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娥 苏格兰文学中女性的力量似乎越来越不容忽视:《哈里·波特》的作者J.K罗琳以及阿里·史密斯(Ali Smith)、希拉里·斯珀林(Hilary Spurling)等作家,已经走出苏格兰,在世界文坛中站稳了脚跟。而近年来,另一名女性作家也正在渐渐走入世人的目光,她就是贾尼斯·加洛韦(Janice Galloway)。 贾尼斯·加洛韦于1955年生于苏格兰的艾尔夏,父母均为普通工人。在加洛韦的记忆中,父亲经常酗酒,脾气古怪,极其情绪化。加洛韦四岁父母离异,六岁父亲去世,母亲只能靠打零工及微薄的救济金抚养孩子。 在校求学期间,加洛韦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生,同时显示出对音乐的强烈爱好。她积极参加学校的乐队及合唱团,后在中学音乐老师的鼓励扶持下,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深造音乐及语言学。大学期间,出于对新环境无法尽快适应以及其他原因,加洛韦休学一年。大学毕业后的10年中,加洛韦曾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并自此开始笔耕不辍。后来,加洛韦重回格拉斯哥大学,参加作家培训班的学习。 自从跨入写作的大门,加洛韦便作品不断,且获奖无数。加洛韦的作品触及苏格兰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其遗毒,通过语言这一载体,她发起了对社会偏见的挑战,大力倡导思想行为的解放和独立。她的语言热情洋溢、行文恣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像一位画家,描绘着一片介于内心世界与外部声音之间、内心风景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土地。在她的小说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她的不安、躁动及绝望。 加洛韦第一部得到认可的小说《继续活着》(The Trick is to Keep Breathing, 1989),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27岁的女教师乔伊(Joy)的内心世界。加洛韦给主人公起名“Joy”意味深长而又不无讽刺。作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员,乔伊有自己的烦恼和忧虑:工作不称心,爱人的意外溺死更让她备受打击。然而,乔伊却拼命挣扎,不肯就此放弃生的权力。她试图找到让自己继续活下去的法宝。小说中弥漫着无尽的痛苦和深刻的哲理,但又不无温暖和鼓舞,而悲伤绝望之时的讽刺和智慧或许便是乔伊的救命稻草。随着小说的成功出版,加洛韦一跃而进入苏格兰文学的主流。该小说出版后获得好评和多种奖项,小说后被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在英国及加拿大久演不衰。 加洛韦的第二部小说《异域风情》(Foreign Parts, 1994)讲述了两个三十多岁的苏格兰单身女子卡西(Cassie)和洛娜(Rona)驾车穿越法国北部的假日之旅,并由此转化为对男女之间以及女性之间友谊和关系的刻薄而又不失幽默的探讨。两人性格各异:卡西快人快语、愤世嫉俗,而洛娜细致耐心、为人稳重,但两人都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在世人眼里,她们都是被孤独寂寞纠缠的“老处女”。因此,她们极力挑战传统观念,认为女人不需要男人来帮助自己获得生命的完整性,她们认为:可以喜欢男人,但不要太爱他们。在一系列的旅途冒险中,她们一次次地徘徊于这种两难境地中,思索着,讨论着。对于严肃的话题,加洛韦的视角像X光,穿透一切,充满睿智,但作品读来却毫不沉重乏味,而是轻松幽默。 除长篇小说外,加洛韦还著有两部短篇小说集:《血》(Blood, 1991)和《找到之处》(Where You Find It, 1996),前者的背景主要在苏格兰,故事中夹杂着希望与绝望、黑暗与光明;后者为爱情故事集,褪却了爱情的浪漫光环,着力描写现实中的爱情:爱情的困惑、爱情的阴影以及爱情的尴尬与无奈。这些作品出版后同样好评如潮,揽括诸多奖项。 1999年加洛韦成为英国图书馆研究员,后与作曲家萨利·比米什(Sally Beamish)合作,创作了歌剧《怪杰》(Monster)。该剧取材于玛莉·雪莱的生平故事,于2002年春在格拉斯哥搬上舞台。同年,她的新作《克拉拉》(Clara)面世。 《克拉拉》一经出版,立刻赢得赞誉一片。《纽约时报》撰文称:(该小说中)“可找到自《罗密欧与朱丽叶》以来对爱情最伟大的描写”;《波士顿先驱报》称:(该小说是)“对处于白热化创作欲望中两个灵魂密友的准确刻画”。《克拉拉》描写了19世纪音乐家克拉拉·舒曼的一生。克拉拉为19世纪著名钢琴演奏家、作曲家,但从克拉拉·韦克成为克拉拉·舒曼之后,她除了频繁的音乐巡回演出之外,还必须照看患精神疾病的丈夫、养育8个孩子。克拉拉的身上有太多的故事:克拉拉生活在父亲阴影下的童年时代、与罗伯特·舒曼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在女儿、母亲、妻子以及艺术家等多重角色中的挣扎和平衡,还有与丈夫罗伯特在个人生活及艺术追求等方面的种种冲突和矛盾。 《克拉拉》历时六年终于完成。动笔之前,加洛韦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她从有关舒曼夫妇的各种纪录以及他们留下的一些材料入手,查阅了大量信件、日记、照片以及各种家庭纪录材料,从中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如何来管理家庭、如何支配钱财等等。克拉拉与罗伯特·舒曼曲折的爱情故事同他们的音乐一样充满了浪漫传奇色彩,但加洛韦却将小说的基调定于如实刻画的基础上,并没有太多浪漫情感或激情的渲染。加洛韦感兴趣的并非这对天才夫妇的辉煌成就,而是要把他们当作普通人,展现他们的普通生活以及日常工作。加洛韦在小说中成功刻画了克拉拉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父亲是典型的封建家长,说一不二;丈夫遭受严重的心理疾病折磨;而克拉拉作为一个女儿、艺术家、最后是妻子和母亲也有种种无奈和困惑。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大量的生活细节,而这些细节为我们制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为此,加洛韦当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她研究当时的衣饰特点、饮食起居,德国人的交流方式、巡回演出场面以及当时城市的外貌等等,可谓事无巨细,面面皆到。加洛韦在这些阅读、观察和研究中,一遍遍揣摩女主人公的心理历程。在加洛韦看来,最为艰难的并非这些准备工作,而是如何将这些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那些天才艺术家们的生活几乎尽人皆知,却大都又以讹传讹,在人们眼中,天才的作品都是来自那些不食人间烟火、远离市井生活的人。而加洛韦所关注的,就是要把这些天才还原成凡夫俗子,保留他们身上的“世俗”面,抛开其丰功伟绩,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丈夫阴影之中而又要养育子女的天才女性。 《克拉拉》从女主人公克拉拉的视角出发,审视周围的世界。但加洛韦认为,这样做并非是“女权主义”思想作怪(实际上,在多次访谈中加洛韦公开表示,不愿被戴上“女权主义者”的帽子),也绝非“偏袒”。加洛韦认为,既然要写克拉拉的故事,那么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将其置于叙事中心,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这在苏格兰文学传统中还不太多见,但绝非作者的有意偏袒,而是根据需要选择叙事视角的问题。在加洛韦看来,要想忠实地刻画人物,唯一的途径,就是要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体会她们的情感,对于一本耗时六年完成的小说,她更需要这种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同身受的境界。 《克拉拉》是一部小说,而非传记,但主人公却又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如果说,对于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作者有更多自由塑造空间的话,那么在《克拉拉》这部小说中,加洛韦更像是在填补一个已经存在的构架:真实中有虚构,而虚构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 加洛韦的作品代表了苏格兰后现代主义文风,她以一种反讽以及特有的幽默感描绘资本主义后期苏格兰的都市风情,一反苏格兰文学的传统,将目光聚焦于苏格兰工人阶层中的女性,传递着她们的声音。然而,加洛韦并没有将其小说的主题和背景局限于“苏格兰式”的框架之下。她的第一部小说《继续活着》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某个苏格兰小镇,但第二部小说《异域风情》中,加洛韦却描写了两个苏格兰女人在法国北部的冒险故事,而第三部小说《克拉拉》的出版则标志着加洛韦的兴趣已经跳出苏格兰,放眼欧洲,甚而整个世界。 加洛韦的写作风格清晰明了,有评论家曾称其作品为“有形文本”(physical texts)。比如在《继续活着》中,主人公打开一听蔬菜罐头时,读者仿佛能感觉到那浓厚的汤汁,同时能听到声音、嗅到气味、看见色彩。在写作中用文字调动读者的感官反应是加洛韦在表达特定人物感受时特意追求的效果,她认为这样的感官刺激能够使读者身临其境,并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使人物刻画更真实可信。 加洛韦现居于格拉斯哥,其创作仍然保持非常活跃的势头。在筹备新小说的同时,加洛韦还尝试异于传统的创作形式。她一度与雕塑家安妮·贝文合作办过融文字、雕塑和其他视觉形象为一体的展览,探索产科历史中医药器械的发展,旨在唤起人们对于生命的思考和珍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胡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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