的时候，每当岸上的柳青的时候，你就有了闲愁。“为问新愁”，去年春天我就有过闲愁，我想我把这闲愁抛掉了，可是没想到今年当草再绿的时候，柳树再青的时候，我这新愁又回来了。所以他说“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你是脱离不了，你是摆脱不掉的，是那样的一种忧愁。“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你出来也许是游春。到日暮黄昏，你一个人站在小桥上。小桥不是居留的所在，桥是过往的所在。桥都是让人家过往的，而你为什么在桥上站住了，你为什么不从桥上经过呢？桥只是让你经过，你为什么就站在一个桥上不走了呢？而且桥是四无遮拦的，不能遮风，不能避雨。四面寒风，你为什么要站在这个地方？“独立小桥”，当然就“满袖”——寒风灌满在衣袖当中。一直到“平林新月”，远远的那一片树林，月亮已经升上来了，所有的过往的行人都已经回家了，“平林新月人归后”。 所以饶宗颐先生就又说了，他说“‘不辞镜里朱颜瘦’，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怀抱；‘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则进退亦忧之义；‘独立小桥’二句，岂当群飞刺天之时而能自保其贞固，其初罢相后之作乎？”这你就要进一步了解南唐的历史。当冯延巳在南唐作宰相的时候，我说他是一个注定的悲剧人物。因为当北方，我们说五代梁、唐、晋、汉、周，当后周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南唐朝不保夕，在危亡的风雨飘摇之中。他作为一个宰相，这个时候，要采取什么样的谋略和政策？你进不可以攻，你没有足够的武力去攻；退不可以守，你也知道你守不住的，因为北方的后周如此强大。在后周强大的威胁之下，你是战还是守？而满朝的文武就要争论了。你是战还是和，你是战还是降？没有办法呀！而且在政党的攻讦之中——那些主和的一定攻击主战的，主战的一定攻击主和的。而满朝在争论的时候，各结成党派，互相的攻讦，作宰相的能不受到攻讦吗？而且南唐冯延巳的弟弟曾经带兵出去跟一些五代十国的小国作过战，并且战败了。所以他要忍受所有朝廷的人对他的攻击。所以饶宗颐先生说：“‘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则进退亦忧之义；‘独立小桥’二句，岂当群飞刺天之时而能自保其贞固，其初罢相后之作乎”。你能够保存这个国家吗，你能够保全自己吗？这是一个形势，你没有办法，你能怎么样？所以冯延巳就把他作为一个宰相，进不能够攻，退不能够守，而又忍受所有人的攻击，没有办法辩白，也没有办法说明；所以他那种闲愁，他那种不得已，是无形之中在小词之中流露出来的。 未必像张惠言他们这些个人，未必像饶宗颐先生所说的，他就是要表现一个开济老臣的怀抱，他就是要表现进退亦忧。冯延巳在写这首词的时候，他的显意识里边不见得有要表现开济老臣的怀抱，也不见得说要表现进退亦忧。可是他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有了这样的心情，他无形之中就表现出来了。 小词就是很妙。我在以前多少次讲到小词的微妙。小词里边有这么丰富的含义，一个是因为双重的性别，作者是男子，但是他要写相思怨别的妇女；一个是双重的语境。小环境在南唐的国土之内，他可以享乐，可以听歌看舞；可是大环境，北方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是朝不保夕。所以是双重的性别，双重的语境。所以就使得小词很奇妙，作者未必有此意，可是小词产生的背景，小词产生的时代，使它有了这么一种微妙的内涵。这是从小词开始，温庭筠、韦庄、冯延巳、南唐中主——为什么南唐中主的《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王国维说他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呢？——就从它产生的早期的五代的小词，就有了双重的语言的背景，就有了这样一种的“幽约怨悱难以自言”的感情。你能够说？你不能够说。但是你是不是有这种忧愁，你是不是有这种情意？你是有的。 你说现在讲的是五代，五代的危亡之世，所以大家有这样的难言的感情。那么我们就再看一首北宋的词，苏东坡的《水龙吟》。这是苏东坡有名的咏杨花的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扬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东坡这首杨花词很有名。但是有的人把他写作的时间误会了。因为他这首词前面说他是“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章质夫是苏东坡的一个朋友。有一段时间章质夫和苏东坡两个人同时在朝廷里边作官。他们就认为这首词是两个人都在朝廷里作官的时候写的。这是错误的。他们两个人是曾经同朝为官，这是不错。可是苏东坡写这首词不是同时在朝里为官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苏东坡已经经过多次的贬逐，辗转到各地，由杭州而密州，而湖州，然后被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边，几乎被杀死，九死一生，从御史台监狱放出来，到黄州以后写的这一首词。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他写作的背景，才能真的体会它的情意。 苏东坡说得真的是很好：“似花还似非花”。苏东坡果然是一个天才。据说宋仁宗的时候，欧阳修作主考官，选拔了苏东坡，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当时仁宗皇帝也欣赏苏东坡的才能，本来当时就要给他一个很高的位置。有人说，这青年人刚刚考上，还是让他锻炼一阵子再提他上来吧。可是天下的命运就不是人可以掌握的。苏东坡的母亲去世了，古代父母之丧都是三年，所以守了母丧三年。母丧刚刚过，父亲又去世了，又守了父丧三年。等他守丧期满，回到朝廷，那个时候已经是神宗时代了，已经用了王安石变法了。而苏东坡是从四川过来的，一路上看到新法施行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新法有它的好处，有它的理想。可是要改变旧日的成法，一定会发生一些扰乱的事情；所以古人常常讲，说“功不十，利不百，不变法”——不要轻易地谈改变，因为改变的时候一定会引起很多的波动来。他看到新法扰乱人民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他对新法有一些意见，他就出官到外边去了，去了很多的地方。他曾经到杭州。人家说杭州这么好的地方，他出官在外，还跑到这么好的地方，每天还可以饮酒作诗，不可以，就把他调到密州去了。密州是个比较北方，比较贫寒的地方。后来又把他赶到湖州去了。到湖州去了以后，他写一个谢上的表文，他说，陛下知道我老不更事，可以“牧养小民”，我现在是“难以追陪新进”。他们认为他发牢骚，认为这是毁谤朝政，所以把苏东坡一抓，就抓到御史台的监狱里关起来了，而且据说本来要把他处死的。后来从御史台监狱放出来到黄州，这是他在黄州写的词。所以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写的词很重要的。苏东坡你说他是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有理想还是没有理想？苏东坡当然是有才能的人。苏东坡也当然是有理想的人。你看苏东坡的传记，说他小的时候，他母亲教他读《后汉书•范滂传》，说范滂当时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的理想，苏东坡说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他是有理想的人。 你说它是花，它开了吗？“似花还似非花”，柳绵、柳絮，就是柳花，可是柳花没有像万紫千红的花朵，没有那种艳丽，也没有那些个花朵留在枝头上的那么长久的时间，柳花一开出来就飞了。别的花尽管它的花期短暂，“且看欲尽花经眼”，它毕竟还经眼了，你看见它开了。柳花一开就被风吹落了，所以“似花还似非花”；你说他是有才能的人，还是没有才能的人；是有理想的人，还是没有理想的人？“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你拿到一朵玫瑰花，爱你的人送你一枝红玫瑰，你用一个瓶子把它插起来。每天你看它，很珍贵。有人面对这满天飞舞的柳花有什么珍重爱惜吗？没有啊！所以他说“也无人惜从教坠”，就任凭它无声无息地飘落。“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苏东坡一生多少年都是流转在外，后来最远贬到惠州，贬到海南。他一生真是流转漂泊各地，是“抛家傍路”。所以他说我是“望断故园心眼”，什么时候回到我四川的老家？不知道。所以“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任是无情也动人”。就算我把感情抛却掉了，我们说看得破，忍不过。就算我把个人的得失放开了，但是那国家政治的败坏，那些政治上的党争，我怎么能够看得过去？所以“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我就是把感情抛开了，我那个“思量”还是在的，我的关心还是在的。 前几天我在别的地方讲，《论语》上说孔子带着他的学生各地方周游，看到有长沮、桀溺在旁边种田。孔子叫子路去问路。长沮、桀溺说，你是谁的学生？说你是孔子的学生。他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这些堕落、败坏的各国家的政治就是如此的。你跟随你这个老师，茫茫若丧家之犬的各处要找到一个国家来任用你。他说：“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你与其跟着你的老师从躲避这个人群，到那个人群，又逃离那个人群，到另外一个人群。你想找到天下一块安静的乐土，你找得到吗？你与其跟你的老师东跑西跑的避人，不如跟我避世，我根本就不要作官。我根本不沾染这些东西，我就在这里种田。子路回去就把种田的长沮、桀溺的话告诉他的老师了。他的老师孔子说什么了？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们人毕竟是人。我们跟那些禽兽是不一样的。你说你就果然在山林之中跟鸟兽为伍了吗？鸟兽不是我们同类。“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不跟这人类在一起，我跟谁在一起？“吾”就是我。“非”就是不是。“斯人”就是这些个人类。“吾非斯人之徒与”，就是不跟他们在一起，我跟谁在一起呢？我那天在他们别的班上讲张惠言的《水调歌头》，说：“便欲诛茅江上，只恐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就算我要离开这个尘世，我在江边上盖个茅草的房子，那时候你的孤独，你的寂寞，你的寒冷，你果然就能独善其身了吗？“又恐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所以孔子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不跟人类在一起，我不跟我的国家的人类在一起，我跟谁在一起？所以就是“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他说就在我飘转之中，如果柳絮是有知的，它真有柔肠，有多少千回百转？“萦损柔肠，困酣娇眼。”因为我们说柳树的叶子青青的，像个眼睛，说柳眼。我们说柳树有绵，他说就是柳花，从柳树上飘下来的，“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我的眼睛是睁开还是闭上的？“梦随风万里”，我要飘到哪里去？我的梦是“随风万里”，要飘到万里之外去。“寻郎去处”，要找到我所爱的，我所要依附的那个人那里去。“又还被莺呼起”，就被一声黄莺鸟的啼叫把我从那美好的梦中唤醒了。唤醒来以后，我就发现春天已经过去了。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我所恨的不是柳花飘完了。柳花飘完了算什么？屈原的《离骚》说的，“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我的花落了算什么？所以他说“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我恨的是“西园”的所有的花都落了。“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早晨的一场雨把这柳絮都打湿了，你找不到它了。柳絮跑到哪里去了？“一池萍碎。”苏东坡在这首词后本来还有一个注解，说柳絮落水就变作浮萍。这是苏东坡非常不科学，想当然尔。苏东坡常常说想当然尔的话。据说他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欧阳修说赏罚都要有一种仁慈的用心。苏东坡就作了一篇文章，说是尧的时候，皋陶做法官，尧曰赦之者三，皋陶曰刑之者三。说这个天子跟法官碰到一个罪人。天子说要饶恕、赦免他，法官说要制裁他，说了三次赦免，又争了三次的制裁。你是赦免他，还是制裁他？这是欧阳修的用心。因为欧阳修的父亲也曾经判过案。就是你不要轻易地判一个人死罪，死罪不可以轻判。你要千方百计替他找一个减免死罪的一个办法，实在不能够减的时候，不得已才处他的死罪。不是一上来大刀阔斧就处了他的死罪，那是不可以的。欧阳修看到这篇文章，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出处呢？这个出处在哪儿？历史上没有这个记载呀。后来他一看这个文章作的这么好，这个人肯定有学问。一定是他读过这本书，我没读到。等到苏东坡考上了，来见欧阳修，欧阳修就问他了，说请问你那天考试的卷子上所谈到的古典是哪里的出处？我不知道啊。苏东坡说：“想当然尔。”所以苏东坡想象这柳絮就变成浮萍了——“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我们如果说春色有三分，现在春天消逝了，二分的花就零落在尘土了，一分的花就“流水落花春去也”，就随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他说你仔细看一看，那飘飞在空中的果然是杨花吗？很多人按照新的文学的标点：“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文法很通顺了。文法虽然通顺，但是词的妙处就是不可以这样断句。就是要有一个顿挫，有一个停顿，有一个徘徊，有一个转折。“细看来不是杨花”，这说的大白话，很明白了。不能这样念。“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那飘飞在满空——我们说“杨花点点是春心，替风前万花垂泪”，这是南宋人的词——说飞在满空的杨花点点，就是春天的春神的心意。“杨花点点是春心，替风前万花垂泪。”为所有的花的零落，它流的是天心慈爱的万点的泪痕。那飘舞在空中的，是春神为那些落花飘下来的泪点。“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当然是苏东坡的一首婉约的词，有如此的低徊转折。你说豪放的词有没有低徊转折？刚才告诉我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就简单地念一遍，辛稼轩的《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南剑是南剑州，是在福建的一个地方。南剑州有一个楼叫作双溪楼——在两条水上的一个楼，而这两条水是很有一个故事的。说是当年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宰相不是叫作张华？张华懂得天文地理。说张华有一次看天上的天象，看见斗、牛——就是天上的两个星宿——之间有光。说这斗、牛之间有光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古代向来就相信天象和人事是相应的。他就找来他的一个朋友，叫雷焕，说你看一看这个光是什么意思？这雷焕就说了，说这是宝剑之气上冲于天。这是剑气的光芒冲到天上去了。张华就问雷焕，说剑在何处？你说这是剑的光芒，剑在哪里？雷焕就说剑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张华说，好，那我就派你去那里作地方的长官，雷焕就到那里去了。到那里去了以后，他就仔细地观察这个光，是从一个监狱里冒出来的。因为他是长官了，他就到那个监狱里面去，在那冒出光的地方，挖掘这个狱基（这个监狱的房子的屋基）。把它挖出来，就得到两把宝剑——龙泉、太阿。于是张华自己留了一把，另外一把给了雷焕。而晋朝不久就有八王之乱，天下大乱。很多人都在战乱之中死去了。张华死了，他的宝剑不知道归向哪里了。而雷焕呢，不是战乱死的。雷焕是善终，所以雷焕就把宝剑给了他的儿子雷华。有一天，雷焕的儿子就腰中佩着这把宝剑，经过这条溪水。这个你要去看《晋书》。《晋书》是中国历史书里边有很多神话故事的一本书。宝剑不是有一个剑套嘛，他走到这个溪水这里，宝剑自己从剑套里跳出来， 就落到水里边去了。这个雷华就说，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传家之宝，怎么掉在水里了？就赶快找来会游泳的这些个人，说你下水去把那个剑给我找到。这些人就下水，半天上来，说没有找到宝剑，我们就看到两条龙在水里游走了——所以是龙剑。“张公两龙剑”，这是李太白说的。有这么一段传说故事，而且是见于《晋书》的。好，就这个双溪楼上，就是宝剑丢掉的这个地方，辛弃疾就经过这里，就写了一首词。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这真是写得非常好的一首词，是非常有词的特殊的美感的一首词。所以不但是小令有词的美感特质，长调也有词的美感特质；不但是婉约词的好词有这种词的美感特质，豪放词里边，只要是好词，都有这一份美感的特质。这一份美感的特质是什么？最早的就是张惠言说的，是“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还不止是如此，后边还有一段话，清朝的另外一个词学家，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 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 “所谓沉郁者”，小词的篇幅虽然短，但是你要写得沉重，要写得“郁”，要写得丰厚。“意在笔先，神馀言外。”你什么意思都没有，你心里面一点感动都没有，拼拼凑凑，只是一些空泛的文字，那是不可以的。要“意在笔先”，而且要“神余言外”。你的精神要流出在你的语言之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这是词的美感的特质。所以冯延巳作为南唐的必亡的国家的宰相，他把那些说出来了？没有。他只说“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苏东坡说我曾经虽然是忠爱缠绵，但是我被关在监狱里边，我现在没有办法尽忠了；而且被贬出来的人不仅是我苏东坡，还有我一群的好朋友呢！苏东坡写“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苏东坡把他的悲慨直接说了？没有。我们现在看这首豪放的词，辛弃疾说什么？他说“举头西北浮云”。他登在双溪楼的楼上，他说我举头一看就看见西北浮云。“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你看这两句，辛弃疾写得真的是好。你说那天他登上双溪楼，天上果然有浮云吗？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他说我举头看见西北方一片浮云，而“西北浮云”是有个出处的，是中国古诗上有一句“西北有浮云”。所以他就把这首词提升了一个层次。它不只是写实，写实而它有出个处，它里边就有了象喻的可能性。我要把这个浮云扫除，所以我就需要一把宝剑。“倚天万里须长剑”，这是古人说的，有一把倚天的长剑，可以扫除天上的浮云。他说所以我要找一把宝剑。那宝剑在哪里？他说就在这里。这个双溪的水底下就有一把宝剑。“人言此地，夜深常见，斗牛光焰。”当地的人传说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在的这双溪楼，就是底下的水中，夜深就会常常看见在斗、牛的两个星座之间，还有那片光芒。还有那片光芒，就是宝剑是在这里的。我今天真的来到这里，那宝剑的光芒在哪里？那要问宝剑在哪里。所以“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我觉得四面都是包围的高山。这个底下的潭水是空冷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一个剑在那里，“潭空”；水是很冷的，“水冷”。天上有宝剑的光吗？没有，“月明星淡”。我要找一把宝剑扫除西北的浮云，这可能带着辛弃疾收复自己北方的北宋故国的一个理想，而且辛弃疾本身是北方沦陷区出来的人。他说，人家说这里“夜深常见，斗牛光焰”，可是我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有没有那个剑，我就要下去找一找嘛。你说我看不到，连宝剑的光都看不到，但是我要下去找。“待燃犀下看”，这又用了一个典故，还是晋朝人的典故，说温峤曾经过牛渚，人家说水里边有水怪。他说我要下去看一看这个水怪到底有没有，他说要打着火把下去看。人家说火把一到水里边就灭了，你不能打着火把下去。有人就说了，犀牛的牛角燃烧起来下到水里边不灭。他说，好，“燃犀”，就把一个犀牛角点着了，拿到水里边看。《晋书》上说温峤就看到水里边有很多怪物，有穿着红衣服的，骑着马的什么东西。辛弃疾说我“待燃犀下看”，我要走下这个潭水去看；可是当我走到栏杆，还没下去呢，“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他说我要下去，但还没下去呢，天上的风雷都被惊动了，鱼龙都惨变了。因为在南宋的时候，没有人让他去反攻的。 下面的内容限于时间，我简单把它讲完了吧。“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他说现在两边的山都给你限制住了。这是外边现实的景物，也是辛稼轩当年的心情。他虽然是壮志激昂慷慨，他真的能够有所作为吗？——他没有办法有所作为。“峡束沧江对起”，我既然不能有所作为，我被山给束缚住了，我飞也飞不出去了；所以“元龙老矣，不妨高卧”，我像陈元龙一样老了。陈元龙年轻的时候，说是不求自己个人的享受，要以天下为志意的。他说可是你已经老了，你也不妨“高卧”，你就自己休息两天吧。你有一杯冷饮，铺一领凉席，就“冰壶凉簟”。我辛弃疾你不用我，我就退回去家居了。所以你看辛弃疾底下说的：“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那历史的兴亡如在眼前。北宋怎么样灭亡，南宋能不能恢复，南宋是不是又走向了灭亡？国家是千古的兴亡，我辛弃疾是“百年悲笑”。人生一世不过百年，我辛弃疾一生，从“壮岁旌旗拥万夫”，我以为转眼就可以打回去呢，怎么会想到在江南四十年，有二十年放废家居。我现在老去无成！所以“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不管是对于国家的千古兴亡的悲慨，对于我辛弃疾的百年身世的悲慨，“一时登览”——就在今天，就在现在，当我登上这个双溪楼，所有的千古兴亡，所有的百年悲笑的感慨，一时都涌上我的心来了。可是我能够做什么？我看一看下面的水边，一个船停下来。“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这是什么人？什么人把船停下来不走了？他把那片帆卸下来，在沙岸的旁边。我刚才特别跟大家说，小词你一定要按照它的停顿来念。“问何人又卸片帆”，不可以。“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而且这个船不打算再前进了，它不但停下来，还把帆卸下来，把船缆系在岸边，它不走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现在南宋，完全落到再也没有人奋发兴起了呢？他说：“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这都是好词，都有词的美感特质——正如我在刚才所引的，像张惠言说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像陈廷焯说的“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而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正是把司马迁的整个的悲慨，他对于当时的不平，对于他自己受到腐刑的不平，对于他自己要为天下千年万世立一个标准，写出传记的那种理想和怀抱，都融在里边；可是都没有直接说出来，真是掩抑低徊的。所以我说《伯夷列传》虽然不是小词，但是它的章法是有小词的美感特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