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与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 ——《理想国》卷十 607B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中以措辞激烈的辩驳之语列下诗人的诸多罪状，其看似完美的理由、听似合理的控词，以及借拥有智慧头脑美名的苏格拉底之口来陈述控告诗人的缘由，以达到让民众对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这样的判决信服，实在是再妙不过了。但是，柏拉图既然如此激烈地批评诗，为什么最后又要用诗、用一则神话来结束《理想国》全篇呢？这的确是个不小的问题。因为，假如不能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那么柏拉图的确就是自相矛盾的，《理想国》全书就必然会遭到缺乏连贯性、统一性这种诟病。不过，倘若这一矛盾不过是表面现象，那么，另一个问题则可能应该引起注意了，就是说在控告诗人的控词这里，诗与哲学的关系除了冲突之外是否还有另外的面相？同时，我们透过这些义正言辞的激烈控词，也可以感觉到柏拉图自己对于这场控诉时而有些底气不足，话中留有余地，甚至流露出些许对诗的发自心底的赞叹。当然，说话是要有依据的，这方面苏格拉底确是极好的榜样。 在柏拉图的“辩词”中“诗歌”的影响普遍深入，而且往往有害，诗的关于自然和神的说法也都是错误的，不能反映真理，并且诗人的知识也是不可靠的，诗歌所谓的教化作用是值得怀疑的。柏拉图这一判断打击面之广是史无前例的，如此横扫千钧之势的姿态，让我们亟待想知道诗人到底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让柏拉图这样急于将其斩首，永绝后患。这就必须结合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来谈，必须结合他的灵魂说、他的城邦构想来思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柏拉图的内心世界，理解他的复杂矛盾心理，了解他对诗与哲学的真正态度。下面，我们就努力试着揭开这层漂亮朦胧的“控词”面纱，努力借助当时希腊社会的背景去了解柏拉图矛盾的心理。 一、对待诗歌的矛盾心理 比较《理想国》和柏拉图的其他作品，他对待诗歌的态度，让人觉得柏拉图的思想有些含混。柏拉图在享有哲学家美誉的同时，他哲学家的定位和他对于“诗”的种种观点，看上去都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矛盾。同样我们知道，柏拉图在成为哲学家之前，曾经是一位青年诗人。据说他在苏格拉底的感化之下，将自己创作的悲剧作品在狄奥尼索斯剧场大门前焚烧了，以表与诗彻底决裂，从此皈依哲学的决心。然而无论是在主观还是客观上，柏拉图与诗的瓜葛却从来没有撇清，比如他一方面在众多对话录中讽刺、责难诗人，甚至对诗人下达了驱逐令，仿佛与诗和诗人有着深仇大恨，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时流露出对诗和诗人的难以掩饰的羡慕和挚爱，而且谈起诗来头头是道，一副行家里手的样子。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柏拉图本人的许多对话录文辞优美，叙事述理跌宕起伏，挥洒自如，完全可以跻身一流“诗作”的行列。正如一千多年后的锡德尼所说“柏拉图的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力量上是哲学的，但其外表和美丽却是最为依靠诗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切哲学家中，柏拉图是最富有诗意的。”[①] 这里要谈到的《理想国》像柏拉图的很多对话录一样本身就是诗，如果按照柏拉图的理解，诗是不可靠的、是对真实的模仿、是虚假的影像，那就会使人怀疑他在《理想国》里对真实和影像的阐述了。柏拉图也在很多篇章中强调诗歌的重要性，没有否认诗歌给生活带来的积极作用，实际上柏拉图从未离开诗，而是一直在通过哲学思辨创作着一种更美和更好的诗。对此的一个有力例证，莫过于柏拉图在《斐多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口透露出的心声： 我一生中有很多次做同样的一个梦，尽管这个梦有许多不同的表现，但始终都在呼吁着：‘苏格拉底啊，制作和演奏音乐吧。’过去我以为这是在鞭策和勉励我去做我正在做的事情，正像人们给赛跑的选手鼓气加油一样。因此，这梦是在鼓励我去做我已经做的工作，即为缪斯效劳，因为在我看来，哲学就是最伟大的一种缪斯艺术，而这正是我所从事的工作。( Phaid. 60e － 但又为什么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的笔锋猛一转，转向了对诗歌的声讨，这些问题足以使我们有必要从多角度来关注诗歌与哲学的这场冲突。 首先，结合当时古希腊社会的现实状况，柏拉图的担忧并是不没有道理的。在他看来， 诗人、演说家或辩说家的“进攻”已经呈现出咄咄逼人的势态。外来的诡辩学家们正在争得越来越多的听众，而诗人对哲学家的嘲讽，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使哲学和哲学家们感到十分难堪的地步。与此同时，对诗歌谈不上有什么造诣的平民观众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有教养的社会贤达，成为一支左右诗评的力量。为了迎合观众的喜恶，诗人们不惜牺牲本来应该坚持的道德原则和艺术标准，用昂贵的代价换取廉价的掌声。诗歌的“堕落”加深了柏拉图对它的戒心。 其次，古希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一种从城邦利益出发审视一切的眼光。他们开始强调城邦的重要，而政治学说也在这一时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个人——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是城邦中的或属于城邦的个人，而家庭亦是城邦中的或属于城邦的家庭。”[②]所以，一直强调的诗歌与哲学的冲突，毋宁说是一场政治性的叙述。柏拉图认为, 传统诗人编造了一套虚假的故事。诗人杜撰的谎言毒害人的心灵，更关键的是威胁到了哲学家的统治地位，因为哲学是不会允许诗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③]这种政治性的意味就非常明显了。诗歌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因为诗歌容易怂恿快乐，而不是为政治效力。“诗是哲学的‘对手’，而和对手‘和平共处’是危险的。在哲学家当政的国家里不应有诗人的地位。在《国家篇》第十卷里, 柏拉图对一直被尊为民众之师的诗人亮起了红灯，理由有两条：诗不真实，诗扰乱人的心境，使理性屈服于激情和冲动。”[④] 再次，在对城邦建设的进程和成效考虑，柏拉图认为如果按照像《理想国》卷二、三所阐述的那种对诗歌的审查进入制度，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这样的零敲碎打很难阻止诗歌给城邦公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不让诗人破坏理想国的稳定和谐，柏拉图认为理想国中的公民就不应受到诗人的诱惑和腐化。虽然柏拉图也认为一些好的诗作确实给人以娱乐而且有所教益。但对于整个诗人群体的混乱来说，城邦对此的审查工作操作起来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柏拉图宁可忍痛割爱保全大局，选择放弃诗人而使城邦处于严肃和理性之中。 由此可见，柏拉图是以一个虔诚的城邦统治者的角度来批判诗人和进行哲学规划的。这场所谓的诗与哲学之争是非学术性的，只是政治话语下的国家建设发展政策的显现，尽管这种显现带有强烈的学术气息。 二、诗歌之于真知真实 “柏拉图早期的相论从《美诺篇》到《斐多篇》等主要主张具体事物分有“相”，但他也并不是不讲模仿。”[⑤]在早期对话中他讲到音乐、图画、雕刻等，认为它们是模仿实物的，在《国家篇》第三卷里也专门分析过诗歌的模仿，但是为什么在第十卷中对诗人的模仿投以完全不屑的态度呢？ 柏拉图认为，“诗歌是对影像的模仿，诗人是影像的制造者。就像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⑥]他说：“从荷马开始的诗人这一族都是美德影像的模仿者，或者是他们‘制造的’其他事物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没有把握真相，而是我们刚才所说那种画家。这种画家本人虽然对鞋匠的手艺一无所知，但能画出像是鞋匠的人来，只要他自己以及那些只依据外相和颜色判断事物的人觉得像鞋匠的人来就行了。”[⑦]诗人不懂他们所谈论的论题的本源真实性，对于这些事实他们显得一无所知，正如风格逼真的绘画可以骗过天真观众的眼睛使其相信诗人的模仿就是本源，那些领悟着诗的人也对诗信以为真。 当有人告诉我们说，他遇到过一个人，精通一切技术，懂得一切只有本行专家才专门懂得的其它事物，没有什么事物他不是懂得比任何别人都清楚的。 听到这些话我们必须告诉他说：“你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看来遇到了魔术师或巧于模仿的人，被他骗了。你之所以以为他是万能的，乃是因为你不能区分知识、无知和模仿。”[⑧] 模仿现在有了“赝品”的含义。由于并未准备好验证诗人的知识是真是假，听众就对诗人们充满说服力地陈述的那些关于“一切技艺、一切与美德和邪恶相关的人事和神事”的整体图景，照单全收。对于诗歌“我们还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⑨]他这里所指的真实显然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真知真理。在《法篇》里他更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用真理作为衡量的标准，无论对真理作何种解释，而不要用其他东西作标准。”[⑩] 一般的读者是这样想的：一个优秀的诗人要正确地描绘事物，他就必须用知识去创造，否则是不行的。对此我们必须想一想：这种读者是不是碰上了魔术师般的那种模仿者了；受了他们的骗，以致看着他们的作品却不知道这些作品和真实隔着两层，是即使不知真实也容易制造得出的呢（因为他们的作品是影像而不是真实）？或者，是不是一般读者的话还是有点道理的，优秀的诗人对自己描述的事物（许多读者觉得他们描述得很好的）还是有真知的呢？[11] 我认为，如果他对自己模仿的事物有真知的话，他是一定宁可献身于真的东西而不愿献身于模仿的。他会热心于制造许多出色的真的制品，留下来作为自己身后的纪念。他会宁愿成为一个受称羡的对象，而不会热心于做一个称羡别人的人的。[12] 在柏拉图看来，诗人是不具备真知的，这一结论与柏拉图的理念论一结合，自然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对诗的评价：诗歌是编造的假故事，是模仿术创造出的影像的影像，因而是“非真”的。诗歌中所编造的神作恶的形象, 容易腐蚀虔敬的人的心灵，加上其对欲望的放纵，自然就是“非善”的了。因此，诗人这种长于模仿的技巧是严重有害民众的，让民众无法对真实和模仿有正确的认识，似乎诗人们有混淆视听的嫌疑。 我们再回忆，在《伊翁》中，柏拉图认为诗人的创作凭的是神力而不是技艺或知识，诗歌是神借诗人之口而传达的神箴，是缪斯附体。这一结论乍看是对诗人的一种至高的推崇，实则不然，这实际上是对诗人的巨大的贬损，因为柏拉图的这一论证，实际上剥夺了诗人对知识的占有权，否认了诗人对真理的认知，这就成为柏拉图后来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的很好理由。紧随其后，柏拉图又在《斐德罗篇》中区分出两类诗歌，并将诗人的灵魂归入第六等持摹仿术的艺术家的灵魂之列。而到了《国家篇》之中，柏拉图更是变本加厉地将之斥为“卑贱的母亲生出来的卑贱的孩子”。 是否因此就可以把诗人驱逐出城邦呢？或者说柏拉图是否真的认为应该把诗人驱逐出城邦呢？柏拉图的确是说过“不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是正确的。”[13]但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柏拉图不同的观点，“必须强迫诗人们创作诗歌。”[14]“任何诗人不得创作法律规定的不符合公共标准的作品，这些标准就是正确、高尚、优良。”[15]所以，至少模仿——非真性并不能作为将诗人驱逐出城邦的充分理由。 正如他的论证所揭示的，柏拉图对于诗人的驱逐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证明了诗人实际上并不拥有知识，其所作的都是虚假的叙述。所以如果存在有一种占有真正的知识的诗人的话，那么其所创作的诗歌当然不在被驱逐之列。“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接纳它。”[16]但是在柏拉图看来，占有真正的知识——即真理的人，就只有哲学家。 柏拉图严厉地指责诗歌是“卑贱的母亲生出来的卑贱的孩子”，是模仿术的产物，非真非善的，与灵魂中远离理智的那个低劣部分相关联。这里诗歌与哲学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了，至少在柏拉图看来应该如此，因为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是与灵魂中理智的部分相关联的，只有哲学家具备理性、真理。这样的对比，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柏拉图在此为何对诗歌持这样的态度，真正的意图就渐渐地浮出水面了——柏拉图还是出于他的理想城邦建设的考虑。柏拉图将人分为九等，第一等人是哲学王，诗人排在第六等人的位置，为了使哲学王——城邦的统治者的地位不至于受到威胁，他必须排除任何可能的潜在危险。柏拉图是爱诗的，他深知诗歌的巨大的魅力，“愈是好诗，我们就愈不放心人们去听。”[17]因为在柏拉图看来，“既然我们已经辨别了心灵的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拒绝模仿如今就显得有更明摆着的理由了。”[18]哲学王代表了灵魂中的理智部分，而诗歌却代表了灵魂中的激情部分，而适于做理想城邦统治者的人，必须是以真理为导向，兼具正义、节制等美德（显然，诗人丰富的喜怒哀乐就是缺乏“节制”的证明），因此致力于事物理念和真理的哲学家就当仁不让的成为理想城邦的统治者。但是，柏拉图还是放心不下，因为他知晓诗歌的影响，因此他必须站在哲学家的立场，对诗歌进行批判，这也是出于建构理想城邦的实用立场的考虑。仔细分析，这样的批评显然是没有把批评的对象放在同一纬度上的，是有失公允的。所以，柏拉图并非绝对主张将诗歌驱逐出城邦，而只是意图将诗歌置于哲学的统率和指引之下，从而确立哲学在城邦中的至高地位。 三、诗歌之于神圣理性 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里，哲学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因为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具备追求真理的能力和其他美德，是理性的真实伴侣，最适合担当国家的领导者。理性的审视和反思，这是哲学思考的基础和必然要求。 柏拉图认为诗歌的模仿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是不可小视的，诗歌给哲学王的统治带来了潜在的威胁。“他所模仿的东西对于一无所知的群众来说还是显得美的。”[19]柏拉图为了进一步论证他对于诗歌的不信任，使用了种种通俗的事例： 一个同样大小的东西远看和近看在人的眼睛里显得不大一样。[20] 同一事物在水里和不在水里看曲直是不同的。由于同样地视觉错误同一事物外表面的凹凸看起来也是不同的。并且显然，我们的心灵里有种种诸如此类的混乱。绘画所以能发挥其魅力正是利用了我们天性中的这一弱点，魔术师和许多别的诸如此类的艺人也是利用了我们的这一弱点。[21] 这些都是柏拉图认为诗歌模仿术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感觉上的误导，并且让人们身处错误之中却又浑然不知。由于灵魂中有着欲望和激情的部分，人不可能总是理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具有任性、放纵和随心所欲的天然趋向。外在物质世界的引诱，艺术的渲染、表象美的迷惑，随时可能摧毁理性的防线，使欲望和激情得以长驱直入，统治人的心灵。诗人本能地喜欢渲染表现情感大起大落的场面，而观众也似乎对此类描述特别感兴趣。而这些无疑是对理想城邦的建设极其不利的，诗歌也随时可能由潜在的威胁，变为实际的敌人。 爱情和愤怒，以及心灵的其它各种欲望和苦乐——我们说它们是和我们的一切行动同在的——诗歌在模仿这些情感时对我们所起的作用也是这样的。在我们应当让这些情感干枯而死时诗歌却给它们浇水施肥。在我们应当统治它们，以便我们可以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坏更可悲时，诗歌却让它们确立起了对我们的统治。[22] 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23] 显然，柏拉图认为诗歌容易给城邦公民带来喜怒哀乐的感性情感，而这些在他看来都是理想城邦所不能接纳的。因为诗歌会助长喜怒哀乐的情感，削弱理性的力量，使人们在面对不幸时无法采取克制的态度，诗歌的潜在威胁是绝不能忽视的，它会威胁到理想城邦的统治。 促使他克制的是理性与法律，怂恿他对悲伤让步的是纯情感本身。不是吗？[24] 理想城邦的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理性与法律，并且理性和法律能够统一很多似是而非的事物，避免了很多“‘好像多或少’、‘好像大或小’、‘好像轻和重’对我们心灵的主宰”。[25]而这一点，哲学家显然更容易做到。而诗歌容易弱化人性中的理性成分，让人摆脱理性的控制，使人的感性占据上风。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理性、激情、欲望。他认为“被理性统治的就是哲学家，只有他们具有经验和知识，能够判断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26]柏拉图认为诗歌容易满足我们灵魂中的情感，激发各种的喜怒哀乐以及各种欲望，远离真理，失去了理性的控制，成为各种情感和欲望的宣泄，因而更容易滋长人的灵魂中的低劣部分。“因此，我们不是也要说，一味引导我们回忆受苦和只知悲叹而不能充分地得到那种帮助的那个部分，是我们的无理性的无益的部分，是懦弱的伙伴。”[27]柏拉图由此就对诗人下达了驱逐令： 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利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我们同样要说，模仿的诗人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通过制造一个远离真实的影响，通过讨好那个不能辨别大和小，把同一事物一会儿说大又说小的无理性部分。[28] 在柏拉图看来，“诗始终干扰着哲学思辨的方向。诗人总爱抓住表面现象鼓舌如簧，以为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只能是他们所钟爱的五光十色的辞章。诗人本能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深入’，他们无需重视思考，从不谈论研究的方法。在具体的事物面前，诗人们谈天说地，但在抽象的概念面前，他们却提不出老到的见解，只能‘有口难言’。”[29]所以，换句话，在严肃的问题，比如治理城邦的问题上，柏拉图认为诗人很难为城邦的建设带来实质性的利益，诗人们漂亮的辞章只是一种无关痛痒的装饰而已，起码是在城邦建设这个问题上是这样的。而哲学理性恰恰相反，哲学为城邦建设带来的会是一种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 法律会以某种方式告知：遇到不幸时尽可能保持冷静而不急躁诉苦，是最善的。因为，这类事情的好处是不得而知的；不作克制也无补于事；人世生活中的事本也没有什么值得太重视的；何况悲痛也只能妨碍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取得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呢！[30] 根据理性的指示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应该是最善之道。[31] 在理想国里，应该让那些喜怒哀乐的情感干枯死亡，而诗歌却给它们浇水施肥。因此，必须以理性控制这些感性的情感，让理想国的公民可以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 四、诗歌之于城邦教育 柏拉图非常重视理想国里公民的教育问题，在柏拉图看来，公民教育是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并且“你知道，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32]因此在对公民教育的问题上，柏拉图显得极其谨慎小心。 只要能够发现美、善、甚至勇气、灵魂或无论什么东西的正确观念，就可真正把握它的真正本质。这似乎又开通了一条道路，使得人们有能力掌握或传授生活中的正确行为，首先是作为一名公民的正确行为。因为对于满脑子全是政治思想的希腊人来说，这个问题决定着一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才投身于科学。[33] 韦伯的这段话，可以很好地诠释柏拉图的公民教育思想，理想主义思想延伸到政治领域，为了建立理想的城邦，那种容易使人缺乏理智、丧失理性的教育就应该避免。为此柏拉图提出那些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诗歌，必须予以禁止，并将创造此类诗歌的诗人逐出理想国。 教育实际上是把儿童引导到法律宣布为正确的规矩上来，其正确性为最优秀的人和最年长的人的共同一致的经验所证明。……以同样的方式，真正的立法家会进行劝告，劝告无效就强迫，拥有诗人天赋的人必须创作他们应该创作的东西，用高尚精美的诗句来再现好人，用适当的节奏来再现好人的心怀，用优美的旋律来再现好人的节制，这些人是纯粹的，高尚的，简言之，是善的。[34] 柏拉图甚至提出为诗歌立法。因为“它甚至有一种能腐蚀最优秀人物（很少例外）的力量呢。这是很可怕的。”[35]诗歌尚且对最优秀的人物都能产生如此严重的腐蚀作用，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就更可想而知了： 因为年轻人分辨不清什么是寓言，什么不是寓言，无论什么见解对他们来说总是先入为主，成为根深蒂固、不易更改的定见。因此，我们也许要特别注意，为了培养美德，他们最先听到的故事应当是最优美、最高尚的。[36] 必须提高警惕，以防诗歌对灵魂造成不良影响、对理想的城邦带来不幸。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将来的卫士能把彼此勾心斗角、玩弄阴谋诡计当作奇耻大辱，那么我们也一定不能接受诸神之间明争暗斗的故事，这些故事也不是真的。我们更不应该把诸神或巨人之间的斗争，把诸神与英雄对亲友的种种怨仇作为故事和刺绣的题材。[37] 公民教育的紧迫性，源于政治的紧迫性。政治问题不容延缓，政治生活秩序的基础，绝不能一直论证下去，必须在某个时候要给予出来！由此柏拉图认为对于诗歌作品的选择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查。 我们必须先对编故事的人进行审查，接受好故事，拒绝坏故事。然后我们要鼓励保姆和母亲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通过审查的故事，用这些故事塑造他们的心灵，胜过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他们现在讲的故事大多数我们都要加以抛弃。[38] 甚至在柏拉图看来，一些合乎适宜的谎言比不合适的事实更可取。有些虚构的诗歌，如果符合城邦教育的需要、符合教育公民抚育后代的方式，就是可以接受的。“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它应付敌人，甚至公民。”[39]这就是说，只要是为了城邦和公民的利益, 城邦的统治者——哲学王是可以“欺骗”人民。“对柏拉图来说，谎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谎言毒害人的身心，危害社团和城邦的利益。诗人的愚蠢不仅在于说了不合适的谎话,而且还在于缺乏在复杂的情况下鉴别真伪的本领。诗人不理解真实和真理的不同，不懂真实性在理论和实践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的含义，也不知道真实和虚假或事实和谎言的转化时间、条件和哲学背景。”[40] 柏拉图出于城邦公民教育的考虑，认为诗人必须说适合的话，“正义”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恐怕更普遍的情况是，在此生之中正义者得不到报偿，而不义者反而得利。为了给公民希望，那柏拉图就必须使公民相信魂不死，从而对正义者以报偿，对不义者以惩罚，已达到证明正义者与不正义者最终都会得到应有的赏罚。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柏拉图借助了诗歌神话来完成的，就是第十卷最后——俄尔神话的出场。“神话本身是一个可能使宗教的想象力成为一种高贵生活准则的最有力的支援力量的模范方式。”[41]所以，我们可以说柏拉图并无意完全地打垮诗人、否定诗歌的价值，并且柏拉图本人也认为优秀的诗篇可以陶冶人的心灵,“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42]柏拉图批评和反对的主要是渎神的和不道德的诗篇，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诗篇这对于城邦的建设是极其不利的。 五、政治立场下的审美命运 这种对诗歌进行大清洗的做法，使柏拉图不仅倒掉了洗澡的孩子和洗澡水，甚至连洗澡盆也几乎一起扔掉了。如此一来，诗歌就变得会面目全非，蜕变成简易的说教性韵文，完全的服务于政治目的。这意思是说，柏拉图为了城邦道德教育目的而对诗歌施行的外科手术，会伤及诗歌的内在魅力，葬送诗歌艺术的发展前程，有损审美的发展，这无疑于对诗歌进行了肢解。柏拉图本人的城邦理想主义导致的诗学思想，也的确反映出这一倾向，即在其采用理性主义原则来改造传统诗歌的倡议中，委实隐含着矫枉过正的历史遗憾。 我们承认柏拉图对于理想国建构十分地谨慎，尤其是在对于青少年教育的问题上，强调对于诗歌的选择审查。但越是如此，我们越发地感觉到柏拉图内心对于诗歌是一种由爱而恨的矛盾心理，因为柏拉图深知诗歌的巨大魅力。对“悲剧性”世界观的拒绝在柏拉图那里是极其明显的：诗人和文人都不许说“许多幸福的人不正义，正义的人却遭殃，只要不被抓住，行不义是可取的，而行正义确是自己的损失、别人的好处”。柏拉图试图推翻的就是这一种“悲剧性”的世界观。然而，我们都知道，世界并非真的能如我们所愿那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难道柏拉图不知晓这个事实吗？这种生硬的拒绝无异于掩耳盗铃，其老师苏格拉底的死亡难道不就是“悲剧”的最真实写照吗？ 柏拉图不可能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不正义的现象，他这样做的原因，就要结合他对理想国构建的设想，结合诗的本质和理想城邦的本质，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柏拉图对于诗歌的矛盾心理。也就是说，诗与哲学争辩的这一主题，是在哲人与其政治共同体的关系、哲学与城邦、诗与城邦的关系这一论题框架中展开的。诗体现、表达的是城邦的“习俗”（或者是不光彩的一面），是站在欲望、情感、冲动的一边，而这在哲学的视野，或者理想的城邦里是不被认可的。 然而，在这样的政治立场一统天下的思想下，柏拉图对诗歌的做法势必会带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也就必然会扼杀诗歌艺术审美的内在魅力。从柏拉图对诗歌的巨大恐惧感来看，柏拉图认识到文艺具有一定的社会作用，但由于柏拉图的城邦建设理论基础和伦理道德观念，他的关于文艺功用的出发点是其奴隶主贵族“理想国”的政治理想，强调文艺的模仿应有利于培养其“理想国”的政治人才，有利于“理想国”的实现。柏拉图把“理想国”的公民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的是哲学家即国家的统治者，其次是战士即国家的保卫者，最低等的是农工商即从事各种劳动生产的人；与此相应，他把人灵魂包括三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只有当激情和欲望都受到理智的节制时，人的性格才能达到“正义”。但是喜欢享乐是人之常情，柏拉图认为对于文艺来说，人的无理性的部分最易摹仿，而理性部分却不易摹仿。“摹仿诗人为了讨好群众、博取名利，就常利用人性的弱点，着重摹仿容易激动的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迎合人性中的低劣部分，满足群众的情欲，使之摆脱理智的节制得到快感。”[43]但是这种快感却破坏了人们“心灵的和谐”，毁坏了人们心灵中的城邦，从而破坏了城邦的正义。因此他主张把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但是柏拉图并不是排斥一切艺术，他也提倡所谓“理智”的艺术，要求艺术能为改善人的灵魂服务。他认为“音乐教育比起其他教育都要重要得多——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合适，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44]因此柏拉图主张应从儿童时代接受音乐艺术的熏陶。由此可见，柏拉图的文艺观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矛盾，一个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他否定了文艺的真实性，从而认为文艺对于人们认识真理百害而无一益，进而要把文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另外一个方面，柏拉图又看到了文艺对心灵的强大的感染力，无法完全否定文艺对人的巨大影响，所以从他的理想城邦的政治理想出发，不得不为文艺保留一席之地。 柏拉图给诗歌设定的为政治服务的目标和种种清规戒律，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17世纪法国伪古典主义甚至再后来的政治工具论。理性主义很容易上升为政治理性，文艺自身也就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为文艺设置了种种戒律，甚至也都将一些戒律法制化。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量的珍贵文化典籍付之一炬，幕后凶手都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的，审美的价值在政治斗争目前毫无还手之力，审美的命运将听命于文化教育和政治建设的摆布。然而，我们都知道，审美有别于政治。甚至连柏拉图都没有否认，诗歌的创作过程是非理性的，诗人是在迷狂中“唱出最美妙的诗歌”。这种把文艺创作的目的定位在理性上，追求文艺的所谓“真”，显然是有悖文艺发展轨迹，不利于文艺的创作，这种混淆伦理与审美的态度，是对审美的极大讽刺。 六、小结 综上所述，从柏拉图对诗歌的种种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内心是极其矛盾的，这种矛盾源于他的政治立场、他的理想城邦的构建的考虑。一方面他认为诗歌是有害的，诗歌迎合人的情感冲动，怂恿人满足各种欲望，这些都非常不利于理想城邦的建设，因此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柏拉图对诗歌的眷恋，甚至在讨论诗歌的罪状时，都使用神话做论证，以神话作结，柏拉图编织的神话是被用来阐明政治目的的。显然柏拉图并不是真的想要将诗歌逐出理想国，而是希望诗歌听命于哲学的统治，主张运用哲学的思辨和理性创造一种更合乎城邦建设的诗。柏拉图矛盾心理是由于他理想城邦建设的考虑，城邦的利益高于一切，柏拉图显然是将文艺审美放在政治伦理之下。柏拉图强调的是他的理想城邦建设，他想要确立的是哲学王的统治，而诗人又是哲学王的强劲对手，这样的强势政治目的下必然造成一种对诗人的不利下场。其实，审美与政治伦理是不同的领域，硬是扯到一起来谈，一定会出现相互打架的矛盾现象，就如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阐述那样，有明显的矛盾。审美有其自己的发展路径和思维，而政治伦理的思考模式显然是与之不同，一方压倒一方的粗鲁方式，并不是最英明的抉择。因为诗与哲学本来就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柏拉图的矛盾显然是因为他试图在进行调和，尽管努力的结果还并不那么尽人意。 注释： [①]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②]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3页。 [③]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7页。 [④]陈中梅：《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批评——柏拉图诗学思想再认识》，外国文学评论 NO.1，1994年，第7页。 [⑤]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存，《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13页。 [⑥]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92页。 [⑦]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21页。 [⑧]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93页。 [⑨]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1页。 [⑩]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8页。 [1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94页。 [12]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94页。 [13]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28页。 [14]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 [15]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 [16]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7页。 [17]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4页。 [18]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87页。 [19]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99页。 [2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0页。 [2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0页。 [22]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6页。 [23]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7页。 [24]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3页。 [25]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0页。 [26]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存，《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17页。 [27]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3-404页。 [28]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4页。 [29]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9页。 [3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3页。 [3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3页。 [32]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1页。 [33]【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页。 [34]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7页。 [35]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05页。 [36]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 [37]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 [38]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 [39]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8页。 [40]陈中梅：《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批评——柏拉图诗学思想再认识》，外国文学评论 NO.1，1994年，第9页。 [41]【美】A.E.泰勒著：《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 [42]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3页。 [43]伍蠡甫，胡经之著：《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44]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页。 参考文献 1、柏拉图. 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朱光潜.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陈中梅.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叶秀山. 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5、刘小枫. 柏拉图的哲学戏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6、王晓朝译. 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王柯平. 理想国的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伍蠡甫，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9、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存. 希腊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伍蠡甫. 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1、胡晓燕.《理想国》的公民教育思想研究[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 12、【美】A.E.泰勒柏. 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13、【德】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4、【美】斯坦利·罗森. 诗与哲学之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