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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艺全才的苏轼，学术界的论著已汗牛充栋，评传也有好几种，以至于治宋代学术的读者对苏轼的事迹和思想早已耳熟能详。不过，就我读过几部苏轼传记来说，感觉多为相对平面而简单的生平叙述或地位评价，尽管叙述和评价也不乏可取之处，但苏轼自身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多少被简单化了。而当我读到王水照、朱刚二位先生的新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时，顿有一种醍醐灌顶、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此煌煌五十余万字的巨著中，苏轼一生若干复杂的思想得到清晰的梳理，若干矛盾的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一个思想文化的巨人完整地、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与此前已有的苏轼传记相比，王、朱著《苏轼评传》最突出的特点略有四端：一是宏大的文化视野，二是敏锐的比较眼光，三是细密的思想建构，四是颖悟的人生感受。正因为在宏观的历史把握与微观的文本阐释方面俱有胜解，使得此书的学术价值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苏轼传记，与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诸多评传相比也堪称上乘。 本书作者近年来致力于提倡“唐宋文化转型论”，创办《新宋学》刊物，主编《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将传统的宋代文学研究纳入思想文化领域，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苏轼评传》正是这一学术思想的范本，由于将苏轼置身于宋代文化新局面的大背景中来论述，本书的意义超过了普通的个人传记，其学术格局近乎于“苏轼的历史世界”之类的主题。在“产生巨人的时代”的导言里，作者以宏大的气魄勾勒出北宋文化巨人们在政治、财经、哲学、文学方面的活动舞台，由此准确揭示出苏轼在这一舞台上扮演的角色。 自当今学术界有哲学、史学、文学的学科分类后，苏轼便很自然地被归入文学家一类，从而在哲学史、史学史的著作中靠边乃至消失。历史人物的学科分类，在中国官方史书中早已出现。《宋史》就有“道学”、“儒林”、“文苑”三传的分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传记并未出现在《文苑传》中，这就意味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仅局限于文苑之内。本书正是力图恢复苏轼作为思想文化巨人的本来面目，考察他在哲学、史学、政治学、美学、文艺学等多方面的成就。 正因为着眼于宏大的文化背景，所以本书对一系列富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比如，人们习惯认为，宋代思想是儒学独行，不如唐代三教并重那么丰富。作者却指出：“宋代哲学界的学派林立，人自为说，虽给人一种吵闹不休的印象，但对学术争鸣极为有益。粗看起来，似是儒学独行，比唐代三教并重显得单调，细察之下，其内容实在丰富得多，比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所争尤为深细。”又如关于宋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金人李纯甫《鸣道集说序》概括为“王介甫父子倡之于前，苏子瞻兄弟和之于后，濂溪、涑水、横渠、伊川之学，踵而兴焉”，此说表面看来有常识性错误，因为濂溪周敦颐、涑水司马光、横渠张载都比王安石、苏轼年长。本书作者却从古人这一错误中发现了宋代几种学说流行的先后次序：即濂溪等“数家学说流行的时间晚于‘新学'、‘蜀学'”。并由此而对宋代各学说的流行顺序作了全面准确地论述。又如，学术界习惯将北宋学者划分为尊孟和非孟两大阵营，而本书作者却透过现象发现了疑孟者尊孟的实质：“大概唐宋时代学者的疑孟、非孟言论，本意都是要将孟子的学说更向前发展一步，因而以否定的方式来继承。故辨孟思潮实际上促进了‘孟子升格运动'。至于后来的理学家，尊孟子为‘亚圣'，倒反而抹杀了孟子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似升而实降了。”出于同样的思路，作者也合理地辨析了苏轼学说中非韩（愈）与尊韩的矛盾。正是出于对北宋思想文化背景的深入了解，作者准确地评价了苏轼哲学的地位：“它是在比较自由的学术思潮中产生的一家之学，并曾在学术禁锢松弛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主导过学术界，在后世亦被举为反对学术专制的旗帜。” 文化眼光贯穿于全书的各个章节。如作者在叙述苏轼的“家世与生平”时，注意到“蜀中文化的深厚积累对他的养育”；在讨论“苏轼的政治态度”时，注意到“贵经术而重氏族”的习俗对他的影响；在论述苏轼的“文艺成就与美学思想”时，注意到苏轼身上体现出中国审美文化各领域的“历史转折”。 本书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既然苏轼生活在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那么就必然会涉及他和其他“巨人”之间地位的评价问题。关于苏轼思想的评价，有三点最难处理，即与王安石思想的关系，与程朱理学思想的关系，以及苏轼思想自身的矛盾。本书则通过苏轼思想与王氏新学、理学的比较以及苏轼自身的前后期比较，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作者认为，苏轼反对王安石，主要在史学批评及政治观点方面，而在哲学上，却大同小异。作者分析道，王安石解释的“天”（“道”），有“一”与“大”两个本性，“一”指世界的同一性，入于抽象；“大”指自然的无所不包性，向着具体的多样性开放。苏轼的结论与之大体一致，但对“一”与“大”的态度却有不同。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安石尤重“一”，而苏轼尤重“大”，“哲学上的这点小异，延伸至社会政治领域，却成为大异了”，其结果体现为王氏学说的独断专制以及苏轼学说的多样自由的对立。 如此见微知著的比较在本书中随处可见。比如分析程朱理学的“性本善”之说是讲先验的“善”，但在这纯粹抽象的“善”概念与礼教所规定的具有特定的历史局限性的“善”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断点。而苏轼所讲的“善”的内涵，不是由先验性的概念演绎来确定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自然之“道”与“性”并非“本善”，只有通过尽万物之理，观自然之“全”，使自然全体无损，才能真正得到“天下之所同安”的“善”（页186—188）。又如比较苏轼和程颐关于宇宙本体的认识，作者概括为，程氏的“天理”，更注重“真”与“善”的结合，而“苏氏之道”更侧重于“真”与“美”的结合。应该说，这样的辨析相当准确，且有哲学深度。 评传的作者往往易受感情因素的支配，对自己偏好的传主曲为回护，一味拔高。本书则敢于实事求是地指出苏轼关涉政治的言论有许多前后矛盾之处，即由主张革新到熙丰年间反对变法，再由反对变法到元年间维护某些新法。不过，作者并不认为苏轼是“两面派”，而是通过对苏轼两次政见变化的细致考察和比较，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他在政治活动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历程。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界的关于苏轼自身思想言论的矛盾问题。 作为一部思想家的评传，本书在建构苏轼的思想体系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在一般学者看来，苏轼的思想中虽有很多智慧，却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往往被人视为驳杂之学。而本书作者却善于在苏轼看似驳杂的言论中，探本穷源，剖理分肌，抽绎出一些自成体系的理论原则。首先是哲学体系的建构，作者阐述了苏轼对“道”这一概念的认识，将其概括为“自然全体的总名”（页176），指出苏轼“道”论的一个关键点是强调“全”；并由此论证，正是这“全”的性质，建立起“道”与“善”即自然与名教的逻辑联系，顺自然全体万物之理即是“善”；既然人性之“善”在于顺万物之理，那么“性命自得”的自由精神境界便是“性”与“命”的逻辑归宿。从这一基本的哲学体系出发，本书将苏轼的政治人格、美学思想、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等范畴中的一系列散见的观点有机地串接起来。 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关于“苏轼之道”美学内涵的论述，作者认为，作为自然万物之理的总体，苏轼的“道”是包罗万象之世界的根据，因而也是艺术创造的根据。万物自然之“道”的内涵的发露，也就是“美”的显现（页481—483）。作者指出：人要掌握“造化之秘”，享受“美”的“无尽藏”，就应该顺应万物之理，做到人的主体“与造物者游”。而这“与造物者游”一语是苏轼全部文艺创作论的关键（页485）。明白这一点，诸如关于“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非功利审美态度，“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自然为文的创作态度以及“胸有成竹”的著名艺术命题，便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而在过去有关苏轼文艺思想的论著中，我还未见到过如此具有洞察力的见解。 关于苏轼史学思想的讨论，本书也同样表现出建构理论体系的能力。苏轼的史评有数十篇，涉及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评论标准也不一致，而本书作者却能从中抽出“道德”、“风俗”、“理势”、“智术”等四大史学批评原则。在论述过程中，逻辑上环环相扣，最终得出苏轼强调效果、事功的历史观与程、朱强调动机的历史观在伦理判断上“有动机伦理与效果伦理之别”的结论（页316）。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只一次将自己对苏轼史学批评原则的分析总结称为“绎述”，即一种以演绎发挥为主的叙述。这种“绎述”使我们想起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关于阐释学任务的名言：“与作者一样甚至比作者更好地理解其语言”（《阐释学》）。因为它发现了许多可能是苏轼并未意识到的东西。由于这种“绎述”基于苏轼文集与其他众多历史文献的准确解读之上，基于对宋代学术文化背景的全面了解之上，因此坚实可信，绝无空疏肤廓之病。 本书在描述苏轼的思想历程时，特别注意选取其作品中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学形象加以演绎发挥。作者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苏轼贬谪岭南，完成了由“臣”向“人”的转变，“他舍弃了端笏立朝的大臣形象，而在一般士民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仕途中的东坡义无反顾的践履臣节，贬居中的东坡则进入更宽广的‘人'的境界”（页433）。关于这个转变，作者注意到苏轼贬谪前所写《鹤叹》一诗中“极堪玩味”的鹤的形象，“驱之堂上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这是朝堂上苏轼的自况，不愿被饼饵利禄所困，失身堂上；“戛然长鸣乃下趋”，这是苏轼的真“我”，从堂上下趋，回到大地的怀抱，不愿再在赵家皇朝的庙堂中厮混，而是到百姓中间感受一个人的生活。用鹤的象征性来描述苏轼由“臣”到“人”的转变，是非常新颖深刻的。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敏锐地发现到苏轼诗中的“鸿”、“牛”、“月”三个有关人生的形象比喻。从青年时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关于身世飘泊不定的感喟，中年时的“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关于人生重复无趣的叹息，到生命尽头的晚年所写“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是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关于人生本来面目的觉悟。本书诗意地描述出苏轼人生思考的历程，即最终化解了“身世的飘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超越了“空间的局促和身世迁徙的重复循环”，人“成为真正的审美主体，人生的‘寄寓'过程圆满地归结到这里”（页595）。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从本书所获得的便不只是思想价值，而更多的是人生智慧和审美领悟了。 当然，本书并非毫无可议之处。在我看来，作者主要关注儒、道思想与苏轼的关系，多少忽视了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称苏轼“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考虑到《墓志铭》为苏轼一生实录，所以“释氏书”在建构其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恐怕不宜轻轻放过。事实上，作者分析过的《赤壁赋》，其中就明显有僧肇《物不迁论》的影子，而“华严法界观”更在苏轼的不少作品中打下烙印。不过，与全书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种忽视至多是白玉微瑕。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