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生活的内面
    弋舟是七零后小说家，生活在甘肃兰州。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西部作家”不同，他的作品里地域风貌并不显著。无论是《怀雨人》《所有路的尽头》《等深》，还是《我们的踯躅》《平行》（刊载于《收获》），这些广受关注的优秀小说多集中表现人的生活和生存样态。
    《怀雨人》让人难以忘记。那位年轻人潘侯，走路跌跌撞撞，四处碰壁。虽然生活能力不健全，但却喜欢持之以恒地记录他人:“早餐，二班的瘦女生，吃了十分钟，心情好；第一节课，徐教授，眼睛红，疲惫；穿着运动服的男同学，看天，天上有云……如此等等”，这样的记录看起来简单乏味，但是，也不一定。叙述人发现，“潘侯记录下的，是一些人在尘世走过这么一遭的佐证。”事实上，这是位难得的有思考能力的青年，在许多人看来，茱莉和潘侯的爱情充满了阴谋与功利，但在潘侯那里，爱就是爱，简单、直接、澄澈，与一切外在无关。那位像“雨人”一样的潘侯，天真、纯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俗者们的油腻与委琐，读之难忘。
    还有《刘晓东》，《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里的中年画家。他有穷追到底的性格。他要去找那个突然失踪的青春期男孩；他要帮助那个受伤害的女孩子；他要找到那个死者的前妻或情人，聊一聊突然赴死的主人公……找不到谜底他不甘心，不罢休。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位中年男人患了忧郁症，他日日思虑，不能安宁。由此，读者得以潜进他的内心深海，与他一起翻来覆去，耿耿难眠。是的，读着读着，读者惊奇地发现，刘晓东身上的那些疼痛、那些不安，都不再是个案，也并不只属于他自己。
    作为新锐小说家，弋舟的不凡在于他对于人物的辨识能力。他能敏锐捕捉到生活中那些有独特气质的人，并为他们在小说里重塑肉身。在他的笔下，生活中那些婆婆妈妈，那些鸡零狗碎突然间就消失了，尘埃纷纷掉落，浮沫终会蒸发。一些纯粹的、类似结晶体的东西呈现在我们眼前。那是外表之后的真相，那是人在夜深人静时对精神境遇的思索。
    比如《平行》，它关注的是患有老年痴呆症族群。你知道，这个族群有那么多可以写的东西，生活细节、走失、亲情、冷漠等等。但是，小说家看到的是人到老年之后在精神上遇到的困窘。“老去是怎么回事呢？”“老去”难道只是秃了头、老花了眼、性欲衰退吗？困扰小说主人公的是“形而上”的问题。“老去”有可能是大面积失忆；“老去”有可能是同一个错误一犯再犯；“老去”还可能是眼睁睁看着病魔来袭，毫无还手之力。面对老人的生活，小说家并不直接写他们的病痛和行动不便，也不过多着墨于养老院，他写的是人对老去的不甘，他写的是人心灵上如何渴望逃离衰老。最终，老人逃离养老院回到家中。弥留之际，他明白了什么是“老去”：“原来老去是这么回事：如果幸运的话，你终将变成一只候鸟，与大地平行——就像扑克牌经过魔术师的手，变成了鸽子。”
    《平行》是举重若轻的小说。面对“老去”这样沉重的话题，弋舟写出了生命和灵魂的轻盈，他以新鲜的入口切入了老年人的内心世界。在那里，我们读到人的困惑、孤独，人面对疾病的无助和无力，以及，人即将被世界遗弃时的恐慌与抵抗。《平行》使读者认识到，“老去”是每个人的宿命，而如何面对“老去”则是全社会的精神疑难。
    弋舟有拂去生活表象而直抵核心的能力，他寻找到了属于他的透视方法。——我们为什么活，我们为什么爱，我们为什么难以入睡，我们为什么不能抵达理想的终点？终极意义上，如何升迁、如何发财、如何恋爱、如何分手都只是生活的表象，重要的是写出生活的内面，写下我们精神上遇到的困惑，写下我们如何渴望保有心灵的整全。
    当我们讨论一部小说好或不好时，是基于它对现实生活的忠诚，是基于小说家描摩人物如何活灵活现，还是基于小说家如何把故事讲得跌宕起伏？恐怕都不是。好小说最重要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有穿透表象的能力，在于写作者的思考能力。“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思想。是作家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作家和常人的不同，无非是对生活想得更多一点，看得更深一点。”汪曾祺先生说得多好。在我看来，弋舟是比常人想得多、想得深的小说家，从他的作品里，读者能发现生活的内面。
    “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
    我喜欢《刘晓东》。当弋舟以“刘晓东”为主人公讲述故事时，我以为，他找到了他作为小说家观察世界的坐标。刘晓东是画家、知识分子、教授，也是自我诊断的忧郁症患者。——忧郁症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普遍的疾病，而弋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透过这个中年男人的内心书写我们时代人的困惑。
    忧郁症患者是弋舟小说最重要的符号，或者标签。忧郁症患者思虑过度，忧心重重，他们患有思考癖和追问癖，是“内心戏”极重的那种人。表面上看，这些人面容平和，在人群中常常沉默；但是，了解他们的人会知道，他们的内心常常万马奔腾，翻浆蹈海。忧郁症决定了刘晓东是一个疏离的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不入戏的人——即使身在其中也常常出戏的人。
    这个世界上，许多读书人都有做戏的欲望，他们把多变的和不成熟的观念吐给大众，以赢得一时的喝彩。可这个刘晓东不是。他常觉得自己是无用的，他不断地后退、后退、再后退。读《刘晓东》，你不得不想到克尔恺郭尔那句话，“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事实上，并不只是在《刘晓东》那里，《怀雨人》、《平行》、《我们的踟蹰》中你都能意识到小说家更关注那些被时代轮盘甩出去的人，那些与时代步调并不相合的人，作为小说家，弋舟几乎本能地意识到，一个好作家关心的必然是这个时代的“失落者”，而非这个时代的“得意者”。
    因为患有忧郁症，刘晓东得以成为深具内在性特征的那种人，这有利于写作者开辟这个人物的内心疆域。“但就我们的文学而言，要害还不在看得见看不见，而在于，能不能从人物的内部，比如一个农民或一个小城市民，能不能从他自身的表意系统、他自身的内在性上去说明他、表现他。作者的确有阐释的权利，更可以向人物提出他从未想过的问题，引导他尝试扩展他的内在性，但同时，阐释的限度在哪里？人物如何自知和如何被知？”分析2011年的短篇小说时，李敬泽在《内在性的难局》如是说。某种意义上，读者在《刘晓东》这部书里看到了那些问号的答案。换言之，正是因为忧郁症，刘晓东这个人物本身具有了“表意系统”，他本身就具有自我阐释性，他的内心世界由此打开。
    那是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呢？刘晓东内心分裂。他的成长、他的社会经验使他分裂。时间之河横亘在刘晓东面前。这条河定格在80年代。它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一个以前的“我”，一个现在的“我”；或者说，一个以前的他和另一个现在的他。几乎每个人都从这条河中泅渡。一些人虽然渡过去了，但象被扒了一层皮，灰头土脸，片甲未留；另些人也渡过去了，成功变身，如鱼得水。在弋舟那里，八十年代是会变魔术的盒子。每个人都从那里走过，那儿是一切的起源。看起来，《刘晓东》中似乎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成功者，一个是失败者。虽然这对时代和人的理解有过于简单之嫌，但是，书中对成功失败的判断标准说服了我们。——在忧郁症患者眼里，有些人似乎成功了，但他们已经死去；有些人失败了，但他们活着，是痛苦地活着。刘晓东不断回溯他的过往，也不断为他遇到的每个人追溯他们的过去，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时代面前巨大的内在性焦虑和罪感。
    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弋舟对八十年代的浪漫理解，但是，我要坦率承认，弋舟使用一种以八十年代为界的划分方式获得了他理解时代的视角。他对刘晓东历史和生活经验的追溯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个病人，足够理解并同情他的一切，这样的书写也最终使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融为一体。——人物性格决定故事走向，而不是故事走向决定人物性格。正是触及到人物的过去和来历，小说家为我们勾勒了一代人的精神轨迹，在变动时代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还没有哪种疾病比忧郁症更能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症候的表征；也还没有哪个作家象弋舟这样将这一疾病写得如此深沉、痛切，既让人感同深受又让人认知到它的时代寓言性。
    “永远不是你自己而又永远是你自己”
    写作是面镜子。面对镜子写作者首先要做的恐怕是要看清楚，这个作品里哪里有“我”，哪里是“我”，哪里歪曲了“我”，哪里躲藏了“我”。——为什么要歪曲，为什么要躲藏，这些问题对于每一位写作者都有意义。最初这些问题和回答都是不清晰的、含混的。需要回视，需要反省，需要反躬自身。这是艰难的认知过程。但是，我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成熟的作家才能真正面对“我”，找到“我”的痛苦，找到“我”的语言，找到“我”的气息。
    是的，语言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标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小说家，可以把语言去魅，尽可能丢弃语词身上的历史性、地域性；而另一种小说家，则将简单的词语增魅，赋它们以历史意义及隐喻色彩。弋舟是后一种小说家。从汉语言的基金中，他尤其擅长提取具有精神性意义的语词，比如羞耻、罪恶、孤独、痛苦出现频率极高。这些词语有精神性色彩。事实上，他的文本里还常常有诗歌、理想主义以及爱情这些分明“落伍”的词语。要知道，这些词语连接过去，也连接现在，它们深具历史含义。它们深具精神能量。
    我们时代是对语言极为敏感的时代，但也是语言环境极为粗糙的时代。一些词慢慢死去，被我们无情抛弃；一些词突然出现，我们不得不接受它们，即使它们看起来很恶俗；还有一些词我们避免说起，即使我们内心确实渴望使用，但我们也主动遮掩，以此来确认不落伍。
    使用哪些词语表达，用这个而不用那个，用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言说都是面对世界的态度。作为汉语写作者，弋舟的独特性在于他坚持使用一些现在我们不愿使用的语词，他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潮流的不认同、不苟且。他使用孤独、罪恶、理想、赎罪……这些语词在他的文本中使用频率很高，以至于我们都觉得是不是太多了。并不是太多，很可能是我们遗忘太久，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些词在这个时代本该有存在的必要。语言即是内容，语言与内容不可剥离。当流行小说中绝迹的词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弋舟作品中时，那不仅仅是他对某一类词语的偏好，更是其写作态度的彰显。
    弋舟的语言追求优美、雅正，讲究节奏感，读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文学理想，当然，也会想到其小说风格的来处。作为新一代小说家，弋舟并没有从九十年代写实主义那里充分获取营养，迂回辗转，他从八十年代先锋写作财富中寻找到了写作资源。在我看来，这是他寻找常年寻找“自我”的一个结果，看重小说思想、看重小说语言、看重小说形式、关注我们时代人的精神困惑与疑难，这样样的追求注定使他与当下追求好看故事的写作潮流格格不入，注定他的写作将带有强烈的个人标识，也注定他将会从同龄作家中脱颖而出。
    作家确立艺术风格的标志是建立“自我”，自我的语言，自我的理解力，自我认识世界的方法。“自我”是深井，那里有无数关于人的宝藏和秘密。对自我的探索需要经年累月的劳动，需要作者沉思冥想，需要向更深更暗的无人至访处探进。这种痛苦的探索是有重量，有质量，是切肤的；对于作家而言，它不是一种损耗，而是对写作生命的另一种滋养。我猜，弋舟和他的刘晓东一样，都有过痛苦和倍受熬煎的时期。一定有种种问题困扰过他。但是，他终究明白了，世上没有人真的帮助另一个人解开难局，除非他能够真的深入挖掘“自我”，对着写作那面镜子披肝沥胆，直见性命。
    是从哪一篇开始的？我不能准确说出来。但熟悉弋舟创作的人深知，他变了。他从许多人中走了出来，面容越来越清晰，他作品的声音、腔调、气质都越来越有标识性，越来越让人过目难忘。换言之，他越来越开始成为“弋舟”，而不只是七零后写作中的一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弋舟以前的文本里没有自我。但以前那个“自我”跟他后来文本中的“自我”不同。后来的那个“自我”不躲闪，坦然，那是忠直无欺地面对这个世界，那是坦诚地毫不畏惧地承认，对，这就是我。是的，就是。好的、坏的；健康的，病态的；痛苦的，忧虑的；所有文本里的一切，都有“我”。
    尽管要从认识“自我”开始。但作家也要意识到，文本中的那个人是“我”，但又不可能全是“我”。——先从化身为“我”开始，最终化身为他，化身为与“我”相类的人群。懂得怎样写作的人，会在文学中利用自我的，吴尔夫说，但是，她又说，“这个自我虽然是文学的要素，却也是最危险的敌手。永远不是你自己而又永远是你自己——问题就在这里。”的确如此
    很难说清楚，这位作家是从哪一天起开始直面镜子里的那个人。这个人不惮于承认自己病了；他不惮于面对自己残破的内心；他不惮于承认自己是弱者。作为写作者，他看到了潜伏在“自我”身上的疾病与灰暗，尽管他本人不一定是病人。好作者不只是病人还得是医生。“他是医生，他自己的医生，世界的医生。世界是所有症状的总和，而疾病与人混同起来。”德勒兹说，这句话用在弋舟的写作上非常适合。
    重要的是，弋舟深知“我”身上是有疾病的，但这疾病不是孤本。他逐渐意识到那些灰暗的情感、那些扯心扯肺的病痛、那些无有表达的愤懑都不是个案。他逐渐懂得，那些在黑夜里辗转难眠的中年人，那些在情欲伦理间徘徊的人；那些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苦苦挣扎的人；那些活得象狗一样趴在地上苟延残喘又摇摇晃晃爬起来想和虚空世界放手一搏的人；那些为疾病和衰老搏斗，无法自拔的人……他们身上都有一个“我”。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这是成为自己的第一步。而至为重要的是，从自我出发，认识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语），只有从此开始，带有个人风格标志但又不拘泥于个人的作品才闪耀光泽。
    就是从此刻开始。弋舟的作品开始耀眼鲜明，具有了吸引力。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被那里显现的光泽吸引:他们渴望了解潜藏在那里的秘密；他们情不自禁地想和这位作者站在一起肩并肩看世界；他们与他感同深受；他们开始引以他为同类，开始向他掏心掏肺；他们愿意和他目不转睛地对视……最后读者们不得不感叹说，正是从这个作者那里，我们照出了自己，我们找到了同类。
    2016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