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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青教授的《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令人感到学术清醒的力著。据我所知，李春青教授近年来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学中都是以反思的立场来面对文学理论的诸问题的。这部著作，无疑是这种反思的成果了!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当代格局和历史渊源，作者都以批判的理性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的思维方式与力度是贯通于全书的，或者说贯通于他对文学理论的整体性思考的。对于进入中国现代社会之后的文学观念，对于近年来文学理论领域出现的新的问题，对于中国当代文论所受西方影响的内容与途径，对于中国文论的历史性根源，作者都做了透辟的反思。 从该书的言说立场来看，尽管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与中国古代文论有着根本性差异，但二者还是存在着某种深层的逻辑关联性，这就是在两种话语系统下面所隐含的言说者的认同意识。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独到视角，作者才会尽力从古代的文化类型联系到今天的文化格局和审美立场，从而为当代的文学与文化现状，追寻到久远的渊源。从这样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就并非是仅仅是纯粹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言说者身份认同的话语表征。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演变，都是与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例如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认同意识直接相关的。作者以先秦儒家士人为例，指出他们的身份认同指向“立法者”：首先为自己立法，成为道德完人；然后为社会立法，成为道的承担者和实现者。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当时最主要的文学艺术形式诗与乐，就自然而然地被儒家士人理解为最重要的立法手段。汉代的士大夫阶层与先秦比就有所调整，他们普遍认同的社会角色既不是统治者，也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君权的合作者。这是一种中间人身份，具有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独特社会功能。文论的话语——主要是关于《诗经》、《楚辞》的解读，就成为承担着规范君权与教化百姓之双重任务的士人意识形态。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有了新的身份认同：清贵之族，既不同于平民百姓，也有别于缺乏教养的功名利禄之徒。在这种新的认同模式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的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空前飞速地发展起来，文学理论也获得了空前的成熟。通过身份认同的视角，揭示了中国文学理论不同话语系统发生的不同人文背景、自觉的身份认同因素，也使当代的文学理论所处的文化格局以及各种话语的纷争，得到更为清醒、更为理性的洞察。在历史的深处寻觅当今理论形态的根源，在当今的理论形态中见出民族文化来路的必然，这无疑是李春青教授的深刻之处。 对于中国的当代文论和文学观念，作者在一个相当广阔的视域中作了多侧面的剖切。进入中国的现代社会以来，文学理论的嬗变及各种思潮，纷纭复杂，有难以理清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今天的文坛更为波诡云谲，但又是从来有自的。从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是深受西方哲学与美学观念的影响的，而其中马克思主义又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当代构成中具有着无论怎样看都不过分的重要作用。李春青教授以这些文论现象，予以考镜源流的辨析，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脉络。而这些脉络之间的历史性关联，也在本书中得到了揭橥。作者概括出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影响至深的几种西方文学观念（如“摹仿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表现论的文学观念、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现代性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并进而对这些文学观念在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发挥了普遍作用的若干核心要素及其原因进行了清理与反思。如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中的真实性问题、典型问题、叙事的完整性问题等。但是，作者不是在现实主义内部来阐述这些问题的，如果是那样，也许这部书的反思性就会大打折扣了。作者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来加以评说的，这就增添了批判的锋芒和思想的犀利。如其谈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所追求的人物的共性或普遍性时，认为它们的共性和普遍性都是相对于人的思维而存在的，就是人的思维的产物。典型人物的共性或普遍性只是在确定的文化语境中才具有确定性，因为它是相对于主体的阐释行为而存在的。这种对典型的认识是在现实主义的眼光之外来看的，有着某种深刻的启示。作者还对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做了回顾，书中不是泛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的体现，而主要是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过程，来呈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世纪的中国文论，其实是在西方的文论全面渗透下造就的，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以及文学思潮的风生水激，都是与西方的思想界密切相关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本书却是以关键词的形式，全面清点了影响中国文论的西方的文论的、美学的来源。如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说、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即所谓“三论”为代表的新方法、文艺心理学、“作者死了”、文本中心主义诸概念、英美新批评、现象学、哲学阐释学等等。这些源自于西方的不同思想流派观念与方法，在中国上个世纪的80年代之后，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的影响是至为广泛的，有着相当多的理论成果和批评实践，也呈现出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的发展曲线。作者不是简单地概括这些命题或观念的内涵和意义，而是联系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语境和深层思想加以剖析，如关于文本中心主义在中国兴盛一时的原因，作者指出，“一是对文学独立性的诉求”；“其二文本中心主义文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兴盛一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寻求自我认同的精神需求使然”；“其三，这种文本中心主义文论观又可以看做是传统诗文评批评系统的现代版”（179—180页）。这种分析都是将西方影响中国的文论观念联系中国的文论现实所做出的理性分析。 《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不仅是对以往的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状态做了认识上的清理，更对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些深层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自己的阐释。如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文学理论的自性、文学的本质、文学理论的命名、文学理论的合法性、文学理论的边界这样一些问题，都是当前学界极为关注的问题。作者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始终沿着一种辩证的逻辑思路展开。例如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而作者则指出，“文学理论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以社会功利性为基本特征的，而文学理论恰恰是以指涉超功利的审美价值为特征。但是，意识形态却常常寄寓于文学理论并迫使它服务于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又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193页）。这种思辨的结果是切合文学理论的实际处境的。与此相关，作者不认为文学有那种抽象的、千古不变的本质，而呼唤有限的、具体的本质。书中断言，文学理论的确不可能揭示那种没有任何限定的文学的本质。“这倒不是因为文学理论的无能，而是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本质”（205页）。他将文学理论的功能界定为阐释，这个看似简单的命题，其实是颇有深意的，这是作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核心看法。要求文学理论成为阐释，就意味着反对纯粹的主观建构。文学理论规定为阐释的学科意义还在于，阐释要求着专业性或学科独立性；阐释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客观性；阐释要求着可操作性。这些都是文学理论在言说的自身范围之内寻求存在的合法性。 与时下一些高调的、甚至多是剑拔弩张的架势的文艺理论的论著相比，《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论说是平实的，也是学理化的，但这并不妨碍它的作者对文艺学所面临的新课题的正面回答。这种回答是富有坚实的学理基础的，是在充分地考察了文学审美的客观情势之后而发的，因而给人的说服力就显得颇为厚重。比如，当下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强势发展，对于文艺学理论的冲击，在文学理论学者们中间引起了不同的反响，针对于此，本书作者提出这样的尖锐问题：面对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洪流，文艺学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还是找到的新的发展契机?作者历史性地分析了现代以来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与以往的日常审美活动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在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的影响或引导下出现的，而是完全取决于外在于知识阶层的社会力量，一是市场，二是传媒。作者主张将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同为与纯文学具有同等地位的研究对象，采取价值介入的批判立场，对这种新的文化现象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批判其负面作用。这种积极的介入，也正是文艺学发展新的契机。我以为这种态度是符合文艺学所面临的实际境遇的，同时也是建设性的。 一本书自然不可能回答关于文学理论的所有问题，如果想实现这种意图的作者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学者。这本书当然没有泛泛地论述有关文学理论的所有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充其量是一部不高明的教材。本书所论及的是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中起过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的问题，它们也许并非那么时尚化的，而是由作者的反思而提出的“命名”。比如文学理论的合法性、文学理论功能的二律背反等，但它们所指涉的却是文学理论的深层矛盾。 《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也是一部反思文学理论的著作。它不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谱系的描述，也不是那种大声疾呼、振聋发聩之作，更非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名星”之作，但是，如果是一个对于文学理论有一定的常识、有相当的兴趣的读者，读之一定会暗暗称奇的。可令独吟颔首，不必语惊四座。它没有规避当代学者们所关注、所辩难的重要理论问题，而是给予全面的清理和正面的回答。它不是仅仅下一个判断，而是客观地、辩证地予以阐析。它不是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也不是“似曾相识”的皮相之论，而是建立在针对文学理论的实际形态（包括共时的和历时的）的独立反思。遍观时下的文学理论方面的论著，它确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话语方式和特立独行的品格的。这也就是反思的品格。 从方法论角度看，该书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点）是宏通的学术视野与理论的穿透力，时时抓住“言说者”的认同意识与言说立场，将古代文人、现代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处于同一传统之中因时而变的整体，从他们身份与社会境遇的变化中挖掘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模式，寻绎其深层动因，这的确是一种独到而深邃的眼光，这与作者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士人人格及其话语形式直接相关①，也与他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长期关注直接相关②。 该书的不足之处可以说与它的优点一样醒目，这就是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各家各派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分析（甚至很少引用原文），而只是以问题为核心进行了总体性把握，未能做到“还原历史现场”，这样就必然会遮蔽许多差异与复杂性。另外作者的一些具体观点也还有商榷的必要，例如关于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就似乎没有说透。书中有些地方还存在着逻辑不够严密，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明眼人一望便知，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注释： ①可参见李春青著《魏晋清玄》（1993年）、《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1995年）、《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2001年）、《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2005年）、《在文本与历史之间——中国古代诗学意义生成模式探微》（2005年）。 ②据我所知，李春青曾出版过《艺术直觉研究》（1987年）、《艺术情感论》（1991年）、《美学与人学——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超越》（1991年）、《文学价值学引论》（1994年）等关于文学基本理论的著作并发表过大量论文。［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