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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书后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秦蓁 参加讨论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八册,钱基博、钱锺书父子遞藏,杨绛女史拟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先期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今年1月印行。都五百馀通,裒然大观,不仅可供赏鉴,亦近代文献之渊薮。惟其中偶有非谭复堂师友所作而阑入者,或主名未考得者,今略为订补。另有两通书札为复堂友人所作而非致复堂者,依本书编例,不得列于正编,而可入附录中。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八册,钱基博、钱锺书父子遞藏,杨绛女史拟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先期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今年1月印行。翻阅一过,锦笺纷郁,书体杂沓,辞旨佳妙,令人眼明。加之藏者釐定精审,编排秩如,都五百馀通,裒然大观,不仅可供赏鉴,亦近代文献之渊薮。惟其中偶有非谭复堂师友所作而阑入者,或主名未考得者,今略为订补如次。
    项廷绶书游华山诗一首(1182页),后有跋云:“先生蜀人,官吾浙,足迹半天下,度陇一载,今将东还。”按复堂浙江仁和籍,非蜀人,且跋末落款道光九年八月,复堂生道光十二年,则此札断非致复堂。项廷绶,浙江钱塘人,词人项廷纪(莲生)之兄。至于此蜀人究为何人,俟考。
    沈祖宪书札一通(1236页),致“云台二哥”者,札中有“十六日闻府主开缺养病之信”,“府主暂寓卫辉”云云。按府主指袁世凯,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罢职回籍居住,云台即其长子克定。后又言及“豹岑兄”,即克定弟克文。沈祖宪,浙江绍兴人,袁世凯幕僚,曾与吴闿生合编《容庵弟子记》。
    日人青木宣纯名刺并诗一首(1240页),诗有云:“枢垣有贤相,忧国违太和。优诏容高卧,恩纶赐养疴。”上款“袁宫保大人”,下署“辱友青木宣纯”。此札当为致袁世凯者,颂其林下退隐别有怀抱之意。青木宣纯曾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辛亥后袁世凯聘其为顾问。
    杨度书札一通(1242页),致“夫子大人”者,具名“受业杨度”。札云:“前门送别之状,时时在人心目中。两年以来,常闻优游田畝,颐养康娱。此时社会思想,多祝吾师复出,以为安石不出,如苍生何。”又云:“至京与云台兄约,同赴彰德一行。”可知此札乃上袁世凯者,袁时退居彰德洹上村。杨度入袁幕,“夫子”、“受业”云云,即所谓拜门老师,非有学业之亲炙。
    某某致慰公书札一通(1303页),札中代光云锦转呈对外蒙古形势之判断,末署一“澹”字。按慰公即袁世凯,字慰亭。书中称光云锦为同里,则作书者亦安徽桐城人。承同仁袁君家刚告知,其人当为陈澹然,民初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福建博物院藏有陈澹然致袁世凯一札,刊布于《福建文博》2009年第4期,取对本札,字迹相合。
    以上五篇,悉与复堂无涉,凿凿可考。或为钱氏后来所得,偶夹于册中,而出版时未能辨识,遂一并载入,应从《复堂师友书札》中摒除。因帖册形态不明,羼入之原由,姑为推测如此。
    另有两通书札为复堂友人所作而非致复堂者,依本书编例,不得列于正编,而可入附录中。一为陆心源三通之第一通(148页),致“季贶仁兄大人阁下”。按季贶即周星贻,札略云:“惠书并谭仲修文稿、杨惺吾书式均悉一是。仲修居杭州何处,亦祈示及,弟拟通书并寄新刊也。”则此札有关复堂事,星贻收到后转寄复堂一阅,故存其家。二为陶模一通(434页),致“蓝洲仁兄同门大人阁下”,蓝洲即陈豪,本书中存其致复堂书札有三十一通之多(283-433页)。
    正编末有某某词稿一页(1286页),未知主名,词后小跋云:“奉和仲修仁兄同年赋雪均,即乞正拍。”谛辨落款,为“濬颐初草”四字,下钤“濬颐”白文联珠小印。按此即方濬颐,字子箴,号忍斋,又号梦园,安徽定远人。《复堂日记补录》卷二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条记:“过方箴老梦园,坐古香凹,清言读画。”《复堂类集》诗卷九有《和梦园先生留别韵送之淮上》《再送梦园》二诗。复堂原词《无闷·早雪》见《类稿》词卷二,梦园和词则未载其《古香凹诗馀》中,为集外佚词。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方忍斋所著书》清稿本二十八种,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影印刊行,其中《忍斋文赘》《蟭螟》等为手书原稿,审其笔迹,与词稿同符合契,词稿为梦园真迹无疑。惟梦园道光二十四年已成进士,复堂同治六年方乡试中式,梦园何得谓复堂同年?盖人非同省,往往不明对方乡举年岁,误记误称,旧时多有。
    此宗书札,钱锺书先生在世时,已将其中部分具史料价值者交由相关学者研究,如上述陈澹然致袁世凯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康右铭1979年在其《沙皇俄国是怎样利用中国革命来把我国外蒙等地沦为它的殖民地的》一文中已有引用,当时尚不知“澹”为何人。章太炎上其师谭复堂一书,钱基博先生早年在《复堂日记续录》跋记中已全文迻录,但流传不广,钱锺书先生复请刘仁达注释后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乃成为章太炎研究之重要资料,惟两次录文都有误字,亟待校正。今全部手札得以彩色精印出版,嘉惠学林,为功匪浅。原册为毛边纸簿上简单黏贴,国博接受捐赠入藏后,倘能重加装治,则更利保存,若在适当时候公开展示,尤所望焉。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载:《文汇报》2015-06-1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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