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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叶·巴克的《勃朗特一家》第一版是1994年，当年就有广泛的好评，“标志”（monumental）和“里程碑”（landmark）这样的赞辞，多次出现在《泰晤士时报文学增刊》、《独立报》、《每日电讯》、《纽约时报书评》上。2010年又出修订版，新添不少材料。全书1158页，单注释就有136页。 也有说不好的。我在《十九世纪文学》见到负面的批评，虽然只是短评，但因为作者认识，所以格外留意。写这篇评论的人是Donald Stone——唐思通，专精维多利亚文学，之所以有汉语名，是因为从纽约市立大学退休后，一直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他认为巴克对勃朗特一家的男人太过同情，而对在文学史上真正占有重要地位的三姐妹，体会不够深入，对于大姐夏洛蒂·勃朗特，甚至近乎苛刻。 提起勃朗特的传记，我们自然会想到盖斯凯尔夫人。盖斯凯尔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她的《夏洛蒂·勃朗特传》出版于1857年，也就是传主逝世后两年。书中富有第一手的资料，更富有女作家对于另一个女作家的同情和友情，叙述自然流畅，在英语传记中是历来公认的上乘。《勃朗特一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巴克把盖斯凯尔的传记设成了一个标杆，一个要较劲、要超越的对象。这么做有利也有弊。好处在于，作者评判人物，不蹈袭前人，有自己的视角和见解，所以能抛开成见，另立新说。可是另一面，因为存心竞争，劲较得过狠，力用得过大，也难免说过头的话。 巴克是出身于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她在约克郡的西瑞丁区出生、成长，至今仍在那里生活，同勃朗特一家是老乡，要复原这家人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可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还有一个便利条件，曾经在勃朗特故居博物馆担任馆长六年，许多学者无缘亲见的第一手材料，她可以朝夕相伴。 勃朗特姐妹留有大量手稿。直接使用这些手稿的学者不多，因为它们分布很零散，遍布英美各地的图书馆，其中有一些，还属于私人收藏。况且，勃朗特姐妹早年信笔涂鸦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后人还会对这些草稿和初稿发生兴趣，写的字极小，很难辨认，读起来既耗神又耗眼力。因此，巴克之前的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依据托马斯·怀斯和亚历山大·赛明顿合编的四卷本《勃朗特一家：生平、友谊及书信》。这本合集自1932年问世以来，因资料全面丰富一直为学者所倚重，视为权威的工具书。但怀斯名声不好，喜欢对手稿动美容手术。巴克在导言里讲，但凡有“与理想和圣洁的夏洛蒂形象不合”的文字，他便着意删除；遇上难以辨认的段落，则弃而不用或草率应付。所以，巴克虽有近水楼台的便利，仍然不辞辛劳，遍访欧美各地，网罗资料、档案和当年出版的报刊杂志。其中，阅读霍沃斯本地档案馆的材料，就花了她整整两年的时间。资料丰实精准，是这部传记的一大特点和长处。 巴克认为，盖斯凯尔夫人的传记，说的是“一个天才的家庭，自成一体，与外界社会既不交往，也无沟通，隔离于一切常态下的普通人生活，与上流社会更是格格不入。这构成了勃朗特神话的本质。”巴克要破除这个神话，把勃朗特姐妹还原成普通人。她首先要还原的，是他们的外在环境。 盖斯凯尔描绘的霍沃斯，山路蜿蜒，荒芜凄凉，是一个与外界很不相通的小镇。兄弟姐妹的成长环境可以用两个词形容：偏僻和贫穷。巴克讲，盖斯凯尔之所以凸出约克郡的荒凉，是因为她本人常年生活在奔宁山脉以西的曼切斯特。她还指出，盖斯凯尔夫人描摹19世纪中期的霍沃斯，主要依凭的材料，却是18世纪中期一位牧师的传记。在巴克笔下，勃朗特时代的霍沃斯并非“与世隔绝，偏远无闻”的荒野山村，而是相对繁华的工业市镇，人口稳步上升，商业日趋兴旺。在父亲勃朗特·帕特里克担任教区副牧师期间（1820-61），三姐妹正好见证了霍沃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发生的大变化。这个纠正，如果属实，则很有意义。它告诉我们，资本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潮流对勃朗特姊妹的写作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正是工业社会中女性谋生的需要催生了她们作品中鲜明的自我觉醒和独立意识；也正是工业社会出现的各种现象，比如女性阅读习惯的形成，流通图书馆的设立和普及，日益商业化的出版市场，孕育了女作家成群涌现的社会土壤，使得三姐妹有机会从涂鸦爱好者成长为真正的作家。 不过，持平而论，盖斯凯尔夫人也谈到自耕农的消失，羊毛制造业的兴盛，工厂驱逐乡民等现实景况，只不过没有浓墨重笔而已。更重要的是，她注意到了约克郡的强悍民风在三姐妹作品中的表现。这里盛行的怪癖、暴力和罪行确实是三姐妹小说当中的元素，也是她们在崇尚文雅，讲究礼仪的维多利亚时期，被评家反复冠之以“粗俗”的原因之一。罗切斯特，大家很熟悉，《简爱》里的这位男主角，还有《女房客》中给忌妒心冲昏头脑，袭击弗雷德里克·劳伦斯的吉尔伯特，《呼啸山庄》的希斯克利斯，都体现了盖斯凯尔夫人所说的“古怪性格”，“狂野的意志力”，“反常的犯罪能力”（17）。而这一面，巴克并没有触及。 作为历史学家，巴克对霍沃斯的考证惊人地细致。她靠证据说话，不乱猜测。巴克讲，霍沃斯人的健康状况糟糕，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卫生条件差，水资源匮乏且水质很差。这里没有密闭的供水系统，敞露的粪便池很容易污染露天的水管。村里有9座水泵和两口公用水井，其中一处得供150名居民使用。夏天用水高峰时段，这些村民不得不凌晨两三点起床排队候水。勃朗特一家倒不用犯愁，因为牧师公馆是自带水井的，虽然水质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水井离教堂墓地太近，腐烂的尸骨对水源造成污染。巴克连五谷轮回之地也不放过。经她查证，当时的霍沃斯自备洗手间的人家只有二十余户（包括牧师公馆在内），其他住户必须合用，其中有两处，使用人数高达二十四户。勃朗特一家生计艰难，这是定论。巴克也写他们的困窘。她援引安妮出生后，全家陷入危机，勃朗特先生写给皇家慈善机构的一封求援信。信中罗列家中所有进项，仅有150余镑。这要养活除勃朗特夫妇外尚有六儿两仆的大家庭，确实有入不敷出之忧。所以，谋生在勃朗特姐妹一直是生存的第一需要。这个需要，深刻地影响了夏洛蒂和安妮的写作。《简爱》、《维莱特》、《教师》、《艾格妮斯·格雷》、《女房客》，无一不涉及这个话题。但是，两相比照之下，就看到一个很分明的界限。勃朗特一家的贫穷，是中产阶级下层人士的窘迫，虽然艰难，还不至三餐不继，甚至有体面可言，与霍沃斯的底层人民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才是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描写的主体。 这部分内容盖斯凯尔夫人为什么没写呢？因为在她那个时代，这些都是常识。盖斯凯尔掌握的材料很多，很鲜活，她要做的是减法。巴克不一样，她面对的只有死的史料，只有零碎的片段，得费尽周折地做加法，才能凑成一幅相对完整的图画。好在她不怕苦，肯下功夫。盖斯凯尔的许多留白，对于今天的读者早已不是常识。所以，巴克的一番努力，尽了史学家的职责，值得钦佩。 多数传记认为勃朗特的童年算不上童年：没有玩具，没有童书，也没有玩伴，只有报纸可读。这大约又是受了盖斯凯尔夫人的影响。盖斯凯尔描写她们“严肃沉默”，“对无聊的儿童娱乐不感兴趣”，“天性喜爱静坐深思”。巴克却描绘了近乎相反的图景：勃朗特家的孩子不仅有玩具，而且像大多数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一样，爱疯玩，“精力极其充沛，玩起来既喧闹，又兴奋”。有一回老仆人泰比给他们吵得受不了，只好躲到她外甥家去。但他们的玩，不同于一般儿童的疯闹。他们喜欢自编故事，自演戏剧，正是在这样的童年游戏中，想象力有如春雨滋润的野草，自由、欢畅、无拘无束地生长、蔓延。也是在这种童年游戏的基础上，少年时代的勃朗特们发展出写作的爱好。勃兰威尔和夏洛蒂创造了“安格里亚”的世界，艾米莉和安妮不甘受兄姊支配，另造“贡达尔”王国。这场游戏历时长久，伴随他们的成长，甚至贯穿艾米莉的一生。席勒说，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是自由的。这句话放在小勃朗特们身上，再适合不过：写作对于他们，就是游戏，他们只有在写作中才感受到快乐和自由。 既然是游戏，勃朗特们写得尽情尽兴，无所顾忌，诗歌，戏剧，随笔，演说，短篇小说，微型故事，无不尝试。巴克对这些早期作品读得很仔细，不仅耐心地勾勒出它们与成熟期作品的关联，而且借笔法稚嫩、拼写有误、甚至不用标点的习作，改变三姐妹“天生是小说家的看法。”冰冻三尺，实非一日之寒。我以前读到一个故事，一直记着，说的是萨克雷在伦敦的一次聚会上，跟已经成名的夏洛蒂说，他成名之前，经历了十年辛苦的磨练。夏洛蒂听了，心里嘀咕：我磨了十年的剑，却连一次发表的机会都没得到呢。她这番没好意思说出来的话，后来在信里跟朋友说了。确实，勃朗特姊妹练了不止十年。 巴克细读勃朗特的早期作品，还有一个目的。她既然要画这个家庭的群像，自然就少不了勃兰威尔。勃兰威尔是家中惟一的男孩，在四个孩子（不算早殇的玛丽亚和伊丽莎白）当中，排行老二。巴克认为，在姐妹们的早期创作中，勃兰威尔功不可没，甚至一度起到了推动和主导的作用。这很有可能。家中只有他接受古典文学教育，由父亲亲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连盖斯凯尔也说，三姐妹或许“看不到自己或其他两人的才华，却清楚地知道他天赋异禀。”巴克解读勃兰威尔，用了十分同情的笔触，描写他天资聪颖，自幼崭露艺术天赋，是家人厚望所寄；从小写剧本，编故事，画画，作诗，立志要当艺术家，《布拉德福德预言报》和《哈利法克斯卫报》都刊登过他的诗作；他与夏洛蒂一起创造了安格里亚的故事，两人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巴克提醒人们在叙写三姐妹的故事时，不要忘了勃兰威尔。 可是，勃兰威尔的作用显然也有夸大。巴克在全书结尾说，盖斯凯尔对勃朗特家的男子持论不公，其实勃兰威尔才是这家的“骄傲和喜悦，领导者和创新者，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和作家”。没错，他曾经是，可惜只落得一个“曾经”。勃兰威尔后来挥霍成性，当家庭教师同女主人私通，对方却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女子。失恋的遭遇让他自觉是被世界遗忘的人，自暴自弃，纵酒伤身，凄然离世。《呼啸山庄》里的亨德利，《女房客》中的阿瑟·亨廷顿，都有他的影子。勃兰威尔确有诗才，他寄给柯勒律治、利·亨特的诗，水准不低，得到了对方的好评。他平时交往的一些朋友，后来也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诗人和艺术家。1841至42年间，他一度爆发出蓬勃的创造力，写得酣畅淋漓，假如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也许他的生命将走向另一个轨道？不幸，这只是我们善意的猜测。原本可能灿然发光的一盏灯火，最终用酒浇灭了自己。没有上过多少学的姐妹留给世界丰厚的精神遗产，占用家里最多资源的儿子却一事无成。这结果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而勃朗特姊妹的成名作，恰成于勃兰威尔酗酒的时期。据盖斯凯尔的描述，三姐妹通常是等到晚上九点，料理好所有家务，做完礼拜，父兄和仆人各去安歇，才有了相互切磋的时间：三人围着小餐桌，一圈一圈地转，一边走，一边念自己写的段落，然后仔细讨论。情节如何安排，人物怎样刻画，都是谈论的内容。勃兰威尔完全没有参与这时期的小说创作。所以，巴克的结论，“如果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三姐妹的笔名），实有夸张的成分。 相比之下，巴克对一家之主——帕特里克·勃朗特先生形象的修正，要合情合理得多。巴克批评盖斯凯尔将帕特里克刻画成“脾气暴躁、有类于半疯的隐士，根本不愿意关心自己的孩子”。巴克说，父亲对孩子其实充满了关爱。小勃朗特们编剧和演剧，各有崇拜的英雄，想在威灵顿公爵，波拿巴，汉尼拔，凯撒之间争个高下，不免就有各不相让，争得耳红脖子粗的时候。每逢争吵，他们就请父亲来仲裁。巴克问，假如这父亲果真是像盖斯凯尔夫人描写的那样“暴躁邪僻”，小家伙们如何会把他拉入游戏呢？ 盖斯凯尔夫人写的是夏洛蒂，对勃朗特一家其他成员，不作精雕细画，这是自然。但是她写勃朗特先生，确有偏见，凭着寥寥几次的交往留下的印象，凸显了这位父亲冷漠、自私、专制的一面。巴克对帕特里克的刻画，不单富于同情、理解，而且功课做得很足。他原本是爱尔兰的农民，靠勤奋不懈的自学，进入剑桥念书，毕业后领受圣职，进教会工作；长期担任霍沃斯教区的副牧师，兢兢乾乾，恪尽职守；繁忙之余，还写诗，写小说，甚至有诗集出版。更重要的是，他积极介入当地有关政治与法律改革的讨论：谴责野蛮刑法，吁请政府革除不人道的条例；呼吁民众宽待罗马天主教解放运动；组织请愿活动，要求议会废除奴隶制，废除严苛、冷酷的贫民法修正案（1834）。这样的政治主张，巴克讲，恰恰是当时的激进派、宪章运动和革命派所奉行的，是相当自由宽容的，绝不是盖斯凯尔所描绘的“见解荒谬，行动古怪，人生观片面”的父亲形象。 写勃朗特三姐妹，大姐夏洛蒂是重中之重。因为只有她在有生之年获得了承认，也只有她的书信和早期作品得到妥善保存。既然写艾米莉和安妮，多半要借助夏洛蒂的视角，因此夏洛蒂写得好不好，就成为评判传记的关键所在。 我们还是先从盖斯凯尔夫人谈起。 巴克传记的突出特征，是刻意地彰显自己调查的细致深入，占有材料的广泛丰富，这是盖斯凯尔从来没有的心思。她是小说家，又是传主的朋友，下笔自然，选材精准。写勃朗特家的大姐玛丽亚，盖斯凯尔用了两个细节：一个是援引勃朗特先生的书信，讲七岁的玛丽亚一个人关在书房里看报，等她出来，能把每件新闻告诉父亲，连议会的辩论细节，也能从容复述，再年长一点，就可以同父亲讨论“任何一件重大的时事新闻”，“像成年人一样无拘无束，兴致勃勃”；另一个细节：玛丽亚待弟妹们很好，给她们读报，领她们识字、刺绣、去荒原散步。试想，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就能“像母亲似的”照顾五个弟妹，得有多么聪慧、早熟、体贴呢？这两个细节，鲜活地勾勒出女孩的个性。玛丽亚是海伦的原型。《简爱》大获成功后，有评论反映海伦太虔诚善良，以至不真实，夏洛蒂回应道：现实的海伦比小说还要好。可见长姐在她心中的分量。假如玛丽亚活下来，三姐妹会不会演变为四姐妹的传奇？玛丽亚因寄宿学校条件差，同二姐伊丽莎白罹患疾症，不治而亡。9岁的夏洛蒂发现，自己成了家中的大姐。勃兰威尔、艾米莉、安妮过世后，盖斯凯尔受邀去夏洛蒂家里做客，夜间“听到勃朗特小姐独自一人绕着餐桌，一圈，一圈，又一圈。我的心被揪得生疼。”如此真实切近，凄婉动人的描写，在巴克书里是找不见的。再举一个例子，说明盖斯凯尔的用词精准：描述艾米莉的性格，她用矜持（reserve）；安妮呢，则用害羞（shy）。矜持和害羞有何区别？盖斯凯尔说，害羞如果得当，还可能招人喜爱，而矜持不管招不招人喜欢都是冷淡的。知人论世，眼光独到，是盖斯凯尔作为小说家的另一个优势所在。 盖斯凯尔与夏洛蒂是好朋友。两人相识虽晚，却彼此器重。盖斯凯尔的传记，是夏洛蒂辞世后，受她的父亲和丈夫之请而写成，笔端含蓄深情，又因为三姐妹的经历坎坷，所以感人至深。然而，再好的传记，毕竟有为时代和个人眼光所拘囿的地方，更何况，盖斯凯尔还有为好友辩护的私心呢？ 一旦文学作品进入经典，我们往往会忘记它成为经典的过程。其实，三姐妹的作品在问世之初，是倍受攻击的。哪怕是最受欢迎的《简爱》，也屡有评论指责它粗俗，狂妄，有伤风化。盖斯凯尔提笔作传的那一刻，就承担了为好友正名的任务。为了让世人“尊敬这个女人，一如他们景仰这位作者”，盖斯凯尔偏重夏洛蒂作为“女人”而不是作为“作家”的一面。她不惜笔墨，刻画夏洛蒂作为中产阶级“淑女”甚至“圣女”的形象，描写她作为长女和长姊，如何重视家庭责任，带领妹妹自立，照料生病的父亲。此书一问世，便风行一时，彻底改变了传主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可以说，夏洛蒂的经典化，盖斯凯尔的传记厥功至伟。但是，为了突出淑女的形象，维护好友的声誉，她也刻意遮掩了一些事实。比如，她曾亲身前往布鲁塞尔，探得夏洛蒂暗恋老师埃热先生的秘密，却对此避而不谈。 盖斯凯尔还有一招，十分聪明：大量援引夏洛蒂的书信，让传主向读者说话。夏洛蒂是极高明的写信能手。她的书信，有见识，有文采，有激情。这在十九世纪女性作家当中比较罕见。我们读奥斯丁的小说，再去读她的书信，往往觉着失望。盖斯凯尔本人虽然同多位文学界、思想界名流保持书信来往，但给人以匆忙急就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她作为四个女儿的母亲，还要协助丈夫处理教区事务的缘故。就连乔治·爱略特的书信，也以四平八稳的记述居多。夏洛蒂不一样：几乎每一封信，都倾注了她的思想和情感。可是，援引也产生一个负面的效果：因为保留书信最多的埃伦·纽西，温柔虔诚，与夏洛蒂情同姐妹，却对她的创作活动几乎毫不知情，两人在思想和文学上极少沟通。所以，这部分书信所反映的，主要是夏洛蒂的日常生活。 相比之下，巴克对夏洛蒂的艺术抱负和写作冲动有更深刻的挖掘，更细致的描写。夏洛蒂创作《简爱》的时候，对两个妹妹说：“我要写一个女主角给你们看，她和我一样貌不惊人，一样身材矮小，然而，她却同你们所写的任何一个女主角一样，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她果然说到做到。简爱岂止引起读者的兴趣？她是维多利亚小说中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一个性鲜明的形象，连同她身上的种种矛盾——顺从与反抗，越界与守规，奋斗的欲望与克制的意识，火的激情与冰的冷静，持久地吸引着人们的兴趣。巴克告诉我们，矛盾、冲突、两面性，原本就是流淌在夏洛蒂血液里的特质。想象与现实的冲突，在她这里表现得最激烈。 夏洛蒂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抱负。这在“安格里亚”的故事里有体现。当阿尔皮奥公爵思念玛丽娜，提笔作诗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看见14岁的夏洛蒂附身于公爵：“他拿起笔，用了约莫一刻钟时间，写成了一首非常优美的短诗。这令他十分高兴，也缓释了心头郁积的苦痛，同时也使他领悟到自己头脑中惊人的才华，一种渴望千古流芳、名扬后世的欲望油然而生”。阿尔皮奥告诫自己的话，要志向远大，要“有如雄鹰飞上苍穹”，分明就是夏洛蒂自己的心声。可是，写作是一项特殊的事业，需要天生的禀赋和不懈的锤炼，成功之前没法赖以谋生，何况像勃朗特这样清寒人家的女孩，想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希望如此渺茫的工程，现实也不容许。 所以，夏洛蒂的人生蓝图一早就规划好了——通过教育自立。家里把她送去考文桥寄宿学校念书，正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作为长女，她肩负重任，必须胜任教师一职，还必须将所学知识传授于妹妹。所以，寻求自立，带领妹妹们争取独立，是她的职责所在。 当时的女校多由私人斥资建立，教师资源有限，工作单调辛苦，薪俸微薄，社会地位也不高。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说，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能够承担的工作——保姆，陪护，家庭教师，学校老师，其实就是“女仆的代名词”，绝非夸张之辞。当然，最让夏洛蒂痛苦的，还不是这些。盖斯凯尔写夏洛蒂在罗海德担任教师，身心两面失去“健康的平衡”，时常忧郁，敏感易怒。为什么呢？盖斯凯尔没有深究，只援引夏洛蒂的书信，说她有一些品质，使自己深感苦恼，有一些情感，“世上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盖斯凯尔语焉不详，读者也就无从知道底细。巴克却往深挖去，追索这痛苦的根源：教书是生存之道，符合自我否定的基督教精神，符合社会要求女性无私奉献的道德伦理，也符合自己父亲所谓克尽职责的规劝，却与夏洛蒂热爱的写作相冲突。她被剥夺了思想的空间和时间，一边是简单乏味的重复性劳动，一边是要求返回自我的创作冲动，是内心的能量和潮涌的想象力迫切希望得到释放。为了谋生，她得面对现实，可是，安格里亚的世界，又时刻在心头萦绕。“我渴望写啊”，那个声音在心底不停呼喊，她得反复把它压下去。这难以遏止的激情，这按捺不住的冲动，巴克在夏洛蒂那里找到一个很形象的词来形容，sriblemania。这个词，字典里没有，是勃朗特们自造的，姐弟之间拿来相互打趣。srible当为scribble，指“书写”，mania是“狂躁症”，合起来就是“涂鸦狂”的意思。有时，夏洛蒂连续工作12小时，身心极度疲惫，却只一恍惚，就回到幻想的王国，“这只脚分明踏在战火弥漫的卡拉巴河沿岸，这双眼睛分明看见安格里亚城惨遭凌辱、践踏，窗格透出灯光来，投在河面上，入侵者从窗户那里探头张望”。巴克画出了一个在责任与梦想的矛盾里苦苦挣扎的女子形象。 我们如果读夏洛蒂的早期诗作，就能深切地感受到这内心的矛盾。《教师的独白》作于1837年5月，正是这痛苦心境的写照： 白天，沉寂明媚，鼓着双翼 多么轻柔地飞过 凝滞的水面，静止的树梢。 …… 有时我想，这不过是 我小心珍藏的一个梦， 一切支撑我活下去的甜蜜梦想 好像正幻灭成空。 粗俗陌生的世界将我紧紧箍敛 好像只有它摸得着，只有它可靠； 每一个声音，每一种景象 联合我的精神，叫我向 折磨人的痛苦低头求饶。 夏洛蒂害怕生命像这“凝滞的水面”，“静止的树梢”，波澜不惊，无声无息。她天性就有不安分的一面，不服约束，不尚平淡，不愿过一成不变的生活。她在信中写自己渴望“插翅高飞”，翱翔于更广阔的天地，“切望去观察，去了解，去学习”。这是一个富有活力和能量，不安于现状，不断追求自我拓展的夏洛蒂。巴克写出了这一面。 本来，凸显夏洛蒂的艺术抱负和写作冲动，可以更好地呈现一个作家较常人更复杂、更崎岖的心理图景，可是，巴克为了颠覆盖斯凯尔的“淑女”形象，为了塑造一个意志坚强，有控制欲，有野心的夏洛蒂，不惜过度发挥，苛刻评价。 1839至1841年间，夏洛蒂两任家庭教师，经历极不愉快。巴克在描述这一段经历时，说夏洛蒂是一个“难对付的家伙”，还说她书信里刻画雇主形象，用词刻薄势利，“极不公正”。巴克面对夏洛蒂的痛苦，缺乏体谅的心态。那时英国的家庭女教师类同于高级保姆，要刻刻听命于人，几无自由时间和独处空间。进入这个行业的女子，深感压抑。1847年发表的《家庭女教师慈善机构年度调查报告》指出，精神病院的病人中，女教师所占比例最大。其间的痛苦，可以想见。这个职业，据夏洛蒂自己说，与她的“整个心灵和天性水火难容”：它“要求一个人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这种品质是我们全家都奇缺的。”相比之下，盖斯凯尔对于这段经历的处理，手法要高明许多。她一面把夏洛蒂的痛苦归之于敏感、与生人不易相处、“不是天生喜爱儿童”的个性，另一面又巧妙地铺陈出家庭教师得不到雇主尊重的事实。 再举去布鲁塞尔求学的例证。1842年，夏洛蒂和艾米莉在勃兰威尔姨妈的资助下，前往布鲁塞尔的埃热寄宿学校念书，希望提高法语水平，获得更好的教学资质，将来建一所家庭学校，三姐妹一同工作和生活。巴克说，夏洛蒂完全不顾二妹不愿离家的意愿，制定了“冷酷无情的”留学计划，反映出她的“自私和一心想要成功的愿望”。夏洛蒂有抱负，有雄心，这是不错的。可是，抱负和雄心，不等于“冷酷”和“无情”。巴克这么说不公平。一起办学，是三姐妹共同的梦想（艾米莉和安妮的日记不仅谈到办学，而且十分憧憬），也是全家人的计划。姐妹所受的教育，不足以教授高年级学生。她们只懂一点儿法语，音乐也不甚精通，可这两门是女学生的必修课程。所以，艾米莉再不愿到陌生的环境，只要当老师，只要想谋生，就得强化这些技能。夏洛蒂在给埃伦的信中提到，选艾米莉前往布鲁塞尔，是她“应得的报酬”。事实上，布鲁塞尔的学习于夏洛蒂至关重要，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于艾米莉，也有丰厚的收获，她在“法语、德语、音乐和绘画方面有长足进步”。 至于夏洛蒂销毁艾米莉第二部小说的说法，只是一个传闻，未经证实，巴克煞有其事地摆出来，显然不够谨慎。艾米莉究竟有没有这样一部手稿？就算有，夏洛蒂是受命销毁，还是自行销毁？为什么要销毁？这些我们都无从推知，也没有必要去臆想。但巴克根据一个大胆的猜测，推断夏洛蒂“蓄意毁坏”，则类乎泼脏水了。巴克还说夏洛蒂对两个妹妹行事专断（她用的词是“bossy”），爱替妹妹们做主，甚至篡改她们的诗稿。如何看待三姐妹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可以另文详说。这里，我们只通过她们合作出版诗集一事，提供一个大体的印象。 艾米莉一生蹇厄，除家人外，不与人接。我们知道她是《呼啸山庄》的作者，其实她还是一流的诗人。艾米莉的高傲孤绝，在诗中有表现： 为什么我坚持不走 别人踩过的道； 而在一条荒径上前行， 财富和权力算得了什么， 荣耀和享乐，我也不放在眼里！ 不走别人走过的路，不发凡夫的俗音，而宁肯“在一条荒径上前行”，是艾米莉之为诗人本色的宣言。她的诗高亢如云，自成一体。我们看这一首： 凋零，树叶凋零！枯萎，花儿枯萎！ 把黑夜拉长，把白昼掐短； 每一片摇落的秋叶， 都欣然祝我福满。 我将微笑，当大雪纷飞， 雪花落处会生长玫瑰。 我将歌唱，当黑夜退隐， 宣告更阴郁的白昼来临。 “雪花落处会生长玫瑰”，我每读这一句，便觉着一股奇崛之气，扑面而来。夏洛蒂说艾米莉的诗没有闺阁气，于此可见。而第一个认识到艾米莉诗才的，正是夏洛蒂。 1845年秋季的一天，夏洛蒂偶然见到艾米莉手写的一卷诗稿，披览之余，深为震撼。艾米莉有很高的音乐天赋，因为思想有力，语言简练，再辅以很好的节奏感，诗歌便有了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的效果。夏洛蒂自己写诗，直觉告诉她，艾米莉的这些诗有力量，有价值，充满了“诗的真正精髓”，而且她断定“凡是在世上生活过的妇女，没有一个写过这样的诗”。于是，她想到三姐妹合作，自费付印一本诗集。劝说的工作非常不易，因为艾米莉是个纯粹的诗人，写诗更多是激情流涌，不吐不快，不像夏洛蒂和布兰韦尔，一早就筹划以此谋生，扬名后世。但夏洛蒂认为，艾米莉内心深处也潜伏着这样“正当抱负的星星之火，不把这星星之火煽成熊熊火焰，我决不罢休”。一件小事，照出两姐妹迥异的性格，一个积极入世，努力为成功而奋斗；一个超脱退隐，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在夏洛蒂的坚持和张罗下，诗集终于出版，尽管销量不好，仅售出两本。后世的读者应该感谢夏洛蒂，假如没有她的鼓动，艾米莉的诗作也许湮没无闻。夏洛蒂曾说：“在艾米莉天真的性情，质朴的爱好和率真的态度背后，隐藏着一股魄力，一团烈火——那是足以激励起英雄的头脑，点燃起勇士的热血的。然而对于处世之道她却一无所知。她的聪明才智在生活的实际事务上毫无用处。在她和社会之间，经常需要一个解释者。”夏洛蒂自己，就是这个解释者。 夏洛蒂的入世，是有缘由的。她是长姐，得替弟妹考虑出路，得照顾安慰父亲，得安排家务，不能不现实。作为创造力极强的文学家，她未免没有倔强和自恋的一面，但她成为长姐的那一刻起，这一面也必然克制和淡化，因为她必须作为中保，站在社会与妹妹的中间。所以，与其说夏洛蒂是专横的干涉者，不如说她是主动的解释者。当然，任何解释者都有自己的取舍，我们不必为了这取舍的相对狭隘而怀疑夏洛蒂对于妹妹的爱护之情。 说夏洛蒂狭隘，也是有缘由的。她看到了艾米莉的诗才，却理解不了《呼啸山庄》，竟说艾米莉创造了如此堕落沉沦的心灵，却不知所为何事。不过，我们似乎也不能苛责夏洛蒂，因为艾米莉实在是超前，要等到身后五十年，才有评家站出来为她说话。天才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境遇相差很远，有为社会认可，过着悠哉生活的，如歌德、伏尔泰、康德；也有默默无闻，命运坎坷，甚至落魄潦倒的，如梵高、贝多芬。艾米莉就属于后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称得上小说的黄金时代，群星耀目，成就斐然。然而，只要打量一下这个灿烂的星群，我们就会发现，艾米莉属于纯粹的异类。她与时代的品味格格不入。当时的小说大多宣扬中产阶级善恶分明的道德，带有鲜明的娱乐和消费的色彩，艾米莉却直指人生的痛苦，人性的阴暗。所以伍尔芙说，《简·爱》说的是“我爱，我恨”，而《呼啸山庄》说的是“我们，整个人类”和“你们，永恒的力量”。 安妮的《女房客》，夏洛蒂也不能理解。这篇小说描写了不幸的婚姻，甚至不避讳酗酒和通奸的话题，于是大姐认为，三妹选择的这个题材，“完全是个错误，再没有比它更不适合作者天性的了。”《女房客》的艺术成就不及《简爱》、《维莱特》和《呼啸山庄》，这是事实，但它对于维多利亚女性现状的思考，显示出不同常人的识见，在思考婚姻、教育、女子独立等社会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勇敢、激进和超前的一面。 夏洛蒂的这些缺憾，我们都可以说。可是，将这缺憾故意放大，解释成刻意、有心的压制，则完全没必要。夏洛蒂固然不是纯粹的淑女，也绝不是十足的野心家。 盖斯凯尔夫人和巴克的传记代表两种笔法。盖斯凯尔有朋友的情谊和情义，有同一个时代类似的处境，还有小说家的文笔。夏洛蒂对于她，不是学术项目，也不是竞争制胜的场地，而是她爱戴怀念的故人。巴克史料丰富，辨析精微，雄心勃勃，勇气可嘉。她的努力也颇有成果。不过，由于事无巨细，无所不及，拿着历史学家的放大镜，去捕捉每一个细节，结果就使有些章节就淹没在繁琐的细节中，反不如盖斯凯尔读来过瘾。考证安妮·勃朗特的头发什么颜色，考文桥女校的校服什么款式，这些都是乏味的细节，也是巴克不及盖斯凯尔的地方。又由于她与前辈较劲的心思太重，用力过猛，使本身精彩的传记留下了颇多遗憾。 Mrs. Gaskell,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87 pages Juliet Barker, The Brontës, Abacus, 2010, 1158 page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