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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的重 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的解决。在一部文学史的编撰中，在一门文学课程的教学设计中，首先遇到的就是编选者和教师选择哪些作家、作品作为编撰和教学的对象。人们一定会说，这个问题还用问，当然是要选择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作为编撰和教学的对象。问题是，哪些作家是经典作家？哪些作品是经典作品呢？ 经典是什么意思呢？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意思是说，说明天、地、人的常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的又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磨灭的训导。所谓“经典”就是承载这种道理和训导的各种典籍。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但是，刘勰所说的那种“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并非是对所有的人来说的。不同时代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常常对某种文学经典不以为然，认为不是经典；相反，他们可能提出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作为经典。“四书”、“五经”，对于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是经典，他们从来不把小说、戏曲作品看做经典。但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科学、民主思想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想，“四书”、“五经”不再被看成是经典，倒是像《红楼梦》、《西厢记》一类的带有民主思想的典范性的小说和戏曲作品被列为文学经典。由此可见，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后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所谓“建构”，强调的是累积的过程，不是某个人的一次性的决定。 记得1967年我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当开始讲授“中国文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我被告知只能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毛泽东诗词、“革命样板戏”等作家和作品，那是“文革”时期，只有这些作家作品被定为“经典”，许多此前被定为经典的作品，都被看成是“封资修黑货”，不许列入讲授的篇目中，这说明文学经典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着的。时间过去了近40年，当再次面对文学经典建构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叹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对于文学经典建构的巨大影响。意识形态像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文学经典的建构。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都增加了许多作家和作品，有的古代文学史连齐梁时代的艳情诗和宫体诗也给予肯定的评价，虽然也有一些争论，但很快归于平静，这说明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氛围的相对宽松，对文学经典建构的范围产生了影响。无论怎么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总是制约着、影响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力的变动，而与作家、作品的状况无关。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作家及其作品，如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他的剧作，中国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常青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有了很大变动的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仍然被承认是文学经典，难道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无法操控它们吗？如果我们承认上述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在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上，目前相当流行的，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操控一切的观点是不尽妥当的。 必须看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就这六个要素来看，前二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要素，这里蕴含“自律”；后二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这里蕴含“他律”。其中，第三项“读者”和第四项“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本文要强调的是作品内部要素对于建构文学经典的重要意义。 首先，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决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真的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即使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传》、《平山冷燕》、《情梦柝》、《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支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可这些作品并没有成为经典，而是逐渐湮没无闻，只有《红楼梦》被后世建构为文学经典，这难道不是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密切相关吗？再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而言，当时以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相当多，每年少说也要出几部到几十部小说，可为什么只有《红旗谱》、《保卫延安》、《红岩》、《红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百炼成钢》、《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等少数作品入选“经典”之列？就是被提到的长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新儿女英雄传》、《战斗在滹沱河上》、《野火春风斗古城》、《火车头》、《金色的兴安岭》、《欢乐的金沙江》、《三千里江山》等，虽然也不错，但相较于“三红一创”等作品来说，其经典性就不能与前述经典相提并论，这难道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刻意操弄吗？应该看到，“三红一创”等作品在艺术特色和艺术价值方面，确实比后者以及未被提及的许多作品有更多的优点，更具可读性，这是应该得到公正评价的。 在作品艺术价值方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煜的词（后期的词）也被列入文学经典，这与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并无密切的联系，而是因为“作者从自身遭受迫害屈辱的不幸境地出发，对整个人生的无常、世事的多变、年华的易逝、命运的残酷……感到不可捉摸和无可奈何，作者怀着一种悔罪的心情企望着出世的‘彻悟’和‘解脱’，但同时却又恋恋不舍，不能忘情于世间的欢乐与幸福，作者痛苦、烦恼、悔恨，而完全没有出路……这种相当错综复杂的感触和情绪远远超出了狭小的个人的‘身世之戚’的范围，而使许多读者能从其作品形象中联想和触及到一些带有广泛性质而永远动人心弦的一般的人生问题，在情感上引起深切的感受……后主词长久传诵不绝，在古代和今天，许多不幸者仍然能在其中找到自己情绪的表现和共鸣，不是完全偶然的事情”[1]。在1956年那场关于李煜词为何仍具有魅力和仍是经典的讨论中，有些人就企图从生硬的意识形态——所谓的“爱国主义”——来解释李煜词的经典性，但完全不具有说服力；倒是上面这段从人性心理结构着眼的文字，更能贴切地说明李煜词具有经典性的原因。实际上，许多描写山水、田园、乡土的诗词和其他作品虽历久而不衰，一直被当作文学经典来看待，其中主要涉及“共同美”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讨论文学经典问题时是不容回避的，如果回避了作品超越阶级性的人性问题和超越功利的审美问题，过分夸大文化权力的操控，那么，关于文学经典建构中微妙的复杂的现象就很难说清楚。 其次，文学作品言说空间的大小，也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必要条件。文学作品本身描写世界是否宽阔，作品所蕴含的意味是否深厚而多义，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作品的思想意义比较狭小，可供挖掘的东西单一，那么，就算是一部长期被列为文学经典的作品，也可能经不起意识形态风暴的摧残而被淘汰出局。反之，如果我们面对的作品思想意义比较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很深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说不尽”，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从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所产生的巨大张力等，使它成为一部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作品，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在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花了十年时间写出了《红楼梦》前80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最初的封建统治阶级以“淫书”为名“焚书毁版”的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毛泽东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文革”红学，有“文革”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的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见荣耀。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广阔阐释空间，是作品建构为经典的一个必要条件。 不重视文学作品内部的因素，就寻找不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基础和条件，也就寻找不到文学经典建构的“自律”。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建构的巨大作用，但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决定一切的观点，由于忽略了作品内部要素的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可取的。 [1]李泽厚：《美学旧作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326页。这篇文章作于1956年，作者所作的解释，比起当时从“爱国主义”角度来寻找李煜词的魅力的文章更有道理。 [2]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要问题的解决。在一部文学史的编撰中，在一门文学课程的教学设计中，首先遇到的就是编选者和教师选择哪些作家、作品作为编撰和教学的对象。人们一定会说，这个问题还用问，当然是要选择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作为编撰和教学的对象。问题是，哪些作家是经典作家？哪些作品是经典作品呢？ 经典是什么意思呢？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意思是说，说明天、地、人的常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的又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磨灭的训导。所谓“经典”就是承载这种道理和训导的各种典籍。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但是，刘勰所说的那种“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并非是对所有的人来说的。不同时代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常常对某种文学经典不以为然，认为不是经典；相反，他们可能提出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作为经典。“四书”、“五经”，对于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是经典，他们从来不把小说、戏曲作品看做经典。但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科学、民主思想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想，“四书”、“五经”不再被看成是经典，倒是像《红楼梦》、《西厢记》一类的带有民主思想的典范性的小说和戏曲作品被列为文学经典。由此可见，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后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所谓“建构”，强调的是累积的过程，不是某个人的一次性的决定。 记得1967年我被派往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当开始讲授“中国文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我被告知只能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毛泽东诗词、“革命样板戏”等作家和作品，那是“文革”时期，只有这些作家作品被定为“经典”，许多此前被定为经典的作品，都被看成是“封资修黑货”，不许列入讲授的篇目中，这说明文学经典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着的。时间过去了近40年，当再次面对文学经典建构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叹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对于文学经典建构的巨大影响。意识形态像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文学经典的建构。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都增加了许多作家和作品，有的古代文学史连齐梁时代的艳情诗和宫体诗也给予肯定的评价，虽然也有一些争论，但很快归于平静，这说明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氛围的相对宽松，对文学经典建构的范围产生了影响。无论怎么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总是制约着、影响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力的变动，而与作家、作品的状况无关。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作家及其作品，如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他的剧作，中国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常青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有了很大变动的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仍然被承认是文学经典，难道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无法操控它们吗？如果我们承认上述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在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上，目前相当流行的，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操控一切的观点是不尽妥当的。 必须看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就这六个要素来看，前二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要素，这里蕴含“自律”；后二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这里蕴含“他律”。其中，第三项“读者”和第四项“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本文要强调的是作品内部要素对于建构文学经典的重要意义。 首先，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决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真的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即使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传》、《平山冷燕》、《情梦柝》、《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支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可这些作品并没有成为经典，而是逐渐湮没无闻，只有《红楼梦》被后世建构为文学经典，这难道不是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密切相关吗？再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而言，当时以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相当多，每年少说也要出几部到几十部小说，可为什么只有《红旗谱》、《保卫延安》、《红岩》、《红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百炼成钢》、《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等少数作品入选“经典”之列？就是被提到的长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新儿女英雄传》、《战斗在滹沱河上》、《野火春风斗古城》、《火车头》、《金色的兴安岭》、《欢乐的金沙江》、《三千里江山》等，虽然也不错，但相较于“三红一创”等作品来说，其经典性就不能与前述经典相提并论，这难道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刻意操弄吗？应该看到，“三红一创”等作品在艺术特色和艺术价值方面，确实比后者以及未被提及的许多作品有更多的优点，更具可读性，这是应该得到公正评价的。 在作品艺术价值方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煜的词（后期的词）也被列入文学经典，这与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并无密切的联系，而是因为“作者从自身遭受迫害屈辱的不幸境地出发，对整个人生的无常、世事的多变、年华的易逝、命运的残酷……感到不可捉摸和无可奈何，作者怀着一种悔罪的心情企望着出世的‘彻悟’和‘解脱’，但同时却又恋恋不舍，不能忘情于世间的欢乐与幸福，作者痛苦、烦恼、悔恨，而完全没有出路……这种相当错综复杂的感触和情绪远远超出了狭小的个人的‘身世之戚’的范围，而使许多读者能从其作品形象中联想和触及到一些带有广泛性质而永远动人心弦的一般的人生问题，在情感上引起深切的感受……后主词长久传诵不绝，在古代和今天，许多不幸者仍然能在其中找到自己情绪的表现和共鸣，不是完全偶然的事情”[1]。在1956年那场关于李煜词为何仍具有魅力和仍是经典的讨论中，有些人就企图从生硬的意识形态——所谓的“爱国主义”——来解释李煜词的经典性，但完全不具有说服力；倒是上面这段从人性心理结构着眼的文字，更能贴切地说明李煜词具有经典性的原因。实际上，许多描写山水、田园、乡土的诗词和其他作品虽历久而不衰，一直被当作文学经典来看待，其中主要涉及“共同美”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讨论文学经典问题时是不容回避的，如果回避了作品超越阶级性的人性问题和超越功利的审美问题，过分夸大文化权力的操控，那么，关于文学经典建构中微妙的复杂的现象就很难说清楚。 其次，文学作品言说空间的大小，也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必要条件。文学作品本身描写世界是否宽阔，作品所蕴含的意味是否深厚而多义，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作品的思想意义比较狭小，可供挖掘的东西单一，那么，就算是一部长期被列为文学经典的作品，也可能经不起意识形态风暴的摧残而被淘汰出局。反之，如果我们面对的作品思想意义比较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很深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说不尽”，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从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所产生的巨大张力等，使它成为一部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作品，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在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花了十年时间写出了《红楼梦》前80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最初的封建统治阶级以“淫书”为名“焚书毁版”的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毛泽东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文革”红学，有“文革”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的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见荣耀。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广阔阐释空间，是作品建构为经典的一个必要条件。 不重视文学作品内部的因素，就寻找不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基础和条件，也就寻找不到文学经典建构的“自律”。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于文学经典建构的巨大作用，但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决定一切的观点，由于忽略了作品内部要素的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可取的。 [1]李泽厚：《美学旧作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326页。这篇文章作于1956年，作者所作的解释，比起当时从“爱国主义”角度来寻找李煜词的魅力的文章更有道理。 [2]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