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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散文的笔法，采用时空融合的结构方式，选择曲阜古城具有代表性的“三孔”等历史名胜古迹和文化意象，描绘出了泰山之阳、泗水之滨的霁月风光以及孔子故里、东方圣地的历史风貌。同时，通过对景观移步换形的真切描述以及典籍史料的鉴别梳理，尤其是对鲁地风土人情的深度开掘，全方位展现了文化发祥地人类经典文化遗产的意象之美、古韵之美，深层次地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渊薮之地的厚重历史内蕴，即那些经过数千年沉积依然潜存于建筑结构、碑碣纹缕、眼神笑意中的历史与生命真谛和那些掩埋于历史尘埃依然活化于优雅礼仪、仁爱道德、终极信仰中的普世与永恒真理。 一 曲阜游孔庙需要从南面的神道走起，如此味道会更浓。 转身折下东西向横着的327国道，面朝北方，深深吸一口气，然后抛却熙攘的人流和匆匆的脚步，还有世俗的喧嚣和繁华，踩着神道中间那条石板路，一步步朝着静穆、古意走去，原本躁动的心会随着脚步渐渐地沉下来。远处城墙做背景，两边数百年古松树做映衬，一条甬道伸进城门，景色氛围古雅而幽深，不觉间便有了另一种人生之旅的感觉。 据曲阜史籍《古城舆图》记载，当年孔庙神道南端并没有东西向的327国道，就是正南正北一条并不太宽的黄土路，从孔庙大门向南伸展，穿过色彩幽深的庄稼地，一直通到风景迤逦的沂水河边。民间传说，这是讲究建庙依山傍水的缘故，前面通向沂河，就有了水的意思。对此，我更愿意相信，它是古代庙宇建筑中一种专门的文化设置。因为“神道”，顾名思义，就是通向神灵的甬道，或者说走进神灵的甬道，用一条不太长的古道，将逢年过节回庙享祭的祖先灵魂引向庙宇。自然，也是提示前来观庙的人们，前面将见到一座神圣的祖先庙宇，在那里供奉着一个高高在上、令你不能不敬畏的神灵。就连路两旁的那些古老松柏都如此肃穆，你不能不生出崇高的敬意。 所以，神道的设置，绝对是观庙不可或缺的氛围渲染和心理暗示方式，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心态净化和意趣提升过程，惟其如此，才能让人以敬与静的纯真心态走进圣庙。古人说得好，观圣境惟有“敬”，方能入其质里，得其高致。尤其是拜谒孔庙，只有心静如水，抛却世俗的缠绕，才能走近孔夫子性命的崇高意趣，才能观赏到历史深处的大美意境，也才能够取得心领神会的高远效果。《曲阜县志》上那些拜谒孔庙的诗句可以为此作证。虽然大多质木无文，但绝对写得真实，在孔庙前面人们一般不会打诳语，他们起笔往往从神道开始，从一株株枯朽老衰的松柏写起，所谓“老桧曾沾周雨露，断碑尤是汉文章”云云，可以确信，当年人们进庙拜谒，许多人就是这样沿着神道，一路小心翼翼前行，一点点地走进了历史更深处。 想象他们一定是在庄重中起步，然后弓着腰蠕蠕而行，脚下踩着路上斑驳的疏影，随着沉缓的脚步，一点一滴地洗却了心头的繁杂与浮躁，消解了情怀的激荡与愤然，最终将自己净化为精神上的处子，一个通体的朝拜者，内心酝酿出了无以言说的敬仰情怀，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语）。在这样的心态下，随着悠然古乐和凛然松树的导引，走进森森古庙，领略儒道的原质深味，接受圣贤的超度洗礼，捧着自己的灵魂，从现实走进远古，从肤浅走进深致。 因为如此，在神道的北端，前人专门建有一座危乎高哉的“万仞宫墙”，并且制造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你站在神道的南端，便会发现万仞宫墙的城门并非与其直直相对，大门稍稍有点偏东；如果你一路走进去，真正到了神道的北头，会发现其实神道与城门以及孔庙中路正南正北地相对。一直以来，人们不理解此种构成的原理，我想，这也许就是孔庙神道的独具匠心的设置，不论你心灵在何处，不论你情意如何偏斜，你走完了这一条悠长的神道，也就扶正端直了自己，沿着神道走进去，你就会找到真正的方向。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世界上更多宗教庙宇，它们大多都有这样的设置。比如西方的麦加之路，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培育酝酿情怀意识的必备过程设置；还有高原上的藏传佛教，那些从老远的地方长跪到布达拉宫朝拜的藏民，甚至可以经历数月，一步一磕头，一路走来，不仅心底变得端正无邪，最终眼睛都变得清澈见底；还有那些藏在深山的道观和佛寺，它们无不在进入山门之前，让人先转一通曲折的山路，然后以超脱的心愿进庙求仙拜佛，应该说这都是同一种文化设置原理。 因此，当我虔诚地走在神道上，沿着古人设定的庙宇审美议题，感受庙宇文化的绝妙创意，不知不觉间便有了些气定神闲的感觉，脚步轻松得令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再看看周围的人，他们大都低着头闭着嘴，眼睛里泛着宁静的水光，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游孔庙的通体感受，具备了识解阅读的心理准备，形成了观赏和理解历史的场域氛围。 我也由此更深度地理解了孔庙，圣庙是有章有节的大结构，它就像一部好的史书著作，自然是不能没有像样的序言。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以孔夫子为核心编撰而成，孔庙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精华的空间实体展开，那么，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或许正是从这条神道起笔撰写，孔庙前的神道就是引人入胜的一篇精彩前序。即使不是一个专门的史家，平心静气地走完这条深邃的心理长路，也会萌生出莫名的好奇感，进而产生欲罢不能的阅读冲动。 二 天上的雨正紧，虽然古往今来有“烟雨江南”的审美命题。可惜，粗鲁的江北自古便不解此种风情，张口便是“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没有仔细品味雨景的习惯。置身神道的北端，才知在风雨中观景绝对是一个上佳选择，尤其是在曲阜孔庙前以风雨之心观景赏物，蒙蒙细雨不仅最能激发人的思古幽情，同时为景观笼罩上了一层淡然的诗意，平添一种形而上的朦胧神韵。只是，细看曲阜的烟雨，它不仅将景色变成诗篇，将人变成诗人，更是借着烟雨稠云，让人成为玄而又玄的宗教家或哲学家。 抬眼远望，透过迷蒙的烟雨，可以看到城门楼上有四个大字“万仞宫墙”，一看便知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大手笔。据说此门原为“仰圣门”，明代嘉靖年间山东巡抚胡缵宗巡查曲阜，那时新城刚修了不久，便特书“万仞宫墙”以做门额。后来，乾隆皇帝来曲阜，又重书一匾悬于门上，有人说，经过乾隆皇帝这一题写，曲阜城以及孔庙就盖上了皇家的印章，其历史高度得到了最终的确认。仰圣门虽然命题不错，也很恰切，但是，“万仞宫墙”则意义大开，平添子贡当年“得其门者或寡矣”的意蕴不说，同时也告诉前来孔庙拜谒的人们，自古进入孔庙和儒门不容易，即使你一番跋涉，最终也未必就能够真正进入历史的更深处，因为此处的大门有万丈之高。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个匾额便想起了远在西藏的布达拉宫，那该是整个中国最高的宗教信仰庙宇吧，高居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在藏民的心目中，也许庙宇的神灵被捧上了世界至高处，于是便有了绝对意义和神圣性。所以，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会特别虔诚。曲阜城门被命名为“万仞宫墙”，标识的数字甚至比西藏的布达拉宫还要高，冥冥之中，便使人们获得了另一种绝对化更高的直觉，意味着孔庙的神灵比世界上最高庙宇还要高些。加之此话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表明曲阜的至圣先师庙宇是皇上钦命的华夏至高宗教庙宇所在，这里才是我们民族至高信仰圣地。因此，仔细打量眼前的景致，如果说西藏的高原庙宇缥缈在风雪弥漫的山峰上，那么，借着烟雨从孔庙前的城门望进去，约略可以看见里面的大门，整个庙宇仿佛飘浮在仙山琼阁的天界，好不神灵。 当我置身城门之下，抬头仰望高高的城门穹隆，环顾那特设的瓮城，才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亲自书写匾额，可能还有另外一些不能明说的因由。万仞之高的宫墙里面，孔子庙宇绝对不是坐落在深山老林或者峰崖水边的道观佛寺。隐居的道观佛寺不管是谁，只要是想求仙拜佛，都可以爬上山去，走进山门膜拜祷告一番，求其所想。至圣先师庙宇则不然，因为有了“宫墙”二字，它属于国家的严格管控之地，绝对不可以随便进入，城头上的题款告诉人们，不管你是谁，哪朝哪代，需从“天子”钦定的大门底下，低着头走进去。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的规矩，除非是些街谈巷语野史可以随地流淌，中国的正史有着特殊的修史规范和现实用途，从来就不能随便进入其中；中国的本庙同样也有中国本庙的守护和拜谒律则，那可是国之重地，所以，一方匾额悬挂在大门之上，就是正告世人，此处闲人免进。 也就是说，乾隆绝对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皇帝，大清王朝能够出现“康乾盛世”，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所以，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当他再一次亲历曲阜祭奠孔夫子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站在城门下面端详沉思的样子，乾隆不仅理解儒家历史的深度和高度，也深知该怎样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历史的深处。于是，他率领群臣行过大礼，在孔府里品尝了正宗的诗礼银杏孔府菜，在一阵阵山呼万岁中，挥笔题写下“民风胜前度，时节欲清明。瞻仰宫墙近，曷胜望道情”之后，转身将众臣扫视了一圈，微微一笑，又题书出四个大字“万仞宫墙”，并颁下圣旨：就用它来做城门匾额。 清代人肇端于荒蛮之地，属于马上得天下一族。或许开始识汉字不多的缘故，因此对方块汉字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警惕，才会屡屡发生“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的文字狱。在他们看来，孔庙绝不是流散在民间普度众生倡导超尘出世的一般庙宇，可以让民众随意地进出，尽管作为庙宇，它有善化灵魂的作用，但是几个有知识有见识的汉人曾郑重告诉他，从一开始，整个华夏民族和国家甚至历史就建构在此庙的基础之上。为什么唐代会造出天下无处不孔庙的局面，传播为整个民族普泛性的祭拜处，因为孔庙是国脉所系、民情所系，绝对不是一个善字了得，所以，对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尤其后来，乾隆皇帝又从书本中看到了“天地君臣师”的记载，更让他真切地看到，皇权和孔夫子具有深层关系，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同位一体，更重要的是会产生严重的历史连带反应，正像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的《谒庙诗》所说：“扶植纲常百代陈，天将夫子觉斯民。帝王师法成隆治，兆庶遵由臻至淳。道统常垂今与古，文明共仰圣而神。功能溯自生民后，地辟开天第一人。”于是，在孔庙前的大门上，专门贴上皇帝榜书的标签，不仅仅是对孔夫子的认定和褒扬。用“万仞”一词来标识孔庙，与称颂皇帝“万岁”同一语意，表明皇家和孔庙具有共同高度，即孔庙既是庙又不是庙，每一个进庙谒孔的人，需要带着敬仰皇上那样高山仰止的情怀入庙祭拜，谒拜先师也就是在谒拜国家。如果不能够深度理解这一点，也许你就不配来到这里，即使你到了这里，也不允许你进入孔庙观瞻。 特别是那个“宫”字，它特别透出一种怪怪的眼神，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深宫朝廷。就像北京紫禁城里的浩大皇宫，那是一个至高无上极度神秘的人间禁区。因为皇上和他的嫔妃们就住在里面，所以，绝对不可乱来，以至于成了专门用来发布“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圣旨去处。在乾隆皇帝眼里，既然君师一体，孔子是千年“素王”，孔庙自然也就是一个专门设置的“宫殿”，大成殿里的孔子塑像自然是头戴皇帝的冕旒。只是这个宫殿里不是一代皇帝，而是百代皇帝。所以会像皇宫一样，只开辟一条皇家自己或钦许进入的专用甬道，在此发布另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圣旨”。而不是像旧时赶庙会或者今天旅游一样，成为一个叫卖声、说唱声、叫喊声干云的地方，如此这般，那“圣旨”便失去了神圣不二的意味。自古祭拜孔子，就是前来领受“圣旨”的过程。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宋代开始，孔庙绝对不允许人们随便进入，尤其是对那些怀才不遇或者放浪形骸的文人，更是不准他们入孔庙吟唱抒怀，因为他们会沿着文学“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语）的老路前来观景悲怨，不是他们说得不好，或许他们说得太好了，好得几乎失真，再加上他们的婆娑眼泪和恣意吟唱，往往只是一己情怀的宣泄流露，且不说和所接受的“圣旨”有些不对路数，也与孔庙家国天下的“大道”不相吻合。因此，孔庙绝对不能接受任何私情己意的祈求和表达，绝对不可以像其他宗教庙宇，可以随便到里面祈求道福禄财寿，即使与孔夫子教育教学的升学考试祈求，也一律免谈，非人世间大道之求则不受，这就是孔庙的传统规格和气度。 据说，明代张岱就曾在曲阜孔庙门前吃了不大不小的闭门羹，他在《陶庵梦忆》中记道，为了圆自己进孔庙的心愿，最后不得不“贿门者，引以入”。据《申报》记载，一直到1899年，上面还三令五申不能让一般人进入孔庙，依然秉持着文人们不准随便进孔庙的老规矩。不仅如此，即使你能够进入其中，也绝对不能乱说乱道，因为面对孔子的通天大道，根本不需要语言，只需要跪下来，认认真真地磕头，认认真真地上香，认认真真地领悟即可，既不需要言说，更不需要分辩，它原本传达的就是既在人间又超人间的“圣旨”，只需要感受那一抹圣光灵韵，然后赞颂上天圣明。 既往的规矩已不复存在，老化的城门已被翻修成了新色，城门上还造出了一个新的城门楼，原本紧闭的大门，如今已是城门洞开。大门从里到外成了一道可以自由来往的通道，石板路甚至被来往的车辆和人流磨出深深的车辙和脚窝。据说到了夏天，这里还成了远近老人们闭着眼睛乘凉的好地方。在现代人的眼中，皇帝早就倒了，封建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个传说故事，孔子和儒家就是些天外的童话，眼前的一切似乎都与“圣人”“圣旨”无关，于是，来曲阜旅游的人，听着庙门前两边商店里传出震耳欲聋的通俗歌曲声，还有导游小姐那天花乱坠的讲解，许多人不会把乾隆皇帝的匾额命题放在眼里。旅游已经将孔庙变成了一个赏心悦目随意游玩的去处。 即使如此，在我心底的更深处，也许是读了更多曲阜老书的缘故，依然坚信孔庙不会轻易被改变，所谓“芹藻献功皇祖述，宫墙焕道素王垂”（乾隆皇帝《释典先师礼成述事》）。因为宫墙里面素王孔夫子垂范的“大道”难以改变，包括帝王在内人们还将用不同的方式来祖述圣道，即使再过若干年，即使再经历世俗化和西方化的冲刷，历史所沉积建造出的孔庙已经化作了民族心理的永恒，人们不会随便让这座古老的建筑消失，就像不会让天地随意改变规律一样，于是，伴随着天地自然的永恒，它一定会被人们不断地寻找和祭拜。必要的时候到历史深处祭祀孔子，这已经成了一条民族历史恒律。 三 身边的雨稍稍有些弱，只是风还透着如许凉意。 步入城门，眼前是一条横着的东西柏油马路，两边旧时被人们称之为“东马道”和“西马道”，分别连着西面的“半壁街”和东面的“阙里街”，是城里人平常出行的通道。同时，表示所有人来到这里，都需将自己所骑乘的马车放在庙门外两边，绝对不可以停放在神圣的庙宇门前。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在孔庙大门外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幢“官人等至此下马”的碑石，并非是告诫人们不准骑着高头大马进孔庙，而是告诫人们，从孔庙的门前经过也必须下马行走，以示尊崇。可惜，现在这些老规矩已经没人理会了，现如今的人们可以随意地在孔庙门前开着汽车横冲直撞，“官人等至此下马”碑埋在齐腰深的杂草中。 孔庙门前的景致变化，不能不使人想到孔庙近现代的历史变迁。近代史上，人们在曲阜孔庙并没留下多少值得记忆的建筑标识，相反，更多的是篡改和破坏遗迹以及那些令人无法忘却的痛苦记忆。就像《曲阜县志》记载，战争年代以解放战争时期对曲阜城的破坏最为惨重。1946年国共两军在此割据争夺，大炮将城墙炸开了好几道口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骤然而起，北京大学的女学生谭厚兰领着几个人跑到曲阜，鼓动当地数万农民涌入城里，在空府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孔、捣毁三孔誓师大会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城里城外的牌坊拉倒了一大半，孔庙里的碑碣被砸烂了一千多块。明代的孔子塑像也被生生拖出大成殿，绑在汽车上游街示众，最后被颠得粉碎，弃置在路边。 近代以来，最不能使孔氏族人释怀的事情，还有继秦始皇、元代之后，红卫兵将孔子墓第三次掘开，墓坑掘至近百米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近10年的时间，坟墓才被重新填平，将原来的“马鬃封”变成了现如今的圆坟头。那一次孔林掘开的坟墓竟然有几十座之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据说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不仅终生没再回曲阜，死后也将自己葬在了台湾岛上，虽然在其讣告中有“厝葬”一说，暗示可能会回到孔林安葬，但是内心的惨痛却永远难以平复。 “文革”结束后，曲阜城依然在不停地改造，1977年，曲阜城正中间硬硬地劈开一条大道，就是今天的古楼大街；大概也是1977年，当时的一位县委领导，因为高高城墙上夏天经常有人在上面游荡乘凉，城墙下面，就是低矮的民房，大热天女人们洗洗擦擦实在不方便，如此下去，实在是有伤风化，于是他一声令下，将原本还算完整的城墙，除了南北两座城门，西北角东北角两段没拆完，其余拆得一干二净。使得新世纪之后，大约是2003年，需要用整修城墙的方式来招商引资，创新旅游环境。人们不得不在原来的基础上，绕着城四周重新修起青砖城墙，新修造的城墙不仅矮了许多，也窄了许多，怎么看都是故意造出来的假古董、历史赝品。不过有总比没有强，曲阜终于可以穿上新裙子了。 近代战争风云和世事跌宕中，曲阜不仅建筑和文物遭到严重破坏，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将孔夫子和社会负面事情联系在一起，这里所遭受的文化内伤更为惨烈。随着异族入侵，华夏天灾人祸，中国人不知为什么，开始肆意地折腾孔夫子，将孔子拉出来做可恨大清王朝的替罪羊，用践踏孔庙来做心灵屈辱的发泄，尽管闹剧之中颇有些不得已的味道，但是，确实让曲阜人为之暗自神伤，一直到今天，过往的一切已成陈年往事，人们还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专门为当年的狂妄与肆情来还债，重新用“创造生活儒学”“儒学进乡村”“创造和乐家园”“天天祭拜孔子”等活动为种种生命的羸弱而疗伤，人们不知道儒道一旦破坏，重新回归谈何容易！ 所以，曲阜及孔庙前这一段空落的街道，便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与孔子及其儒家关系的一个缩影，几乎就是空无一物。想当年，袁世凯、张勋之流，曾经大耍政治手段，肆意推行尊孔读经，甚至将原来的祭孔仪式改成了新式，结果还没来得及修缮曲阜和孔庙，便都被敲门砖活活给砸死了。当然，也出了几个像康有为之类的尊孔派人物。1912年，他曾专门召集一伙老儒，在上海像模像样地成立了一个“孔教会”；9月份，又跑到曲阜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推举康有为当会长、陈焕章当总干事。康有为还为此在曲阜住过一段时间，并为当地题写了不少的匾额。所以，细算起来，近代除了康有为的几件书法字碑还算有些看头，其他的别无长物。 进入现代之后，尽管蒋介石极力推行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据说也是受了康有为的影响，后来还将此项运动带到了台湾岛上。蒋家王朝在孔庙中同样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据说曾给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送来了一对沙发，他原本是想带着沙发一块前来参加孔德成的婚礼，没有想到头天晚上发生了“西安事变”，活活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起来，只好派人将沙发送过来，人却来不了了，蒋先生为此大为恼火不说，也让孔府上下当时颇为不安。 现代社会透过一阵阵现代工业所造出的枪炮硝烟，一些人对于地球那边一些新面孔和新鲜事由好奇进而产生向往，于是便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除了望着曲阜和孔庙疯狂地呼喊“打倒孔家店”，其他的好像什么也做不了，也不会做。在曲阜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当年衍圣公府里的人们为此惊恐不已，曲阜城里城外的孔姓人家也跟着没少受气。到了后来，随着一声高似一声的“打倒孔家店”，终于让几千年的孔庙从此断了供奉的香火，威严的衍圣公府也成了“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空宅，曲阜及孔庙还有历史传统颇受伤害。 关于“打倒孔家店”这一历史口号，曲阜当地还有一种说法：当年“五四”运动在曲阜轰然而起，坐落在孔庙左邻、孔府门前原本孔氏家族创办的“四氏师范学堂”，当时已改成了山东省第二师范学校，为了响应北京和省城学生的号召，学生们一边把姓孔的校长赶出了校门，一边连早饭也不吃，便扯着床单举着拳头上大街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到了孔府门前，一个学生突然从队伍中冲了出来，挥舞着一把大刷子，在孔府门前的照壁上用墨写下了“打倒孔家店”五个大字。多少年后，照壁上的字迹依然非常清楚，不知为什么，孔府里的人一直没往下擦。 不管是谁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个口号本身才是问题的关键，它才是近代曲阜孔庙最大的病根。因为这个口号，不仅有了毁坏高于建造、抛弃大于引用的创伤，也使得曲阜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小城，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社会文化的漩涡。终于怒涛漫过城头，大水冲进城里，冲进孔庙里，将大街小巷冲洗一空不说，还将许多的名胜古迹冲得东倒西歪。也因为这个口号，使得“革命”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极度逼窄了近代人的眼界和心胸，为了释放压抑和屈辱，人们进一步失去了理性，所谓无产者无畏，他们就像不懂事的孩子怨恨自己父母没能耐，怨恨孔夫子及其儒家妨碍了他们发家致富，怨恨自己在西洋人面前没能够耀武扬威，所以，除了砸烂自家的东西向父母示威之外，便是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他们毫无底气和能力来建构自己，像鲁迅所描述的只会“荷戟独彷徨”，到头来，只能留下一些难以磨灭的修改和毁坏痕迹，在孔庙整体建筑中留下一段建筑史的空白。一直到今天，人们除了尽可能地维护修缮曲阜既有的文物古迹，然后便是不知道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建造点什么，或者说不知道该为儿孙们留下什么值得怀念的记忆，许多人依然活在近代以来的遗风余绪中。 当然有人这样说，近代所给予曲阜孔庙的，就是一种历史的深思，有此深思便足够了；也有人说，近代给曲阜的就是一种弃旧图新的热望，现如今曲阜老城之外的迅猛发展，不正是这种弃旧图新的成果吗？此话虽不无道理，但是近代以来，审视孔庙建筑上的空落和欠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上竟然没有一座近现代人的标志性建筑，除了历史的遗憾之外，也不能不再说一句，近现代人对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太感情用事了，当情感淹没理性之后，他们也就没有能力给出“打倒孔家店”以后中华民族文化到底该如何存世发展的答案。 站在城门和庙门的空间地带，整个身心都被天空飘来的阴雨淋湿，有些空冷的感觉。也许因为下雨，游人少了许多。平常这里是导游肆意张扬的天下，人们拥挤在这里，莫名地追随着前面的脚步，惊恐地望着满大街的小商小贩，无奈地听着各地旅游者无休止的吵闹朝庙门走去。我渴望着能有一场大雨，清醒清醒大家混沌的头脑，因为历史需要清醒的理性，任凭感情只能坏事。针对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信仰的对峙与较量，民族信仰最后被冲击和肢解，乃至弃之如敝履，终于造成今天所谓信仰丧失的严重问题。对于近代所造成的这种信仰文化的历史空白，到了该反思和矫正的时候了。 （《走进历史深处——儒家文化寻踪》，刘振佳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6年11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