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国文学史家兼批评家德米特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在其《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中指出，无论就心理层面还是历史层面而言，俄国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物，更深层次上、本质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整个人类思想史中最有影响、最为不祥的人物之一，是终极思想求索领域最为大胆、最具破坏性的探险活动之一”。与众多评论者一样，米尔斯基把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视为陀氏创作生涯的分水岭，并认为陀氏更高或更深层面的思想“仅体现于他始自《地下室手记》的最后十七年间的文学作品”[1]。如此说来，是否陀氏早期的创作都属于较低或较浅层面的作品？但米尔斯基却事先表明：“较之于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位较小的作家，但他绝非小作家，而是一位具有突出个性的作家，在其同时代人中占据重要地位。”[2] 虽然米尔斯基的评论比较尖锐，个人好恶色彩浓烈，但其持论基本公允。尽管陀氏早期中短篇小说的成就确实不如其晚期几部长篇小说来得大，但陀氏早期的创作不仅是文学的练笔、题材的尝试，而且，其写作方法和思想的独创性已悄然显现，更为重要的是，陀氏后期长篇小说中的诸多形象和思想基本上能在其早期中短篇小说找到雏形，这些中短篇小说为作家后期多部长篇小说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从情节、内容还是从人物形象来看，陀氏进入文坛后的作品大多是关注民生的，尤其聚焦于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陀氏的创作是从描写作为根基之主体的人民和知识分子以及俄国文化出发的，经过不同阶段的探索和思考，陀氏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的根基主义思想（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又译根基论）。 根基主义是出现在19世纪俄国知识界的一个思想流派。根基主义一词是俄国人的独创，它源自俄文的根基（почва，又译土壤、大地、乡土）一词。根基的引申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指人民、老百姓、民间；第二层更高的引申意义是指俄国文化，尤其是东正教文化。 俄国根基主义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斯拉夫派思想中某些陈腐的观点和不切实际的因素，同时也指责西方派思想无视俄国现实，认为西方派企图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某些激进思潮和盲动举措，来达到腐蚀俄国、使俄国失去独特性，并最终让俄国沦为他国和他族的臣民和奴隶的目的。根基主义反对在当时的俄国已呈泛滥之势的虚无主义等激进主义思潮，认为这些都是非俄国固有的异己思想，主张知识分子立足于俄国本土和国情，呼吁在尊重、保护和发扬本国和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选择的拿来主义态度，力图克服西方文明中已经出现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希望知识分子和贵族接近人民（即根基），团结人民，并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艺术的养料和生命的价值，将俄国和俄罗斯文化建设成一个可供世界各国、各民族借鉴和学习的样板。持有这种认识或者与之思想接近的文化人，一般就可以被称为根基主义者（почвенник）。 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是一种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情对同时代争论不休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观点所持的调和立场。陀氏批评斯拉夫派的主张过于保守，脱离俄国现实，指责斯拉夫派流于形式的和不切合实际的言行，同时也批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俄国根基和俄国本土文化的腐蚀和入侵；为了俄国的现在和将来考虑，陀氏从俄国东正教文化中寻求可以抗击异质文明和异己思想入侵的力量，主张对西方物质文明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认为俄国文化一定能理解并同化西方文化，并使俄国文化和俄罗斯民族在欧洲乃至世界立于不败之地。陀氏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基本上没有破坏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只是强行把知识分子和人民隔离开来。鉴于知识分子是接受外来思想的主体，陀氏批判那些被异己思想所迷惑因而一时漂浮在空中、在俄国土壤找不到立足之地的知识分子，呼吁这些知识分子尽快结束漂浮状态，回归人民的根基，从他们那里吸取为艺术和为人生的营养，希望知识分子胜任人民领路人的角色，带领全体人民将俄国文化和俄罗斯民族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从陀氏的具体作品看，根基主义思想是贯穿陀氏创作的一根思想主线：它在陀氏的处女作《穷人》中迸发出零星的闪光，在《彼得堡大事记》中成型，在《女房东》中得到了形象的阐释，在《死屋手记》中受到了检阅，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和《鳄鱼》等中得以发扬光大，在后期的五部思想性长篇小说中得到了深化，在作为天鹅之歌的“普希金演说”达到了顶峰。可以说，根基和根基主义思想是研读陀氏全部作品时一个无法绕开的主题。本文关注的是陀氏早中期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根基主义思想。 《穷人》中根基主义思想的闪光 《穷人》是陀氏初登文坛的处女作。小说在艺术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体现出作者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注和思考。《穷人》发表之后，在俄国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批评家都认为，《穷人》延续了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创的小人物主题，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以往的以小人物为主题的小说，都是作者居高临下、全方位全视角地对小人物遭际的描写，较多地通过描写小人物的行动来展示他们的生存状况和不幸遭遇，很少让小人物自己尽诉心声，而《穷人》却由环境等外在描写转向了人物的内心刻画，通篇都是小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生活遭遇和人生感受的述说，高高在上、全知全能的作者仿佛消失不见了。这种以倾诉衷肠的书信作为言说方式的小说，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和共鸣。于是，陀氏也被评论家划入了果戈理所开创的自然派作家的行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穷人》中的小人物主题和自然派手法也为陀氏今后创作中的根基主义世界观铺垫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首先，对笔下的小人物抱有满腔的同情心，是以小人物为主题进行创作的作家，尤其是自然派作家的一个显著风格。对作为描写对象的小人物的无限同情，也正是陀氏早期根基主义思想中一个重要因素的萌芽。而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就是人民，就是俄国的根基。作家的这种同情，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对比——将这些来自底层的人的优点和知识分子的缺点进行比较，最后发展成一种主张——希望这些有缺点的知识分子多同人民接触，这样，才能够消除知识分子的某些缺点。这个主张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以伟大的同情心来描写这些根基，还只是陀氏早期根基主义思想闪现的火花而已。 的确，仅仅从小说的题目上就可以一眼看出，这是一部关注底层人民生活和心理的小说。从内容上看，《穷人》的主人公以及主人公所转述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民。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自传性。作者的生活困顿与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的生活困境简直不相上下。从经历上来说，陀氏跟其他一些自然派作家不同的是，他本人似乎就可以被看作直接来自根基的作家。因此，《穷人》既可以被视为一个来自根基的作家的自我写照，又可以被认为是他出于伟大的同情心为根基代言的作品。 其次，表现小人物的美好品质，也是自然派文学的一个特色，小人物的品质之中最值得尊重的是那种难以泯灭、永远闪光的自尊心。别林斯基在评论《穷人》时指出，像杰乌什金这样的人物的天性里，“有着多少美好、高尚与神圣的东西……”[3]在我们看来，尊重和注意倾听小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思想表达，也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一种体现。小人物并不因为自己过低的社会地位和拮据的经济状况就觉得自卑，他们拥有和常人同样的自尊心。自尊心是小人物为人处世的精神支柱，在他们看来，一旦失去自尊，也就不再成其为人了。杰乌什金说：“我一旦失去自尊心，一味否定我的好品质和我的尊严，那么一切就都完了，紧跟着我就要堕落了！”小说中，杰乌什金多次提起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好像别人侵犯了他做一个正常公民的自尊心，他老是与一个看不见的论敌在暗中辩论。为了证明自己为自尊心辩护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杰乌什金多次提及以小人物为主题的小说，如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外套》。在《驿站长》里，作为驿站长的主人公维林最后愤然把拐走他女儿的人作为补偿给他的钞票甩在地上，显示出穷人可杀不可辱的自尊心。《外套》里的主人公阿尔卡季·阿尔卡季耶维奇面对别人的欺辱，老是在用委屈的神情说：“我是你的兄弟啊。”他用无言的表情来表明自己跟周围人拥有同样的自尊心。《穷人》里的杰乌什金曾经不顾一切地在上司面前捡起那个滚落在地的钮扣，也是由于过分看重自己那不可侮辱的自尊心。在给女友瓦尔瓦拉的信中，杰乌什金多次发表声明，表明自己拥有跟别人同样的权利和自尊心，这些看似只面对一位读者的声明，其实针对所有的人，而并非仅仅是瓦尔瓦拉，因而，比其他自然派作家笔下小人物无言的委屈和抗议，杰乌什金的这些声明显得更加深刻、有力。鉴于这一点，有评论家曾经指出：“假如说，四十年代自然派的其他作家追随果戈理之后，在描写贫穷的小官吏（以及普通的穷人）的境遇时，首先倾向于强调其受压制而又不敢反抗的性格和法律上的无权，那么陀氏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主人公的社会悲剧的另一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个人尊严深受屈辱。……更为重要的是，他（即马卡尔·杰乌什金。——引者注）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一个人以后，马卡尔·阿列克谢维奇开始向自己和其他人提出一些果戈理的主人公头脑里从未想到过的要求。”[4]这些要求就是杰乌什金自己认为的“过分放肆的思想”，即对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的抱怨之词。可是，这种抱怨并没有促使杰乌什金深入思考其产生原因，事实上，它们不过是主人公一闪而过的思想火花而已。 通过对小人物悲惨现实的描写，追问小人物生存困境的原因，突出了陀氏在自然派作家队伍中的独特性。与瓦尔瓦拉同命相怜的杰乌什金发出了追问：“瓦莲卡，为什么您那么不幸呢？……为什么那样的厄运落在您身上呢？”这句话仿佛是对所有穷人之所以不幸的原因的追问。跟果戈理的《外套》等不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反思，他没有自我意识，他独自过着隔绝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的主人公反思。”[5]但作者对草根们之所以不幸的原因并没有做出直接的回答。这也表明作者关于根基和根基主义的看法尚未定型，在这个时候，只是一些零星的感受和有限的几次闪光。除了杰乌什金那朴素的基督徒之爱，除了安于本份、黄金时代就会到来的梦想之外，作者并没有可行的解决小人物困苦生活的方案。因此，作家的人道主义态度和理想，在现实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对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原因和后果，陀氏基本上没有在《穷人》里反映出来。为此，杜勃罗留波夫曾无情地讥笑道：“虽然，在他（即陀氏。——引者注）的作品中，并没有把他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解决；然而要是他果真把它们解决了，那当然，他也就不会把它们写成中篇小说了。”[6] 面对自己处于社会底层而受人百般挑剔的事实，《穷人》中的杰乌什金只是一个劲儿地自我检查：“我伤害过谁吗？我夺过谁的官位还是怎么的？我在上司面前毁谤过任何人吗？我请求过奖赏吗？我搞过阴谋还是怎么的？这样的事您连想一下都是罪过，小宝贝！我哪能干这些事呢？”因为杰乌什金一贯坚持“各安本位”的天命说：“在人的命运中每一种地位都是由至高无上的神派定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在这件事里上帝的意旨一定是这样的；天上的造物主的意旨当然是既美好又不可预测的，命运也是这样，它们都是一个样。”因此，他只是接受命运的安排，没有也不敢反抗自己那得不到公正对待的命运。他也的确没有做出力争夺回自己被夺走的爱情的实际行动。陀氏可能是在不自觉地认同小人物的这种与世无争的善良和软弱性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陀氏后来成熟的根基主义思想中保守性一面的最初体现。 实际上，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小人物的性格中除了有闪光的正面，往往还有阴暗的负面。而《穷人》除了描写小人物顺从命运的软弱之外，似乎并没有涉及他们的阴暗面。当然，对于作家没有描写的东西，读者无权苛责，而且，作家这样做也是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如果说《穷人》中没有涉及小人物阴暗面的描写，那么在紧接其后发表的小说《双重人格》中，作家就开始从人性的正反两方面对小人物性格进行比较充分的描写。我们认为，在描写正面性格的同时，开始表现人性的阴暗面，是陀氏对根基的单一性描写的突破，从单一性走向双重性。也就是说，随着陀氏对现实的认识的深入，他对根基的描绘逐渐呈现出丰富性、立体性和客观性。 陀氏从《穷人》到《双重人格》的创作过程是一个使人物形象和性格逐渐丰富的过程，是对根基的描写从单面走向多面的过程。就《双重人格》里的主人公而言，他本身也是一个从基本上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发展成为一个稍微有点地位和金钱的小官吏的人。这似乎表明，格利亚德金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他身上自卑与自高并存的双重人格，将从一个小人物身上扩大到所有人身上，因此，双重人格具有了更广泛和深刻的哲学意味：每一个人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双重人格。 陀氏的第三部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也是小人物主题的小说。但是，跟前面两部小说《穷人》和《双重人格》不同，《普罗哈尔钦先生》描写的小人物在性格上的缺陷多于其优点，这个小人物最大的缺点就是试图追求自己的独特个性，没有也不想融入周围那些跟自己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之中。“他知道，生活中没有他的位置，所以他不相信生活，害怕生活。他的一切尝试都是在预防自己的崩溃，他在克服对生活的恐惧，因此他正在死去。”[7]从这最早的三部小人物主题的小说来看，陀氏走的是一条逐渐完善小人物性格和形象的道路。作为根基之主体的小人物，全面展示他们的性格，有助于读者认识陀氏的根基观的发展脉络。虽然在这三部小说里面还没有出现成熟形态的根基主义思想，却反映出陀氏对来自根基的人物的诸多零散的认识和感悟，它们孕育了陀氏后来的根基主义思想的萌芽。因此说，这几部小说已经闪现着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零星火花。 《彼得堡大事记》和《女房东》中根基主义思想的雏型 《彼得堡大事记》是陀氏陆续发表在1847年《彼得堡新闻报》“彼得堡大事记”栏目内的四篇小品文。这一组最早发表的时政类文章，既反映了陀氏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和现象的关注，又表明了他对当时流行的思想和现实之关系的思考。《彼得堡大事记》从彼得堡的人情世态入笔，刻画出彼得堡的鲜明个性，还用散文化的笔锋勾勒了彼得堡思想界的争论，在对争论双方的评判中，作者表明了自己的思想立场，指出了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和现实的现象，向知识分子发出了走向人民和直面生活的呼吁。陀氏在《彼得堡大事记》里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虽然文中没有出现根基或者根基主义的字眼，但文章基本具备根基主义思想的诸多要点，标志着他的根基主义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只要我们把《彼得堡大事记》和1860年发表的《〈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作一番比较，就不难发现很多相同之处：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的批判与借鉴，对彼得大帝改革给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的辩证分析，对发生在身边的、流动着的现实的关注，对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时代通病的认识，还有对知识分子回归人民、关注现实的强烈呼吁，这些思想要点无不契合根基主义共同纲领中主张将俄国生活的传统与欧洲文化的优秀经验相融合的精神。此外，在《彼得堡大事记》里初次出现的很多思想和主题，在陀氏以后的创作中又多次再现，并得到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充实和深化，比如幻想家主题。在《脆弱的心》、《白夜》、《小英雄》、《一件糟心的事》中，幻想家的形象逐渐丰满，出现了诸如小公务员幻想家、“穿燕尾服的幻想家”等形象，这说明作者对这些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典型有了全面的认识，然而作者对他们的批判和期望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有理由认为，《彼得堡大事记》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雏型。 如果说《彼得堡大事记》是陀氏早期根基主义思想的小品文式宣言，那么，在其后不久发表的短篇小说《女房东》就是他用形象和情节表达根基主义思想的另一种方式。换言之，《彼得堡大事记》代表着陀氏直接陈述自己根基主义见解和立场的政论类作品，《女房东》则代表着他用形象来表达根基主义思想的小说类作品。我们认为，具体而言，体现在《女房东》中的社会观和对重大问题的认识，主要是根基主义思想，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早期的根基主义思想，特别是小说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代表了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议题，显著地表明了陀氏的根基主义立场。 《女房东》触及了陀氏根基主义思想中最核心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关系的问题。小说最初刻画了知识分子遁入幻想、脱离人民、不敢进入现实生活的特点，随后描写他们初涉现实生活的尝试，最后说明了他们接触生活后产生的彷徨心态。不难看出，陀氏对奥尔登诺夫之类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此在批判奥尔登诺夫脱离生活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他的无限同情。 小说里的另外两个主人公卡捷琳娜与穆林是人民的象征。不同的是，卡捷琳娜象征着人民的善良天性，而穆林象征着人民的狂暴本性。在陀氏看来，这是人民的自发势力中的两种典型，一个在恣意妄为，制造苦难，一个逆来顺受，仿佛在享受苦难。陀氏用卡捷琳娜这个形象表现将苦难和圣洁集于一身的人民。穆林在小说里具有多重身份：商人、杀人犯、分裂派信徒、神秘主义者、癫痫病患者。然而，在陀氏看来，他并不是人民的反面或对人民的否定，他只不过是那一类将无限的精力和才干浪费在错误事业上的人民。 奥尔登诺夫接触生活的最大成就，就是开始在幻想和现实之间犹豫和彷徨。他一心想蜗居一处，专心从事自己的学问研究，可是现实的生活在逼着他到处搬家。他那本构思成熟、即将撰写的教会史专著，在小说的最后也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这是一部有关教会史的著作，出诸他笔端的好多见解充满热情，富有说服力。”然而，在陀氏看来，这部专著的精神与开始潜入奥尔登诺夫心灵的“一种类乎神秘主义、宿命观念和不可知论的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而后者恰恰是穆林和卡捷琳娜所具备的。在小说的结尾，奥尔登诺夫还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痛苦地挣扎，在重新构思专著的时候，他脑海中不断地晃动着卡捷琳娜和穆林的身影，在雅罗斯拉夫·伊利奇面前，他更表现出对卡捷琳娜命运的关切和担忧。奥尔登诺夫的情况似乎在表明：知识分子甫一接触现实就遭遇人民的狂暴一面，心有余悸，但同时又在不断地回味着他们接触生活时让他们终生难忘的美好时刻，因此，还处在既幻想现实又渴望现实的首鼠两端的状况。奥尔登诺夫目前的境遇似乎是那些脱离生活的知识分子永远无法回避的，却又是他们竭力逃避的宿命。这部著作之所以仍未付诸笔端，与奥尔登诺夫尚在犹豫和彷徨的现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只有在写完这部彰显出宗教和圣徒力量的作品之后，奥尔登诺夫才能藉着宗教带给他的力量，满怀信心地投入到真正的现实生活中去。 此外，《女房东》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陀氏对环境与罪过之关系的看法，即罪过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当事人性格上的缺陷。奥尔登诺夫最初介入生活的直接动因并不是环境的吸引，而是自己的情欲。他一开始就对卡捷琳娜产生了好感，急欲亲近她。因为“比起合乎逻辑的好学求知这一层理由来，在他身上更多的却是不自觉的偏爱”。他把自己塞入非常陌生的生活，完全是凭借艺术家的本能，“他的心不由自主地渴慕起爱情和知音”。卡捷琳娜把自己的不幸和堕落主要归罪于自己性格上的软弱。对于穆林早年在商业上遭受的损失和失败，周围人也是将之“归咎于他的精神严重失常”。对“环境论”（即环境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的驳斥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当然，陀氏在《女房东》中体现出来的“性格论”，是其早期根基主义思想中表述尚不完备和具体、只呈现出最初形态的一部分观点，因此，它还不足以批驳激进主义者们后来甚嚣尘上的“环境论”，但是，不可否认，它已经为陀氏后来完整地批驳“环境论”的论点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小说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作为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彰显了陀氏的根基主义立场。 1848—1865年间，陀氏经历了人生中的几次重大事件——被捕和流放、结婚、妻子和哥哥相继去世。流放之前，陀氏发表了《脆弱的心》、《白夜》、《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等中短篇小说，流放归来后发表了《舅舅的梦》、《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等短篇小说，发表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和《地下室手记》等随笔，并实际上主编了《时代》和《时世》两个杂志。从题材上说，幻想家题材和小人物题材是这一时期陀氏小说创作的特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是一部结合了这两个题材的长篇小说。 在流放归来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屋手记》里，作者秉承了之前的根基主义思想，从对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严重性的切身体会出发，思考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与此前作品略有不同的是，《死屋手记》和其后的作品，开始加大了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双方的部分思想的讽刺与批判力度，由此开始，陀氏的根基主义立场显得愈发坚定。这些在讥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时凸显根基主义思想的作品，就包括《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和《鳄鱼》等。 《白夜》等幻想家题材小说中的根基主义思想 幻想家题材的小说是一类独特的文学作品，是陀氏集中思考知识分子与时代、生活关系的思想结晶。在陀氏的心目中，幻想家是一类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陀氏对这类知识分子多次着墨描绘，体现了他对他们生存状态的浓厚兴趣，也反映出陀氏根基主义思想中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的深入和细化。陀氏的幻想家题材的小说包括《脆弱的心》、《白夜》、《一件糟心的事》等。 在陀氏看来，幻想家是那些具有独特气质的知识分子，他们似乎都有程度不等的浪漫主义天性。浪漫主义需要个体摆脱理性和教条的束缚，因此，浪漫主义的幻想家往往不愿受到现实生活的规则的约束，常常喜欢躲进无人打扰的内心世界纵情幻想，往往用玫瑰色的眼睛来看待现实的世界，他们不愿投身现实的生活，对整个现实世界抱着先入为主的幻想式的态度，认为现实世界就是中世纪时代美好的田园诗世界，一旦涉足美好而又残酷的现实世界，往往不能适应，几乎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挫折和伤害，从而获得生活的教训和经验。一般来说，陀氏笔下的幻想家都倾向于在过去的历史中、在中世纪的“黄金时代”里寻找现在和未来的生活的理想模式，因此，他们眼中的未来似乎就是他们想象中的过去。在这个意义上说，幻想家是与生活中庸俗的小市民习气格格不入的，是对庸俗的一种独特反抗。 陀氏本人在青少年时代就热衷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喜欢歌德、席勒、拜伦的浪漫主义作品，有些作品甚至能够倒背如流。他笔下的人物大多能够吟咏这些浪漫派诗人的作品，因而都有或轻或重的浪漫主义气质。然而，在幻想家这类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知识分子身上，陀氏往往看到他们的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潜在的深刻冲突。出于真诚的关怀和爱护，他希望这些幻想家在保留纯洁的幻想的同时，也能正视和接触现实生活，参与到活生生的现实中来，以自己的学识给生活增添美丽的色彩，多与人民接触和交流，以免被时代和社会抛弃。对于那些严重脱离生活实际的幻想家，陀氏既珍视他们高尚的情操，同情他们遭受伤害的处境，又批判他们不切实际的言行所带来的危害。 耽于幻想是陀氏笔下的幻想家们的共同点之一。《脆弱的心》中的阿尔卡季和瓦夏虽然是地位低下的小公务员，但是他们常常会幻想联翩。阿尔卡季有时会突发奇想：上司要在近期给他发奖金，自己的薪水将要上涨。热恋中的瓦夏幻想上司会为自己即将到来的婚礼张罗一次舞会。《白夜》中的“我”就是一个蛰居在自己的“角落”里的人，他简直连走路都在幻想，就连唯一值得称道的他和娜斯晶卡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行人稀少的白夜。《一件糟心的事》中的伊凡·伊利奇常常幻想自己的前途，夸大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救世作用。 夸大现实的美好之处，对现实的认识不深，是陀氏笔下幻想家们的又一个共同点。幻想是一种成见，基本上都拔高和美化了现实。因此，他们在接触生活的时候，常常先入为主地看待生活中的人或事。他们在接触到生活的美好一面时，常常会为这种美而激动，过分夸大和珍惜这种美，好像这才符合他们自己的幻想。《脆弱的心》中的瓦夏因为结识了莉赞卡一家，跟莉赞卡恋爱之后，才觉得整个世界无比美妙。当莉赞卡的弟弟在新年第一天给瓦夏带来莉赞卡一家人的问候时，瓦夏兴奋不已，心情简直无法形容。因此，在他终于无法忍受没完没了的抄写任务带来的压力时，他就去请求上司的宽恕，以为上司会跟自己的爱人一样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白夜》中的“我”，在跟娜斯晶卡交往之后，终于认识到现实的美好，然而，他的美好感觉是非常短暂的，只有短短的几天，因而是“转瞬即逝的美”。在《一件糟心的事》中，伊凡·伊利奇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是为时不长，似乎只有在他进入下属的婚礼现场之前的短短几秒钟而已。 幻想家们因为幻想而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脆弱的心》中的瓦夏，最终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幻想而神志失常。《白夜》中的“我”，在彼得堡住了八年，却没有一个知己，留在美好的记忆中的唯有萍水相逢的娜斯晶卡。在《一件糟心的事》中，伊凡·伊利奇的幻想来自于他一贯想要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虚荣心。长期自称“饶舌者”和“空谈家”的他，在酒酣耳热之余，经过一番争论，在另外两位比他世故的同行的一席话刺激下，终于有了一种想要验证自己幻想的冲动。结果证明，他的三段论——“我用人道的态度对人，人家就会爱我。人家爱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信赖。有了信赖，就有了信心；有了信心，就有了爱”[8]，是十足的幻想。他来到底层人民中间，不仅被视为异类，还遭到无情的奚落、嘲笑。他的幻想仿佛是笼罩在他根深蒂固的贵族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层面纱，因此，他在婚礼的第二天狼狈地逃回自己家之后，迅速抛掉了面纱，露出了真容。 幻想家的幻想最终禁不起现实生活的考验。瓦夏因为没有完成额外的抄写任务，由此影响了职位，吓退了恋人一家，触手可及的幸福离他远去，最终导致他神经失常。阿尔卡季起初不理解瓦夏为什么会因害怕而发疯，在暮色苍凉的涅瓦河边，他终于明白了。阿尔卡季的参悟也代表了陀氏自己的看法：一旦真切的人生突然变得像一场梦，如烟雾般飘走，那么做梦者将会多么遗憾、惋惜和孤独啊！在《一件糟心的事》中，伊凡·伊利奇原先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贵族主动接近人民，人民一定会跟贵族亲密无间、惺惺相惜。然而，他因为自己年少气盛的打赌而一头扎进了下属的婚礼现场时，对人民还完全没有真正的认识，况且，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很快就忘记了自己亲临婚礼的初衷，并在酒后吐露了真言，说自己是贬低了贵族身份才说出爱人民的一番话的。 幻想是年轻人的专利，无一例外，陀氏笔下的幻想家都是初涉生活、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幻想与现实的摩擦、冲突，似乎是这些初涉生活的人通常遇见的情况。从这些幻想家题材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陀氏的一些认识。首先，幻想家的幻想只要是高尚的，初衷是美好的，那么，幻想就是年轻人的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看，《白夜》中的英雄救美并与之发生恋爱的浪漫故事，将具有浓郁浪漫主义气质的叙事者“我”升格为陀氏笔下一个最积极、最正面的幻想家形象。与娜斯晶卡近乎兄妹般的爱情，给“我”的现实生活增添了亮色，因为娜斯晶卡“曾把美好和幸福的一刻给予了另一颗孤独的感激的心”，这一刻甚至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的天！多么充实的美好一刻啊！难道这对人的一生来说还短吗？”[9]而在《脆弱的心》中，过多的幻想不但没有成为瓦夏的财富，反而成了他的累赘和压力。而伊凡·伊利奇幻想的初衷就是满足自己升官发财的虚荣心，所以，他的幻想也就得不到现实的支持，反而暴露了他做出亲民之举的龌龊动机。其次，幻想必须得到现实的检验，才能去掉不切实际的成分。《脆弱的心》中阿尔卡季的醒悟，正是建立在对瓦夏的认识上。伊凡·伊利奇在自己下属的婚礼上喝醉，洋相百出，丑态尽现，醒来之后懊悔不已。这完全证明他亲民之举的失败，于是，他彻底抛掉原先的幻想，显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并没有践行亲民失败后的最初想法：辞职，做普通人，隐居起来。他终于暴露出自己的卑鄙，顺水推舟地批准了这个新婚不久的下属提出的调离工作岗位的申请，永远不要见到他，以免想起自己当时的丑态。第三，参与现实才能完善幻想家的人格。如果一味地沉湎于幻想，不愿参与到生活中来，就会对幻想者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最终不利于共同的事业。正如陀氏在《彼得堡大事记》中所说的那样，幻想家在生活中碰壁之后，重新躲入自己的幻想世界，只会害人害己，因为与大家疏远了，对共同的利益就淡漠了，反映现实的才能就在不知不觉之中衰退了。 幻想家不是天生的，然而，在这些幻想家题材的小说里，除了幻想家的个性、性格、心理原因之外，陀氏很少去追问幻想家之所以脱离人民的外部原因，即个人经济状况、个人社会地位、社会制度等。我们不能认为陀氏从未考虑到这些外部原因，因为，首先，在陀氏那个年代，书刊审查机构的文字审查特别严格，对涉及政治话题的东西十分敏感，尤其惧怕违背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字，在这种情况之下，陀氏除了删除敏感内容外，只能用春秋笔法来隐藏；其次，在陀氏生前发表的作品中，针对政府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指责的确有所表露，尽管是相当隐蔽的。然而，就陀氏身前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内容以及陀氏多次涉及的话题来看，陀氏对幻想家脱离人民之原因的认识还是比较片面的，这种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作为根基派的立场。比如《脆弱的心》中的瓦夏形象，就典型地反映了陀氏的认识。瓦夏是一个略有残疾的小公务员，得到这个工作本来已属不易，上司又交给他额外的差事，他当然会把这件事看作是上司对自己的信任和帮助。因此，在他无法完成这个差事的时候，他担心会辜负上司的期望，上司会对他有不好的看法，他会因此丢掉现有的饭碗。由于他受道德责任感的折磨，考虑得过分复杂，无法解脱，终于发疯。陀氏的描写似乎想把瓦夏的悲剧主要归咎于他的幻想家性格：想得太多，过于忧虑，正如小说的题目一样，主要是瓦夏拥有一颗“脆弱的心”。其实，在我们看来，瓦夏的悲剧主要在于社会没有给他创造一种生存安全感，所以朝不保夕的生存压力导致他神经失常。所以，杜勃罗留波夫认为，瓦夏就跟《普罗哈尔钦先生》中的普罗哈尔钦一样，也是被这种生存无着的忧虑、没有保障的思想害死的。[10]造成瓦夏和普罗哈尔钦悲剧的元凶主要是社会，其次才是他们的性格。从陀氏一系列的小人物主题和幻想家主题的小说可以看出，陀氏一直在思考小人物为什么不幸和幻想家为什么脱离现实的问题，他的答案是：个性是主要原因，社会是次要原因。这些认识逐渐累积起来，就成了他后来反驳“环境论”的思想。 陀氏在早期的幻想家题材的短篇小说中涉及的一些思想，又在后来的多部长篇小说中逐渐得到了展开和深化。比如，陀氏多部长篇小说中作为西方派的“多余人”形象，其原型就能追溯到他早期的这些幻想家题材的短篇小说。 其他小人物题材小说中的根基主义思想 《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是陀氏在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之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由于作者被捕，小说没有最终完成，只发表了三部分。从作者的计划看，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涅朵奇卡，她是一个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她是一个来自人民的形象，完全代表了陀氏心目中的根基。她出身贫穷，历经生活磨难，饱尝人世百态，同时又具有惊人的天赋和非凡的理解能力，最后终于成长为一代名伶。她来自社会底层，后来被上层贵族收养，因此她对平民和贵族的生活与习性都有深刻的了解。涅朵奇卡是陀氏在被捕之前的所有小说里塑造的第一个来自根基的正面人物，这个形象寄托了陀氏对人民的信心和希望。涅朵奇卡后来之所以能够长大成才，主要应归功于收养她的公爵一家给她创造的良好的家庭氛围。在陀氏其他的短篇小说如《伸出小手的小男孩》和《站在圣诞树旁的小男孩》中，陀氏还描绘过一些城市贫儿的悲惨境遇，他认为家庭的破败和社会的冷漠是这些儿童生活不幸乃至夭亡和误入歧途的主要原因。 而像涅朵奇卡以及短篇小说《小英雄》中的小主人公，就是一些在身心方面发育正常、人格完善、最终会成大器的儿童形象。小英雄从小表现出来的不同常人的骑士精神，虽然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更能突出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爱对于一个儿童的人格成长的重要性。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儿童周围那些成人的世界，与儿童的纯洁天性相比，就显得分外的阴暗和淡漠。因此，在陀氏笔下，这些明朗的儿童形象是照亮成人灰暗世界的一道耀眼的光芒。对于儿童形象在陀氏小说中的作用，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也有这样的认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上一再将纯粹民族性的复苏称作最后的希望，在这部作品（指《白痴》。——引者注）中，他将儿童视为治疗青年人及其国度的惟一的良方妙药。不必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赋予儿童生命以无限的疗救力量，单从这部小说中，科利亚和梅什金公爵的具有最纯净的孩童气质的形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总能清楚地看出，只有处于儿童的精神状态，人的生命才能从民族的生命中纯粹而充分地发展起来。”[11] 从《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可以看出，主人公涅朵奇卡不再是瓦夏之类的“脆弱的心”，她已经拥有并将一直保持其不可动摇的人格魅力。作者不再满足于在第一部分中描写一个具有天赋的小人物的毁灭，所以，在第二部分里突出展示了另外一个草根小人物的美丽心灵史，又在第三部分里展望了这个民间奇葩瑰丽而璀璨的未来。“显然，对英雄事业的追求在涅朵奇卡身上一定会变成现实，而对《穷人》的主人公来说，这种追求是如此的不可企及。”[12] 正是因为涅朵奇卡被作者描绘为小人物的正面典型，小说得到了一贯批评俄国自然派的评论家格里戈里耶夫的赞扬，他认为：小说《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的问世，表明陀氏的这个“浪漫主义的自然派诗人自己，已经跨出了摆脱自我的重要一步”。[13] 但是，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仅仅是一个未得到充分描写的正面典型。 在其他小人物题材的小说，包括《波尔宗科夫》、《诚实的小偷》、《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永久的丈夫》等作品中，作家没有掩饰人民身上这样或那样的性格缺陷，描写一些瑕瑜互现的底层人物形象。陀氏对人民的性格中的优缺点的看法，是其根基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穷人》开始，陀氏就认为人民在总体上都是好的，天性中虽有趋恶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向善的渴望。跟杰乌什金、瓦尔瓦拉、格利亚德金一样，《波尔宗科夫》的同名主人公波尔宗科夫，也拥有深刻的自尊心，不容自己的人格受到践踏。因为惯偷叶梅利扬在临死前的最终忏悔，《诚实的小偷》的思想倾向得到了有些评论家的好评。评论家帕维尔·安年科夫就曾指出，《诚实的小偷》的思想是“力图揭示出心灵的美好的方面，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处，甚至在放浪不羁的环境中，也会保存着这些方面”[14]。安年科夫还认为，仅仅因为《诚实的小偷》，就“应该感谢作者为恢复人的天性所作的此类尝试”[15]。在斯捷潘奇科沃村，即使在福马·奥皮斯金的暴君式的统治已经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的时候，奥皮斯金周围还是不乏老仆人加甫里拉、女教师娜斯塔西娅这些保持着美好天性的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伊赫梅涅夫后半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打赢官司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永久的丈夫》中的主人公维利恰尼诺夫，在见到自己的私生女以及经历了她的死亡之后，其人性中的温柔和善良顿时显露无遗，以至于他一改过去腐朽而无益的生活，开始积极乐观地面对未来，在道德和人格上有了显著的进步。 但是，陀氏也清醒地看到，人民的道德和伦理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试图冲破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约束，恣意放纵天性中恶的一面。《诚实的小偷》中的叶梅利扬除了在临终前表现出的诚实之外，几乎一生都是在酗酒与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娜塔莎，明知父亲的仇人之子阿廖沙不可靠，仍然执意与之私奔，丝毫不顾及双亲的感受，差一点让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沦为史密斯父女命运的翻版。《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的“土皇帝”福马·奥皮斯金早年曾是一个食客，在原先的主人家里倍受羞辱，一朝小人得志，摇身一变，便成为一个拥有实际最高权力的十足暴君，一有机会就作威作福，充分暴露出其扭曲的心理和变态的人格。在《永久的丈夫》中，陀氏在批判“具有高尚情操的畸形儿”帕维尔·特鲁索茨基的同时，更是不忘讽刺那个根本没有出场的“鞭身派圣母”娜塔莉娅·瓦西里耶芙娜，即特鲁索茨基法律上的妻子。她观念开放，与维利恰尼诺夫私通并生下了女儿丽莎，后来还与另外一个年轻人巴加乌托夫保持着暧昧关系，然而，“她对自己一贯对丈夫不忠的行为丝毫也没有负疚的感觉”，令人惊讶的是，关于道德理论，她还拥有自己的一套双重标准：“她憎恨道德败坏，对之深恶痛绝，但自己却又道德败坏”[16]。在陀氏的眼中，世风变坏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通病，正如《永久的丈夫》里的罗波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指出谁在俄罗斯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实在太难了。您是否同意我这种看法：人们不知道他应该尊敬谁，这是时代的痼疾。”[17]而且，不光是知识分子，似乎整个社会都面临着跟罗波夫同样的非此即彼的人生选择：“我以前是个纯粹的斯拉夫主义者，不过，现在我们都期待着西方的曙光。”[18]因此，在陀氏看来，人民正在道德和堕落的十字路口徘徊。 在陀氏的小人物题材小说以及其他类型的小说中，大多存在着“掠夺型”人物与“温顺型”人物，陀氏把它们看作俄罗斯人民天性中的美与丑的两极。关于“掠夺型”人物（хищный）与“温顺型”人物（смирный）的说法，在陀氏的小说中，论述得比较详细的是《永久的丈夫》。在陀氏的小说中，在“掠夺型”人物肆意妄为、为非作歹的情况下，“温顺型”人物的命运往往以悲惨的结局收场，而且，这两种人物似乎只存在碰撞，而谈不上较量。这一特点说明，在陀氏的笔下，人民天性中狂暴、粗野的一面往往战胜了温顺、忍耐的一面，这似乎喻示着，正义得不到伸张、作恶者得不到惩罚的现象仿佛已经是家常便饭。要疗救这一现象，陀氏给出的药方是爱，即基督式的无私的爱。 在陀氏看来，只有基督式的爱，无私的爱，才能阻止人民弃善趋恶，才能让作恶者弃恶向善。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之所以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酒鬼叶梅利扬的胡作非为，一直耐心地劝导他重新做人，无非是由于他对弱者怀有怜悯之爱，而不去计较他偷卖了自己珍贵的衣料换酒喝的行为，叶梅利扬临终前的诚心忏悔使他的怜悯之爱和容忍精神熠熠闪光。也是因为来自公爵一家的爱，涅朵奇卡才得以在良好的环境中顺利成长。正是女儿丽莎的出现，拯救了维利恰尼诺夫即将完全堕落的灵魂，对她的爱净化了他的心灵，完善了他的人格。《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娜塔莎之所以能在最后回归父母身边，除了她对阿廖沙的幻想破灭外，主要还是因为伊赫梅涅夫夫妇对女儿的始终不渝的爱，而与娜塔莎的回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涅莉的早夭，良心泯灭、丧尽天良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一手造就了涅莉及其母亲和外公的不幸命运，如果公爵有一点点基督式的爱，他就不会使涅莉的母亲落得如此下场，就不会肆意羞辱对自己有功的伊赫梅涅夫一家。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也就是难觅基督式的爱的时代里，爱不失为一剂治疗时代痼疾的良药，陀氏对无私之爱的呼唤如同黄钟大吕响彻在天地之间。 在小人物题材的小说中，陀氏批判小人物人格缺陷的时候，往往还不忘批判知识分子的缺点。《波尔宗科夫》的同名主人公的自嘲行为，表现出小人物过度的自尊心，在陀氏看来，知识分子具有一些跟人民相同的毛病，比如这种过度的自尊心。正如陀氏在给侦讯委员会提供的供词里所说的那样：“我想证明，我们这些人，比真正具有自尊的人拥有更多的野心，可是，因为可耻的自尊心、利己主义和漫无目的的忙碌，我们将堕落到自我贬低、缩小自己人格的地步。”[19]知识分子特有的缺点，还较具代表性地体现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一位出版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身上：“他谈的是关于学术和文学的问题，甚至他那绵软的、得体的男低音也显出一股文绉绉的味道。谈着谈着，他就表现出了自由派的毛病，转到一种天真的、怀疑主义的言论上去，断言在我国文学界，进而至于无论在什么界，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诚实和谦虚可言，而只有‘互相扇对方的耳光’——特别是在签约之初。”[20]在陀氏的小人物题材的小说中，知识分子无不表现得十分软弱，能力有限。《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未经世故的“我”根本无力帮助善良的舅舅摆脱奥皮斯金，表妹萨申卡的投降变节说明，势单力薄的人只有接受强权者统治的份儿，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万尼亚，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虽然能游走于伊赫梅涅夫和瓦尔科夫斯基之间，但他终究只是一个接受传话任务的信使，根本不是斡旋行动的执行者。当娜塔莎执意离开他和她的双亲、奔向阿廖沙的时候，可怜的万尼亚只有心痛，没有任何行动；面对瓦尔科夫斯基堂而皇之的无耻言论，万尼亚只想敬而远之，不敢据理反驳；拯救涅莉的行动虽然由他开始，但他囊中羞涩，无力独自抚养涅莉，只能在同学和伊赫梅涅夫一家的帮助下，才使她有了一个不错的归宿。从这些小人物题材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陀氏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定位，以及他对知识分子拯救世界之能力的担心。 在陀氏的小人物题材小说中，除了唯一来自根基的正面形象的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大多数小人物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就实现个人价值、获得社会成就的最终结局来看，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与涅朵奇卡媲美。透过这些形象，我们能看到陀氏关于人民和知识分子各自的优缺点的思考。他对俄罗斯人民的优点的赞扬，表明他对人民充满信心，他对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缺点与不足的忧虑，在我们看来，并不表示他失望，他可能是想以此引起人们的警惕，希望他们及时改正这些缺点和不足。他认为，基督式的爱是改正这些缺点的最有效方法。这就是他在小人物题材小说中体现出的根基主义立场。 理性与天性的斗争：《地下室手记》中的根基主义思想 在陀氏发表《地下室手记》这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作品之前，其报告文学式长篇小说《死屋手记》和随笔《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的相继出版，已经引起了俄国思想界的极大反响。列夫·托尔斯泰和赫尔岑等都曾为《死屋手记》这部自传性的小说而深深震撼，但这部小说的价值并不限于暴露司法制度的腐朽，更主要的是揭露贵族知识分子和人民在这种制度下的脱节现象，也就是存在于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最大的时代隔膜问题。《死屋手记》反映了陀氏对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现象和后果的切身感受，体现了他对两者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凝重思考。在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狱友们身上，陀氏看到了他以前未曾料到的优点，也看到了那些故意与底层人民隔绝开来的贵族狱友们的缺点，他认为，贵族和知识分子在知识方面有比普通百姓优越的地方，但普通百姓也有值得贵族和知识分子们学习的闪光点，因此，贵族和知识分子应该与普通百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贵族和知识分子才能团结普通百姓，成为人民的领路人。这些感受和思考，构成了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重点。 1861年游历欧洲各国后，陀氏发表了考察报告式的随笔《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在这个随笔中，陀氏目光的焦点是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在游历欧洲的过程中，他在随处触及的欧洲和欧洲人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时，总能想起俄国和俄国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具体体现为他关于“俄国的欧洲人”和货真价实的俄国人普希金的议论，他用三类失败的斯拉夫主义者为例，说明斯拉夫主义不完全适用于俄国国情，又用自己对欧洲和欧洲文明的认识，阐明欧洲人追求工具理性的深刻心理与俄国人的本性格格不入。在对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欧洲国情和俄国国情的对照与比较中，彰显了陀氏对对立的双方各有取舍的中间派立场，这就是他的根基主义立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激烈批判，对两派思想的借鉴，对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的展望，对俄国未来道路的探讨，使人一下子就想到了陀氏1847年发表的《彼得堡大事记》中的四篇小品文，想到了1860年集体发表的《〈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它们在论述的方式和主题上是如此相近，反映了陀氏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执着思考，反映出他对这些问题的基本态度没有变，只是对每个问题的论述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是陀氏在不惑之年写出的一部深入浅出、形象而又思辨地阐述其根基主义主张的思想作品。 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延续了《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的某些思考，特别是关于人类生活完全不能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这一思想。换言之，陀氏一直念念不忘参与到理性和天性的争论中来，他骨子中深刻的反理性主义情结迫使他在时代的思想大论战中不能保持沉默，他的思考和批判无不立足于俄国的现实，体现了根基主义者从俄国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出发来思考俄国未来走向和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等问题的立场。 在第一部分“地下室”开头的声明里，作家表示，无论是《手记》的作者，还是《手记》本身的内容，都是虚构的，但是，他随即又指出，像手记作者那样的人物，是“至今还活着的一代人的一个代表”[21]。这一看似矛盾的说法表明，持有与作者相同观点的人在这个时代不是孤例，作者的观点，亦即作品的内容其实指向更高、更深和更广的哲学内涵。首先，作者从性格说起，他认为，性格是显示个性，亦即个体独特性的一种手段，平庸之辈就是没有个性的人。作者在第一节里暗示，压抑身上的个性，不放它们出来，就是因为理性在主导人的头脑。而个性却在“无耻地折磨我，闹得我浑身痉挛，终于使我不胜其烦，厌恶之至！”（139）这句话提出了一个具有哲理性的问题：人究竟是应该听从天性的召唤，还是接受理性的制约？ 在作者看来，意识过于清楚，就意味着理性统治一切，其实这是一种病。他还认为，目的过于明确，结局过于确定，实际上意味着人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自然规律。强烈的意识感容易使人在一切方面服从规律，等待规律的裁判，由此导致人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无法体现个性，会导致人无所事事的惰性泛滥。由此，作者表明，他不喜欢二二得四之类的自然规律，个人因为牙疼而呻吟，甚至可以看作是对抗二二得四的规律所能得到的唯一自由。陀氏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和内心思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规律可以解释的，自然规律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将科学规律、理性、善良的人性和利益奉为圭臬的欧洲现代文明，终究无法囊括和控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活动，因为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因此，作者否定这样的文明：“由于文明，人如果不是变得更加残忍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他的残忍一定比以往更卑鄙、更恶劣了。”（156）那种二二得四之类倡导工具理性至上的观点，其实是剥夺了作为自然主体的人的自由，亦即主观能动性，一味追求功利和效能的科学，其实质就是漠视人的价值理性，无限张扬工具理性。 作者认为，理性作用有限的领域，除了人的心理和现实的生活，还包括历史的发展。“总而言之，关于全世界的历史，任你怎么说都行，凡是脑子里能够产生的最紊乱的想法都用得上。只有一点不能说，——那就是合乎理性。”（162）因为呈总体变化趋势的历史，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转变和特例。历史的主体是个性丰富的人，如果对历史的研究发展到做出表格和算术一般整齐划一的结论，就无法体现人性的多姿多彩。 在作者看来，宣扬二二得四的工具理性的思想，只能致使人不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和能动性，只能导致无所事事和精神死亡。“在二二得四之后，不会再留下什么，不但无事可做，而且也别无其他可探求的了。”（166）虽然借助于理性，人们能知道事物或现象的终极状态和结果，但对于人来说，吸引人并且能显示人的精神价值的，不仅仅是目的，而主要是过程。“也许人类在世间追求的全部目的，恰恰正是这种无休无止的趋向目的的过程，换句话说，是生活，而不是目的，因为不言而喻，目的不外乎是二二得四，是公式，而二二得四，诸位该知道，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165）因此，在一片赞扬工具理性的功利主义的喝彩声中，个人能够张扬自己的个性，实属难能可贵之事。“要是对所有的东西都一律赞美的话，那么二二得五有时也是非常可爱的东西哩。”（166） 鉴于这种反工具理性的立场，作者坚决否定那种许诺给所有人带来同样福祉的终极理想，在陀氏看来，这种所谓的终极理想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理想，不能千篇一律，抹杀单独的个性。在《地下室手记》里，作者再次提及了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论述的“水晶宫”，认为这种给所有人同样福祉的许诺就是“水晶宫”的本质，所以，为了拒绝那个把大家都变得彼此一样的“水晶宫”理想，在目前，在没有更好的拒斥的办法时，躲进鸡棚或者地下室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 从《地下室手记》的第一部分来看，作者对工具理性的驳斥，已经涉及了后人所总结出的价值理性的两个方面，即自发性价值理性和自觉性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的这两个方面，是马克斯·韦伯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以来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认识。一般认为，自发性价值理性是人类社会处于低级阶段时人的意识能动性的体现，具有原始性、自然性和朴素性等特点，而自觉性价值理性，“则是人类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强化自我意识，在对人类思维的思维、对自身行为的意识等过程中掌握科学的思维规律，树立完型人格，追求人性最高价值的自我实现等过程中不断形成的”[22]。不难看出，在陀氏那里，把牙疼导致的呻吟看作是对抗工具理性的唯一自由，这一认识完全是对自发性价值理性的褒扬，陀氏对一种在历史中追求所谓“自然规律”的历史观的批驳，基本上属于自觉性价值理性的范畴。总体而言，在陀氏那里，工具理性主要体现为二二得四之类的明确的合目的性，人的冲越藩篱、追逐天性的本能表示人还有实现价值理性的渴望。陀氏对“水晶宫”的警惕和对地下室的选择，象征着“至今还活着的一代人”对理性和天性的不同态度，可以相信，陀氏的这种态度将在许许多多代人的身上继续下去。这也表明，在19世纪60年代，陀氏就已经先知般地预见到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中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冲动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威胁和挑战，预见到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和人文理性的警告。所以，有论者指出：“如果能够仔细深入地反省，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发现一个潜伏的‘地下室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23] 在《地下室手记》的第二部分“漫话湿雪”中，作者主要讲述了一个俄国青年的经历，在一次酒酣耳热后，这位青年阴差阳错地来到了一家妓院，心血来潮地规劝一名妓女从良，表示自己愿意相助，结果，几天之后，当这名渴望从良的妓女真的找上门来时，他却首先反悔，致使该妓女失望而去。这个青年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情绪化和极端化个性，仿佛是对前一部分的反工具理性的思想的最佳注解。 《地下室手记》的小说部分从浪漫主义着眼，抗议现实的生活和崇高的理想遭到了理性论（即工具理性）者和利益论（即功利主义）者的肆意歪曲。在这里，有的论者看到了反工具理性态度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反对科学的偏见，使我们想起浪漫主义，但是《地下室手记》却是非常不浪漫的。”[24] 我们认为，这一部分的故事情节体现了作者既批判又有所渴望的心理，他批判了泛滥于俄国知识界的功利化的浪漫主义，渴望真正的放飞天性的浪漫主义，但是又看到在俄国现实生活中贯彻这种真正的浪漫主义的难度，这就是小说部分一开始就透露出来的根基主义立场。 小说部分一开头就将主人公身上所谓的浪漫主义与真正的浪漫主义严格区别开来。在主人公看来，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是完全张扬天性、脱离尘世利益纠葛的人，而俄国的浪漫主义不过是虚假的浪漫主义，都是出于特定目的的虚伪的表现。“我们的浪漫主义者的特性是与超脱尘世的欧洲型浪漫主义者大相径庭，截然相反的，任何一种欧洲的尺度这里都不适用。”（176）因此，“我们的浪漫主义者”其实是“我们的所有骗子中的头号骗子”（177）。在本国的伪浪漫主义者身上，主人公看到了利益的驱动和理性的主导作用，然而在他看来，就本性而言，人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绝对不喜欢按照理智和利益的指点去行动”（158）。显然，在接下来的情节描述中，陀氏肯定也把主人公和他的几位中学同学划入了追逐理性和利益的伪浪漫主义者之列。“对于引人注目的、最最明显的事实”，他的同学们“是以愚蠢得出奇的目光加以理解并接受的，而且他们在那时就已经习惯于崇尚功名利禄了”（196）。主人公酒醉后对一个妓女心血来潮的劝导，看似高尚，实则笼罩着虚假的浪漫主义的面纱，这与后来他刻意表露出的反悔态度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说明主人公本人尚在向善的天性和追逐利益的现实之间苦苦地挣扎。 另外，主人公的生活还反映了好走极端的俄国式心理。主人公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到摧毁他自己的人生信条是：“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废物，中间状态是没有的。”他平时生活放荡，常常浪迹于青楼酒肆，却又十分向往浪漫主义的“美与崇高”：“奇妙的是，就在我放荡的时候，就在我处在最底层的时候，一切‘美和崇高’的激情也往往会闯进我的心头，以其零星的光点仿佛在显示自己的存在；但它的闪现并不能驱除放荡，反而以其强烈的反衬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闪现的程度恰到好处，正够上作为调味佳品所必需达到的程度。”（187）他俨然是结合了天使和恶魔特点的一个怪胎。他固然痛恨自己的那帮狐朋狗友，同时又对他们心存妒忌，艳羡不已。这表明，在对“美与崇高”的憧憬中，主人公只有短暂地体会到虚幻之爱的可能，但终究还是要回到涉及利害纠葛的现实中来。 主人公在妓院里的一席讲话，透露了其对爱与理性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爱比理性更为重要，爱是理性的前提条件，甚至爱就是全部的现实。“哪儿没有爱，哪儿也就没有理性。”（223）他说，家庭中的爱非常重要，爱对于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具有教化功能。“在你百年之后，他们将一辈子保持你的思想和感情，因为那是从你身上继承下来的，他们将效仿你的形象和榜样。可见，这是一项伟大的天职。”（224）事实上，这番话也是主人公蛰伏在心底的“美与崇高”之论，而追逐理性和利益的凡尘俗世根本没有让他发表此类在别人看来不啻于天方夜谭的言论的机会。然而功利化的理性的力量是巨大的，现实不容许他彻底实践这类天方夜谭，事实证明，第二天，在酒醒之后，主人公就对自己在妓院的冲动言行后悔不已，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穷困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连自身都难保，更不用说帮助一个妓女从良了。在这时候，他身上的理性就战胜了爱，爱被理性抛弃了，爱沦为一句空话。 当妓女莉扎出现在主人公面前的时候，他内心在放纵天性和遵从理性之间的斗争，又表现为“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的双重人格的无耻坦白：“我到你们那儿去是为了揍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一个军官；但没揍成，没碰到他们；可总得找谁发泄一下怨气，解解心头之恨，你落到我手中，我就拿你出气，尽情地取笑你。人家侮辱我，我也要侮辱别人；人家不把我当人，我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247）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坦白听起来像迫不得已的借口。主人公把自己抛弃浪漫主义幻想、遵从现实的理性的指挥，与自己追随那些同学、跟他们同流合污的行为，归结为这样一条理由——“别人不让他做一个善良的人”（249）。显然，这种说法把个人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转嫁到了现实生活的头上，无异于对现实的攻击，是其刻意制造出来的借口。 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还呼吁人们不要受制于工具理性的制约，要在天性和理性之间寻找合适的中间立场。“要是让我们独自生活，离开书本，我们立即会迷失方向，手足无措，——我们将搞不清，追随什么，依靠什么；爱什么和恨什么，尊重什么和蔑视什么？我们甚至还会把做人——做一个真正的、有自己的血和肉的人——看作沉重的负担；我们将为此而感到害羞，把做人视作耻辱，竭力想成为某种前所未有的笼统的人。我们都是死胎，而且早已不是由活生生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对此我们越来越感到高兴。越来越感到满意。不用多久，我们将设想出怎样从思想脱胎而出的办法。”（255）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人在现实和理想中的挣扎与取舍，体现出作者在不美好的尘世对人间天堂的期盼，表达了呼吁天性和理性和谐共处的渴望，可以认为它是在呼应开头的根基主义思想。 在小说部分的最后，作者对主人公之流歪曲生活的本真目的、追逐理性和利益的举动深表忧虑：“我们脱离生活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有时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感到某种厌恶，因而不能容忍别人向我们提到它。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把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几乎看作是一种劳务，几乎看作是一种勤务，而且我们都由衷地同意，还是按书本行事为好。”（254）因此，斯特拉霍夫认为，小说中的这个主人公代表着“与生活的隔绝，与现实的脱节……俄国社会显然存在这一症结”[25]。有鉴于此，作者明确了他的根基主义立场：每个人都应当以“活生生的生活”为出发点，不放弃真正的浪漫主义精神，不要给现实生活套上理性和利益的沉重枷锁，要高举无私之爱的旗帜，参与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来。小说的结尾处呼应了前面提到的思想，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里陀氏就坚决认为，人的本性要高于理性：“理性只能知道已经知道的东西……而人的本性却尽其所能，整个儿地活动着，既有有意识的活动，也有无意识的活动，哪怕是撒谎，也总归是生活。”（160—161） 在陀氏看来，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追求功利主义的计算理性，具有不可避免的巨大局限，因为人类是具体的、特殊的许多个体的集合，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不同的，渴望整齐划一的量化的工具理性总有难以解释的领域，不要因为一味追逐理性和利益，而忽视对精神的崇高追求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这大体就是《地下室手记》中主要的哲学思想。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认为，《地下室手记》延续了作者多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思想抉择的思考重点，以抽象的哲学思辨和形象的小说描述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压制个人天性的工具理性的一贯批判，阐述了知识分子在理性和天性之间不停斗争、痛苦挣扎的现实处境，反映出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包括作者在内）处在一个现实和理想不断发生冲突的生存困境之中。如何应对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弥灭性威胁，避免造成人的异化和物化？陀氏给出的方案有：躲进鸡棚或地下室，追求真正的浪漫主义，发扬无私之爱的力量。第一种方案显然是出自嘲讽，根本无济于事，后两种方案相结合就产生了一个足以抗衡工具理性泛滥的答案，这也就是融合了天性和理想，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价值理性。这就是《地下室手记》中的根基主义思想在哲学层面的具体体现。 在《地下室手记》之后发表的短篇小说《鳄鱼》是一部漫画式的夸张和影射之作，作者在用嬉笑怒骂的口吻和滑稽的情节讽刺西方派的欧化倾向和欧化思想的同时，还在批驳那些昏聩、守旧却又极易改变立场的一小部分斯拉夫派的思想立场，小说的叙事者“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陀氏本人的根基主义倾向。 从1866年起，随着陀氏先后发表《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五部大型的思想性长篇小说，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开始步入了深化期。这五大思想小说以及中篇小说《赌徒》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是描写作为西方派的“多余人”的后代或者变体，这些出生在俄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是曾被人民寄予厚望却最终让人民无比失望的典型，作家重点批判他们后天所受的西化思想；其二是塑造俄国的未来一代的形象，通过描绘他们早年经历的不平凡的甚至是出奇的人生迷误，最终把他们树为正面的典型，看成是俄国人民和俄罗斯文化的希望。正是在这一贬和一褒之间，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根基主义立场。 陀氏去世前不久发表的“普希金演说”，更是把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推向了极致，在这里，陀氏提出了“全人类性”和各阶层普遍和解的思想。陀氏认为，在东正教文化的感召下，俄国人民具有在全世界推行“完人”和实现普遍和解的历史使命。“普希金演说”在申明陀氏一贯坚持的根基主义立场的同时，也夹杂了一些零散的片面观点和狭隘见解。综观陀氏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根基和根基主义是陀氏步入思想家型作家阵营的出发点和主要理由。作家后期也创作过很多深具哲理的短篇小说，但大多都湮没在五大思想小说巨大而耀眼的光芒之下，然而，就艺术与思想而言，尤其是就根基主义思想来说，它们并未与作家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和后期的长篇小说割裂开来。因此，要全面考察作家全部创作的思想和意义，根基主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1] 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第362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刘文飞译。 [2] 同上，第238页。 [3] С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 Т. 1.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 с. 666. [4] 格奥尔基·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第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施元译。 [5] 巴赫金：《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见《巴赫金全集（增订版）》第7卷第9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万海松等译。 [6] 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第46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辛未艾译。 [7] 巴赫金：《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见《巴赫金全集（增订版）》第7卷第9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万海松等译。 [8]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5.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3, с. 9. [9]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2.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2, с. 141. [10] 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第46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辛未艾译。 [11] 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第14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王炳均等译。 [12] Кирпотин В. Я. Молодой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7, с. 286. [13]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2.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2, с. 503. [14] С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2.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2, с. 483. [15] 同上。 [16] 《永久的丈夫》，载《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赌徒》第4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芮鹤九译。 [17] 同上，第603页。 [18] 同上，第603—604页。 [19]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2.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2, с. 474. 着重号原文如此。 [20] Там же, с. 424. 着重号原文如此。 [21] 《地下室手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赌徒》第13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顾柏林译。以下凡出自《地下室手记》的引文皆引自此中译文，只在引文后的括号内注明此译本的页码。着重号皆原文如此。 [22] 魏小兰：《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载《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卷第2期，第63—64页。 [23] 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第242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 [24] 瓦尔特·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第3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陈鼓应等译。 [25] С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5.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3, с. 377. 着重号原文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