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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葡萄的最好季节 是在嫣红的春天 长蛇害怕的白鸟到来的时候 或者在秋天寒气初降 太阳还没驾着马车快步抵达冬天 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 维吉尔在《农事诗》中写道。内战刚结束的罗马，田地荒芜。诗人传授种田、植树、种葡萄、养马和养蜂的方法，教导人们勤于农事，回归祖先的朴素生活。但《农事诗》不是讲稼穑的农书，诗人的农艺指导并不完备。在充满教谕色彩的诗中，有自然的美，乡村的宁静，家庭生活的安乐，对生命与自然的玄想。维吉尔痛惜人类为战争和征服付出的代价，他把所有的激情都融入人世的悲哀。他的哀伤，穿过历史，感应着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农事诗》（1981）。在这幅战事、农事与爱情的三折画中，战争是主屏，它使田园废弃，爱情夭折。西蒙的祖先让－皮埃尔·拉孔伯－圣米歇尔将军参加了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内战和拿破仑征战，他本人则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本想效法维吉尔的农夫，在星移斗转中，春耕秋耘，夏收冬藏，尽享人生，以蒙田的斯多噶主义方式从容离世：“但愿死亡降临时，我正在菜园里劳作，对死满不在乎，对我未竟的园子更不在乎。” 战争的非理性打破了世界的坚固和持久。世界的价值和语言都分崩离析。人在战争中的荒诞境况，在塞利纳的小说《赊欠的死亡》（活着，就是向死亡赊账）中，表现为无逻辑的俚语和口语的现场感，在《农事诗》中，表现为事物、感觉、梦幻和回忆的无条理混合。宏大叙事没有了，战争碎片化了，平庸化了，凸显着作为单子的个人的存在。西蒙采取了新小说作家们偏好的“自我虚构”，但摒弃了干枯的极简笔法。他把祖先的经历与自己的经历平行排列，制造巴洛克式的明暗、动静、快慢、强弱对比和构图，刻上纹理，缘以藻绘，构造了一个色彩、气味、声响交织的细密网络。不过，作家在“叙述的历险”的林中路上，留下了标记，供我们重构三个故事。 一 将军是外省的小贵族，卢梭的信徒，他在大革命期间背叛了自身的阶级，进入国民公会，投下致命的一票，赞成处死国王。在处死国王的意见书上，他对立法委员会陈词：“透过包围你们的暴风雨，要看见你们为将来的人所准备的好日子；全世界的自由解放将是你们的报酬。”他希望革命运动改变欧洲的面貌。身为拿破仑军队的炮兵司令，他带着大炮、射距表和军需物资登记表，在见证过盔甲、雉堞、纹章、铁器火药的古道上奔驰，周围的世界开始向他敞开。他信守抽象的原则，明察具体的事物。作为不懈的书简家，他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指挥战事如同筹划农事。他一边攻城，构筑防御工事，调动部队，视察棱堡，征集物资；一边管理地产，规定四季的农活，绘出庄园的地形图，敦促女管家巴蒂在划定的区域种胡桃树、榆树、樱桃树，种丁香、橡树、白蜡树、白荆棘、栗树，补种杨树和柳树，种葡萄藤，种燕麦、大麻和马铃薯，修剪榆树，加固树篱，建造露台，砍柴，积叶沤肥，收集苜蓿种子，织粗布和麻布，教她如何把酒装瓶，告诉她栽培马铃薯的诀窍。征战间隙，他买下中意的马匹，让人送回城堡，吩咐巴蒂配种。他把家中酒窖里各种酒类登记造册。他精心保留购买珠宝首饰的清单。他的很多书信标着共和历的日期。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废止了基督教历法，采用革命历法，即共和历，目的是消除宗教的精神影响，把时间标识合理化，找回“自然感觉”。共和历始于1792年9月22日，结束于1806年元旦。共和历以罗马数字纪年，一年分十二月，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以十日为一旬，减少了休息日。每一日不再以天主教的圣人命名，代之以植物、动物、矿物、工具。植物大多是树木、谷物、蔬菜、水果、花卉（如山毛榉、白蜡树、五针松、杨树、橄榄、马铃薯、荞麦、大麻、芹菜、西红柿、苹果、梨、报春花、黄水仙、风信子），动物主要是牲畜、鸟兽（如牛、羊、马、驴、火鸡、雉鸡、鹅、鹌鹑、夜莺）。工具是生产工具，如葡月的工具有酒桶，酒槽，榨汁机。节制时间的教堂钟声停止了，人们接受自然女神的律令，响应着自然的节奏。这名符其实的农历，满载它的所指和能指，散发着诗意的大地的气息，遮住了革命的血腥。战争与农作都因循日月盈缺，历经雨雪风霜。在将军身上，两件事似乎是和谐的。直到他担任那不勒斯大使期间，不满的情绪蔓延，意大利人开始保卫自己的安宁，他的信念才开始动摇：法国军队的胜利不过使人类愈发自相残杀。他促使颁布法令，处死逃亡国外携带武器回国的人，他的孪生弟弟，在大革命期间与他立场相左，忠于国王，由于这项法令，逃回城堡时被处决。他娶过两个妻子。头一位是他在贝桑松歌剧院结识的清新的荷兰女子，信新教，死后无法葬于家族墓地，他在城堡附近溪流边的峡谷深处为她建了墓地，在周围种上意大利杨树、山毛榉、白蜡树、刺槐。后一位是他在恐怖时期救下的美貌的保王党女子，她后来弃他而去，留他一人等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自己的古堡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冰雪、花开、迷雾的四季循环。他找到了蒙田说的“岁月悠游的乐趣”：“虽我已迟暮，自由终将来到我左右”（维吉尔《牧歌》）。多年来乱世的喧哗和骚动充斥着他的耳朵，麻木着他的感官，现在他衰老的身体感受到冬日阳光的温暖，霜冻的爆裂声，干草的香气，落叶的腐烂气味，咕咕鸟的呼唤，被阳光染成柠檬黄的叶子。以前他只能在精神上，用铁锈色的墨水，在粗糙的信纸上，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和收获。他终于可以直接监督农作，随时察看他的田野和树林，可是他来日无多。他曾在信中责备巴蒂没有及时给酒装瓶，“我宁可您使我负一百埃居的债而不耽搁我的一年，因为用一百埃居我也买不到喝我自己家里酿出的好酒那种欢乐，您以为我还有许多年的日子可以白白浪费吗？”纸上的农事太长，田间的农事太短。作家命名、呼唤、指定树木、作物、马匹，以能指代替所指，以词代物，以描绘的实在代替现实的虚妄。描绘以不由分说的密度和强度，以静止、分离、沉淀，制造了世界的永恒幻象和对词语的迷醉。象征的田园越葱郁，真正的存在越荒芜。 二 西班牙内战换作O（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视角呈现。O憎恨英国稳定的秩序，衰老的建筑物，令人敬畏的刻板居民。他“听命于另一种圣经，他在少年时代受教的那本书，也是满面胡子但没有长角、穿着带背心的全套西装的另一位摩西写的”，加入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在巴塞罗纳，旧秩序似乎被摧毁了，连建筑物都好像明胶已经融化、移动的感光底片拍摄的，不断摇摆波动。随后他在阿拉贡前线战壕里度过一个冬季。那里一片荒漠景色：寂灭的灰色土地，石头山上枯骨似的植物，刺骨的雾，粪便和食物发出的臭气，光秃秃的白杨树。与国民军的战斗是荒谬的。双方以土豆田为战场争夺粮食，在机枪扫射下轮流挖土豆。O的身体变成了一块冻肉，思想降到了零度，他幻想着柴火带来的涅槃。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完全被掏空了，选择不再是在死亡与自由之间做出，好与坏的问题让位给最根本的生存。在前哨岗位视察时，他被一颗子弹打中喉部，退伍后回到巴塞罗纳。由于共和军内部的清洗，他立即被追捕。他像被围猎的野兽，到处躲藏。然而，世界依照永恒的钟摆运行，街道上梧桐树发芽了，“好像是叶芽利用黑夜、晚间带来的休战和枪炮爆炸声的停息从裹着的外衣之中再进一步解脱、抽放出来，像棕红色的柔细绒毛、也柔和、轻盈地舒展开，柔和但无法抑制地复苏，忠实地遵守那缺乏区别、令人生畏、有耐力的四季嬗替的节奏”。橱窗里堆着高高的肉食、五彩的蜜饯、五色的糖果，橱窗映照着美丽姑娘的温暖娇嫩的身体。柔和的春日早晨，一个优雅的女子不顾枪炮声牵着狗在荒寂的道路上散步。一群黑衣人执意穿过布置了火力的广场参加葬礼。报纸的某些版面开了天窗。作家列举式的描绘显示出战场与城市、寒冷与温暖、荒凉与喧闹、黑白与彩色、无常与日常的对照，对照不是对立，而是互文，起到互相补充、互相强化的作用，以暴露历史的逻辑混乱：“‘历史’表现在（完成于）一堆无足轻重的——如果不是荒唐可笑的——事实上。” 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弗兰德战场上，同样的无聊、荒诞、残酷。西蒙跟随着骑兵联队，策马在北方平原上，仿佛进入炭笔素描的风景：单色的树木笔直地伸向天边，间或出现的庄稼，草场，小树林，钟楼，小村庄。过度的沉寂是不自然的。敌机随时会在午后斜阳中飞过，像在慢镜头中移动，慵懒地投下一堆炸弹，随随便便地把人杀死。春天的嫩叶和小芽，云雀的鸣叫，和暖的阳光，带来片刻的希望，但苏醒的自然立即准备节日庆典，送上用树叶覆盖的活人祭品。“在嫩绿的田野上，死神呈现肮脏、铁灰、木炭、发黑的颜色。”作家的描绘，像狄德罗所说的，“在一种乡村景色中掀起惊慌和恐惧”。寒冬来了，骑兵队在冰天雪地中撤退。寒冷宁静、顽固、活跃，“像生铁铸的压力机，一次就把一种透明像玻璃的锋利的物质紧压在树林、山岗上，散落在白皑皑（或更确切地说是和天空一样呈灰色）的田野上，稀疏的田庄上面。”清洁的自然构成了末日的毁灭力量和非人间的恶之美：果园里的树木变成亮闪闪的水晶，像吊灯或枝形大烛台一样绚烂，发出粉红色的、翠绿色的亮光。冰冷的空气散发着万年地下森林的气息，类似陈尸室鲜花的昂贵香气，保存尸体的干冰的沁人心脾的死亡气息。如赫贝特所说，“最美的是没有同情心的大自然——在别的世界上的冷漠世界。”也许出于怜悯，作家要给人些许暖意，写了几笔小菜园里枯萎的蔬菜，盖着霜雪的蔫叶子，屋顶冒着炊烟的农庄，像插到严冬天空的铁钉的细长的钟楼，这更显出人类境况的悲惨。骑兵们身上散发着臭气，衣服由于积垢已经发硬，面色苍白，眼神空洞，精神疲惫。他们像被驱赶的牲畜，在牧人喝斥下，原地转圈，左右奔突，毫无目的，狂乱失常。他们像一些虫子，黏在疲劳、黑夜、寒冷编织的蛛网上，绝望地挣扎。寒冷像超物质的物质麻木了他们的神经，在纪律严格的骑兵部队中，彻底的瓦解已经不可挽回，任何团结、纪律都没有了。他们本不过是农民、会计、商店售货员，仿佛被骗来参加可怕的化妆舞会，全副武装，爬上马背，戴着分不出年龄的形状模糊的面具，扮作废弃古堡中出没的幽灵骑士，在灰白的背景下，散发着中世纪的味道。他们像可怕的滑稽的鬼魂，脱离古怪的漫画家的手笔，从雪白的纸上复活的寓意人物。我们看到，西蒙在重描与白描之间来回转换，以色彩的转换和碳素的深浅传达情绪，最后以轮廓代替了表情。可以说这些移动的骑马雕像就像是从塞尚的画中来的，因为这些抽象的、机械的肉体呈现圆锥体、圆柱体和球形的几何形状，人的面孔在自然的压迫面前隐去了。普桑的《冬季》（大洪水）呈现同样的阴郁笔调：太阳灰蒙蒙的，发出惨淡的光，方舟上的人准备逃生。他们的表情也淡化了。世界再次进入循环。这幅画无疑带有斯多噶主义意味，人要服从于自然的循环，自然的更替，自然的暴力，自然的强大。在命运面前，普桑奉行蒙田的这句话：“我们自身一无所有，我们的一切都是租借的。”据说不喜欢绘画也不喜欢蒙田的卢梭对这幅画也相当着迷。 四 我们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印象：西蒙是在用画笔写作。作家早年学习绘画，被普桑和塞尚深深吸引。塞尚说：“我要像普桑那样把理性涂在草地上，把眼泪画在天空中。”塞尚融汇了莫奈的色彩和瞬间印象与普桑的坚实结构，意图以永恒不变的方式表现自然，把人物也当成静物那样处理，用色块构造一个破碎的、多元的视点组合空间。西蒙通过写作重拾半途而废的画家梦想。他宣告，小说与风景画一样，只能以隐喻的方式表现重要主题，甚至要像音乐一样体现世界的和谐（Harmonia Mundi）。但西蒙用的不是颜料，也不是音符，而是词语。西蒙通过描绘这个塞尚式的空间，拖住（但不是终止）时间，必要时以快镜摄影处理时间的绵延。描绘不再引起因果关系。描绘与叙述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水平的书写，通过描绘获得了空间的纵深。无数细枝末节主导叙述，打破了线性顺序和逻辑。小说不再提供单一的意义，只让人观看这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分布不同色块的画布上，涌动着暂时的瞬间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印象。悖论般地转瞬即逝，又不断反复的，不是井然有序的全景，而是无数混杂的精致的片段。他以诗人的眼光和手艺人的严谨，通过现代绘画的拼贴手法和电影蒙太奇，把这些片段连接为和谐的一体，和谐“来自联想、半谐音，也来自对比、反衬或不和谐音，像在绘画或音乐中一样。”（西蒙《受奖演说》）于是，“农事诗”成了表达连续的感觉和永恒的运动的巴洛克音画。这些片段，如同或大或小或闪光或黯淡的碎片，镶嵌在斑驳的叙述中，像万花筒一样炫目：带眼屎的眼睛。视网膜上五颜六色的亮点。田野，山岗，山谷，草地，树林，荆棘丛，钟楼塔顶，鸟鸣。各种姿态的马。笨重的圆形穹顶，蛋糕似的石头建筑物，棕榈树林荫大道，哥特式钟楼，洛可可式大厦，白玉兰花园。这些片段亦如或长或短的乐句，攸然而逝，悄然重现，流连不止。将军在皇宫、马厩、树林、帐篷里过夜，O夜宿教堂、荒野、工地、防空洞，西蒙睡在露天，堆放干草的谷仓里，运牲口的车厢里，弃置的房屋中。他们都曾遭遇伏击，亘古的乌鸦盘旋在他们头上。将军骑马作战，在战场上买马，在城堡里养马，西蒙随骑兵队溃退，无主的战马到处狂奔。将军九死一生，获得暂时的荣耀，最终被抛入到黑暗中。西蒙被俘，从战俘营逃出，身心俱损。驰骋欧洲的伟大骑士安在？战功和荣誉都灰飞烟灭，武功诗成为乌有之书。将军在歌剧院与荷兰女子相识，“她是很多骑士立志争夺的目标”，他在象征性的大比武中获胜。西蒙童年时祖母带他到歌剧院看格鲁克的歌剧《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剧本来自希腊传说。与俄耳甫斯举行婚礼时，欧律狄刻不幸被毒蛇咬死。悲伤的俄耳甫斯到阴间寻找她，冥王被他的歌声感动，同意欧律狄刻返回人间，但不让他回头看跟在身后的她。欧律狄刻将要走出冥府时，俄耳甫斯忍不住回望他的爱人，永远地失去了她。舞台上，俄耳甫斯唱：欧律狄刻，欧律狄刻，你在哪里？欧律狄刻唱：在这个欢乐的时刻，你为何感到悲伤？弗兰德战场上，电台里传来零星的乐句：没有欧律狄刻，我还干什么？没有我心爱的人，我到哪里去？这是不可挽回的爱之殇：“她是他爱的人，自一把竖琴诞生的哀伤要超过所有哀伤的男人，整个世界也诞生自哀伤。”（里尔克《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尔墨斯》）将军的爱人也早早躺在黑暗的墓穴中。将军征战时经过塔格利阿曼图，写下：任何人的生活都有乐也有苦，但别人享有玫瑰而他只能得到尖刺。临死之前，他回忆往昔，功勋和荣耀都化作尘埃：“财产和荣誉对我起了什么作用？最大的价值在于曾与那可爱的女人分享，但她已埋在黄泉之下许久了，二十年已过去，但我想起她时仍然心痛欲绝。”无疑维吉尔在《农事诗》结尾处并不是随意写下与农事无关的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故事。最美好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没人能抗拒无常的命运，死亡随时会夺走爱的欢愉。在普桑的《有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风景》中，俄耳甫斯在婚礼上全神贯注地弹着竖琴，丝毫没有觉察到欧律狄刻被蛇咬，在田园诗般的自然中，非理性的死亡突然降临。 五 将军的后人卖掉了带有弑君和兄弟相残的不祥印迹的产业，破旧的城堡屹立在狂风呼啸的高原上，贵族的姓氏随风而去，只留下三个首字母，用作酒桶、小推车和木梯的商标。饱受战争之苦、阅尽世界与人心的西蒙，回到法国西南部祖先的产业。他种植葡萄园，听从维吉尔《农事诗》的建议，在最好的季节栽下葡萄的秧苗。他也在土地上，在纸上，生产自己的“农事诗”。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他去卢森堡公园散步的时候，随身带着维吉尔的诗集，背诵颂歌和田园诗。他在自己的书中也常引用《农事诗》。卢梭是回归自然的最早践行者，为了躲避他的敌人，过独立、宁静、淳朴的生活，他退隐到乡村，采集植物标本，帮人看管果园，写出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西蒙也像卢梭一样是自然之子，他把《忏悔录》中的一段话当作他的《农事诗》卷首语：“气候、季节、声音、颜色、昏暗、亮光、风雨、食物、嘈杂、寂静、运动、安息，全都影响我们身上的机能，因而也影响我们的心灵。”卢梭在大自然中获得了灵感，他在树林中散步时想到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人从天真的自然状态堕落到腐化的文明状态，社会不平等日益加深。但他并不主张人类回到原始森林，而希望提高人类的自我完善能力，不以财产多少而以个人才能的天然差别划分社会等级。也许他对普桑的那幅画表现的自然和自然秩序产生了既敬畏又不满的矛盾心绪。这位日内瓦公民实在是为理想中的新人写作，他还没有认识到启蒙“这盏黑暗的明灯”的盲目。卢梭的民主政治理想的极端实践，引起革命与战争，将军深陷其中。然而历史似乎没有表现出螺旋式的上升与进步。西蒙的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西蒙参加了两次战争，在俘虏营受到非人的待遇。他在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宣言书上签字并受到控告。他在家族的历史中看到了大写的历史的荒谬。嘲弄人的历史原地打转，突然向后转，无目的地徘徊，无休止地循环。人无非是历史风暴裹挟的一粒沙，根本无法洞察或左右历史。他赞同罗兰·巴特的观点：“要是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 在冷战年代，西蒙像中世纪修道院的隐士一样，在偏僻的农庄，在笔耕中完成了他对人类存在的沉思。他爱自然和卑微的事物，但他很难像普鲁斯特那样在日常生活和自然静物中发现纯粹的美了。普鲁斯特抓住意识的流动和不自主的回忆，重构一个被想象升华了的消逝的世界，让自己和世界都得到了拯救。西蒙以记忆碎片折射的回忆是模糊的，混乱的，冲突的，他面对历史的废墟，对写作能否拯救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犹豫不定。但他比普鲁斯特更强壮，更贴近永恒的大地。他不仅握笔，还操持农具。他迎着风霜，辛勤劳作，宛如半人半神的英雄。他在纸上种植田园，也在大地上种植词语，生长的词语丛林让大地变得更坚实。他把自己比作普桑描绘的双目失明的奥里翁，朝着初升的太阳走去，最后化为一个星座，在太阳升起时消失。这意味着，以文字探险的作家在完成作品之后，应该像奥里翁一样隐去自我。可以说《农事诗》经历了本雅明提出的写作三阶段：“作曲时的音乐阶段，筑瓦造屋的构建阶段以及织布时的编织阶段”。（《单行道》）回旋的乐思，繁复的结构，与维吉尔、普桑、卢梭、塞尚的互文性，成就文采斐然的诗章。但西蒙实际上并没有只追求风格的完美，福楼拜的“构词巧妙的、和谐的和歌唱的句子”，而对世界的无意义无动于衷。加工语言的作家无法不被语言加工。作家通过自身的探索，否定了被认可的、被固定的形式和关系，找到了人们从中认识自己的“共同本质”。作家就是这样通过写作与无边的虚无抗争：“每当写作稍微改变人通过语言与世界保持的关系时，同时也以其微小的作用改变世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