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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词学家龙榆生在《选词标准论》中指出：“选词之目的有四：一曰便歌，二曰传人，三曰开宗，四曰尊体。前二者依他，后二者为我。操选政者，于斯四事，必有所居。又往往因时代风气之不同，各异其趣。”[1]词选是词学批评的一种独特方式，从词选的选择标准、意图等方面可以考察不同时代词学观念的演变。宋元明清时期词选数量众多，不少选本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文献价值，在词学史上有较大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词选研究受到学界普遍注意，成为词学研的一个“热点”和“生长点”，不时推出有分量有特点的论著。然检视近二十年已有的成果，也可发现词选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如研究者注意力集中于宋、清二代，元明词选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视野比较狭窄，理论深度也有欠缺；词选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某一时段，较少考察历代词选的继承、嬗变与发展，忽视各个时段词选的自身特点、相互关系及发展走向等问题，缺乏宏通性研究。可以说，词选研究领域虽然成果丰硕，但可以开掘的空间亦复不小。令人可喜的是，最近丁放教授与其博士弟子合著的《宋元明词选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一书问世，展示了学界在词选研究领域的新思考和新开拓。 细读《宋元明词选研究》一书（下文简称《研究》），可以发现该书优点颇多，如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精细的学术眼光和踏实的学术态度，善于综合运用文献学、接受美学、文化学、定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文献与理论并重，论析精审，富有创见。笔者以为，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的有效结合，注重在宏观把握中突出个案研究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也是该书具有明显的开拓性与创新性的重要原因。 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是学术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但在研究中处理好二者关系，真正做到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并不容易。宏观研究，高屋建瓴，有助于在整体层面把握研究对象的发展历史与趋势、特点和局限性，如果缺乏精深的典型个案研究作为根基，又极易流于浮泛甚至误入歧途。个案研究，具体而微，注重细节剖析，有助于洞察研究对象的细部结构，如果个案研究缺乏概括与提升，则难免陷入狭隘局促的泥淖，如个案选取不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或代表性，又很 难为较大的总体性研究提供坚实支撑。笔者以为，《研究》一书较好地处理了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的辩证关系，并得出一些令人信服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宋元明词选与词学关系研究”是以典型个案为基础的宏观研究，重在揭示宋元明词选与词学创作、词学观念以及词学接受之间的关系；下编“明代词选个案研究”，是宏观视野观照之下的个案分析，对明代中后期的《花草粹编》、《草堂诗余四集》、《古今词统》等重要词选进行个案研究，既考察版本源流，成书背景，编选体例及宗旨，又注意发掘蕴含的词学思想及其产生的影响，探寻明代词选的发展走向以及词学观念的演变。下面，就笔者感兴趣的相关章节谈一点观感。 学界之前的明代词选研究，主要是个案研究或静态研究，对明代词选总体面貌和特征缺乏全面、深入分析，对明代词选自身的嬗变以及词选与词坛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也缺乏应有的讨论。《研究》上编第三章“明代词选与明代词学”，重点考察明代词选的编选特点、明代词选与明词创作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意在对明代词选诸问题进行宏观性的总结与把握。《研究》认为，明代词选数量众多，与明代中后期刻书业产业发达密切相关，书坊商业化运作模式在促进词选繁荣与传播的同时也带来因袭浅陋等弊端。明代“花草”流行，但明人并非盲目崇拜《花间集》、《草堂诗余》二书，《草堂诗余》在明代中、后期被不断改编，其编选体例出现调整创新、选源选域逐渐扩大、审美趣味也趋向多元化，这些新变反映出明人词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演进趋向。明代词选开始出现大量的评点内容，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的评点成为明代词选的重要组成部分，评点增强了词选的文学批评功能，对清代词选和词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还指出，明代词选与明词创作呈现出互动关系，并以个案作为例证：一是明代前中期著名词人陈铎、张綖、杨慎等人的词学创作和批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习、反思《草堂诗余》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陈铎等人的词学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草堂诗余》在明代的进一步传播和繁荣；二是明代中后期，随着女性词坛的活跃与词选家女性意识的增强，女性词人群体受到选家的关注，并出现了女性词选《名媛诗纬初编诗余集》。可见，《研究》的宏观把握是以诸多坚实的个案研究为根基的。 《研究》还运用现代美学中的接受理论对《绝妙好词》、《乐府补题》、《草堂诗余》等重要词选的接受史进行研究，视野宏通，突破词选研究中常见的时段分割的局限。第四章“宋元明词选接受研究”认为，《绝妙好词》在明代罕见流传，其重新发现与重新受到关注均与清代“浙西词派”有直接关系，《绝妙好词笺》及续书的问世对“浙西词派”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常州词派”对《绝妙好词》既有批评又有吸收。《乐府补题》经朱彝尊发现后重新问世，对清初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历来学者认为《乐府补题》诸词中有寓意和寄托，本书作者依据原作所用典故和具体描写辨析主旨，认为这组词是有一定身世之感的咏物之作，《乐府补题》的接受对与清代“比兴寄托”说及“常州词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特别指出，《草堂诗余》在明代词坛极为流行，曾被反复改编，形成了令人瞩目的“草堂”系列，前人将《草堂诗余》视为明词衰蔽的重要原因的观点并不准确，因为《草堂诗余》的流行只是明词衰蔽的一种表征。 《研究》并未满足于“就事论事”，特别注意将词选个案研究放置到历代词学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充分发掘个案蕴含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下编对《草堂诗余四集》与《古今词统》的个案研究便是典型例证。 《草堂诗余》原为南宋书坊为应歌之需编选的一部词集，在当时主流词坛的地位并不彰显，而明代中叶以后，经明人改编的各种《草堂诗余》却大为流行，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草堂”系列，对明词创作与词学观念的演变都有重要影响。《研究》敏锐地指出，“草堂”系列中的不少选本乃书坊改编出版，多有层层因袭、手眼不高的弊病，但也出现了比较有特色和价值的选本，例如明末沈际飞评选的《草堂诗余四集》是一部规模较大、颇具词学价值的词选。首先，该词选大量选录南宋词人的词作，特别留意对“辛派”词人和以姜夔为首的“风雅派”词人的选录与评点，选词范围与审美趋向均有超轶明代其它《草堂诗余》之处，反映出沈际飞不同流俗的词学观念与兼容并蓄的审美趣味。其次，词选中有眉批评点内容数千条，既有艺术鉴赏，也有词体辨析，融合前人观点而不乏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明代词学评点的发展。再次，沈际飞将言情视为词体的基本体性，是明代“主情说”词论的变化与发展，其标榜“比兴寄托”之说以推尊词体，实为晚明词坛试图提高词体地位的有益尝试，可视为“常州词派”词论之先声。在明末词坛，《草堂诗余四集》的编选、评点及其词学观念展示着明清之际词学思想的嬗变，对考察号称“中兴”的清代词学也有重要的参照作用。正是有了这种宏观视野观照下的坚实、精深的个案研究，以往被遮蔽的《草堂诗余四集》的价值才得以彰显。 明代词选数量虽然不少，但或因选词偏少，或为因袭较多，或是体例驳杂，理想的选本不多。《研究》分析认为，卓人月汇选、徐士俊参评的《古今词统》就是明末一部规模宏大、观点新颖、特色鲜明的著名词选：首先，该书博取众选之长，具有鲜明的“词统”意识。《古今词统》以《花间集》、《尊前集》和明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长湖外史《草堂诗余续集》、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和《草堂诗余新集》、钱允治《国朝诗余》诸书为基础，凡收词491家2018首，录词范围上起隋、唐下至明代，将历朝词汇于一编。其次，词学观点新颖，不以传统的“婉约”、“豪放”分“正变”，而是以“情”作为选词的唯一标准。认为只有作者的情感表现得惟妙惟肖，能够引起读者、听者强烈共鸣的词才称得上是“本色”、“当行”的佳作。该书高度推尊辛弃疾词，收录其词141首，大大超过其他词人的词作数量。该书的孟称舜序和徐士俊序均十分推崇豪放词风，编选者重视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词的美学趣味是显而易见的。再次，该书评点内容多达上千条，评语的核心是从抒情性的角度论述词的风格，其根本立足点也是婉约与豪放并重。《研究》指出，《古今词统》选目较合理，规模较适中，其序言和评语体现了丰富深刻的词学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词选在明代乃至中国词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研究》选取《古今词统》进行个案研究，也是别具匠心。因为《古今词统》不随流俗，比较公正客观地评价了婉约与豪放两种词风，是明清之际承前启后的重要词选，对清代浙西词派领军人物朱彝尊编选《词综》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研究》一书通过宏观把握与个案研究有效结合的方法，得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又颇具启发性的论断：一、明代中后期，部分词选家逐渐摆脱《花间集》、《草堂诗余》的局限和束缚，编选出富有个性特点乃至具有“集成”意义的大型词学选本，显示明代词选的编选观念趋于明确与自觉。二、明代词选的选录范围和重心由关注晚唐、北宋词人词作发展到对南宋词的大量选录，并对本朝词人亦予以一定程度的留意，表明明代词选的选源与选域呈现扩大趋势，明人的词学视野趋于合理。三、在明代《花间集》、《草堂诗余》盛行的背景之下，姜夔等“风雅派”词人进入明代词选，表明“雅词”潜回明末词坛，“雅词”的回归直接影响到清代“浙西词派”朱彝尊等。四、明中后期词选中“主情”倾向非常明显，与当时词坛的“主情”思潮相互呼应并推波助澜，这是明代词学思想的一大特点。五、明末苏、辛等人的“豪放”词作大量选录，说明明代词选开始有意识地突破以“婉约”为正宗、以“豪放”为变体的传统词学观念，即使是某些坚持“正变”观的词选家，在实际的编选、评点过程中乃是“婉约”、“豪放”并重，并未强判妍媸，显示了明人突破传统词学观的努力以及传统观念所具有巨大惯性。 总而言之，从内容上看，《研究》一书以宋元明词选为主要研究对象，推动了词选研究的纵深发展，加强了词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从方法看，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有效结合，注重在宏观把握中突出个案研究，注重史实辨析与规律探寻，显示出作者研究方法的娴熟和自觉。《研究》一书的内容观点及研究方法对选本研究乃至中国文学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注释 [1]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作者简介：刘尊明，男，1960年生，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词学研究，出版过《唐宋词的审美文化观照》等著作。夏志颖，男，1979年生，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