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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东方国家,东方文学及东方文化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和部门,理应成为一个受到普遍重视的强势学科。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中,还是在我国大学的文学学科的教育教学中,都明显地存在着重西方,轻东方的偏向。 先从文学翻译上看,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开始于清末时期,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示了东西方文学译介的不平衡。以当时影响最大的林纾译小说为例,在他所翻译的三百多种外国小说中,除了一两种日本小说外,东方文学绝无仅有。林译小说在选题上的这种倾向性,很大程度地预示并决定了此后一百多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选题上的倾向性。读着林译小说成长起来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建设者们,谈论最多的是西方文学,最喜欢谈论的是西方现代文学新作家、新思潮、新流派,虽然其间周作人等留日出身的作家对日本近代文学也做了一定的研究评论,但大都是将日本文学作为西方文学影响东方的一种现象来看待的。印度、朝鲜、东南亚、及中东各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很少得到介绍。鲁迅等一批有识之士,曾提倡大力译介与研究弱小民族的文学,但可惜所选定的“弱小民族”主要是在东欧、北欧地区,基本未能超出西方的范围。1920年前期,印度的近代文学才首次进入中国文坛的视野。东方文学在中国的弱势,到了1940年代已经发展得极为明显。到了1940年代末期,西方19世纪上半期之前的西方文学古典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有了中文译本,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美国文学的主要作家作品,已经得到了较多的翻译,并有了不少评论与研究文章,乃至研究专著。而东方文学翻译,相比之下仍然萧条。其中在此前译介最多的日本文学,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未能持续,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译介,仍处于零星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国家文化部长的茅盾在1954年召开的关于翻译工作全国性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东西方文学的这种不平衡状况,他说:“……和我们有两千年文化交流关系的印度,它的古代和近代的文学名著,对我们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传诵全世界的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我们也没有一部完整的译本。日本的《万叶集》、《源氏物语》,至今还是只闻其名……。”①尽管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种种原因,“文革”前十七年的东西方文学翻译与研究,仍然存在巨大的反差。十七年中,欧洲古典名著大多译完,并且有了复译本,但东方文学翻译投入的人力相当有限,当年应冷战形势的需要,曾提出过非常政治化的“亚非拉”口号,这个口号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东方文学的翻译,可惜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所翻译的大多是反帝、反美之类的缺乏文学性的应景应时的作品,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也难有实质性的促进。伴随着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东方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东方各国的最重要的古典作品大都有了中文译本。但是,与西方文学相比,落差没有缩小,在有些方面反而进一步加大了。这主要表现在,在西方文学方面,在主要语种英、法、德、俄的文学译介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古典作品大量复译、译本多样化、对当下文坛及作家作品同步跟进、及时反应和及时译介的阶段;而在东方文学方面,除了日本文学外,古典作品的翻译尚且不齐,当代文学的译介完全是支离破碎的状态,我国读者和东方国家的文坛,基本处在雾里看花、模糊不清、支离破碎的隔膜状态,缺乏对当下东方各国文坛即时反应的能力。东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这种不同待遇与境遇,也表现在中国大学的文学学科的课堂教学中。20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大学的文科,便开始将外国文学课程化,但除了梁启超、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所开始的以佛教为主题的佛经文学课外,进入大学课堂的外国文学只是西方文学。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章程书后》一文中,给中国和外国文学科目,都拟定了“西洋文学史”的课程。王国维没有西洋留学的经历,但曾两次赴日本求学,在学术创作上受到日本很大影响,但这样的学术背景仍不能使他拟定出包含东方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史”,而是将东方文学完全摒弃于大学课程之外。大学教育中的这种以西方文学为中心、忽视东方文学的情况,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延续下来。1961年,在掌管国家文化宣传工作的周扬的直接支持下,编纂出了一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欧洲文学史》,并在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中广泛使用,但相应的,有关部门及领导人却没有提出要将完整的、包括东西方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史的知识教给学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仍在于“欧洲中心论”的观念。这一观念在1962年9月18日周扬关于《欧洲文学史》教材的座谈会后表述得很清楚。他说:“资本主义文化,欧洲带有典型意义,当时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世界的高峰,我也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但欧洲曾经是中心,曾经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有的东西已经成为世界财富,人人都要知道。”②周扬的这番话虽能表明了他本人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却不能说明不讲东方文学的理由。而且“欧洲曾经是中心,曾经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一表述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世界文化从来都是多中心的,多体系的,多个文化圈、多元的。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 1950~1960年代的几年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等极少数大学的有关教师,不满于“西方中心”的状况,在课堂上开设“东方文学史”课程,并编纂出版了《外国文学参考资料》的东方卷,但势单力薄,加之后来爆发了“文革”,写作《东方文学史》教材的计划不得不放弃。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翻译与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东方文学翻译方面,经过翻译家的努力,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成果,由于季羡林、陶德臻等老一辈东方文学专家的支持与努力,各种东方文学史教材编写出版,各种外国文学史教材有了东方文学的内容,此前教材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有所纠正。但是尽管如此,在今天的中国,东方文化、东方文学,还没有全面地进入我国的大学教育体制。直接原因是主讲东方文学的专职教师长期缺位。而有关大学及有关院系的决策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由于学术视野的狭隘,或者由于学科上的习惯与偏见等等原因,对东方文学缺乏应有的重视,不愿引进和补充东方文学方面的师资。1980年代初,在北师大陶德臻教授等老一辈东方文学专家的据理力争之下,教育部曾颁布了一个《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规定东方文学应占三分之一的比重,但到了90年代中期的新大纲中,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倒退,西方中心的偏向再次强烈显露出来,东方文学的比重只占整个外国文学史的五分之一,而且就这五分之一,在许多大学的课堂教学中也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如今,除二十几所学科建设学科齐全的大学外,大部分大学的文学院或中文系没有东方文学教师,不能开设东方文学课程。有的大学以前曾经有东方文学教师,老教师退休后却后继无人。于是,所谓“外国文学史”实际上成了“西方文学史”,一个立体浑圆的文学地球,被人为地切割为残缺的半球体。本来,“外国文学史”作为中文系的重要基础课,其宗旨就是要把全面系统的外国文学、世界文学的知识教给学生,使他们形成完整的世界文学的知识结构与广阔视野。实现这一宗旨和目标,不但是这门课程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人材培养的必然要求,是文学院或中文系人材培养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在中文系本科生的“外国文学史”基础课中不讲东方文学,已经或必将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由于历史上东方各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具有种种密切的联系,因此,不懂印度文学和东南亚文学,就不能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学。例如,不懂印度文学,就不能深刻了解中国文学所受印度的影响;不懂日本文学、朝鲜文学、越南文学,就不能深刻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对东亚邻国的影响。站在中国文学的角度上看,学习东方文学,正如学习西方文学一样,是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文学,是为了给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定位和定性,寻找出参照系和坐标系。这个参照系和坐标系,必须置于包括东、西方文学在内的三维立体空间中。 第二, 1998年后,教育部规定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本科高年级开设“比较文学”的基础课。而“比较文学”这门课开设的前提,是学生们已经具备了中外文学史的系统全面的知识,没有完整的“世界文学”观念,“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以寻求人类文学共通规律和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研究,就根本无从谈起。常见某些人的某些文章,只在“中西文学比较”之后,就做出种种结论,以中国代替“东方”,以“西方”代替世界,然而一旦接触到东方文学,这些结论便往往不攻自破。没有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完整的世界文学知识体系,就没法搞比较文学;而缺少了“东方文学史”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会直接妨碍“比较文学”基础课的学习。当初设立“比较文学”课程的基本目的,是在本科学生学完中外文学史之后,再用“比较文学”这门课做一个综合与提升。如果说中外文学的系统知识仿佛是一座大厦,而“比较文学”则是给大厦封顶。倘若大厦本身存在结构上的欠缺———东方部分欠缺———大厦的封顶就不可能,也无意义。 第三,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开设外国文学史课程,是用中文来讲授外国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广义上的“翻译”。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便在中文、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受到过滤、得到转换、得以阐发,也就是化他为我。伴随着我们自己的学习、理解和阐述,我们在逐渐地吸收外国文学,使其成为自身肌体的一部分,外国文学已不是外国文学了。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外文学与文化碰撞和融合③。根据这样理解,在中文系所讲授的外国文学,是包含着东方文学在内的全面完整的世界文学,还是以只有西方文学的不完整的世界文学,事关我们的学生的文化营养是否均衡、文化心理是否健全、健康的大问题。 东方文学的弱势在硕士博士层次的人材的培养中也同样存在,目前设在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已经有十几个,但设有东方文学、或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方向的只有四五家,博士导师的总人数也只有六七人而已。照例说,有一个包括东西方文学在内的完整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对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生来说,比其他专业更为必要和必需。因为要对文学现象、文学规律加以理论探讨,要做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要做各国文学交流史、关系史的研究、要做世界文学的总体研究,就必须具备完整的、包括东方在内的世界文学的修养,为此,东方文学必须进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学位课程中。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几十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十几个博士点的学位课程中,绝大部分都将东方文学置之门外。像这样没有东方文学在场的中外文学比较,也只能是“中西比较”。而以“中国”代“东方”,以“西方”代“世界”,然后就大胆做出“文学怎样怎样”的结论,几乎已经成为我国比较文学的主流倾向。 在外文系情况也是一样。同英语等西语相比,东方语言文学学科的弱势同样十分明显。20世纪前半期,在我国各大学的外文系中,除了日语外,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西方语言文学专业,印度、阿拉伯、波斯、朝鲜等东方语言文学专业均属空白。上世纪中叶,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大学均开设了东方语言西方学专业,但教师缺乏,专业规模偏小,招生人数很少,所培养的人材首先是为了满足政治、外交、商务等使用领域的急需,愿意从事、并能够从事东方语言文学研究的人如凤毛麟角。由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的心理,愿意报考东方语言文学专业的优秀学生不多,造成了有关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学专业招生出现困难。一些东方语言文学专业只好被当作“小语种”,通过提前招生等手段,来保证稳定的、较好的生源。由于招生名额受限(有的语言语种专业每届只能招生十几个本科生),与实际的社会需求量相去甚远,并造成了东方语言文学专业的办学效益普遍欠佳,从事东方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大学教师由于种种原因,另择高校的跳槽现象时有所闻,造成了本来就已稀缺的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人材队伍的流失与不稳定。可以说,目前我国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所设立的语种专业及学生比例,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失衡现象,绝大多数的学生选学英语,英语专业好似滚雪球,越滚越大;所谓东方“小语种”不见增多,反而有萎缩的危险。外语教育最能体现文学选择的倾向,对东方语言文学的严重忽视,不但从根本上制约了今后我国东方学、东方文学研究人材的培养,也不利于今后我国真正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久而久之,东方文学研究、东方文学学科,就越来越曲高和寡,知音难求,只有红花,缺少绿叶,无法形成深广的社会文化基础,反过来就会制约精英学者的学术研究。 这种情况是由历史、政治、文化、历史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最直接的,是由我国文学界、学术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所造成的。这种观念的错误,主要在于把西方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强势,直接地延伸到文学领域来;换言之,认定近代以来西方在政治、经军事上的强大和先进,必然在文学上也强大和先进。这种看法是一种貌似有理、实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导言》中,以欧洲文学史为例,指出了历史上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的事例。他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认为,某一历史阶段都有后来人所不可模仿与重复的伟大艺术,并不是社会物质产生越进步、越强大,文学艺术也越进步,越强大,因而他认为古老的希腊文学艺术至今都是不可企及的范本。1845年,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谈到当时的德国在欧洲属于落后国家,却涌现了歌德、席勒那样的世界一流的大诗人并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恩格斯在1890年6月5日致保尔·恩斯特的一封信中,谈到19世纪70~80年代挪威和俄国,这两个国家生产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英法德诸国,但文学却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局面,并影响到了欧洲其他先进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在欧洲各国文学、西方文学内部存在的这种文学与社会物质水平不平衡的情况,同样适应于解释近代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之间的情况。近代以来,东西方在物质生产水平上出现了较大差异,东方落后了,但我们却不能机械地用这一差异来衡量文学成就和文学水平。有人认定东方近代文学落后了,很大程度上是用西方文学的标准加以衡量的结果。跨文化交流和交往的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以尊重多元文化为前提,不能用一种文学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另一种文学并作出价值判断。无论是用西方文学的价值尺度衡量东方文学,还是用东方文学的价值尺度衡量西方文学,都是不公正的。例如今天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以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的标准来衡量美国文学及西方文学,必然得出美国文学、西方文学腐朽堕落的结论。做出这种结论者固然有着自己足够的理由和依据,但美国人、西方人能接受吗?同样,以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衡量东方文学,得出西方中心、东方边缘、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结论,凡具备东方文学、世界文学常识的人也无法接受。况且,如果硬要说“中心”,那么在近代以前的数千年间,文化和文学的“中心”大多是在东方,而不是在西方。中世纪欧洲文学在神学的钳制下,岑寂、黯淡了一千多年,那时的东方却有汉文学、日本文学、朝鲜文学、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东南亚、中亚各国文学等,犹如十日并出,灿烂辉煌。后来,在西方侵入东方的两三百年间,东方作家、东方文学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剧烈的文化冲突中,在民族存亡的血与火的历练中,记录了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心灵的剧烈震荡。古人云:诗可以怨;又云:文章穷而后工。巨变、震荡、苦难、挣扎与奋斗,恰恰是文学发达所必需的气候与土壤,往往比承平日久的文学更有魅力。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东方近代文学,不但具有西方文学所不具备的独特的美学价值,也具有西方文学所不具备的重大的文化价值与文献价值。对此,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们没有理由予以轻视。 由于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学中心论,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逻辑,而只是一种文化成见或文化偏见。所以,在西方中心观念主导下忽略东方文学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况且,在今天继续忽略东方文学,与我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也很不相称,与东方国家在经济政治上重新崛起也不相称。随着东方各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或正在超过西方。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应该对东方邻国,特别是与中国有着深刻历史文化渊源的国家的历史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以适应东方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崛起。 我国的东方学研究,东方文学研究,也应该适应这一客观现实。这也是我国的东方文学学科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强势学科的时代要求。我国的东方文学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强势学科,虽有种种消极不利因素,但也具有不少独特的优越条件。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东方文学学术资源的丰富,一个是已有研究的水平与起点很高。 在涉外研究中,所谓“学术资源”,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研究者淡化、或超越自身的民族文化背景,而直接将异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例如一个中国学者淡化、或超越中国文化背景,像美国学者一样直接研究美国问题。这种学术资源正如阳光与空气,对全世界的学者来说都是共同享有的,对哪一类研究者而言,都无所谓多寡。另一种情况则有不同,就是一些学术资源带有强烈的地理、历史、文化的印记,只有某一特定文化背景的学者,才能在研究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以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的史实为例:比较文学能够在19世纪的前期的法国率先兴起,是因为法国文学长期领导了欧洲文学的潮流,并对欧洲各国文学有广泛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这个问题,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上看,都是法国学者的优势,这方面的研究导致了以法、欧文学关系史研究为特色的欧洲比较文学及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诞生。对于中国学者的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得天独厚之优势的领域,更多地存在于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中。一方面,中国学者可以拥有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源的矿藏极为丰富,这类研究资源的形成与储藏,是由中国与东方各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史的积淀所决定的。由于历史上中国与周边的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关系,在其长度、广度、深度、密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了我们与遥远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遗留下来、积淀起来的学术资源,也大大多于中西历史文化关系领域。这类研究资源中包含着大量的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得天独厚的研究课题。它的发掘和利用,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学者的民族文化优势。 而且,中国的东方学、东方文学学科,虽在数量上缺乏规模,但在质量上却早已显示了一流的学术水平,为今后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准备了很高的学术起点。笔者曾在《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在与乐黛云先生合著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比较文学研究》等一系列学术史性质的著作中,对东方文学、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做了系统的研究评述,同时也将我国的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中西比较文学与东方比较文学做了一些比较分析。综观近百年来的学术史,学者辈出,但学术大师、学术泰斗级的人物有限,而在学术大师与泰斗式的人物中,从事东方学、东方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人却占了大半。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在前辈大学者中,许多是靠印度研究、东方学研究起家或成名的,如近代的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等,都是以学习梵语、研究中印关系而知名的。换言之,在学术史上,专门搞印度研究的虽然在数量上所占比例很小,但在学术上胜出的比例却非常高。历史学家周一良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并世学人当中,学识广博精深(非一般浮泛)而兼通中外(包括东方、西方)者,我最佩服的三位:就是季羡林、饶宗颐、王元化三位先生。”④众所周知,周先生所说的这三位学者中,季羡林和饶宗颐两位都是研究东方学为主的。再以比较文学学科为例,平心而论,在我国当代现年五、六十岁的中年学者中,著作最多、原创性最强、学风最扎实的头几位学者,似乎更多地出自东方文学与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例如以文学人类学研究而知名的叶舒宪先生,中日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严绍先生、王晓平先生等。东方文学出身、东方学、东方文学、东方比较文学领域的学术大家们,不仅给今后的东方文学研究确立了高水平的学术起点,也树立了学术上的楷模和榜样。 但是,东方文学学科要成为强势学科,光靠这些还不够,还要各方面做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 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大学的有关领导,在学术管理上的主要职责就是运用行政管理手段对学科加以宏观调控、合理布局。我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多属国家所有,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政府的导向作用尤其重大。过去我国的东方文学在大学教育体制中的弱势,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重视不够、支持不力有关。政府的有关部门要通过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防止大学中的学科本位主义及某一学科的畸形膨胀与发展,以确保各学科的协调均衡。因此郑重建议今后教育部在进行本科教育教学评估检查时,课程标准要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不只是看有没有“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也不能只看各个二级学科是否健全,更要看二级学科内部构成(三级学科)是否合理和健全。以中文系的“比较文学是世界文学”二级学科为例,重要的是要看这个二级学科中,东西方文学两部分是否齐全、有没有东方文学教师、基础课中是否设有东方文学课程等等。 同时,要使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不仅要有政府的支持推动,还需要全国同行们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成立于1983年的民间学术团体“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后改称“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 23年来开展了多种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今后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的东方文学要成为强势学科,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与文化课题,存在种种困难和难题。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优越论,在我国有着相当强大的历史惯性与深厚土壤, 99%的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年轻人对西方物质文化的崇尚与追慕、主流知识阶层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追慕,作为时代潮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难扭转。但是唯其如此,使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就更显示出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目前我国的东方文学的相对弱势,并非表现在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我国的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是突出的、高水平的,但问题是,只有为数寥寥的精英学者,还不能使一个学科成为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强势学科,精英学术也必须具有相当数量的受众,精英学术必须向下渗透、融入并影响主流社会,才能形成精英学术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因而,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扩大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如何通过学术研究与教学教育的手段,使东方文学进一步真正落实到我国的文学教育体制中,造就更多的关心东方文学、了解东方文学的年轻受众,使东方文学研究的成果为更多的人所关注,以便有助于扭转在我国的外来文化受众中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忽略东方的偏颇,有助于造就真正全面、而不是片面地对外开放的格局。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使中国的东方文学逐渐成为为更多的人所注目的强势学科,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①茅盾:《为发展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上海:《译文》, 1954年10~12月。 ②龚翰雄:《西方文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382~383页。 ③王向远:《从“外国文学史”到“中国翻译文学史”———一门课程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上海:《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第71页。④周一良:④周一良:《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