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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正的文化理论专著《追求与梦想》（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下面引文全部出自该书）从国家的文化政策、文化发展战略、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谈文化问题，高屋建瓴，见解精深。本文从文化诗学的角度谈谈孙家正的《追求与梦想》。 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文化中的诗性。诗性跨越了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分裂，在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更高层次把握文化创新的本质。读孙家正的文章，尽管其内容上包容巨大、话题繁多，形式上不拘一格，但始终吸引人们的目光、撼动人们心灵的则是作者的诗性情怀和对文化的诗性理解、诗性吁求，这里既有高亢深沉的激情，又有深邃绵密的哲理睿思。 作者为什么对文化、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对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能一往情深、深深眷顾，因为其中凝聚了人类的智慧之思，像诗一样寄托着激越深沉的情感，召唤着道德理性的情怀，蕴涵着信仰的力量，为人们指示着“回家的路”。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是精华的凝聚，是智慧的结晶。因为她蕴涵丰富、思精虑深，所以作者常常对此怀“敬畏之心”。如果把文明的发展看作是人类的行走，而文化就是路上的标记，寻绎描绘文化标记的曲线，“我们能够认识自己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对于走向明天，走向未来，非常重要，我们也因此更加清晰地了解人类的追求，知道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根》）文化的遗存令我们备加珍惜，面对越来越少的民族民间文化，让我们感到弥足珍贵，这是因为其中蕴涵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审美经验和抒情方式。 发展的诉求所引发的经济迷思，常令人把文化看作是经济的附庸。一个民族失去文化的呵护，意味着价值观与理想信念的毁灭和流失。“没有文化的发展，就缺乏人文关怀。”因此，经济愈是发达，寻根之思愈浓，文化的精神家园意义愈重要。寻根就是寻文化之根，“随着社会的发展，寻根之情普遍存在于人类。”（《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根》）这不是向后看的问题，而是在发展中对民族本质的再发现、再规定、再校正、再提升，在精神的天空中维护理想的高度，用文化的诗性呵护人类不致在过热的商业环境中成为蛰伏于物质利益之下的经济动物。 文化是对民族精神生活空间的塑造，其中包括着信仰、价值观、审美观、生死观等——这种空间是诗性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创造活动中，形成了璀璨的文化。中华文化以“和”为理想，反映着民族心理的文化诉求。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文化体系之一，其精华和核心是对宽容、和谐的信奉和信仰。前者是诗性胸怀的博大，后者是诗性胸怀的境界。宽容不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战略，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世界上不同民族间文化冲突的加剧，作者在汲取古人智慧的基础上重新对“和而不同”进行了阐释。而和谐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现实必需。 文化的诗性本质在于创新和创造。文化的生生不息，以创新、创造为基础，以精品为目标。“文化的建设和创新，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承和延续，而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化和重塑，是从内涵到外延的不断创造和创新”。（《论文化创新》）“创新依赖”“艺术家想像力的因素”，“艺术家的想像力从何而来呢？我认为，不能低估艺术家个人所具备的诗性素质的重要性，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看艺术家有无对生活独特的感受体验以及有无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力”。（《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文化复兴的前提，是民族崛起的保障，是民族获得世界尊重的砝码。在全新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不断一体化的背景下，创新的意义也在变化。现代化，不仅是社会转型的要求，也是文化转型的要求。而文化创新的现实立足点并不神秘和遥远，文化的诗性创造和艺术的诗性素质，应该和“深入生活”相结合。这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感受时代的脉搏，倾听人民的心声，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文化的发展才有不竭的源泉和持久的推动力，文化的改革、创新也才会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的检验标准”。（《论文化创新》） 文化的诗性情怀，在主体精神方面表现为对优秀文化传统中的道德层面的认同。因此，面对复杂而繁难的文化与文化发展、文化创造的问题，面对“伦理道德层面的文化失根、传统断层现象”，作者尤其关注文化层次体系中的道德层面以及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创造性吸收——“优秀传统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赋予新意”。这种反省力图将文化的对话恢复到历史的真实情景中，使人们能够从偏执的思维中解脱出来，从而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传统优秀文化，从切身的体验中肯定人类基本情感的文化价值，体味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实，孙家正谈文化始终隐含着诗人的目光和视野。面对过于浮躁喧嚣的环境，处身经济高速发展、科技理性无孔不入的时代，关注文化的诗性维度，关注文化生产的诗性品质，关注并弘扬传统文化的道德情怀等等，这俨然是一个诗人在文化创造中的“诗性追求”。“人需要现实的鼓舞，同时又执著于终极关怀，这就是文化的使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文化责任》）也许，只有在文化创造中渗透并充盈诗性，才能完成文化的使命，梦想才能光荣：这是在经济崛起、民族复兴、社会全面进步条件下文化与文化创造依然能保持其理想性与高尚性的保证。 原载：《文艺报》2008-1-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