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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学界对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是否与总体大屠杀文学一样存在着“沉默”与“打破沉默”的问题争论不休，①但是他们对大屠杀文学在塑造以色列人民族身份和集体记忆过程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均表示认可，由此便引发了与文学表现和文学阐释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即究竟是拥有哪种身份的作家在从事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创作；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究竟以何种文化形象、模式和手段来描述、反映刚刚发生过的历史灾难，它在塑造民族身份与重建民族记忆的过程中又如何发挥作用，等等。本文试图通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的英雄主义特征，探讨这些问题。 “官方记忆”与“边缘记忆”：大屠杀英雄主义的双重意义 在以色列刚刚建国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不同身份的以色列人对大屠杀英雄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对于那些出生在以色列土地(巴勒斯坦地区)、或自幼移居到以色列土地并在其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本土以色列人来说，大屠杀英雄主义指的是大屠杀期间欧洲犹太人所发动的反对纳粹的武装反抗；但是，一些大屠杀的幸存者则把自己在苦难与屈辱中争取生存的行为也看成是英雄主义行动和另一种形式的反抗。②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塑造大屠杀集体意识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国家推重的“官方记忆”的基础，而争取生存的英雄主义则显然处于“官方记忆”有意忽视的边缘地带，是一种“边缘记忆”。③ 以色列在建国初年对大屠杀的记忆具有选择性，尤其注重强调以“华沙隔都起义”、④“游击队反抗”为代表的大屠杀中的英勇抗争。当时以色列既担心遭到周围阿拉伯世界的毁灭性回击，又要设法接纳并重新安置从欧洲涌入的数十万身心俱损的犹太难民，并通过教育、在田野中劳作等手段将他们塑造成新型以色列人，以适应犹太国家建设的需要，⑤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确信，犹太历史上所发生的可怕悲剧可以被当作力量之源，用以激励一个新兴国家奋发向上，以保证它今后能够在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围困中取得生存。⑥195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有关法令，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作为纪念大屠杀的国家机构。该馆坐落在赫茨尔山国家公墓旁，公墓里埋葬着民族领袖、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为以色列国家捐躯的士兵，其中包括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大屠杀期间为民族利益献身的女英雄汉娜·塞耐士。这一地理位置的确立表明了以色列人在20世纪50年代对待大屠杀问题的价值取向，即试图在大屠杀记忆与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之间建立联系。⑦1959年，以色列又规定将大屠杀纪念日定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日”(Yom Hashoah ve Hagevurah)。 由于国家记忆过于强调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反抗，本土以色列人因此非但未能对大屠杀幸存者的不幸遭际予以足够同情，反而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向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不理解，甚至怀疑大屠杀幸存者在战争期间的受难者身份，对幸存者如何活下来的经历心怀疑问。幸存者推重的争取生存的英雄主义，同主流的政治话语产生了距离，在公共场合没有立足之地。于是，多数幸存者为了新的生存需要，不得不有意遗忘过去。身为幸存者的作家阿佩费尔德(Aharon Appelfeld)曾经回忆说：“战后抵达以色列的最初岁月让人感到压抑，你的过去被否定，在铸造你的个性特征时不考虑你曾经经历了什么，你是谁……人的内在世界仿佛不存在。它缩成一团，沉浸在睡眠之中……存活下来并来到这里的人也带来了沉默。缄默无语地接受这样的现实：对有些事不要提起。对某些创伤不要触及。”⑧ 但1961年的“艾赫曼审判”⑨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以色列大屠杀“官方记忆”形态的基础。在审判中出庭的100多名证人，多数并不是隔都战士或游击队员，而是在恐惧和屈辱中幸存下来的普通犹太人。审判揭示了集体屠杀的恐怖，促使以色列年轻一代意识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并没有像以色列在“独立战争”⑩中那样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而是大量地被送进了焚尸炉。审判不仅使以色列人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了历史创伤，同时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建国期间以色列根据国家利益创造的英雄主义幻象，开始对大屠杀期间“所有形式的反抗”均是英雄行为的说法表示认同。(11) 但“边缘记忆”真正转化为“官方记忆”是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12)爆发之后。“赎罪日战争”的灾难对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均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以色列人虽然在战争中转败为胜，但深刻的身份危机意识让他们开始认同犹太人在大屠杀年代无力反抗的遭际。以色列教育官员、大屠杀纪念馆负责人伊扎克·阿拉德对大屠杀中的英雄主义重新作出解释：英雄主义并不仅指在隔都和死亡营里的反抗，不仅指东欧和巴尔干山脉的犹太游击队员和整个欧洲犹太地下战士的反击，而且也包括普通犹太人在隔都和死亡营的艰苦环境中，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日复一日地争取生存，为整个犹太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13)这样一来，英雄主义的双重意义在民族意识构成中均具有了合法性。 希伯来文学作为犹太集体意识的载体，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表现了大屠杀英雄主义的双重含义，但这个时期的文学表现及其接受显然显现出以色列国家在建国初年对大屠杀记忆的有意塑造。本土以色列作家并未亲历大屠杀，无法写出类似埃里·维塞尔的《夜》和普里默·列维的《生存在奥斯维辛》等那样经典性的回忆录；他们的创作以及一些出自前隔都起义领袖或游击队抵抗者之手的作品，都在有意接近以色列的“官方记忆”与集体期待，讴歌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而少数在纳粹集中营或战后临时难民营中受尽煎熬的受难者虽然在作品中讴歌幸存者力求生存的艰绝努力，但因为国家推崇抵抗的英雄主义，他们不仅成为本土以色列人眼中的“异物”，其作品所表现出的悲伤、对残暴与非人道的描写也缺乏幸存者之外的社会支持，甚至遭到误读。两种英雄主义遭受了不同的命运。本文拟选择当时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即本土作家阿哈龙·麦吉德(Aharon Megged)的剧本《汉娜·塞耐士》(Hanah Senesh，1958)(14)和幸存者作家卡-蔡特尼克135633(Ka-Tzetnik 135633)的长篇小说《玩偶屋》(Beit Ha Bubots，1959)(15)加以讨论，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阐述。 《汉娜·塞耐士》：集体期待的积极英雄主义 《汉娜·塞耐士》以大屠杀期间为拯救欧洲犹太人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女英雄汉娜·塞耐士的真实故事为原型创作写成。塞耐士是一位匈牙利籍犹太人，1921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之家，但由于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她移居巴勒斯坦，先就学于农业学校，而后到基布兹(以色列集体农场——笔者注)劳动，不久被基布兹选为青年先锋队成员，受到英军的特殊培训。40年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能够在英国军队里从事营救犹太人的特殊服务工作，塞耐士请命到欧洲为英国军队搜集情报，营救欧洲犹太人。不幸的是，她和另外几个伞兵在匈牙利刚一着陆便被俘虏。塞耐士在严刑逼供面前宁死不屈，被判处死刑，牺牲时年仅23岁。 将塞耐士这一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转化为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无疑带有以色列建国初期有意塑造积极英雄主义集体意识的痕迹。从历史上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理念出现在19世纪末期。从此，犹太人对“应许之地”的向往，逐渐从“明年在耶路撒冷”这一精神宣言转化为身体力行的移民行动。塞耐士从欧洲移居巴勒斯坦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20世纪初期东欧犹太青年共同经历的缩影。这些青年狂热追求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相信只有在祖辈居住过的土地上才可以找到未来。剧本中的塞耐士，认为自己身为犹太人，在匈牙利属于二等公民，而在巴勒斯坦却可以“高昂着头”，“自由自在地呼吸”，“无忧无虑地生活”。(16)塞耐士执著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并敢于为这种信仰献身，无疑代表着以本-古里安为首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的政治理想。树立塞耐士这个英雄形象，有助于教育国民，培养他们为国家利益献身的意识。对于一个内外交困的新建犹太国家来说，这种意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早在20世纪40年代，塞耐士曾经生活过的萨多特亚姆基布兹便举行集体仪式纪念这位女英雄，朗诵她的诗，歌唱她创作的词曲。1950年，塞耐士的遗骨被运回以色列，以色列为她举行了国葬。此后，许多作家和剧作家都把塞耐士的英雄事迹当作素材进行加工创作剧本，并在业余剧场、学校和青年运动中公演。以色列国家剧院哈比马更是专门在1957年举行创作塞耐士英雄戏剧的招标活动，以便在1958年以色列建国十周年之际举行纪念演出。(17)出自小说家兼剧作家麦吉德之手的《汉娜·塞耐士》在竞赛中胜出，被搬上了舞台。麦吉德1920年出生在波兰，六岁时随家人移居巴勒斯坦。他参加过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理论上说属于第一代本土以色列作家。麦吉德曾与塞耐士同住在一个基布兹，深为塞耐士的英雄事迹感到自豪。他希望通过塑造这个“坚强的犹太反抗者的形象”，“表现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进行过反抗的英雄主义精神”，“表达新一代犹太人的理想”。(18) 麦吉德把《汉娜·塞耐士》的戏剧场景主要置于1944年夏天布达佩斯的一座匈牙利监狱，集中描写塞耐士人生中的最后几天：执行营救任务失败并遭到逮捕的塞耐士被指控为英国搜集情报，背叛了她的匈牙利祖国，因而遭刑讯逼供，母亲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但她毫不屈服，拒绝接受劝降，在军事法庭慷慨陈词，痛斥纳粹无故屠杀犹太人、匈牙利政府助纣为虐的行径，最后凛然赴死。虽然剧本是应时之作，但麦吉德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比较注重展示塞耐士性格中的多层面特点。他在剧本中穿插进塞耐士童年时代在匈牙利的生活片段与在巴勒斯坦的活动，描绘了塞耐士从一个酷爱文学的少女成长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以色列土地上的拓荒者和先锋队战士的历程，也展示出塞耐士丰富的内心世界。尽管在审讯者面前表现得非常坚强，但是对母亲、对战友，塞耐士却流露出“我想活下去”的强烈愿望。 从执著于信仰到为信仰献身的过程，这一带有英雄仪式牺牲色彩的叙事模式，可以在希伯来语圣经文本中著名的“Aqedah”传统中找到原型。“Aqedah”传统即“以撒受缚”模式，指以色列先人亚伯拉罕(绑缚者)遵从上帝(命令者)之命，绑缚自己的爱子以撒(受缚者)，将之送上祭坛，又蒙神恩用羔羊(终极牺牲者)代子献祭的过程。这一牺牲仪式的叙事模式几乎贯穿整个希伯来文学。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当希伯来文学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后，上帝考验的角色渐趋弱化，其作用逐渐被历史责任感和犹太复国主义使命感代替。(19) 如果根据“以撒受缚”模式来考察剧中塞耐士为犹太复国主义使命献身的过程，不难看出塞耐士在这一牺牲仪式模式中承担着受缚者-牺牲者(以撒与献祭羔羊)的双重身份。但与“Aqedah”原型中角色的区别在于，塞耐士的献身是一种自我选择。她说服埃利亚胡等基布兹领导(20世纪4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化身，“Aqedah”模式中最高命令者的化身)，批准她与其他男性伞兵一起去营救欧洲的犹太人，最后慷慨赴死，从而使得古代纯粹的受缚-牺牲模式笼罩上一层当代英雄主义光环，为当代以色列人所崇尚，激发他们不断地拓写这一模式。当然，塞耐士在走向祭坛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求生愿望，这不免为仪式-牺牲模式本身蒙上了一层悲悯的色调。 作为本土以色列作家，麦吉德借助塞耐士这种热爱生命但选择死亡的举动来突出其英雄主义品性，突出其自我牺牲的伟大，表现出一种集体期待中的以色列土地上新希伯来人的英雄主义。塞耐士遭受审判时，匈牙利已经被德国占领，那里的犹太人被一批批运送进集中营。尽管塞耐士本人是匈牙利裔犹太人，但是她所担当的犹太复国主义使命淡化甚至抹去了她的外国身份，使她变成了本土以色列人勇气的象征。(20)在塞耐士看来，肉体死亡并非悲剧的结束，而是壮烈的牺牲。只要她能感动一些人，并使之奋起反抗，那么她就履行了使命。与之相反，她所要拯救的同胞，即匈牙利犹太人，则通过她的律师建议她采取权宜之计，交出敌方索要的密码，以保全自己生命，也使另外几百犹太人可以免遭死亡的厄运。对生与死的不同态度，表明了以色列新希伯来人和大流散犹太人迥然有别的价值观念。前者以英勇反抗为宗旨，后者以争取生存为目的，前者为戏剧主人公及其所代表的新一代以色列人首肯，后者则受到他们的蔑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娜·塞耐士》是在用符合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社会特质的话语来解释大屠杀英雄主义中反抗的含义，它无疑强化了犹太复国主义理念，有益于一个新国家争取新的生存，但是忽略了受难者的苦难及他们在强权面前争取生存的艰辛。 《玩偶屋》：争取生存的英雄主义 正如前文所示，以色列在1973年“独立战争”后逐渐承认：在隔都与集中营等极端环境里保持做人尊严，日复一日挣扎着生存下来，也不失为另一种英雄主义。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出自大流散幸存者之手的一些文学作品虽然已经触及这一主题，但当时尚未得到社会认可，甚至还遭到了误读。 卡-蔡特尼克135633是大流散幸存者之一，他的创作动机并不是要塑造英雄人物，而是要记录个人经历，悼念自己在大屠杀期间丧生的父母、弟妹和第一任妻子。卡-蔡特尼克135633这个看似怪异的名字，暗示出作家具有传奇性的人生和集中营见证人身份。卡-蔡特尼克135633原名耶海厄勒·芬纳，1917年出生在波兰。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他先是生活在隔都，后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获救后移居巴勒斯坦。与当时许多以色列人一样，他也更改了自己的姓名，把芬纳改为“迪努”，意思是“烈火的”。从恢复体力的那一刻起，他便开始书写自己、家人和民族的战时遭遇，创造了“萨拉芒德拉”(意为“火蛇”)长篇小说系列，反映二战之前欧洲犹太人的生活、战时的隔都和集中营生活，以及幸存者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疗治心理创伤、塑造新身份的经历，在犹太世界里有“犹太家族编年史”之称。在耶海厄勒本人看来，写下“萨拉芒德拉”的是那些叫卡-蔡特尼克的“被送进焚尸炉的人”：卡-蔡特尼克来自德文“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一词的缩写KZ，135633是作家自己臂上的集中营编号。他使用笔名是有意回避个人身份，而为曾经在集中营里集体匿名的整个受难者族群做代言人，为他们的苦难经历做见证笔录，并且通过展示普通人在集中营和隔都里保持做人尊严与争取生存的抗争，从文学角度对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含义提出一种新的理解。 《玩偶屋》是“萨拉芒德拉”系列小说的第二部作品。在这部小说中，卡-蔡特尼克通过对隔都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日常生活的细微描写，包括纳粹对犯人的性侵害，勾勒出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同时也表现了身陷囹圄的犹太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反抗迫害者的暴行，揭示生存和信仰的意义。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丹尼埃拉是个14岁的犹太少女，她在战争爆发之际不慎与一起郊游的同学走失，遭遇德国士兵，先被送进隔都的工厂，后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被迫进了玩偶屋。根据卡-蔡特尼克的描述，玩偶屋是奥斯维辛一个特殊营房，被强行做了绝育手术的犹太女子被迫在那里“接待”从前线回来的德国士兵。(21)在玩偶屋，姑娘们尽管能够吃上饱饭，不必像劳动部的女子那样忍饥挨饿、从事体力劳作，但忍受着更为令人发指的肉体与精神摧残；如果有德国士兵对她们提供的性服务表示不满，姑娘们就会收到一份罪责报告，收到三份罪责报告后就要被处死。 令人窒息的非人道环境不可能给丹尼埃拉这个柔弱的花季少女提供机会，使之像塞耐士或其他抵抗战士那样手持武器与敌人交锋。即便如此，丹尼埃拉仍然幻想持刀捅入侮辱自己的德国兵的身体，这种朦胧的复仇意识也曾导致她在玩偶屋进行被动的反抗。比如，尽管她深知要想满足德国人，就得吃东西，但她拒绝进食，在精神上保持对上帝的忠诚与坚贞。当发现让德国人“以血还血”的期待纯属无望时，她选择了逃跑这一带有象征意义的反抗方式，最后被德国卫兵打死。 丹尼埃拉在受难中进行微弱反抗、最后丧生，代表着大屠杀期间生活在隔都与集中营的众多犹太人的命运。正如哲学家阿多诺所说，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了死亡是一种纯然的哲学身份”，(22)在那里，反抗没有意义，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赋予生与死以意义。因此，奥斯维辛的反抗是精神性的。对于犹太人而言，这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精神性反抗，第一层含义就是要争取生存，坚持活下去，因为生命属于上帝，如果人们自愿走进德国人的火焰中，就是刽子手的帮凶。(23)通过争取个人生存来繁衍整个民族，以挫败希特勒企图消灭整个犹太民族的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为争取整个民族的生存而抗争，也是一种为近年来的犹太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所认可的英雄主义。不过，战争期间的犹太人或许难以把个人生存理解为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他们更多的则是在维护传统的宗教信仰。犹太教传统强调生命的圣洁，把自杀视为大罪。《塔木德》文献、《创世纪评注》、《布就筵席》中均提到自杀者不能像普通犹太人那样拥有体面的丧葬仪式。公元前一世纪，犹太人在反抗罗马人起义失败后退到马萨达，因不愿受辱而集体自杀。这种常人眼中的英雄主义壮举，在犹太思想史上曾引起无休止的争论。正因如此，《玩偶屋》中的主人公们在无法想象的恐怖与超常虐待中咬牙活下去才成为某种特殊的“壮举”，与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人普遍接受的反抗英雄主义理念形成反差。 不过，在大屠杀期间争取生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非所有形式的保全性命都可被视为争取生存的英雄主义。“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会像任何人那样想活下来，但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并非以牺牲人生意义为代价”，(24)这就涉及到争取生存的英雄主义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即保持做人形象与维护人的尊严。在隔都和集中营等极端状态下，犹太人所谓的维护做人尊严与恪守传统的宗教信仰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卡-蔡特尼克在《玩偶屋》中通过丹尼埃拉等诸多人物的心理活动与行为方式来传达价值与意义，表达作家对传统信仰的理解。《玩偶屋》中的丹尼埃拉在奥斯维辛始终珍藏着家人的照片，把对亲人的美好回忆当成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她关心别人，当其他人为争抢食品而争先恐后时，她把口粮送给饥饿难耐的难友。丹尼埃拉的哥哥哈里利用自己在劳动营里做医生的身份之便，偷偷给其他囚犯送食品，甚至敢于抗上，来保护一个受伤的犹太工人。传统的犹太信仰主张家庭是犹太社会生活的基础，(25)主张爱人如己，(26)主张热切渴望为孤立无援的人提供帮助。(27)因此，在极端状态下，父母之爱、兄妹之情、朋友互助这些平时看来十分普通的人类体验都具有了新的含义，像主人公这样保持善良、诚实、乐观、博爱、笃信上帝、珍惜生命等犹太信仰中所提倡的美德，就是在维护人类的道德准则与尊严。 但是，在集中营等极端环境下，坚守宗教信仰、带着尊严生存本身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话题。维护信仰还是背弃信仰、体面死去还是苟且偷生，令许多犹太作家包括卡-蔡特尼克本人都难以释解，不过，卡-蔡特尼克力图在文学表现中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他在作品中设定丹尼埃拉在身体遭受凌辱、精神饱经摧残的走投无路之际逃跑，并死于纳粹卫兵的枪口下，这无疑是在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中寻找一种调和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为主人公寻找到了彻底逃离现实苦难、摆脱非人道境况的一个途径。相反，丹尼埃拉的哥哥哈里则不堪巨大的外在恐怖与内在冲突，成为精神上束手待毙的行尸走肉。也就是说，哈里在生存中失去的尊严，让丹尼埃拉通过死亡而保存了下来。 带着尊严而死，源于中世纪以来欧洲犹太人的忠诚理念“为了上帝之名”(Kiddush ha-shem)。在宗教领域里，“为了上帝之名”“往往是对犹太人殉难做出的最常见阐释：殉难是听从和笃信上帝的终极行为；是对信仰的检验与呼应，是宗教英雄主义的极致。”(28)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曾根据中世纪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一个犹太人并非因为拒绝改宗、而仅仅因为身为犹太人而被杀，那么他就是烈士”的主张，把在大屠杀期间被杀的犹太人称为烈士。(29)由此可见，《玩偶屋》中所体现的大屠杀期间被动英雄主义的核心在于争取生存并保持做人尊严，一旦尊严丧失，肉体的生存便失去了意义，接受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徒然付出所有努力之后而维护信仰的宗教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文学的接受与修正 从以上对《汉娜·塞耐士》和《玩偶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出自经历了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的新希伯来人和经历了大屠杀的大流散犹太人之手的文本，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本土以色列人和大屠杀幸存者对大屠杀英雄主义的不同界定，由此展示出本土以色列人和大屠杀幸存者两个社会群体记忆过去的方式。 正如前文所讨论的，以色列建国初年，“官方记忆”只注重强调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反抗，反映这类主题的英雄主义文学，有意强化了民族过去的辉煌，并将之与时下在国家建设语境中确立新型的民族身份建立了某种象征性的联系，也因此成为符合国家利益的“合法文学”。麦吉德的《汉娜·塞耐士》采用完全适合以色列社会精神特质和政治需要的方式，塑造了一个犹太女英雄形象，是一个“在正确时间里上演的正确剧本”，(30)故而得到以色列观众毫无保留的接受，仅在1958年和1959年之交就上演了100多次，是其他同期剧本上演量的两倍，并且在后来的大屠杀纪念日前夜所有剧院关门之际破例公演，直到80年代才逐渐淡出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舞台。 接受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人在反大流散教育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念，即怀疑幸存者的受难者身份，将他们视为新建国家的耻辱。其结果使得本土以色列人难以认同大屠杀期间争取生存的英雄主义对延续犹太民族的意义，甚至连阅读卡-蔡特尼克等创作的大屠杀文学的目的与作者的期待大相径庭。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色列年轻人在阅读卡-蔡特尼克尤其是以《玩偶屋》为代表的反映集中营生活的早期几部作品时，多是想从被布朗大学欧麦尔·巴托夫教授命名为“性系列”(sexset)的集中营小说中享受到某种感官的刺激与快感。(31)此类集中营小说具备了以色列当时悄悄流行的所谓战俘集中营小说(Stalags)，即由匿名作家创作的反映看守与囚犯性关系的色情文学的某些特征。对于出生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在一个依然纯净和封闭的社会里，卡-蔡特尼克是唯一反映性兴奋和施虐内容文学的合法源泉，结果，他们脑海里的大屠杀不知怎么变成了既令人生厌又引人入胜的色情形象。(32) 造成误读的原因首先来自经历了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具有优越感的本土以色列人之间的价值差异与心理距离。身为大屠杀幸存者，卡-蔡特尼克对暴行和受难者的描述容易使拥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产生共鸣；而对于刚刚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本土以色列人来言，大屠杀期间数百万人羔羊般走向屠宰场是令人难解的耻辱，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带着同情和理解去阅读幸存者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作品。其次，误读的原因来自用编年史、小说或个人传记等文学类型表现大屠杀的手段和读者期待之间的落差。198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作家维塞尔曾经说过：“描写玛伊达奈克的小说，既不是小说，写的也不是玛伊达奈克。”(33)显然，维塞尔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对非纪实的虚构文类能否陈述事实表示怀疑，也表现出作家在表达难以想象的历史体验时所面临的挑战。每一位作家如何深入挖掘人物并使其达到象征水准，确实会影响读者的接受程度。卡-蔡特尼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奇巧的构思与创作设计，而是以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将读者带到恐怖与非人道世界的中央，通过描述人物之间的关系与日常生活来表现普通犹太人怎样在日常苦难中生存，令读者沉浸在阅读故事的真实感受之中，并难免对一些离奇或引发色情联想的内容更感兴趣，而难以像阅读格罗斯曼《参见：爱》(See Under：Love)等用象征及荒诞手法描写集中营情状、用密集意象来想象集体受难环境的作品那样与历史拉开距离并“看到日常生活里看不到的东西”，更不用说站在一个更高点上去深入反思已经发生的历史了。 文学既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产品，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促成因素，这是因为文学具有强大的感染与知性诉求力量，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作用。(34)以色列建国后，教育部把大屠杀小说列为青年人的必读书目，辅助青年一代了解历史创伤。因为希伯来文学一直具有载道色彩，大屠杀文学也具有介入意识形态论争并教育读者的功能，(35)阅读大屠杀文学作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欣赏活动，而是以色列读者了解和认知大屠杀历史的重要途径。这样，以色列读者在接受英雄主义文学时出现的偏差，会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对大屠杀历史的误解与歪曲。 卡-蔡特尼克在1961年艾赫曼审判的见证席上被问及为何他的书不署真名时，昏倒在地，披露了自己大屠杀幸存者的真实身份。这一事件标志着以色列记忆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点。对大屠杀恐怖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当本土以色列人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意识到犹太民族将再次面临毁灭的危险时，开始认同大屠杀幸存者的遭遇，并把大屠杀当成以色列历史的组成部分，把大屠杀幸存者创造的争取生存的叙述，当成主流民族叙事的构成因素，在大流散体验与以色列国家建设之间建立了关联。之后，以色列读者对《玩偶屋》的接受，开始关注受难者的不幸和自身强大的重要。1967年“六日战争”(36)之后出版的《玩偶屋》，便在结尾处加进了一位以色列士兵在牺牲前不久写给女友的一段话：“我刚刚读完卡-蔡特尼克的《玩偶屋》”，“我感到从恐怖与无助中，涌起一股想强大起来的巨大力量……我们要是强大起来了！强大而自豪的犹太人！就将永远不会再次被送去屠宰……”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只是在反映历史，而真正的读者则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重新解析与建构历史。 从对希伯来语大屠杀英雄主义的含义和英雄主义文学的探讨中也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记忆随民族身份的演变而表现出一种不确定，在塑造大屠杀记忆过程中的理解、认知、公众化、政治化、再现、误现、再理解、再认知等一系列活动，也折射出以色列人自建国以来身份的不确定。正如著名犹太历史学家汤姆·萨吉夫所说，“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痛苦面对，就像卡-蔡特尼克的故事一样，是不确定的身份的故事。对大屠杀和大屠杀意义的理解随以色列人自我意识的改变而发生变迁。”(37)对民族身份的塑造始终会受到时下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要求让民族过去的记忆符合时下的需要，服务于时下的民族建设进程。出自本土以色列人和大屠杀幸存者之手的希伯来语大屠杀英雄主义文学既折射出这一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改善并修复着这个过程中的某个环节。读者在接受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认同、误读与再理解，也反映出以色列国家的集体记忆与民族身份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 注释： ①多数批评家认为，以色列的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由于受到以色列建国后国家话语霸权的影响，在建国初期的声音微乎其微，且文学表现手法单一，直到60年代初期“艾赫曼审判”才发生转机，从此作家对历史的解释逐渐走向多元，到80年代末全面冲破禁忌，创作出世界文学中一流的经典作品。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阿兰·民茨、吉拉德·莫拉格，以色列学者格尔绍恩·谢克德等；而历史学家汉娜·亚布朗卡、文学批评家丹·拉奥等学者却认为，大屠杀一直是困扰以色列作家的一个话题，二战尚未结束，作家们便开始以大屠杀为题材进行创作。 ②Hanna Yablonka,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Israel after the War,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9, p. 55. ③“官方记忆”这一术语，出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91页。 ④隔都(ghetto)原指犹太人在欧洲的居住区。二战期间，德国人下令在波兰等地建立一批隔都，对犹太人进行封锁与看管。建于1941年的华沙隔都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隔都。1943年1月，华沙隔都里的犹太人用走私来的武器朝德国人开火，试图阻止德国人把隔都里的犹太人运进死亡营。德国士兵退却了。这一小小的胜利鼓舞着隔都犹太人酝酿进一步的反抗。1943年4月，当德国士兵和警察再次准备运走那里的犹太人时，700多名犹太战士奋起反抗，这便是犹太历史上著名的华沙隔都起义。起义持续了近一月，最后被德国人镇压。5万多犹太人被俘虏，数千人被杀，余者被送往死亡营或劳动营。 ⑤这一问题涉及到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以色列文化与大流散文化的冲突问题。本土以色列人一向认为自己是迦南之子，大地之盐，有别于大流散时期逆来顺受、软弱无力的犹太人。笔者在《读书》2007年第7期发表《旧式犹太人，新型希伯来人》一文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⑥关于本-古里安对大屠杀的态度，参见Shabtai Teveth, Ben-Gurion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96, p. xli。 ⑦关于大屠杀纪念馆地理位置确立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见James Young, Texture of Mem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50。 ⑧(20)参见Gulie Ne'eman Arad, "The Shoah as Israeli's Political Trope," in Deborah Dash Moore & S. Ilan Troen, Divergent Jewish Cultur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94, p. 194。 ⑨艾赫曼在二战期间是负责组织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中心人物之一，二战结束时逃到阿根廷，从此更名换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靠做工为生。1960年，以色列特工人员将艾赫曼逮捕并悄悄押解到以色列。1961年2月以色列法院对艾赫曼进行公开审判，同年12月艾赫曼被判处死刑，1962年5月31日被执行绞刑。 ⑩以色列所说的“独立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5月，阿拉伯联盟在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二天对以宣战，战争历时15个月。阿拉伯联盟初战告捷，但以色列取得了最后胜利并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部分领土，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 (11)参见Israel Studies，Fall 2003，p.4。 (12)“赎罪日战争”指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等国家在犹太人斋戒日那天向以色列发动战争，试图收复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丧失的领土。埃及、叙利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下赢得了战争初期的胜利，但以色列最终在美国的支持下反败为胜。这场战争给阿以双方均带来惨重的损失。 (13)参见Yizhak Arad, "Dedication of the Pillar of Heroism on Harzikaron," in Yad Vashem News 5(1974): p. 19。 (14)Aharon Megged, Hanna Senesh, Michael Taub, trans., in Israeli Holocaust Dram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希伯来文首版问世于1958年。 (15)Ka-Tzetnik 135633, Beit Ha-Bubot (House of Dolls), Dvir, 1953. (16)Aharon Megged, Hanna Senesh, p. 120. (17)(30)Dan Laor, "Theat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oah: image and counter-image," in Claude Schumacher ed., Staging the Holocaust: Shoah in Drama and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6-97, p. 100. (18)笔者在2004年6月对麦吉德的访谈。 (19)Ruth Kartun-Blum, Profane Scriptures: Reflections on the Dialogue with the Bible in Modern Hebrew Poetry, Cincinnati (Ohio): Hebrew Union College, 1999, pp. 19-21. (21)尽管近年来许多犹太历史学家并不否认集中营里发生过多起性侵犯行为，但他们认为玩偶屋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这在逻辑上不符合希特勒施行的种族纯化政策；但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如今确实保留着一排营房，窗子用黑布紧紧遮盖着，不公开对外开放，那里曾经是德国医生用犹太女子做妇科医疗试验的地方，战时的一些德国医生已经就此写过证词。笔者在此无意过多谈论玩偶屋是否是一种历史存在以及大屠杀和文学想象的关系，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弱者在强势逼迫下所负载的精神与道德冲突，探讨大屠杀幸存者所表现的生存英雄主义。 (22)Theodor W. 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Shierry Weber Nocholsen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Vol. 2, pp. 76-94. (23)卡-蔡特尼克曾经在自己的另一部描写儿童性侵害的小说《暴行》(Kar'u Lo Piepel，1961)中有过类似的表述。 (24)Eliezer Berkovits, With God in Hell: Judaism in the Ghettos and Deathcamps, New York, London: Sanhedrin Press, 1979, p. 96. (25)(27)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傅有德校，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0，250页。 (26)《圣经·利未记》19：18。 (28)Steven T. Katz, Post-Holocaust Dialogue: Critical Studi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 New York &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64. (29)(37)Tom Segev, The Seventh Million: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Haim Watzman trans., New York: Hanry Holt and Company, 1991, p. 424, p. 11. (31)(32)Omer Bartov, "Kitsch and Sadism in Ka-Tzetnik's Other Planet: Israeli Youth Imagine the Holocaust," in Jewish Social Studies 3, 2(1997), p. 42, pp. 49-59. (33)Elie Wiesel, "Does the Holocaust Lie Beyond the Reach of Art?" in Irving Abrahamson ed. , Against Silence: The Voice and Vision of Elie Wiesel, New York: Holocaust Library, 1985, Vol. 2, p. 126. (34)Pericles Lewis, Moder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Nov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1. (35)Yael Zerubavel, Recovered Roo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Israeli National Tradition,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ogo Press, 1995, p. 83. (36)“六日战争”指第二次中东战争。1967年6月5日，以色列为削弱阿拉伯联盟的力量，相继空袭埃及、约旦和叙利亚，阿拉伯国家奋起反击。战争持续了六天，最后以色列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 作者：钟志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