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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文精神的高扬，对人民性的强调，对精神产品创造者人格的要求，对审美的伸张，范咏戈先生的文艺观和美学观，其哲学源头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然而，其思维与表述方式仍然体现着一种鲜明的个性色彩，体现着一种现实性和当下性。 阅乔岳、酌沧波之饱览博观，令范咏戈先生的文艺评论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使读者信服。而眼界、境界与学养，亦涵育了范咏戈先生的评论风格，即书卷气息与儒雅美感。 范咏戈先生的文艺评论集《化蛹为蝶》 （作家出版社出版） ，所收录文章大多为世纪之交及新世纪以来撰写与发表的。该书以对众多文艺现象的洞察与对多种文艺门类创作个案的解析，呈现了一位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的渊博与深厚、智慧与敏锐，呈现了作者在时代交替之际别具质地的思想风貌与批评风采。 与同代的文艺评论家相比，范咏戈先生有着较为特殊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入伍后，又赴莫斯科大学就读新闻、文学系研究生。先后任职于《解放军文艺》和总政文化部，并先后担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文艺报》这两个重要文艺平台的领导或主要领导职务。不一般的学历和岗位，文艺工作组织者与文艺评论家的双重身份，赋予他宏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敏感的心灵与深刻的思想。 登高故能博见，任重故觉道远。范咏戈先生的评论，立足于时代文艺的制高点，品察地方与军旅创作的大势与潮流，其间充盈和激扬着评论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意识。 《新语境下的文学担当》 《新时期军事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反思》 《作为文学主题的英雄主义的嬗变》 《兵戏融入流行色——90年代部队话剧印象》 《剧院体制与演员自律——从“空政话剧团现象谈起” 》 《文化重构中的电视文化节目——第20届中国电视“星光奖”评奖随笔》 《选准题材讲好故事注重包装——部队电视剧发展的若干断想》和《我愿中国电视剧一飞冲天——第2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评奖随记》等等这些文章，不仅论题宏大，涵盖文学、戏剧和电视几大文艺门类，而且其立论是以大量的、广泛的阅读或观剧为支撑的，从中可以切实感受到一个具有高度自觉的使命感的评论家艰苦的劳动、勤奋的思考与对文艺于社会人生的引领提振作用的坚定自信。 在《化蛹为蝶》这本集子中，作者的文艺观、美学观或以专论出现，或散见于对具体文艺现象与作品的品评中。 《文学，不一般的场所》 《精神产品的属性》 《你是“精神上的拿破仑”吗？ 》 《人生的孤独美与艺术的怀旧美》 《灵魂的内在态度》等篇，是作者对文学艺术、对人类的精神创造独到的心得与体会，灵思颖悟，妙语连珠，对读者的心灵多有撞击与启示。对人文精神的高扬，对人民性的强调，对精神产品创造者人格的要求，对审美的伸张，范咏戈先生的文艺观和美学观，其哲学源头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然而，其思维与表述方式仍然体现着一种鲜明的个性色彩，体现着一种现实性和当下性。 作者有时是以某一文艺现象为引子，生发其艺术的思考。如《剧院体制与演员自律——从“空政话剧团现象谈起” 》一文，中心内容乃论述剧院体制与演员自律问题，但作者不是将其写成一篇纯粹戏剧理论的高头讲章，而是论析结合，从空政话剧团的经验提出论题，并进而展开理论的思考。作者首先指出， 90年代的空政话剧团在话剧不景气、人才出走的大气候下，却能明星云集，明星“回归”话剧舞台，俨然一方“净土” 。其原因除了它是军队的文艺团体，本身就有一套较严格和完整的管理制度外，还在于该团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建立了一种既能把演员放出去（拍影视） ，又能将他们聚拢来（演话剧）的管理机制。在编剧、导演和演员三者何为中心的问题上，最终选择了以演员为中心。作者根据空政话剧团的经验进而申论，克服社会转型期新、旧艺术生产关系交替中产生的“盲点” ，仅靠“人情味”显然不够，还须从调整艺术生产关系入手。作者认为，继“影视制片人” 、 “音乐制片人”的出现，“戏剧制作人”的出现标志着话剧新型生产关系的诞生。但作者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戏剧制作人现象也并非一味揄扬，而是同时看到其负面，指出戏剧制作人普遍存在的“玩票”或“扒分”状态，将直接影响剧目的质量。一个成熟的制作人应该同时具备投资者、艺术家和营销者三种身份。作者在文中最后部分还引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述，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关于演员自律的问题。整篇文章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使得一个艺术管理学的话题同时具有事实的生动性与思想的深刻性。 范咏戈先生对当下创作的个案评析，亦每每有思想火花之璀璨迸溅，令读者倍感精神享受和收获。如评电视剧《闯关东》的《一座民族精神的纪念坊》一文，有如此之论议： 《闯关东》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表现民族精神的基石。这些传统美德超越政治、历史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可解构不可颠覆性。 《闯关东》是家族叙事又是家国同构叙事，完成的是从传统美德到民族精神的过渡和升华。长期以来，西方的文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接受具有一种单一性的消费倾向。他们不是以反映中国文艺的整体面貌和艺术美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是按照西方人特定的取舍标准抽空中国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特质，演变成猎奇、窥视、丑化欲的宣泄满足。这些也从一定程度上诱导了中国文艺创作的“他者化” ，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甚至把中国妖魔化。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消费现象的现代心理基础，更多的是出于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忧。所以，表现民族精神是电视人的良心所在。历史大戏也好，家族大戏也好，人生大戏也好，它的灵魂都应该是提炼民族精神，这也是能不能创作出史诗的一个起码要求。作者对文艺作品表现民族精神与民族精神之作用的阐释，着眼于世界文化格局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现有与应有之地位，因此蹊径独辟，另立新说。 前人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语） 。阅乔岳、酌沧波之饱览博观，令范咏戈先生的文艺评论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使读者信服。而眼界、境界与学养，亦涵育了范咏戈先生的评论风格，即书卷气息与儒雅美感。其书卷气息并非大掉书袋，而是予人一种学识根基的沉稳厚实感；其儒雅美感则是体现为一种从容雅致的话语方式。如范咏戈先生在《批评的官能》一文中，论及文艺评论家的文格文风。文中认为，要防止把文艺评论写成某种智能游戏，借一部作品为由头洋洋洒洒发一通对作者和读者都无裨益的议论，以显示自己的才华或聪明。评论家也要避开“知性”地去认识文艺作品。这种“知性”法则总是把统一体的各差异面分裂开来，坚硬地对立起来，看成独立存在的东西——如黑格尔《美学》中说的，它“不能掌握美” 。这番观点亦甚为有助于我们理解言者的评论风格之由来。 《化蛹为蝶》这本集子，我更愿意解读为一位文艺评论家在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中站立与行走的姿态。在90年代末写于莫斯科大学的《灵魂的内在态度》一文中，范咏戈先生写道：“沉重的精神主体——荒谬感、疏离感，困扰着那些有高贵精神趣味的人（首先是艺术家） ，当他们进入了不可跨越的历史文化阶段——商品文化时，物化感无异又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精神追求的紧张度，甚至在需要选择基本的生存对策时张皇失措。对于艺术来说，这才是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转折时期。是需要我们实行文化自救的时候了。……沉重的创作主体将可能造就一种具有现代悲剧精神的艺术。……它不会是颓废的艺术，它将以自己表达的现代人类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的痛苦反思再次征服现代观众。 ” 《化蛹为蝶》整部集子亦可如是观，这是一个自觉的精神主体关于文化自救之所思所述，其思想与话语之蛹所化之蝶，已是洗去铅华褪去浮艳，映现于世人心目者，乃是一种思之凝重，美之深致。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3年10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