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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静 特莉·夏沃，美国一位在病床上躺了15年的女植物人，在2005年初，因她口中的那根进食管是否该拔掉，而牵动了无数美国人的心。她的生与死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讨论，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琼·迪迪恩（Joan Didion，1934－）也参与到这场辩争中，她于6月9日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题为《特莉·夏沃事件》的评论文章。她用冷静的语气抽丝剥茧般详细地叙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但是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迪迪恩却言辞激烈，毫不掩饰她对那些试图找出种种理由拔掉特莉·夏沃进食管的人的厌恶之情。迪迪恩何以会对此事件有着如此强烈地、如此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反应？她在2005年新出版的散文集《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或许能提供解答。 现年72岁的琼·迪迪恩生于美国加州，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是5本小说和7本非小说类作品的作者。她曾当过记者、杂志编辑和编剧，其散文风格独树一帜，《纽约时报》曾有如此评价：“迪迪恩在英语散文方面的成就无人能及，她的文章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语言精致而准确到位、语气冷静而不动声色、观点独到而充满主观色彩。”正如迪迪恩的很多观点一样，她的作品也不太容易被界定和归类，这或许与她个人的丰富经历有关。自1953年起，迪迪恩为《时尚》杂志做了7年编辑，她的第一本小说《河流奔涌》（Run, River， 1963）就是出自这一时期。1964年迪迪恩开始与丈夫约翰·格里高利·邓恩一起为好莱坞编写剧本。在此期间，迪迪恩还为《国家评论》杂志撰写书评和影评，并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顺其自然》 (Play It As It Lays，1970)。在七十年代，迪迪恩的小说和散文创作齐头并进，收获颇丰，也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坛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杂文集《白色影集》（The White Album，1978）和小说《祈祷书》（A Book of Common Prayer，1977）。进入八九十年代后，迪迪恩的创作以非小说类作品为主，并且逐渐从书评、影评转向社会评论和不同地域的文化评论。迪迪恩脚踏实地，不仅关注自己家乡加州的民生百态，对女性解放的一些误区也有敏锐的洞察。她先后出版了文集《萨尔瓦多》（Salvador，1983），《迈阿密》（Miami，1987），《亨利之后》（After Henry，1992）和《政治小说》（Political Fictions，2001），以及小说《他最不想要的东西》（The Last Thing He Wanted，1996）。与其他时评家不同的是，迪迪恩充分运用了她细腻的笔法，通过对政治事件中的人物进行细节剖析来使真相呈现在大众面前。用迪迪恩的话来说：“我只是把戏剧批评的一些方法运用到了这里，有时可以想象政治只不过是表演事业的一部分而已，政治家们就像演员一样念着各自的台词。政治行为充斥着公开演讲和表面形象，而真正重要的行政能力和日常工作反而往往被忽略了。” 但是2003年12月中接连发生的两场变故——女儿圣诞夜突发肺炎住院昏迷、丈夫5天后因心脏病发作猝死家中——在瞬间便改变了迪迪恩的生活，也催生了她的《奇想之年》。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迪迪恩和丈夫共同走过的40年岁月的点点滴滴。记载了他们从洛杉矶到纽约、从美国西岸到东岸的几次搬迁，记载了他们共同的写作生活，以及为搜集写作素材而游走世界的经历。在书的一开头，迪迪恩回忆起一位大学教授谈论英国诗人沃尔特·萨维奇·兰多写于1806年悼念亡妻的诗歌《罗丝·埃尔默》。这位教授很欣赏诗的最后两行所包含的“坚强而甜蜜的智慧”。这两行诗句是这样写的：“充满回忆与叹息的夜晚/我都奉献给你”。正是这两行诗句、这种“坚强而甜蜜的智慧”使迪迪恩鼓起勇气面对丈夫去世以后的种种困难，并将其一一记录下来。 在《奇想之年》中，迪迪恩将许多不同的素材拼贴在了一起：残缺的诗歌、痛苦的回忆、冰冷的医学术语、身体某部分的名称、曾经做过的噩梦以及对于精神濒临崩溃的状态的描述等等。通过这些拼贴组合，迪迪恩诉说着她是如何度过这噩梦般的每一个日子： 那些痛失亲人的人仿佛觉得自己是透明的，没人看得到自己。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完全是个隐形人，因为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已经消失了。我仿佛已经跨越了传说之中隔开生死的那条河流，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那些也是饱受丧亲之痛的人才可以互相看得见对方。我似乎第一次理解了在印度妻子为死去的丈夫自焚殉葬的风俗。那些寡妇并不是因为悲伤才把自己投入熊熊燃烧的柴火堆，而是因为那火堆代表着悲伤要将她们带去的那个世界...... 在书中我们还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对比。一方面迪迪恩使用冰冷直白的医学术语来描述她所经历的一切：呼吸机、抗凝血剂、导尿管、瞳孔放大、脑死亡等等，她完全不用任何隐讳的词语来对这段经历进行遮掩。另一方面，迪迪恩又在书中大量引用文学作品，她提到莎士比亚、菲利普·艾瑞斯、威廉·斯泰伦、弗洛伊德、W.H.奥登、E.E.卡明斯、马修·阿诺德、D.H.劳伦斯、德尔莫·舒瓦茨、迪伦·托马斯，甚至欧里庇得斯等等。从这些文学作品当中，迪迪恩不仅寻求着精神上的慰藉，也找到了观察和倾听自己内心的力量。她在书中写道：“婚姻不仅仅是时间过程，恰恰相反的是，婚姻往往使人忽略了时间。40年里我看到的都是邓恩眼中的自己，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容颜一天天慢慢老去。”她在书中告诉我们，正是在日常的婚姻生活中，在布置餐桌、点亮蜡烛、生起壁炉、清理毛巾等等杂务当中，她找到了一种平衡，一种能够消除她自小对这个混乱的、支离破碎的世界的恐惧。正如书中所引用的艾略特《荒原》中的诗句所说的：“我用这些片断来支撑我的断壁残垣。” 相比其以前的作品，迪迪恩的《奇想之年》显得“更加直接和原汁原味”。这是因为这本书实际上脱胎于她在夫亡女病期间所作的医疗笔记。“整个过程其实并不是我有意去创作的，而是只要我坐下来就不由自主地记录下脑子里所想到的事情。”迪迪恩回忆道：“我意识到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一次次地复述它，不断让新的细节补充进来，因为它们本来就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 与一些怀念亲人的作品不同的是，虽然《奇想之年》充满温情与哀思地回顾了迪迪恩与邓恩携手走过的40载岁月，却没有过度沉湎于悲伤与痛苦之中，而是以看似平静、干净利落又不失温腕婉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个让读者为之动容的“奇想之年”。书中的“奇想”主要游走于作者用独特的语言风格构建起来的两个世界之中：一方面是隐藏于作者内心的，由于对逝者的依恋而产生的某些神秘主义的“奇想”（这让我们想起了杨绛先生追忆丈夫女儿的《我们仨》）。比如认为只有自己留在这个城市里，逝者回来才能找到家门；又或者一直保留着丈夫的鞋子因为也许他回来还用得着；死去的海鸥以及未来得及删除的邮件都有可能是他某天要回来的迹象；甚至觉得发出讣告是对于死者的一种背叛等等。就如迪迪恩在书中提到的，一位母亲在伊拉克战争中失去了自己19岁的儿子，而她坚信只要自己不让穿着军装的传信人走进家门，这个消息就永远也不会变成真的。迪迪恩同样也处于无法相信亲人逝去的奇想之中。另一方面，同样隐晦而令人充满“奇想”的是来自于社会和亲友的反应。迪迪恩在书中把亲人逝去以后周遭世界的语言和行为以及自己对其产生的思考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当身边的亲友得知你罹患不治之症或者痛失亲人时，他们总是会想出关于某某人的同样病症也顺利治好了，或者某某草药对这病症有着奇效等等美丽的谎言来安慰你。他们不知道这些程式化的陈词滥调，其实是把当事者放在了一个虚伪的、必须接受同情的位置上，这种逃避现实的奇思异想，反而会给当事者带来某种程度的伤害。 在这本书中，迪迪恩比较少提到当时还在医院中处于昏迷状态的女儿昆塔娜。也许在《特莉·夏沃事件》的评论当中，迪迪恩对于夏沃父母极力想保住女儿已经没有意识的生命的举动的同情与支持、对编织种种理由想方设法拔掉进食管的那一方的憎恶，就包含了她对于处在类似状态下的女儿的心疼与不舍。不幸的是，就在《奇想之年》出版前夕，昆塔娜也在医院病逝，迪迪恩平静地接受了又一次打击，并且表示不会为此修改书的内容。 《奇想之年》出版后，迪迪恩以其真挚的情感、坦诚的笔调、深切的语言赢得了读者的心，让人们重新思考着自己的生命和存在对于亲人的意义。该书多次占据了亚马逊和《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榜首，继而众望所归地获得了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失去至亲之痛和获得权威文学奖项之喜都来得如此突然，对于迪迪恩来说，过去的一年的确是个“奇想之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博士生，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责任编辑：胡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