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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谭]大师,只有四个

http://www.newdu.com 2017-11-09 爱思想 夏榆 参加讨论

    作者:夏榆
    有一本书叫《毛主席听我说相声》,记录了毛泽东与几位相声演员的交往。
    薛宝琨看见过侯宝林被请到中南海为毛泽东说相声。马季、刘宝瑞、马三立也被请去过,但侯宝林是被请最多的,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更欣赏侯宝林。
    侯宝林被请到中南海说相声大多是在周末,相声表演穿插在舞会当中,中国广播文工团的歌唱演员曾经被邀请过。从1950年到1965年,这样的经历经常有。侯宝林有相当一部分段子就是在这个期间录下来的,那是侯宝林的鼎盛时期。
    马季也是被请的演员之一,作为侯宝林最欣赏的徒弟,马季对侯宝林的追随一直到1966年以前。薛宝琨看见过这种追随,也看到过追随的终止。
    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摔死的时候,薛宝琨和侯宝林坐在田间干活,其时他们正经历着人生最晦暗的时期,他们分别被打成“反动权威”和“右派分子”下放到京郊的农村劳动。
    在1966年以前,薛宝琨跟侯宝林的相处是彼此礼貌客气,互相尊重。1966年以后,两人一块儿倒了霉,一块儿下干校,就成了患难之交,可以无话不谈。并没有人传达林彪事件,但是薛宝琨跟侯宝林说你可能要回去了,你回去得肯定比我早。
    侯宝林不信。薛宝琨说:“你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看我灵验不灵验。”
    此后不到一星期,侯宝林就被宣布允许回家探亲,回去以后就再没有返回乡间劳动。
    一年以后,薛宝琨也回到了北京,重新回到广播说唱团的创作岗位。
    2006年12月28日,记者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学院专访薛宝琨教授。
    
    马三立是惟一有文化的

    记者:马季之后,相声的大师时代被终结,您经历过相声的侯宝林时代,马三立时代和马季时代,您怎么界定“相声大师”?
    薛宝琨:大师,我的理解是应该站在时代的峰巅,能挽狂澜于既倒,领一代之先锋,这样才可以作为大师,具备大师的条件应该有几条: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媒体炒作起来的,不是一时的社会潮流推举的;还有就是他要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们不必急着确定谁是大师,任何的大师都是要经历史和时间的积淀。
    记者:按照您这个标准,谁能领受相声界大师的桂冠?
    薛宝琨:我心目中的大师就四位,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马三立。张寿臣建国以前就是大师,传统的单口相声经张寿臣之手,达到经典的程度。单口相声可以进入世界文学艺术之林,它延续或者承继了清代的话本小说这一脉,同时又具有喜剧的元素。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画蜡圈》是民国时代社会众生相的写照。刘宝瑞是张寿臣的徒弟,他写传奇故事,写历史往事,从笔记小说汲取养分,用相声讽刺贪官污吏,他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官场斗》活画出那个时代的民俗和民风。第三位是侯宝林,他是雅的代表,侯宝林也说了很多传统相声,但是他的新相声更具时代感,他力挽狂澜,使相声起死回生,从低潮走向复兴,从地摊登上大雅之堂。第四位是马三立,他是传统相声的代表,马三立把相声做到大俗的程度,因为他长期在底层生活,对底层民众熟悉。马三立是相声这个门派里惟一有文化的,他是文哏的代表,他的外祖父是文哏的创始人,他本来是应该沿着文哏去讲的,文哏就是讲文字语言游戏,“掉书袋”,但是因为他太熟悉底层生活,改变了他的路径,所以一俗到底,大俗入雅。他的作品如《马大官人》、《马善人》、《马教官》,都是以马三立的眼睛观察生活,对人性的刻画深入逼真。
    记者:马季呢?您为什么不举马季?
    薛宝琨:马季我没有考虑,我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我认定侯宝林是大师,是在他去世10年以后。我眼中的大师跟相声观众眼里的大师不一样,观众称之为大师,更多地是感情。马季去世以后,媒体一致称他为大师。但是我要说大师,就要符合我说的标准。我是先有标尺,后量人,不是先有人才定标尺。马季相声的优长是歌颂新生活,他对新生活的热情和肯定,使歌颂相声这个功能得以拓展。歌颂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歌颂的一些对象并没有立得住,没有立住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还有就是歌颂相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歌颂相声是不是只传达一种感情,要不要塑造人物,要不要有喜剧性格。
    我对相声衡量的标尺有三条,一个要面对生活,要回答或提出生活当中的问题,要干预生活;第二要表达情感,是非、善恶、美丑,要表达清楚,要善善恶恶;第三就是要塑造人物,侯宝林那个《夜行记》,本来是配合政治宣传的,但是他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京城小市民形象,他违反交通规则,不是专跟交通规则作对,只是性格使然,自己弄巧成拙,一个小市民的形象跃然而生。
    对相声表演而言,所有的问题都还不是技艺的问题,你要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没有这个高度就很难走远,这四位不是平行的,侯宝林就略胜他们几位,他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
    记者:当今的曲艺界呢?马季之后有谁能成为相声界的领军人物?
    薛宝琨:迄今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位。我也退休了,不再研究相声了。现在那些人进入不了我的视野,到不了我的眼底,我想给他说好话,但是我凭什么说呢?我说什么呢?我一个学者不能说违心的话,虽然违心之说能得到好处,但是那样就不是薛宝琨了。别人谁愿意说谁就说。我现在还没看到,可能再过5年,我看到了,到那时候再说。
    
    没侯宝林就研究莎士比亚

    记者:对普通观众而言,“大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带给他们真实的快乐,您怎么看郭德纲?他的德云社现在风行北京。
    薛宝琨:现在郭德纲就是个说相声的,他可能像他的前代一样,挽相声狂澜于既倒,但也可能就昙花一现。最终能不能成器不光取决于他主观的愿望,还取决于时间,时也,势也。现在都请郭德纲去做广告,请郭德纲演电视剧,做主持人,人经不住这样的东西。侯宝林没做过广告,马三立没做过广告,刘宝瑞没做过广告,没做过广告不是当时的广告业不发达,1940年代广告业不发达?1980年代,1990年代广告业不发达?侯宝林没有做,马三立也没有做,他们能拿得住自己。你是不是随波逐流,是不是能够抵挡诱惑,固守住自己很不容易。侯宝林拍电影不行吗?人家不挣那个钱。这些大师都把相声当成自己的生命。我不尊敬侯宝林,我就不研究相声,不配我研究。没有侯宝林,我就去研究莎士比亚,研究关汉卿。因为有侯宝林,我才研究相声。
    记者:侯宝林的时代已逝,马季也已经远离我们,现在是郭德纲的天下。
    薛宝琨:郭德纲的历史功绩就是复归相声的本性,复归了相声在小剧场的表现形式,相声必须在观众面对面的情况下,我能看见你,感觉到你表演的魅力和语言的魅力,才能产生磁场,对相声来说,小剧场是最好的方式,电视相声阉割了相声的生命。第二,郭德纲是说相声,回归了相声以说为主的表现形式。这个侯宝林先生很在意,他认为相声就是说的,不是唱相声。1980年代的时候,相声演员拿着吉他上来就唱,那是唱相声,不是演相声。我的看法,相声应该相声化,而不是小品化和戏剧化。
    郭德刚告诉我们相声是说的,他使许多年轻人,没有看过相声的人,看到了还有郭德纲这样的说法,而这个是相声本来的面貌。
    第三,他激活了传统相声。传统的相声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讽刺,现在的相声演员,与其说不敢讽刺,不如说不会讽刺,不知道讽刺是什么,以为讽刺就是金刚怒目,就是匕首投枪,就是掀掉筵席,撕毁花环,以为讽刺就是十大批判,但你看马三立的《马善人》,他跟人说,我要发了,发了以后我要请大伙吃什么什么,他说他有了钱以后的梦想,是反衬他现在的窘迫和尴尬,这样的讽刺更有人性的深度。
    郭德纲还有一个好处,他复归了相声的娱乐性,相声就是笑。但是我不同意郭德纲的纯娱乐到底,笑有品位,可笑性不是喜剧性,感官快乐代替不了理性愉悦,快感不是美感。
    我觉得郭德纲的道路刚开始走,如果在这儿举步不前的话,他就是一个说相声的,可能跟其他的相声演员一样,昙花一现;如果要深化自己,就有一个很长的历程要走。不能把复兴相声的一切责任都让郭德纲一个人承担,那个有点欺负人。我觉得大家应该关心、扶持他,复兴相声要有郭德纲们,要有一批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看电视相声怀疑自己的智商

    记者:您刚刚说电视相声阉割了传统相声的灵魂,怎么阉割?
    薛宝琨:电视相声大赛隔若干年举办一次,可以出现个别的人才,个别的段子,可以引起一时的热点,但是总体没有突破性进展,就是上一次的电视大赛和这一次的电视大赛,以及下一次的电视大赛,都停留在这样一个思维模式上,多少千段,选出20几段,那20几段我觉得都不能入围,毛病就是我说的,没有生活,只有贫嘴和油滑。很多相声,讽刺也好,歌颂也好,都非常表面化。这是主流相声的一个共性。它没有回答我们生活当中普遍关心的问题、民众关心的问题,没有即时性和当下性。
    现在相声远离生活,相声演员脱离生活,跟他们的父辈完全不一样,他们父辈每天都在生活里,每天都在食不果腹的危机里,他了解相声,他就在那个穷人堆里,旁边是练把式的,卖膏药的,卖糖果的,他都知道这些人的甘苦。现在这些人呢,出则香车宝马,入则高朋满座,都是有钱的大腕,他不会体会民生的疾苦,他的眼睛只看上面的气候。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宁可无过不求有功,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还不承认现在是低谷,自我感觉很好,不知道小品把你挤得没有饭吃了,以现在的体制他们也不可能有什么突破,生活不熟悉,传统很陌生,舞台又跟观众阻隔,这就是主流相声的困境。
    如果有若干家电视台都搞这种竞赛的话,未必是现在这样,现在是独家垄断,所请的评委,都是曲艺界各诸侯,是非曲直很难说清。大赛完了以后要宣布名单,不行,这个领导看了没笑,把这个换掉,都这样。评委都签了字了,最后又把结果改了,这叫什么事儿?这不是愚弄观众吗?这样的大赛举办多次,对不起,我连看也不看,我不敢看那些东西,我怕把我那点对相声的高贵感情丧失殆尽。
    记者:电视相声你怎么看?比如“春晚”,很多相声演员是通过“春晚”被观众熟悉的。
    薛宝琨:电视相声,全是靠着导演在那儿导,甚至连笑声都有托儿,我们常常怀疑自己的智商,怎么这事这么可笑呢?后来我一看,演员还没上台呢,底下就一片叫好,有什么让你叫好啊,我参加过电视台这样的节目之后再也不上了。我觉得很让人厌恶,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能够像按电钮一样,让大家笑。而我们竟然能够做到这个,拍摄的时候,导演喊话:大家先笑一下,笑,再笑,再笑,好!然后把这些笑声配到相声里,我看到电视里的相声就深恶痛绝。本来这个演员大家还很喜欢的,但是如此操作,连这个演员的名声都给伤害了。
    晚会这种形式,时间很短,要求一句一个包袱,这样就改变了相声的性质,相声是说的艺术,它就得有过程,有起伏波澜,有时间,你让它一句紧一句说,只能变成对口词,改变了相声的艺术性质。上“春晚”的相声都是被严格限定的,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内容,包括你的表达的艺术形式,都是被限制的,这样的相声已经没有了相声的灵魂。这类的“春晚”我已经好几年不看了,看了不让你过年高兴,堵你心。
    原载《南方周末》2007-01-0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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