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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10期《上海文学》隆重推出了新发现的张爱玲佚作《郁金香》，该刊从2006年1月号起，又新辟了“古今”栏目，集中推出一批最初刊登在上海小报上的海派名家佚文，打头的是苏青的小说《九重锦》。这些佚文的发现，是李楠和其导师吴福辉先生长期合作，共同研究上海小报的成果。李楠的专著《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也出版了，该专著建立在作者对一百多种上海小报认真翻阅的基础之上，分为上、中、下三篇。由于这是学界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对上海小报进行独立的文化和文学考察，李楠在上篇主要进行了概念的厘清、阶段的划分等基础性工作，对于“小报”、“上海小报”、“小报文学”、“小报文人”等概念，进行了具体的阐发，为论文的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篇分析上海小报与上海的关系，提出小报是近现代上海都市的一个“平民公共领域”，是中下层市民世俗化的都市空间，小报叙事中呈现出“日常”上海的景观；下篇讨论的是小报中的文学，并对小报小说、散文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小报文学“是一种通俗的市民大众文学，是一种经过新旧调适的短小的媒体文学”。李楠的上海小报研究，对于深化鸳蝴派与海派研究、深化上海市民文化研究、推进目前现代文学中方兴未艾的报刊杂志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从李楠的专著中可以体味到那些佚文的发现，与其说是靠运气，不如说是天道酬勤。 李楠经由上海小报研究，深化了对鸳蝴派以及海派文学的研究。 在上海小报、鸳蝴派、海派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有李楠必须面对的、且在学界一直未取得共识的两个问题。一是鸳蝴派和海派是否一回事?二是小报到底从属于鸳蝴派还是海派?李楠对于上海小报的层层剖析也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她通过对小报的解读，并借鉴范伯群对于鸳蝴派的研究、吴福辉对于海派的界定，指出，“小报文人”是指“那些站在市民立场上具有市民文化精神的、较深地参与小报运作的人们”，大致由“晚清小报文人、鸳蝴文人和通俗海派文人”三部分构成。在李楠对“小报文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鸳蝴派和海派尽管在商业竞卖、市民情趣、世俗化这些方面相通，但由于“内在的创作机制”截然不同，两者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并非都从属于沈从文所通称的“海派”；小报既不是鸳蝴派的专利，也不为海派所独占。早期的小报是鸳蝴文人的阵地，后期的小报是兼容鸳蝴和海派文化的载体。小报的整个发展过程，与鸳蝴文化的发生、衍变并逐渐获得“现代性”以及海派文化向市场化、市民化倾斜的过程相一致。李楠就是这样，在前人鸳蝴研究和海派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于小报文本，对鸳蝴文化和海派文化做出了一种整合性的思考。在这种整合中，我们可以看出鸳蝴派这种“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①的市民文化与海派这“用现代物质精神”去评判世界的另一种市民文化，两条渊源不同的文化支流，从20年代的泾渭分明，到了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相互包容，相互渗透，出现并存之势”，一路走过的轨迹，看出包含两者的上海市民文化的立体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楠对上海小报的研究，对于海研究和鸳蝴派研究都有深化。值得单独提出的是李楠小报研究中，对“通俗海派小说”展开的专门与整体化的分析。在此之前，这是一片生荒地，除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被提及外，绝大多数作品还不被人们注意。吴福辉先生早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就指出海派兼具高雅和恶浊的两面，并在后来的论文中，更进一步，提出海派文学内部的雅俗分流这样一个命题，指出“海派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媚俗”②。李楠则在此基础上，把海派文学分为通俗海派和纯文学海派两个层面，第一次将通俗海派指认为一个整体，并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她借鉴吴福辉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一书中对海派特质进行的经典归纳，指出“通俗海派”是那些只拥有“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和“迎合读书市场”这两点共性，丧失了“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的海派，三四十年代与小报纠结在一起的海派，正是“通俗海派”。对海派的先锋性与现代性的仔细考辨，是目前海派文学研究的亮点，成果斐然。李楠用自己的小报研究，追寻了未被“纯化”的“原生态”的海派文化。全书的下篇讨论的是小报文学，在讨论小报小说时，李楠搁置了晚清和鸳蝴小报小说，集中论述了30年代后期、40年代的通俗海派小说，对王小逸、周天籁、田舍郎、冯蘅等11位通俗海派小说家的创作第一次进行了整体的介绍，分析了其“通俗性”特征，对于表现与先锋性、精英性相对的海派的另一副面孔，具有开拓意义。 在对上海小报的研究中，李楠借助小报叙事中呈现出的“日常上海”，深化了我们对上海市民文化的认识。 小报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小报文人的都市想像，取的是怎样一个视角呢?李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对都市文化、市民文化以及市井文化三者关系的进行了的辨析。她指出，“市井”是都市民间的主体，上海市井文化虽一头连着彻底现代的“大马路，一头连着旧文明向现代过渡的“四马路”，它的根还是深深扎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都市”是人工的物质构型，上海都市文化更多来自西方文明，具有先锋性、彻底的独立精神和世界大都会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市民文化是市井与都市文化的结合，市井牵掣着都市，形成了新旧杂陈的市民文化景观。 小报正是这种“新旧杂陈”的市民文化淋漓尽致的展现，它面对的是中下层市民，一头连着现代都市，一头连着乡土城镇，它取的是“中下层市民的视角”。李楠在这里很自然地利用和发挥了君特?洛特斯“平民公共领域”③这个提法，指出这个平民化的公共空间，从普通市民的衣食住行切入，是关于“上海性”的“平面化”的叙事。作者对这种平面化、感性化的叙事抱客观分析的态度，她认识到这种叙事“不可能提供追求民族解放、个人自由的途径，也没有内蕴形而上真理的深度模式”，它不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也不是知识分子精英话语，而是“从这两种话语中脱离出来的市民话语”，但是，正是这种市民话语，在流动的过程中，鲜活地记录了每日每时发生在小市民身上的日常情景，是上海人口多数的“小升市民”所搬演的鲜活的生活图像。日常生活是都市的底色，是“都市的内部肌理”，李楠在这里发现了上海小报作为考察中国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衍变历程的“活化石”的重要意义。 全书的中篇《市民文化笼罩下的都市想像——小报与上海》令人耳目一新，是充满华彩的篇章。该篇钩沉了小报上大量的原始材料，形象地描摹出小报“中下层市民”的视界中那个“名人流言的都市”、“日常物质的都市”、“欲望释放的都市”，呈现出一幅“日常上海”的都市景观。百年来，上海这个城市在各种各样的叙述中，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多面性：有“抗争上海”、有“摩登上海”、有“地下上海”，这里有声色犬马，声光电色，有贫富悬殊，有坑蒙拐骗……在这种多义的叙述中，上海如万花筒般，反倒令人看不真切它的本色。而这个城市本身，百年来仍静静地流动着，默默地面对来自各方的喧哗。李楠对小报上海叙事的研究，对于拨开各种讲述笼罩在上海身上的重重迷雾，回到“常态的”、“本分的”，也是最“安稳的”上海，意义很大，正如触碰到潜渊下那股更具生命力的“静流”一般，令人欣喜。吴福辉曾提出“日常叙事”的重要意义，认为“‘日常上海'是一切‘上海叙事'的基石，并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④，李楠对于《摩登流行：日常物质的都市》这章的处理，很好地显示了“日常的上海叙事”与其他的上海叙事之间既深且广的关联。从这章可以看出上海的中下层市民理解和接受“摩登”的既狐疑又艳羡的暧昧心理，和小报演绎的错落、驳杂、甚至是怪异的“摩登”景观。这种“摩登”不同于对都市文化现代性的隐喻，而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实质上是消解了“摩登”先锋性的“流行”。在对“摩登”下凡民间的撷取中，小报叙事形成了与先锋的“摩登”叙事参差的比照。 该专著的另外一个意义，是给目前方兴未艾的报刊研究提供了范式，开拓了思路。 报刊研究在这几年的现代文学界倡导很多，因为藉报刊这种文学与文化的“活化石”，可以最大限度地回归“文学现场”，触摸到文学“原生态”的生产过程。不过，做这项“田野调查”式的现代文学的“考古”工作⑤，需要研究者甘于寂寞和艰苦。更何况，李楠所面对的不是一份报纸，一份刊物，她是将上海的小报从文化、文学的视角做一种综合的、整体的考察。上海曾经存在的小报有上千份，经过时代的淘洗能够流传和较好保存下来的也有三百多种，这真的是叫“浩如烟海”，更大的问题是，由于上海小报一直被指认为低级恶俗的读物，长期以来尘封在角落，无人问津，这是一块全新的领域。怎么进入材料，又防止在研究中被材料淹没?如果没有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心，恐怕很难做到。 这本专著充分显示了报刊研究“回归现场”、“回到原点”的魅力。在李楠的史料钩沉中，我们时常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由于材料的“原生态”性，该书能够产生很多独特、有力的论点，可以打破惯常的思维模式。我个人很感兴趣的地方在李楠对小报与新文学的关系的梳理。新文学确实构成了小报文人的“一面镜子”，他们对于与自己“同处一片天空下”的新文学文坛进行的褒贬评说，是非常值得梳理的。 说李楠的小报研究给我们目前的报刊研究开拓了思路，是因为她不仅仅把小报当做“资料库”，而更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史与文学史，看到小报作为记录市民文化流变的“活化石”的意义。陈平原曾指出，“将报刊作为文学及史学研究的‘资料库'，或借以‘触摸历史'，与将报刊及出版本身作为文学史与文化史（新闻出版史除外）的研究对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⑥。李楠有改进报刊研究及研究方法的学术追求，并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她认识到报刊文本和作品文本，由于报刊从编辑、创作到发行传播呈现的复杂性，有着显著的不同，报刊研究不仅仅限于报刊中文本的内容，而要关注整个版面的气息与主体，关注各种“小文本”在重组成“大文本”后彼此产生的互动，及其产生的新的讯息。她在阅读小报，解析小报时，是把小报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种动态的文化与文学的情景中的。对于单个小报，注意版面内的互动、编者与读者的互动、编辑意图的碰撞；在横向上，注意在不同小报对同一事件的叙事中发生的“异质”与“互文”性，在不同版本的碰撞中，更好地理解历史；在纵的方面，将小报理解成一股独立的文化支流，在不同时段中，感受时代风云的灌注和市民文化的流变，并将其它类型和立场的报纸，包括左翼的、右翼的、海派的等等，作为小报潜在的对话者，丰富了小报的文化内涵，从而呈现出上海市民文化新旧杂陈、交叠错位的景观。李楠正是这样用一种动态的和历史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接近文学与文化的现场的，这种研究报刊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 注释： ①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②吴福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现代中国通俗文学之关系》，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0卷第1期。 ③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解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④吴福辉：《小报视界中的日常上海》，载《文艺争鸣》2004年第1期。 ⑤孙玉石：《一个自由而独特的文学空间——序刘淑玲著〈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⑥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序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