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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现代作家书简》作序，“另境先生的编这部书，我想是为了显示文人的全貌”。作家、评论家、编辑等的信函尺牍，之于重现文学活动轨迹，勾勒文学社团聚散的意义，在今天已为共识。但许是太切近了反而不以为然，很多当代作家、编辑们的来鸿去雁却加速散佚，同时流逝的，还有其中潜藏的未必单薄的信息。由此，我觉得《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先生《一个人的文学史》的新近出版弥足珍贵。书中贡献了一大批当代重要作家的书信、邮件甚至手机短信。 “我担心刚刚出现的先锋小说会在一批庸俗的批评家和一些不成熟的先锋作家努力下走向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新生代作家们似乎在语言上越来越关心，但更多的却是沉浸在把汉语推向极致以后去获取某种快感。我不反对这样。但语言是面对世界存在的。现在有些作品的语言似乎缺乏可信的真实。语言的不真实导致先锋小说的鱼目混珠。……现在用空洞无物这词去形容某些先锋小说不是没有道理。”余华致程永新的这封信写于1989年6月9日，将它与同时期发表的《虚伪的作品》(1989年9月刊于《上海文论》，它不仅是余华个人的创作谈，而且可以视为整个先锋思潮的文学宣言)并置在一起，耐人寻味的地方就不少。没有必要草率地指认上述二者的表达、以及这表达之后所负载的文学观的对立，但至少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裂隙的存在。比如:信中追究“可信的真实”多少传递出一种与读者的“常识”、“日常经验”相沟通的意愿，这在《虚伪的作品》是不屑一顾的；“语言是面对世界存在的”——这一表述本就与先锋文学企求的自足自律的文学王国相背离，由《虚伪的作品》所指示的这一王国在甩开外部世界之后，仍然可以按照自身的规则(所谓“叙述本身”)以及话语内部复杂的自我指涉，向人们提供奇异缤纷的海市蜃楼，故而在这一王国中来讨论语言的真实与否根本没有意义；还有，虽然信中表示“不反对”“新生代作家们似乎在语言上越来越关心”，但“沉浸在把汉语推向极致以后去获取某种快感”未见得被余华心以为然，而且信中多次对先锋小说的进展示以隐忧，甚至以为用“空洞无物”(这个词往往是“另一派”对先锋小说发动攻击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武器”)“去形容某些先锋小说不是没有道理”。 后来，当余华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代表发生了一个巨大而有意味的创作转变之时，他坦陈:“写的越来越实在，应该说是作为一名作家所必须具有的本领，因为你不能总是向你的读者们提供似是而非的东西”，“有一天当我被某些活生生的事实所深深打动时，我发现自己所掌握的叙述很难接近到活生生之中。在过去，当我描写什么的时候，我的工作总是让叙述离开事物，只有这样我才感到被描写的事物可以真正的丰富起来，从而达到我愿望中的真实。现在问题出来了，出在我已经胸有成竹的叙述上面，我如何写出我越来越热爱的活生生来”……不知道余华在自觉总结创作转向时，是否会想到1989年那封信中兴许不自觉的表述。也可以说，那封信与同一时期《虚伪的作品》这二者间所显现的模模糊糊的裂隙，在近10年之后被余华清晰地表达出来。当时未及展开的语言所面对的“世界”，终于被深刻地显豁为“活生生的事实”；当时对“有些作品的语言似乎缺乏可信的真实”的质疑，终于被理直气壮地反思为“你不能总是向你的读者们提供似是而非的东西”。1980年代的叙事实验促成了中国文学面貌的积极改观，这是毋庸赘言的事实，先锋小说的探索精神始终是后来的作家们开掘艺术可能性的激励。然而私人信件所显示的，在先锋思潮鼎盛期余华对阵营内部的纠偏也并非无的放矢。“先锋”是打破统一的世界图像与文学图像的努力，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可能性，“使汉语小说出现新姿态”；相反，如果仅仅满足于“去获取某种快感”，雷同的句式与思维的惰性反而制造出“一种确定了的语言”，这恰与“先锋”精神背道而驰，这兴许是余华直言“担心”的针对所在。再比如，今天我们听到谢有顺先生说:“在当代文学中很久没有听到一声鸟叫，很久没有目睹一朵花的开放，也很久没有看到田野和庄稼的颜色了。”这确实是一个让人痛惜的事实，作家身处大千世界却感官闭塞，这与先锋小说风行时期余华所谓语言拒绝“面对世界”，未必没有联系。 以余华的一封信为例，妄加揣测，本意是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人的文学史》的价值。程先生的身份、活动、交往圈之于19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意义自不待言，尽管“一个人的文学史”并不同于提供文学演进规律的“文学史”，但它所释放的一个个现场与细节，无疑有助于“显示文人的全貌”，丰富我们对当代文学的理解。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2-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