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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卡蒙斯是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其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葡萄牙文学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据传说，他还曾在澳门生活过，并在一个石洞里写下《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部分章节，但这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至今仍存争议。本文围绕卡蒙斯诗歌创作所表露的思想和有关他在澳门生活的传说，试图从新的角度提出一些管见。 关键词：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澳门 一 像但丁之于意大利，歌德之于德国，密茨凯维奇之于波兰，普希金之于俄罗斯，葡萄牙也有一位被视为民族象征的诗人，他就是路易斯·德·卡蒙斯[1]（Luís de Camões），他所创作的长篇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2]被视为“祖国的圣经”。这部作品创作于葡萄牙光辉的历史时期即将过去的时候，它为随后而来的漫长的民族没落提供了精神慰籍。 人们对卡蒙斯的生平所知甚少，其出生日期和出生地已难于查考，一般认为他是1524或1525年生于里斯本的一个小贵族家庭，父亲死于印度果阿，卡蒙斯由母亲抚养成人，曾进科英布拉大学学习。他勤奋好学，对历史、文学、特别是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兴趣浓厚。1543年左右，卡蒙斯来到里斯本，经常出入宫廷，并在几个贵族家庭担任教师。他写过许多非常出色的抒情诗、牧歌和几部喜剧。1549年因与王后的侍女惹出风流韵事而被逐出里斯本，前往驻北非的军队中服役，在一次与摩尔人的战斗中失去右眼。不久他返回里斯本，但因帮助一位朋友而刺伤一名宫廷官员，被投入监狱。1553年他获释出狱，被派往印度服役，期间开始创作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后来他写诗讽刺果阿的葡萄牙当权者而激怒了总督，被逐出果阿，据说来到了澳门。在东方辗转漂泊17年之后，他终于他回到里斯本，行李里装的是流放和冒险唯一的收获——《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手稿。手稿在1572年得以出版，但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当时年轻的国王塞巴斯蒂昂对诗歌没有兴趣，但还是授予了卡蒙斯一笔年金，不过这没有帮助他摆脱贫困。大约1580年他死去。两年之后，葡萄牙丧失独立，开始了依附于西班牙的历史，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640年。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也没有勇气来承受这样的打击。卡蒙斯曾说：“热爱你的祖国，祖国就会照顾你”，这句话至今还刻在澳门通往中国大陆的关闸的门楣上。他生前热烈地热爱祖国，但祖国并没有怎么照顾他，只有在死后，他才受到推崇，他的石冢和达·伽马的一起，安放在里斯本热罗尼莫修道院，供人景仰。 一个国家文化的繁荣往往是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期，卡蒙斯这位“一手执剑，一手握笔”的诗人生活的年代，正是葡萄牙辉煌时代的后期，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这是历史的十字路口，“到底是应该去迎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航海发现本身就是新时期来临的信号），还是应该退缩到宗教和伦理的稳定的基础上，尽管文艺复兴在物质生活和观念上的动乱已动摇了这个基础”。[3]实际上，海外发现并没有给葡萄牙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改变，而黑暗即将来临，正是在这一时期，卡蒙斯用最雄辩的语言把这种谱写史诗的雄心公诸于世，及时地把葡萄牙的历史辉煌记录下来，但是他已经看到国家走向衰败的先兆。 卡蒙斯一生颠沛流离、命运多舛，从来没有摆脱厄运的追击。他是一个四海漂泊的行者，一个赋予“祖国”更多含义的行吟诗人，一个仗义执言的侠士，一个吃不饱饭的贵族，一个不知道熄灭火焰的情人，一个傲慢的民族主义者。他为祖国冲上历史的浪尖而狂喜，但也体验了生命中的不幸、矛盾和困惑，并试图以艺术创作来宣泄和摆脱。在他的抒情诗和史诗中，并存着多种矛盾的成分，如对古代生活模式的留恋和现代国家精神；神话与基督教；欢乐与痛苦；秩序与动乱；崇高与荒谬；人类的伟大与渺小；理想的爱情是灵魂的结果，但又如何解释对肉体的渴望？他在火焰与灰烬、确定与不确定、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游走，甚至在爱情这不见火焰的烈火中，以矛盾的方式体验了创伤与喜悦： 爱情是不见火焰的烈火， 爱情是不觉疼痛的创伤， 爱情是充满烦恼的喜悦， 爱情的痛苦，虽无疼痛却能使人昏厥 爱情是除了爱别无所爱， 即使在人群中也感不到他人的存在。[4] 与荷马史诗不同，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取材于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传说，而卡蒙斯的史诗却取材葡萄牙真实的历史，虽然他受到荷马史诗的影响，并且糅合了古希腊罗马神话。《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全诗长达 9000多行，共分10章，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神话和真实交织在一起，叙述在时空中巧妙地转换，充分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的水平和广博的人文地理知识。卡蒙斯歌颂的是航海家达·伽马远航印度的事迹，但是他把葡萄牙民族的事迹上升到神话的高度，让上天的诸神以不同的态度参与了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大海、天空、陆地和宇宙构成了辽阔的空间，成为葡萄牙人显示英雄本色的舞台；在舞台上，达·伽马虽然是主人公，但只是一个被诗人利用的木偶，诗人借用他的印度之行来述说葡萄牙的辉煌历史，不惜笔墨为葡萄牙帝王歌功颂德，其最终目的是美化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官方思想。卡蒙斯一方面表现出人文主义精神，借葡萄牙人的壮举赞扬人类非凡的探索精神，称颂他们对地球奥秘的揭示有了重大飞跃，以及他们面对神的破坏表现出来的毫不惧怕的勇敢精神，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十足的欧洲中心论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葡萄牙中心论者”，他把葡萄牙人的航海发现看作是铲除异教、征服蛮族、传播基督的十字军远征；他强调骑士的黩武精神，鄙视商业思想，把葡萄牙人塑造成不怕流血牺牲、没有私心杂念、誓死为上帝效力的英雄： 任何危险也阻挡不了你们， 去征服污秽的蛮族和野人， 你们从来没有贪欲和野心， 更不违背体现天意的教廷。[5] 诗人通篇把最美好的词汇献给了他的国王和航海家，而对其他异教的民族则不是贬抑就是嘲笑，甚至欧洲其他民族也无法与葡萄牙人相提并论。他们缺乏理智，自私懦弱，甘于堕落：傲慢的日耳曼人凭空臆造新教派，不去对抗奥斯曼帝国，却妄图挣脱教皇的统治；狠毒的英国人自称圣城的国王，却任圣城被穆斯林霸占；卑鄙的法国人自称最完美的天主徒，却不把天主捍卫；沉湎享乐的意大利人，白白耗费生命与财富。只有葡萄牙人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品质高尚，人数虽少却十分坚强，他们将成为全世界的主宰： 在这渺小的卢济塔尼亚家族， 却从不乏英勇的基督的信徒。 阿非利加有他们的航海据点， 在亚细亚他们成为最高君主， 在美利坚他们把新土地耕耘， 世界更加广阔他们也能到达。[6] 不过，卡蒙斯是矛盾的，他既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也目睹了他的同胞毫无节制的贪婪和对权力的野心。在第四章的结尾，他借一位老人之口把达·伽马的航海动机归结为“荒诞的贪欲”和“狂野的野心”。他提出这样的质询： 你究竟还想把要这个国家， 引向什么新的灾难的深渊？[7] 在最后一章，他忧虑重重，激情饱满的颂扬已经用尽，歌喉也已经变得嘶哑。他批评国家日益腐败，人们贪图享乐，追求金钱和财富，不思进取；国王周围尽是阿谀奉承之人，而贤人智者则备受冷落，其实他是在为自己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他似乎已经看到，问题已经出现，而国家该向何处去？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并没有答案： 缪斯女神呵，我不愿再歌吟， 我的琴弦已失调，喉咙嘶哑， 可这并不是由于过度地歌唱， 只由于听众冷漠，不见知音。 祖国不肯稍稍赐我一点恩惠， 以鼓励我的灵魂和艺术才情， 她已沉沦于一味的贪欲之中， 一筹莫展野蛮愚昧死气沉沉。[8]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被奉为葡萄牙文学史上的顶峰之作，在以后的时间中，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它解读，总能找到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二十世纪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9]在这部书中找到了对国家的狂热赞颂，对殖民扩张和征服的辩护；另一种解读则认为它强调对世界的开启和融合，“不仅表现了天与地的和谐联系，而且表现了迄今被空间、种族、和成见割裂的人类的和谐联系”。[10] 而法国学者安田朴则对诗人自以为是的文字感到反感，认为这部史诗是低级下流的：“这部书中一些粗俗无理的做法引起了我的反感，因为其中竟敢吹嘘使包括‘东突厥人’在内的各民族都屈服于一种‘有辱人格的统治’。这里仅仅是指‘摩尔人的奸诈国王’、‘具有丑恶的灵魂’和‘背信弃义的人’、穆罕穆德教派的‘邪教徒’。总而言之，其书中充满了诽谤性的贬义词；‘狡猾的’、‘作恶多端的’、‘喜欢骗人的’、‘令人仇恨的’、‘蒙昧无知的’，等待。”[11]卡蒙斯被宗教虔诚和十字军的狂热捆住了手脚，他只能从欧洲中心论，或者说更确切地说从“葡萄牙中心论”立场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中的位置，他把葡萄牙人看作担负基督教神圣使命的高贵民族，所以他们处处得到女神们的庇护并最终赢得了她们的爱情，因此也成为欧洲其他基督教民族学习的榜样。非基督教的其他民族要么落后野蛮，要么缺少勇气和智慧，要么恭顺懦弱，是被征服的对象，其中伊斯兰被卡蒙斯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他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狡猾残忍的“摩尔人”如何阻挠葡萄牙人的伟大事业。萨义德解释过为什么基督教欧洲如此仇视伊斯兰：“伊斯兰之成为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人的象征不是无缘无故的。对欧洲而言，伊斯兰曾经是一个持久的创伤性体验。直到17世纪末，‘奥斯曼的威胁’一直潜伏在欧洲，对整个基督教文来说，代表着一个永久的危险；最终欧诸逐渐将这一危险及其传说、其重要的时间和人物、其善与恶包容并编制了自身之中，成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12]卡蒙斯的“葡萄牙中心论”的基础是民族主义和基督教十字军精神的混合物，上帝代表了神意、真理和文明，只有上帝的“福音”才能拯救异教徒于罪恶之中。他居高临下地把非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都视为异端邪恶之地，必使之毁灭而后快，而葡萄牙人是天主最模范的使者。这种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中心论后来充斥着欧洲的文化价值观，成为衡量他者世界的标尺。 二 卡蒙斯在《卢济塔尼人之歌》中有几次提到中国，但看不出他对中国有直接的经验，在他笔下，遥远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上的形象，是葡萄牙人即将抵达的一个目标： 你的英雄们所点燃的战火， 是如何让大海熊熊燃烧呵， 他们俘获崇拜偶像的蛮人， 战胜摩尔人和不同的民族。 他们将夺取富饶的金光岛， 还将航行到最遥远的中国， 将抵达东方最偏远的岛屿， 将让整个大海都俯首听命。[13] 在史诗的最后一章，卡蒙斯描写到达·伽马从印度返国的途中，一直爱护葡萄牙人的爱神维纳斯为葡萄牙在大海中开辟了一座“爱情岛”，众神在岛上为葡萄牙水手举行庆功宴会，用美酒佳肴和爱情补偿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席间，海神特蒂斯（Thetis）唱起颂扬葡萄牙人的歌曲，她不仅歌颂葡萄牙人过去的功劳，也预示了葡萄牙人的未来所为：将有一支船队从里斯本出发，沿着达·伽马开辟的航道，再次抵达东方。然后女神带领葡萄牙人来到一个山洞，向他们展示一个宇宙的模型，描述世界的面貌，告诉他们将来要做的事情，于是葡萄牙人看到了地球，上面“生活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各自的国王、宗教和风俗”[14]，但只有欧洲的文明强大昌盛，其他地区尽管有辽阔的土地，蕴藏着金矿和财富，但尚未开化；人民蒙昧野蛮，只相信异端邪说，更有“食人生番，烧红烙铁纹身”的怪诞风俗。而对中国，虽然寥寥数语，却尽是赞美之词，他的中国形象没有脱离当时欧洲的社会集体想象，如同许多文本所描述的那样：国土辽阔富饶，君主道德高尚。比起他所描写的其他地方，他对中国的描述是肤浅的，有些说法并不准确。洛瑞罗认为，“在《葡国魂》中提到中国的地方，并不像提及亚洲其它地区那样，比较详细具体，相反地对于如果在那里居住过的人来说，却显得过于空洞，而且很不准确，甚至出现了错误。”[15] 你看那么难以置信的长城 就修筑在帝国与帝国之间， 那骄傲而富有的主权力量， 这便是确凿而卓越的证明。 它的国王并非天生的亲王， 更不是父位子袭时代传递。 他们推举一位位仁义君子， 以勇敢智慧德高望重著名。[16] 他提到了中国的长城，这没错，但是他错误地提及中国的皇帝不是世袭继承，这或许借用了当时皮莱资[17]的历史著述《东方概说》中的说法。虽然诗人在诗中传递了有关中国的零星信息，但并不能说明他游历过这个国家。迄今还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证明卡蒙斯曾经到过澳门或者中国的其它地方，然而却流传着他曾在澳门生活过的传说。根据传说，卡蒙斯辗转来到澳门，担任“死亡验尸官”的卑微职务；他经常在沙梨头的一个简陋的石洞里流连，写下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部分章节，如同作家万瑟斯劳·德·莫赖斯[18]所描述的那样：“在夏季令人窒息的宁静中，他总是怀着惰夫对失业的厌恶之情，偷偷逃离他那卑贱的工作，来到三块巨石搭成的石洞里寻找清凉世界。在这里，他重新整理，完成了一部以后轰动欧洲的巨作。”[19] 这部巨作险些与世人失之交臂，根据传说，卡蒙斯后来从澳门返回印度，途中船在湄公河遇难，他冒着生命险才救出诗稿。在文人墨客不断重复的描写和渲染下，这一传说变得生动起来，富于感染力，令人不愿意怀疑其真实性。 然而，诗人从来没有在任何文字中提及过澳门，其实连葡萄牙人自己对传说的真实性也并非深信不疑。庇山耶[20]写道：“多少年来，围绕贾梅士是否在澳门居住过，是否在这城里任过官职，是否当过或可能当过死亡验尸官论不休。这辩论总有一天还会重新热起来而最后的结论很有可能是否定的。”[21] 那几块岩石构成的石洞简陋之极，很难相信卡蒙斯曾在这里流连忘返、埋头写作。另一位葡萄牙作家阿基利诺·雷贝格[22]说：“如果我们谈论的贾梅士故居石洞确实像参观者证实的那样仅为1.35米X 3.2米，那它用来住大猩猩比住一个文明人更合适。除了外观上的不适，待在里面也极不舒服。把它美化成‘工作室’，认为它满足了贾梅士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创作的要求的说法是十分荒谬可笑的。”[23] 实际上，如果1558-1559年间卡蒙斯真的游历过中国的沿海地区并在澳门居住过，那么澳门那时候还是一荒僻的小渔村，只有几件临时搭建的木屋和茅草房，仅供渔民们落脚，或许卡蒙斯在澳门上过岸，但是否在此居住过并进行史诗的创过却缺乏史料的佐证。罗瑞罗在《史学家之谜：贾梅士在澳门》一文中得出以下结论：“贾梅士‘可能’进行了过一次中国海域之行，‘可能’在暹罗湾遭遇海难，以‘可能’真有过一位中国女伴，但是，他肯定没有担任过所谓‘死亡事物专员’，没有在马交（即澳门——作者注）长住过，更没有在一个所谓马交石洞写过他的著名史诗，就连一部分也没有。”[24] 不管这个传说多么扑朔迷离，多么缺少根据，事实是“有关卡蒙斯到过中国，以及他在中国的海域遭遇海难的故事早就迅速传播开了，尽管从未有过任何原始文献资料对此加以确认”。[25]传说不仅仅是为了传说，不仅仅是为了在旅游地图上增加一个风景点，它经过符号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已经上升为一个神话，成为殖民者确认在异国“存在”的一个标志性象征，这种“存在”剔出了殖民主义的炮声和血迹，洋溢着普世主义的温情和诗意。在这一象征化的过程中，诗人生前流连的地方被命名为“贾梅士公园”，在诗人曾经写作的石洞前竖立了一尊半身铜像，周围是中国人和葡萄牙人颂扬诗人的石刻碑文。澳门回归之前，每年6月10日是“葡国日、贾梅士日暨葡侨日”，这一天传说（又是传说）是卡蒙斯的冥日，后被定为葡萄牙的国庆日。这一天澳葡政府会在石洞前举行公祭活动，政府官员率领民众向诗人雕像敬献花环，华裔和葡裔学生共同吟咏诗人的作品。在官方的倡导和文人墨客的配合下，这一传说已成为殖民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真实，成为澳门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成为殖民者塑造自我形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庇山耶写道：“这就是卡蒙斯石洞，一个小得可怜但完全可以改进的地方。它极富魅力，是纪念卡蒙斯的地方，也是祭拜祖国的圣坛。只要还有葡萄牙，这种崇拜和声誉就不会消亡。它是胜过任何历史研究的明确的事实：葡萄牙最伟大的天才曾在澳门受难、恋爱、思考，也是在澳门写出了他部分不朽的诗篇。”[26] 因此，这个石洞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真实的意义，一个葡萄牙诗人缺乏历史根据的传说成为诠释葡萄牙在中国澳门存在四百多年的象征和隐喻。 三 为了让传说变为神话，仅仅有石洞是不足够的，神话需要注入浪漫的元素。因此，卡蒙斯和一位中国姑娘相恋的故事便为神话抹上了玫瑰的色彩：卡蒙斯在湄公河遇难，“虽然也幸免于难，但除了他随身携带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手稿外，别无所有，就连同他一道上船并始终紧随身边的一位十分漂亮的中国姑娘也在这次意外中痛失了。因此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来悼念那位中国姑娘的逝世。”[27] 卡蒙斯在诗中写道： 啊，迪娜梅，你怎可 将至死钟爱你的人轻抛！ 啊，我的宁芙，你离我而去！ 将这样的生活匆匆鄙弃！[28] 诗人悲痛欲绝，真挚的感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历史学家认为，按照当时葡萄牙人同亚洲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通常模式，卡蒙斯和一位中国姑娘相识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虽然时至今日没有发现进一步的证据，只是停留在学者的讨论而已。[29] 在16世纪，大量葡萄牙男性来到东方，但几乎没有女性，这些人如何解决性的问题，至今尚无人研究。一般来说，他们会在殖民地的当地女子中寻求伴侣，其实这种“伴侣”大多处于女奴或者女佣的地位，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那些贫困潦倒的家庭不得不出卖或无限期出租自己儿女的劳动力，以解决其最紧迫的经济问题”。[30] 卡蒙斯就曾写过一首《女奴之歌》，歌颂漂亮的女奴如何使他心神荡漾。尽管如此，把“Dinamene”(迪娜梅)这样的名字和一位中国女子联系起来显然是牵强的，况且在那个儒家学说根深蒂固的年代，一个跟随一个“番鬼”远走他乡的中女子要面临多大的压力和阻力！罗瑞罗也认同在那个年代，“特别社会地位高的中国妇女，都过着一种禁锢幽居的生活，尤其被禁止同外国人有任何接触。”也就是说，假设卡蒙斯果真来过澳门，果真与一位中国的“Dinamene”有过接触或者交往，那么她的社会地位应该不高，但这依旧是“假设”而已。 神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要以历史真实的名义去制造一个神话。人们不知厌倦地谈论这段浪漫的异国情缘，用许多笔墨来渲染这位中国姑娘如何激发了诗人的灵感，这就变成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在西方看来，东方常常被比作女性的化身，是一个弱者，而西方是强者和保护者。一个葡萄牙诗人对一位中国女子满怀深情的爱情神话，总会勾起人们对这个国家美好的想象和情感，缩小彼此之间的距离和隔膜，就像澳门大三巴牌坊下面那座中葡友谊塑像所展示的，一位强壮的葡萄牙男子含情脉脉，在仙鹤盘旋的天空下接受中国少女献出的圣洁莲花。尽管东方还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但是两者的相遇变为浪漫的交融，而不再是征服与被征服。殖民地的殖民化过程不仅仅是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过程，还有与之配合的思想灌输和文化征服。葡萄牙人来到澳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用各种文化策略和手段来重构这个异国空间。而卡蒙斯被传说所萦绕的一生，无疑是美化葡萄牙在东方扩张历史的一个绝佳符号，它为这段历史增添了些许诗意。 四 一位葡萄牙文学专家在澳门的《文化杂志》上写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谁都无法以文件证实这位作者曾在澳门生活过与写作过。事实就是他曾既被葡萄牙人也被中国人所敬仰。例如，据说有一段故事，两广总督耆英在19世纪是访问过那个岩洞（贾梅士洞），‘对那座半身像跪了下来，照孔夫子的礼仪向塑像叩拜，（并）下令修建一座‘牌楼’来表示中国式的崇敬。这是两国人民联合起来敬仰这位诗人的事例（一个独特的事例）。说不定由于诗的缘故（将来还会如此吗?）我们本来可以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吧？（显然，‘通商实用主义’是绝不允许这种互相理解的……）。谈到诗，像贾梅士的诗，就必然谈到爱。是不是因为他在澳门有过一段‘爱’，所以在中国人当中没有被忘却？[31] 这番话弥漫着葡萄牙人单方面意淫的味道。事实上，澳门的绝大部分华人对这个葡萄牙“单眼佬”[32]的认识是肤浅的，对他是否澳门来过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尽管一些中文有关澳门历史风物的书籍采纳了卡蒙斯来过澳门这样的说法，比如《澳门风物志》这样写道：“贾梅士浪漫不羁，得罪于权贵，不容于葡国，流徒印度，1556年来澳，居留两年之久，传说曾隐居‘贾梅士洞’吟诗作文，并创作了史诗《葡国魂》。”[33] 诗人栖居过石洞所在地被官方命名为“贾梅士花园”，但它在华人的日常口语中鲜有出现，他们宁愿把这个地方叫做“白鸽巢”，据说曾有富商在此地购得寓所，此人喜欢蓄养白鸽，遂此得名。现在每天朝九晚五，石洞前的空地上都会聚集着锻炼身体的老人，他们在卡蒙斯独目的注视下，一边谈天说地，一边活络筋骨，构成一道别有意味的风景。 萨义德指出：“到19世纪初，欧洲已经开始了其经济的工业化——英国一马当先；封建的、传统的土地拥有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商业模式的海外贸易、海军力量和殖民主义移民正在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入胜利阶段。所有这些发展都是欧洲获得海外领地的进一步优势，建立了一个有压倒优势、令人生畏的力量形象。”[34] 虽然葡萄牙也位于欧洲大陆，但萨义德的说法并不适用于葡萄牙，因为葡萄牙从来没有使其经济工业化，没有彻底地进行过资产阶级革命，也从来没有建立起新的商业模式。因此在澳门，葡萄牙人并没有建立“一个有压倒优势、令人生畏的力量形象”，他们审时度势，与中国政府和本地华人势力巧妙地周旋，甚至精于妥协的艺术，以保护自己的长远利益。不过，澳葡政府从未制定过长远的文化政策，因此未能在华人当中普及葡萄牙的语言和文化，虽然葡萄牙人大肆渲染卡蒙斯的传话与神话，但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热情，在华人当中影响甚微。 或许，这就是澳门：不同的文化长期共存，甚至可以说和平共处，但同时各自保持着自己的边界，没有深刻的碰撞与冲突，因此澳门的文化具有双面神的特征，正如学者郑妙冰所言：“澳门在经历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基督团结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后，形成了独有的双面神似的文化特征。作为葡萄牙在亚洲最早的殖民地之一，澳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文化混杂过程的影响，但也保存了两种对比鲜明的文化传统，谁也没有被另外一种文化势力左右。这就是澳门的独特之处——它在展示外界强加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保持了本地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在文化架构的形成中，中国和葡萄牙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而是两种文化在殖民的环境中又有融合又能区别。”[35] [1]卡蒙斯在澳门被译为“贾梅士”。 [2]《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澳门被译为《葡国魂》。 [3]爱德华多·洛伦索《从一部民族的史诗升华为世界的共有神话》，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信使》中文版，1989年7月号，第27页。 [4]卡蒙斯《卡蒙斯诗选》，肖佳平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81年，第34页。 [5]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张维民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6]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第286页。 [7]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第191页。 [8]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第459页。 [9]安东尼奥·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 1932～1968 ），葡萄牙独裁者， 1932年他就任葡萄牙总理，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独裁统治，他对外疯狂掠夺殖民地，对内依靠秘密警察实行高压管治，使得葡萄牙成为欧洲一个落后封闭的农业国。 [10]爱德华多·洛伦索《从一部民族的史诗升华为世界的共有神话》，第27页。 [11]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 [12]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75页。 [13]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286页。 [14]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342页。 [15]洛瑞罗《史学家之谜：贾梅士在澳门》，载《文化杂志》中文版，2004年秋季号，第133页。 [16]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451-452页。 [17]皮莱资（Tomé Pires，1465?－1540?）原是里斯本药剂师，后来到被葡萄牙占领的马六甲，在此撰写了《东方概说》一书，内有关于中国的大量信息。他后被葡萄牙国王任命为使节派往中国，但下场悲惨，最后死于狱中。 [18]万瑟斯劳·德·莫赖斯（Venceslau de Morais，1854-1929）葡萄牙作家，曾在澳门小住，后前往日本生活，与当地人结婚，最后逝于日本。著有《日本信札》、《茶道》等。 [19]万瑟斯劳·德·莫赖斯《贾梅士洞的象征意义》，收入安文哲、何思灵编选《卡蒙斯与东方的回忆》，姚京明、宋彦斌译，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5年，第46页。 [20]庇山耶（Camilo Pessanha，1867-1926）葡萄牙象征主义诗人，曾在澳门任教师、法官，著有诗集《滴漏》。他热爱中国诗歌，译有《中国挽歌》。 [21]庇山耶《贾梅士洞的象征意义》，收入安文哲、何思灵编选《卡蒙斯与东方的回忆》，第46页。 [22]阿基利诺·雷贝格（Aquilino Ribeiro，1985-1963），葡萄牙作家，著有《曲折之路》、《杀鬼人》等小说。 [23]阿基利诺·雷贝格《贾梅士洞的象征意义》，收入安文哲、何思灵编选《卡蒙斯与东方的回忆》，第50页。 [24]洛瑞罗《史学家之谜：贾梅士在澳门》，第135页 [25]洛瑞罗《史学家之谜：贾梅士在澳门》，第125页。 [26]庇山耶《贾梅士石洞的象征意义》，收入安文哲、何思灵编选《贾梅士与东方的回忆》，第47页。 [27]玛丽亚·利马·克鲁兹《迪奥戈·多·科托与亚洲80年代》，转引自洛瑞罗《史学家之谜：贾梅士在澳门》，第128页。 [28]贾梅士《十四行诗》，见安文哲、何思灵编选《贾梅士与东方的回忆》，第28页。 [29]洛瑞罗《史学家之谜：贾梅士在澳门》，第135页。 [30]洛瑞罗《史学家之谜：贾梅士在澳门》，第131页。 [31] 瓦勒《遇合的空间》，载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1997年秋季号，第181页。 [32] 澳门许多华人对卡蒙斯的称呼。 [33] 唐思《澳门风物志》，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 [34]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315页。 [35] 郑妙冰《澳门：殖民沧桑文化中的文化双面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