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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向来对“人”及其所创造之“人文”另眼相看，“写人”遂即成为传统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心。然而，自从近代不断挨打以来，中国人心头便患上了一种“‘西方文化’优越于‘东方文化’，一如‘现代’胜于‘传统’”①的卑怯证。于是乎，在讨论中国文学“写人”问题时，要么动辄援引西方理论来“例律”，要么干脆将其打入冷宫不闻不问，要么对其魅力欲言又止。为强化中国文学及文论研究的本土化、自主性，李桂奎教授于十几年前便响应黄霖先生关于建构“中国写人学”的呼吁，开始投入到这项特立独行的研究中，并于最近推出其“十年磨一剑”的成果——《中国小说写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这部论著力求驱除“典型”与“叙事”对“写人”问题的遮蔽，通过跨界融通古今中外文论，激活并重组中国传统写人话语，向全面构建“中国写人学”新体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其学术冲击力与启示意义正在呈现。 一、冲破“典型论”“叙事学”等理论的遮蔽 尽管昔日仿佛万能的“典型论”与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叙事学”等西方理论曾使得我们眼界大开，意义非凡，但由于人们长期惯于“以西例律我国小说”，进行不当操作，这两套话语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我们审视小说发展历史脉络的视线，而且也束缚住了我们进行多元探索的手脚，致使本来空间广阔的写人研究遭到遮蔽。在“典型论”风行的以往，人们重点关注了“人物”；在“叙事学”兴盛的当今，人们把“叙事”当作重头戏。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黄霖先生振臂一呼：只有重视“写人”研究，才能走出自己的路。这正是李桂奎教授从事“中国写人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回顾总结百年来的学术史时，李桂奎教授指出，“典型论”或“叙事学”你方唱罢我登场，遮蔽了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所固有的写人传统。在《中国小说写人研究》一书的引论中，李教授劈头就提出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中“叙事”与“写人”研究的失衡问题，进而针对中国文学文论研究的独特性，强调“叙事学之花与写人学之花应竞相绽放”。②接着，在详尽剖析舶来已久且长期流行的小说“三要素”说及奠基于此的“典型论”之研究实践后，指出随着“典型论”的坍塌，与之相关的“人物论”、“形象分析法”等路数难以为继。这些论断并非孤掌难鸣，我们可从其他有识之士的论文论著中找到同调佐证。如南帆教授从统计结果看到“典型”出现在文学批评之中的频率愈来愈低，并指出这不仅意味着某一个理论术语的过时，而且表明支持这个术语的一批命题正在逐渐失效。③旷新年教授近来又较为完整地描述了典型概念的变迁史，道出了典型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由文艺理论批评核心到全面崩解的实情。④刘勇强教授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一文中全面评述了叙事学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优长与短板，并据此提出了应该打破旧套、充分激活中国传统小说理论来探寻适合古代小说实际之叙事学的新命题。⑤这表明，单靠舶来的“典型论”与“叙事学”等理论话语难以将中国文学研究进行到底，构建本土化理论体系才是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除了将“典型论”、“叙事学”中国化，构建“中国写人学”同样是一道使命。 更可贵的，在构建本土“写人学”过程中，李桂奎教授一方面强调写人研究不同于以往的人物研究，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以往理论系统中仍有可资借鉴的有价值的理论片段。这种“惟务折衷”的研究态度，不仅有利于使“典型论”与“叙事学”遮蔽下的有关写人研究之吉光片羽得以及时显现，而且使其成为建构“新”的理论大厦的砖石。这样，《中国小说写人研究》一书对唐弢、钱谷融、叶朗、黄霖、杨星映、饶芃子诸先生的相关理论择善而从，对聂石樵、郭英德两先生能够从修辞视角涉足文学写人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论著确定了将重心从以往“人物分析”转为“人物分析”与“写法研究”并重的理念，且以传统小说作品与论评文本为核心进行理论整合生成了。 沿此理路，《中国小说写人研究》所做的融通古今中外而锻造本土的、自主的中国话语的努力不仅有利于打破西方话语独霸的局面，而且能够与越来越本土化的“叙事研究”一道更好地服务于以小说为主的整个文学研究。当然，这一学术追求是否能够奏效，关键还是要看它能否成功敞开并激活中国长期遭遇遮蔽的传统写人话语。 二、致力激活中国小说传统写人话语 中国文化历来强调“以人为本”。《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秀气也。”⑥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传统中国，“人”之表象主要呈现为“言”与“动”两端，于是古之帝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⑦。这种以“写人”为本的史书记录方式世代传承，至《史记》更合“言”、“动”为一体，所写之人的阶层范围也大大拓展，加之这种纪传体中的人物似真若活、非常可信，遂成为历代史书写人范本，也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写人之道与技。中国文学善于写人、长于写人，这一特质本来较为彰显，可惜相关文论所存在的话语跨界性、用思感发式、形态碎片化，遂使得传统文学的写人实践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而当人们试图重新整合阐发这些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学写人话语时，却又遇到了百年来因崇洋迷外而导致的与传统的断裂。以上双重困境导致梳理与激活传统话语变得十分艰难。黄霖先生攻坚克难，率先“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去体悟传统的理论”⑧，撰写出《原人论》，导夫先路，并提出“中国写人学”之构想。李桂奎教授身体力行，在2005年完成的题为《中国写人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越十年而推出了《中国小说写人研究》这部五十余万言的“亮剑”之作。 在《中国小说写人研究》中，李桂奎教授对中国小说写人传统的梳理十分细腻，在清理存货时既重文论引发，又重作品归纳，且以能否化为当下理论养分为鹄的来决定取舍，从而有效地激活了传统本土话语，结出富有原创性的理论硕果。具体而言，第一，始终贯穿着“史”的意识。从表面上看，该书比较侧重体系建构与话语创生，并非惯常的小说写人史的体例。实际上，作者不仅开篇第一章就对中国写人理论之古今演变做了“史”的描述，而且全书每一章之撰述，无论是讨论小说写人范畴，还是整合小说写人理论，均作追根溯源的详梳细理，这就使其脉络通畅、统系昭彰。现在我们姑且以其理论台柱之一的“态”范畴为例略窥一斑。作者在梳理“态”范畴时，以其字源学的本义为起点，而后依其演变过程探讨了“态”作为哲学范畴、文艺美学范畴、写人理论范畴的意涵与应用，源流变迁非常清楚，便于人们把握。至于对中国小说写人“跨界”、“拟画”、“拟剧”等传统论评之析解亦依此方法，涉及范围之广、爬梳史料之细，亦超迈前人。第二，始终贯注着“不在存古而在辟新”⑨的激活意识。李桂奎教授之所以认真且系统地梳理中国古代写人现象和写人经验，其中心目的是建构服务当下文学研究的“中国写人学”。因此，成功激活本土固有写人资源乃是第一要务。他通过古今观照，将研究触角伸向当下，其针对的小说文本以古代的为主，亦有现当代的，如鲁迅、莫言等人的作品；其依据的理论资源以古代为主，现当代为辅，以前者引发后者，以后者激活前者，颇为恰适。他发现了中国传统写人话语的“跨界”特征，据此运用“跨界”审视之法激活中国小说写人的“拟画”批评与“拟剧”批评。另外，尽管他强烈追求理论话语的本土性，但并不刻意拒斥西方理论，而是将有助激活中国写人传统资源的域外理论化用在富有原创意味的新理论之中。经过作者十数年精心研究实践，上述方法在激活中国小说写人传统方面已颇见成效。例如，其重点讨论的中国小说写人“拟画”批评、“拟剧”批评，其理论根基来自中国古代“善于征用绘画术语评批各类小说的写人文本”⑩与“中国传统‘拟剧’思维以及传统‘拟剧批评’”11，而其激活策略便是融中西方修辞学理论为“大修辞”视角，从而面向中国传统文化，这既能基本保障写人研究的本土化，又能建构出服务当下、富有原创性的“拟画”、“拟剧”批评。再如，对“态”范畴的激活，运用的就是上述修辞视角与拟画维度，并在与“形”、“神”——这对写人理论中一直居主流地位的范畴——比较中确立其在新理论中的台柱地位，发掘出了不少前人之所未发的意蕴，其应用价值不言而喻。 总体看，李桂奎教授的写人研究是开放性的，凡是有助于其激活传统、形成本土性、原创性写人话语的任何理论资源他都欢迎。读其论著，我们发现其中既有传统小说评点、传统哲学、画学、剧学、相学以及医学等理论知识，又广泛吸取了现代社会学、戏剧学、小说学、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及性别角色诗学等理论方法，真是琳琅满目。当然，在这些理论话语的激活中，他特别讲求一个“化”字，化古为今、化西为中、化零为整，得出一系列实证实悟的结论。其所用话语在力求兼容古今中外过程中达到原创境地。 三、创造古今中外兼容跨界的话语 由于李桂奎教授具有强烈的理论原创意识，他的写人研究论著就力图用中国的一套来消化西方的理论，从而生发出一系列带有原创性的兼容古今中外的话语。 过去，人们谈写人，经常置于“典型论”与“叙事学”体系下，所谓“典型形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富有典型性”、“肖像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指示人物”、“指物人物”、“排比人物”云云，颠来倒去，日渐陈腐。要么只专注于人物思想个性分析，索隐其原型或下褒贬之评语，要么只是将人物视作小说叙事的功能符号，取消了其独立性。面对此种困境，李桂奎教授提出应该注重还原与激活传统话语来救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紧扣中国小说写人的“跨界”特质，从画论之“形神论”说起，由传统小说评点话语引发，结合传统小说文本写人实践，并借助现代理论方法激活和生发出一系列原创性写人话语。如，作为其写人学台柱的“形”、“神”、“态”等范畴；具有跨界性又同时兼容写人之道与技的“拟画”批评话语：“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曲尽其态”、“活画性情”、“心态外化”、“经营位置”等；具有角色功能与性别意蕴的“拟剧”批评话语：“写貌开相”、“因人设色”、“姿态追摄”、“语求肖似”、“代人立心”、“中人性情”等。这些话语的生成与发掘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小说写人研究的语料库，而且可用以解决我国当下小说研究所处的理论过时、话语失效的学术困境。 《中国小说写人研究》所提出并阐发的写人话语之所以富有原创性，首先是因其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该书重点阐发的“拟画”、“拟剧”批评中的系列话语大多直接根源于中国古代画论、戏曲论、诗文论、小说论及其他传统文化理论。如“拟画”批评中的“应物象形”就是基于我国古代神话原型思维影响下的“天人合一”、“取象比类”等文化传统；“随类赋彩”则源出我国根深蒂固的“五色象征”文化传统；“曲尽其态”有其特定的传统道德伦理文化背景；“活画性情”与传统文化中的“气”论及其生发的“五性”、“七情”观念大有关系；“心态外化”立论的根据则是“诚于中而形于外”、“言为心声”等传统文化理论；“经营位置”与传统文化中的“五行”规范也关系深密。“拟剧”批评中的“写貌开相”既导源于“感生异貌”、“以物喻人”等传统思维，又取决于古代文化关于男女“刚柔有别”的文化定位：“因人设色”源出传统的“五色”妆扮与人物等第文化；“姿态追摄”紧扣传统社会礼仪文化来立论；“语求肖似”、“代人立心”、“言中性情”等话语也都注意了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刚柔”、“诚于内，形于外”等学说相链接。在此基础上，李教授通过对其提出的上述写人话语进行“跨界”审视，来加强其本土性及原创性。其中无论是对传统理论话语的综合运用，还是对西方及现代新说的融合化用，均十分出彩。此姑且以“拟画”批评中的“随类赋彩”与“拟剧”批评中的“代人立心”为例略加评析，以证此征。“随类赋彩”本是传统画论术语，被借用来做中国小说写人研究，既可激活古代的相关理论话语，又可转化西方、现代的有关理论新说。它以传统“画论”为逻辑起点，深挖传统文学艺术以“五色”象征原理为基础的写人之道。同时，借助民俗学、相面学、中医学、修辞学等跨学科理论，解读了传统小说写人文本与理论批评中人物肤色与服色所包含的政治、伦理修辞功能和意蕴，并进而探究传统小说写人所吸取的诗文“着色构图”经验及戏曲小说两种文类在人物“随类赋彩”上的交流互渗。在总结“随类赋彩”写人之技时，则不仅强调借“五色”意象写美丑，还揭示出“缤纷五彩”构图美，更与西方文学写人着色技巧相比较，以凸显“随类赋彩”所独具的中国式色彩象征意蕴。另外，我们再来看“代人立心”，此语乃从李渔《闲情偶寄》中拈出，本是一个传统曲论话语，李教授将其放置在“拟剧”批评视域中审视，既符合传统“剧稗互渗”之实际，又可恰当征用西方社会学“拟剧”理论，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在具体讨论“代人立心”之角色功能时，李教授注意在中西小说比较中彰显我国小说写人物心理的角色化言行，揭示出这种追摄“体态”以传“心态”的写人民族特色实有利于纠正长期以来人们责难传统小说没有心理描写的误解。至于对“代人立心”之性别意蕴的探寻，则将西方性学的宝贵学理引入到本土话语之中，凝练出“狂放”与“娇羞”、“多疑男子性”与“最毒妇人心”、“性贪惧内”与“妒忌悍狠”等分属男女的对举术语。细读《中国小说写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该书中的其它写人话语同样大多循上述理路进行还原、激活与阐发，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原创性色彩。 不仅如此，这些精彩的写人话语的生成还是李桂奎教授苦心研究“修辞”的成果。“大修辞”不仅是《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对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还是其创生独具一格书写语言的手段。该书中章节之大小标题的设置具有整饬性、对称美；凝练出的写人话语多为四字语汇，富有本土性，也便于识记；文中语言既追求明白晓畅，亦讲求文笔修辞，可谓文理俱佳。更值得一提的是，李教授还借传统俗语阐发命题，如，在讨论“立姿坐态”神情传达时，使用“站稳了脚跟”、“有了立足之地”说明“相对稳定的‘立’是对不得安生的‘行’的否定”12；使用“坐江山”、“登基坐殿”解释“‘坐’则是对‘立’的巩固和提高”。13使用俗语“开相活，戏才活”来说明人物“写貌开相”的重要性；使用“樱桃好吃树难栽”来说明“把女性的口比喻为樱桃自然隐含着‘好吃’而‘难得’的特点”14，等等。在解读“语求肖似”、“代人立心”、“中人性情”等写人话语的性别意蕴时，则扣紧了“豪言壮语”与“娇媚软语”、“儿女情长”与“英雄刚气”、“性烈如火”与“柔情似水”、“大脾气”与“小性子”、“痴情女子薄情郎”、“男儿有泪不轻弹”、“千金难买美人笑”等俗语古语展开论述。这些修辞成果琳琅满目，为生成本土原创的写人话语增色不少。 我们相信，基于这些精彩话语而构建的“中国写人学”新体系必有广阔美好的应用前景。 四、重构“中国写人学”新理论体系 李教授《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在建构“中国写人学”理论体系时注意立足于本土，尽量甩开西方理论话语的束缚，生成原创写人理论话语，从而进行中国式话语表述。通览全书，我们感到他的这一学术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这部著作所发现、梳理、激活、归纳出的写人现象、写人之道、写人之技、写人图貌、写人话语多是贴合古往今来的文学实际的，故而也是中国式的。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古代文学文论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有一种愈来愈强的反思意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打破长期以来的崇洋迷外？如，刘跃进先生指出：“文学研究强调国际化，本意是增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模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15黄霖先生对此现象早已感到可悲，他曾直陈：“文学理论界衮衮诸公的主流话语,实际上大都是从西方稗贩而来的。尽管有时通过与中国现实政治的嫁接而显得有点本土化色彩，但骨子里无疑还是外国货。”16落实到小说研究上，谭帆先生分析说：“中国小说实有其自身之‘谱系’，与西方小说及小说观颇多凿枘，强为曲说，难免会成为西人小说视野下之‘小说史’，而丧失了中国小说之本性。”17谭先生为改变这种状况，撰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来梳理中国小说自身的“谱系”，寻找中国小说之特性。李桂奎教授则通过系列写人研究来呼应黄霖先生建构“中国写人学”倡议，以实现该研究的本土化、自主性。其集十数年探索之功的《中国小说写人研究》通过细致梳理中国小说写人传统，运“跨界”之巧思，用“修辞”之妙技，以原创话语为基石，比较成功地重构出一套新式的“中国写人学”理论体系。 从其结构体系来看，《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全书三卷，无论是作为总论的第一卷，还是成为分论的卷二、卷三，其命题和关键词皆从传统文论范畴推演而来。第一卷从中国写人理论的古今演变说起，在盘点中国“写人”理论资源及其发展变迁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写人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案，即以传统的“形”、“神”、“态”为主干，以“心”、“性”、“情”等为旁枝。继而，用“跨界”视角审视中国写人文学文本及其论评之特质，并提炼总结出“拟画批评”与“拟剧批评”两大维度。第二卷从“拟画”维度对中国小说写人特色进行跨界通解，以传统“画论”术语为底料，依据南朝谢赫关于绘画的“六法论”等文艺理论观念，从“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曲尽其态”、“活画性情”、“心态外化”、“经营位置”等几个层面对中国文学写人之道与写人之技展开了一番“拟画批评”；同时，注意从“文本修辞”与“跨界修辞”视角解读每个层面所包涵的写人规范和规程。第三卷则从“拟剧”维度对中国小说写人特色的角色功能与性别意蕴进行阐释，借助传统戏曲术语“态”及其相关命题，同时化用社会学“拟剧”理论，从“写貌开相”、“因人设色”、“姿态追摄”、“语求肖似”、“代人立心”、“中人性情”等层面，分别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写人规程和方法，尤其重点阐释了基于传统文化的角色塑造及性别摹绘等一系列问题。这个总分式的体系符合逻辑演绎的一般规律，易于为现代读者接受，而且这个体系是开放的，其分论部分还可以不断地进行补充并生成新的维度。 《中国小说写人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自成体系，融会贯通，应该与李教授一直追求写人研究的“化”境密不可分。所谓的“食古能化”、“食西能化”，敞开吸收又化为自己的营养、服务自己的原创。对于此点，上文多有论析。特别是在“以中化西”方面，李教授写人论著不仅将西方理论方法的有益成分糅入到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构建之中，就连语词运用也尽量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譬如学者们常常搬用的西方文论之“反讽”译语，他便代之以更加贴合研究对象的传统术语“阳秋之笔”、“隐笔”、“曲笔”等等。另外的原因就是李教授在书中流露出的热切的现实关怀，他希望能发出属于自己民族原创的声音，能够更有力地为中国文学研究服务。这种学术追求所达到的“化境”启示我们不要生搬硬套西方的文艺理论，要针对中国文学的具体特点恰当地使用各种理论，更要敢于使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问题。同时，文学研究要注意其现实功用，不仅要推动学术自身的进展，还要产生当下的实际影响。试想，假如连中国文学研究都要处处乞灵于西方理论，让各种隔靴搔痒的西方话语充斥学坛，我们怎能企望中国文学研究的民族气派？我们怎能企望中国文学的当代繁荣？我们又怎能企望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 综观李桂奎教授以《中国小说写人研究》为代表的系列论著，我们钦佩其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苦心，也赞佩其在视野与方法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对中国小说研究的具体推进。可以说，他的研究具有推动学术范式转型的重大意义。 当然，由于“中国写人学”构建的是一个开放的理论话语体系，我觉得，此项研究还有进一步完善和拓展的空间。比如，现有研究以古代小说文本与论评为主要整合对象，也多少涉及了现当代小说文本与论评，而对近代小说文本与论评几付阙如，作者是否可以考虑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这一时段的相关写人资源整合进去？据笔者近年研究主倡“兴味”的民初主流小说家之所见，处于近现代转型期的小说文本与论评中也有相当丰富且别具特色的写人遗产可供采撷。再如，在研究维度上是否可引入叶隽先生倡导的“侨易学”视角？这一新说是在李石曾发明“侨学”概念的基础上，以《易经》丰富的思想内容——尤其是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作为哲学方法论基础，提出的一个用于研讨文化及文学“变创”与“渐常”现象的理论观念。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前者强调空间维度的整合，后者关注时间维度的演进，其中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之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18我认为，中国小说写人研究的对象十分丰赡博杂，时空跨度大，文化（包括子系统）间互渗强，呈现为一种文化文学“创变”与“渐常”现象，不仅可以用“跨界”之目光审视，亦可采“侨易学”视角观览。还有，就是对不同小说文体的写人遗产是否可做更加细化的整合归纳？因为中国传统小说文体间的写人差异还是相当大的，究其异同，找出个性，或许更能揭示中国小说在“写人”问题上的独特性。 注释： ①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2页。 ②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页。 ③参见南帆：《典型的谱系》，《福建论坛》2005年第11期。 ④参见旷新年：《典型概念的变迁》，《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⑤参见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 ⑥（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二十二。 ⑦《礼记·玉藻》，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二十九。 ⑧黄霖：《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学史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2011年第1期，第48 页。 ⑨冥飞、海鸣等：《古今小说评林》，上海：民权出版社1919年印行，第144页。 ⑩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79页。 11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65页。 12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64页。 13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64页。 14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22页。 15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境界》，《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第109页。 16黄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要追求化境——兼评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学>》，《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第302-303页。 17谭帆：《术语的解读：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文艺研究》2011年第11期，第34页。 18参见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凤娜：《侨易学：考察物质位移和精神变易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9日。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十六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