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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石厉的诗学论文集《诗学的范式》(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收录了他近30年来对诗学的一些理论思考，既有敏锐的思想，也不乏对古今诗学的博识。尤其在把握社会历史变迁与一些诗人内心微妙波动的关系上常常语出不凡，令人深思玩味。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三种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中色彩斑斓，有的与时俱进，有的抱残守缺，有的甚至进退反复。这都是正常的。由于这三种社会形态在中国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在不断反复中交替发展的，所以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思想在这种历史变迁中的变与不变是很复杂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有可能是片面的。在认真辨识一些中国诗人思想的变与不变的同时，石厉洞幽烛微，既看到历史变迁在他们身上的折射，也看到他们自身修为所起的作用。在把握历史学家和诗人陈寅恪思想的不变时，石厉超越流俗，颇有见识。陈寅恪思想的不变显然不是追求真理，而是不能与时俱进，因而石厉认为陈寅恪和王国维绝无“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学术”，而是借用学术对已飘逝的封建时代的哀悼、怀念、留念。“对于王国维或陈寅恪来说，清朝的灭亡，便是他们精神的覆灭。” 王国维和陈寅恪甚至还不如明末清初的遗民，至少明末清初的遗民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动。“在精神上，充其量陈寅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旧文人而已。”这种论断是相当精辟的。其实，中国当代文化界有些人哄抬王国维和陈寅恪，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封建主义招魂。因而，正确地把握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思想的变与不变，既要道德评判，更要历史评判。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思想的变既有与时俱进的发展，也有投机善变。如果一位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发生了思想变化，就应该大力肯定。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思想的与时俱进是很值得肯定的。这就是鲁迅的思想进步是以民众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的利益为目的。虽然斗争对象在不断的变化，但是鲁迅始终以民众为主体，与时俱进；随着对群众力量的发现，鲁迅在文学创作上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鲁迅在深入的批判中不断超越了个体的狭隘批判，将个体的主观批判和人民的客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了。而有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思想的变不过是“无处不春风”，即在追名逐利目的驱使下的善变。这两种思想的变是有本质区别的。而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思想的不变，则既可能是坚持真理，也可能是抱残守缺。王国维、陈寅恪思想的不变不是与时俱进，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王国维、陈寅恪思想的这种不变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是难以肯定的。因此，石厉不但为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没有超越旧文人的局限而叹惋，而且为他们不是思想家而痛惜，这就将道德评判和历史评判较好地结合起来了。 与王国维、陈寅恪思想的不变不同，中国现代诗人贺敬之思想的不变却是坚持真理。文学批评家阎纲在《贺敬之论》中看到了贺敬之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与坚定，而石厉在品评阎纲的《贺敬之论》时则看到了贺敬之有坚定的信仰，有遗老的风骨。石厉更看重贺敬之那种不易志的风骨和操守，是相当可贵的，但却忽视了贺敬之在这个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的时代里追求真理的志向和品格，以至于鱼目混珠，则是令人遗憾的。在时代风气趋左时，贺敬之被视为右；在时代风气趋右时，贺敬之被视为左。石厉认为，时代在变，一些人在变，而贺敬之的思想在总体上可能没变。这就是贺敬之不但号召广大文艺批评家“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而且身体力行。正如没有中流砥柱，就难以衡量激流的湍急程度，贺敬之这种思想的不变将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厚厚地著上一抹亮色。 石厉不但看到有些诗人思想的不变，而且看到了那些思想不变的诗人在精神上的痛苦。而那些思想不变的诗人精神的痛苦是无法解决时代矛盾的产物。尤其是贺敬之精神的痛苦，与王国维、陈寅恪精神的痛苦是不同的。可能是年龄的差异，年长的阎纲深挖了贺敬之精神痛苦产生的历史根源，而年轻的石厉却放弃了对这种精神痛苦产生这个时代历史根源的探究。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个人作为时代的产儿”，不是站在他的时代以外的，贺敬之精神的痛苦是理论本身要求彻底而难以彻底的痛苦。一些文艺批评家就是忍受不了这种精神的痛苦而纷纷放弃信仰和告别理论的。这种放弃信仰和告别理论的恶果已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显现。因此，石厉看到缺失理论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建立对文艺批评的批评。这种疾呼是振聋发聩的。中国文艺批评界历来存在一种轻视理论的传统。这种轻视理论的传统在21世纪发展成一种声势浩大的拒绝理论的倾向。这种拒绝理论的倾向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一些理论分歧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主要是因为有些人在理论上软弱和不彻底。这种文艺理论的软弱和不彻底主要表现中国当代有些文艺批评在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的氛围里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刻意迎合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需要，不但在批评文艺作品的缺陷时空说泛论，而且在褒扬文艺作品的成就时言过其实。其实，文艺批评分歧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对文艺作品认识的深化，而且有赖于理论分歧的最终克服。石厉对这种轻视甚至拒绝理论的倾向的严厉痛斥既是殊为难得的，也是弥足珍贵的。石厉认为，中国当代文坛之所以没有高度，是因为一直不重视理论。“文艺批评在研究具体作品的同时，必须要具有理论的准备。缺少理论的文艺批评，不可能穿越优秀作品的迷雾抵达其深处。”“在这种意义上说，文艺批评只是文艺理论的副产品。理论可以是独立的，作品也可以是独立的，但惟独批评是不能独立的，它必须依附。没有理论的批评或者对作品不能全面把握的批评都是荒唐的。”这种重视文艺理论的呼声既尖锐，又深刻。中国当代文艺界迫切需要这种理论自觉。 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已由赶超阶段逐渐转向创造阶段。在这种历史发展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可是，中国当代文艺界却存在一种蔑视一切理论的思想倾向。这种拒绝理论的思想倾向提倡文艺发展的多元论。与此相反，有些文艺理论家积极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界的理论自觉，倡导文艺发展的引领论。这些倡导文艺发展的引领论和理论自觉的人在那些丧失理论感的人眼里是思想僵化的，甚至是“左”的，而提倡文艺发展的多元论和告别理论的人则是思想解放的。其实，这绝不是中国当代文艺界思想步调的不一致，而是人们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的分歧。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解决这样两对矛盾中左右摇摆，一对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一对矛盾是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有的偏重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解放精神生产力，重视精神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多样；有的偏重解决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认为社会精神文化产品即使极大的丰富甚至可能在一些方面出现过剩的现象，这些精神文化产品也不会都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有些精神文化产品甚至是违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他们强调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后还要进一步地解决这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化提倡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但是中国当代文化的这种多样化发展不能完全各行其是，漫无依归，而是有方向的。多样化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进步与落后的分别，甚至还会出现消极的、有害的、异己的文化。中国当代文化在积极汲取人类有益艺术文化的同时，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一些异质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但是，那些力倡文艺创作的多元论的文艺批评家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后拒绝进一步地解决这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有些文艺批评家是解放文艺生产力的急先锋。但是，他们却放弃了文艺产品的价值高下判断，不能积极引领当代文艺健康而有序的发展。中国当代文艺界既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要“让人民享有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即“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因此，文艺发展的多元论与文艺发展的引领论的矛盾绝不是“左”与右、思想僵化与思想解放的冲突，而是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的深与浅和彻底与否的分歧，也就是理论是否彻底的分歧。中国当代文艺界如果在理论自觉上更进一步，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更深一层，那么，不少分歧都会迎刃而解，就会携手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原载：《文艺报》2013年03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