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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 心:如何在当下解读《庖丁解牛》?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北京青年报 嵇心 参加讨论


    
    《庖丁解牛》 作者:夏可君 上河卓远/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11
    如果还像中国过去的文士,仅仅把《庄子》当做遭逢困厄时的心灵甘露,显而易见,在当下远远不够,也将泯灭这一伟大文本的潜能。
    一
    20世纪社会动荡不休,它历经无数变革和革命。世界大战、种族灭绝等人类浩劫,铭刻在记忆里,始终如幽灵般纠缠着我们。即便新世纪已降临,但依旧有理由说,我们仍属于上世纪灾变创伤的后代。
    今天,在这个“混杂现代性”社会,我们的问题依旧是,如何应对灾变?如何在灾变里成长?去阅读经典,汲取经典的智慧乳汁,或许会让人走出迷雾。
    经典必然是艾柯所说的“开放的作品”,阅读永远无法穷尽其含义。相反,随着阅读的深入,将不断揭开新的含蕴。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是“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为什么读经典》中文版第5页,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
    毫无疑问,《庄子》就是这样的经典,它产生于一个灾变的时代,陪伴启迪了一代代敏感或坚强的中国文人,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埋藏在国人记忆深处。
    如果还像中国过去的文士,仅仅把《庄子》当做遭逢困厄时的心灵甘露,显而易见,在当下远远不够,也将泯灭这一伟大文本的潜能。
    夏可君试图把《庄子》置放于当代思想场域里,与西方思想,尤其是法国的解构哲学对话。他认为庄子哲学将为我们开拓出一条走向未来的通道,用庄子的无用解释学,去转化西方思想。庄子哲学和西方思想之间应无穷的转换,而新的当代思想正是在这个过程里生成。
    《庖丁解牛》是夏可君从《庄子》里选取的一个切片。他将对《庖丁解牛》进行一次“庖丁解牛”式的解读和书写。
    二
    不论是因“三生万物”,还是受书法笔法中“一波三折”的启发,夏可君对“三”似乎有种迷恋。他在世界万物中常发现三重结构,他对文本的书写也是三次展开。
    夏可君认为,《庄子》是由重言-寓言-卮言书写结构起来的文本,我们解读时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也就是对《庄子》进行“三言”式解读。
    重言-寓言-卮言,三者交织穿插在文本中。重言,是对已有的历史故事(实)的改写,寓言是借助动物言说,卮言是以奇幻怪异之物言说不可能和难以想象之事,这种述说远处于日常经验之外。卮言尤其重要,它“所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和人类的场域,而是一个不可见的、属于未来、有待发现的、虚空的场域”。(见书第198页)
    为了便于描述,夏可君将世界放在器物、身体、自然三个层面中揭示,但他始终强调世界根本地属于“器物-身体-自然”的总体。一切事物也是在这个总体框架里感发互动。他认为,中国文化中这三重物性一开始就紧密关联,而西方的主客二元对立割裂了事物的整全,也将思想逼迫到绝境。现代性的后果,要求我们重新去面对“器物-身体-自然”三重物性的整合和转换。
    《庖丁解牛》的奇异之处在于,庄子设置了一个哲学对话的场景。庖丁对牛的屠宰,由娴熟的技术走向自然,走向道的游戏:牛骨架横生的狭隘空间,变成屠刀嬉戏舞蹈的广阔天地。血腥屠戮竟然蕴意着养生之道,牺牲也寓意着人文教化。《庖丁解牛》的牺牲献祭并未走向悲剧式的崇高,相反却走向自然的虚化和无用。
    这里以《庖丁解牛》的“刀”为例,来重述一下夏可君的现象学解读及三重书写。
    在器物层面,刀有三个层面:1.它是宰杀动物的工具(器具);2.刀在宰杀牛的过程里,带来舞蹈和音乐(艺术品);3.刀宰杀完牛后,像贵重物品一样,将它珍藏起来(礼物)。
    在身体层面,刀也有三种面向:1.最开始,庖丁运刀屠牛,讲究身体的配合和协调;2.当庖丁技术娴熟到一定程度,身体不再紧张,只要集中意念调节意念就能使刀灵活自如;3.庖丁的刀,经过不断锤炼后,他的屠牛过程也是身体的放松和打通,包藏着天理的运行。
    在自然层面,刀仍可以打开三种面向:1.庖丁的屠牛,刀和牛合为一体,不再是两者的对立;2.刀牛合体后,生命和非生命合一,打开一个巨大的运行空间3.屠牛完毕后,刀和牛都归为自然性的元素而解散。
    夏可君认为在《庖丁解牛》中,不仅作为器物的“刀”,作为身体的屠夫“庖丁”,以及作为自然中的动物“牛”分别能展开九个层面。这确实令人大开眼界。
    三
    阅读就是在和哲学家的著作建立发展亲密的关系,亲密到能拌嘴而不分离的程度。夏可君在解读庄子之前,就已经在和欧陆哲学争吵。他既不会完全舍弃中国的经典,也不会全盘接受西方思潮,他总是在二者间穿插对话。这种对话的口吻,既非完全借助中国圣人,也不过分依赖西方哲人。
    他的《庖丁解牛》正是多种思潮视域融合下的产物,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打开新场域。新场域里引经据典之余,他个人的声音总是清晰地传达出来。
    判断一种哲学的价值,在于能否持续启发他人提取创造新概念。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会赋予经典文本新的解读形式,他会发明新的中心概念来穿透经典文本。夏可君正是在《庄子》中提炼出“余”的概念。他利用“余”去重新书写中西经典,也在经典中打开余地。照巴特的说法,思想就发生在读写之间。
    夏可君处处设问,像查岗森严的士兵。由此《庖丁解牛》短短数百字的文本,他却看到无尽的空隙。剥离,拆卸,释放文本的某些力量,将可思的和不可思的都置于一个德勒兹所谓的“内在性平面”,夏可君对《庖丁解牛》的解读正是如此。哲学“要在同艺术共鸣并介入艺术的情况下去创造思想”,“在这种方式下,艺术和思想都保持鲜活,且能发现彼此的共鸣。”(转引自《德勒兹眼中的艺术》中译本第6页,重庆大学出版社)夏可君总是借助当代艺术,尤其是利用水墨和书法时推进自己的哲学思索。
    他重新读写《庖丁解牛》,是为了思索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途径。夏可君的期待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系统里,个体可以寻找到缝隙和余地,游戏其间,像庖丁的屠刀一样游刃有余而不受折损。 此外,他认为一方面要带来改变,甚至汲取革命的能量,但又因为革命带来血腥和伤害,并且未能持久,就耗尽能量,是20世纪的重大教训。因此,他从水墨艺术的潜移默化自然生成,结合《庖丁解牛》的逆转,认为革命要走向“革命的默化”,再到“默化的革命”。既保持改变的活力,又不带来重大灾变。
    可是,在这个生命政治的时代,这种思路的有效性依旧悬而未决,难以保证。
    谈论夏可君是困难的,他的驳杂,他的纯粹,他深厚的德法哲学功力,他对中国儒道经典的洞见,他对中国传统书画的倾慕,他积极推介当代艺术……谈论他的作品,总是令人产生巨大的挫败感,也许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勉为其难,因为找到和他的风格匹配的语言是如此困难。
    最后,让我们以这本书的一个无伤大雅的瑕疵来结束吧。作者在引用波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的》中译本时,将译者车槿山误作“顾家琛”,而译林出版社在南京,不在上海(见本书第87页注【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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