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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社会变革的源头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70年代末，不过，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体制转轨的进一步深化，商品意识的日渐浓厚，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社会整体的文化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文学界，一个明显的例子是，“80年代”曾经是一个富有争议、甚至是带有批判性所指的概念，而今天，它实际上已成为了一个怀旧的对象。 不同的人，依据其不同的境遇和立场，通过不同的视角，都可以对社会变化的种种文化特征做出相应的表述。比如在知识界，“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都曾一度被用来描述这些特征。尽管这样的描述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和不平衡状况，它受到这样和那样的质疑和指责也不足为怪。不管怎么说，“市场”在今天的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同时还深入到文化和精神的内部，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我们这个社会得以有效运转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全方位的价值交换，其彻底性和残酷程度都是空前的。我们自然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中，文学拿什么去交换呢? 在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文学作用于社会的功能，通常被描述成教育、审美和娱乐三大类。接下来，我想逐一谈谈这三个功能在当今社会中的尴尬处境。 在过去，毫无疑问，文学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社会启蒙、人文教育和知识传承的重要使命。文学不仅可以启发民智、传播知识、揭露真相，而且还提供文化价值和生活意义。远的不说，近现代的梁启超、鲁迅都是这一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瓦尔特·本雅明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学写作的根本目的之一，在于“对人有所指教”[1]。文学从来都离不开说教，只不过修辞手段各有不同而已。即便是卡夫卡这样的作家也不例外，否则，他也不会被认为是“时代的记录员”、“圣徒”和“良心”。在今天，文学的教育功能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首先是教育者的资格遭到质疑。这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现代传媒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导致。也就是说，教育，这一原先属于文学的天然权利，正在不知不觉中被让渡给了羽翼丰满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传媒工业。其次，知识生产本身也出现问题。知识生产的细密化和专业化使知识和接受者的行动相脱离，知识生产不再导致行动、指导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参与社会变革，甚至也不提供价值、目的和意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某种智力游戏和精神安慰剂。今天的作家，犹如本雅明所说，“对人对己都无可奉告”[2] 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审美”功能。有人说，文学在今天的社会中只有点缀和装饰作用。我觉得实际状况还要严重得多。很久以前，张爱玲曾担心以后的读者可能会读不懂《红楼梦》，这一说法一度让我大惑不解。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她的担心至少不是杞人忧天。既然文化粗鄙的状态日益严重，《红楼梦》式的精细和雅致何以能恒久不变?在今天的中国，日常生活的高速度运转和日益粗鄙化、标准化，对于审美趣味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文学教育的实施、审美情趣的培养不仅成本高昂、耗时长久，而且与社会发展对于效益、利润的最快、最大化追求的趋势背道而驰。况且，我们知道，文学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敏感性”，也就是说，一个对“美”有深刻领悟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敏感的人。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也许什么都需要，就是不需要“敏感”，什么人都需要，就是不需要“敏感的人”[3]。 那么，文学在当今社会市场化的进程中唯一可以发挥作用(或者说从市场中分得一杯羹)的地方就只有娱乐了。不过，畅销小说和各色各样的流行文化一样，也受制于社会标准化的生产程序，受制于成本核算。阿多诺发表于1994年的《论流行音乐》一文，虽然受到了吉安德隆等人的批评，但文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即便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在他看来，流行音乐的生产程序与汽车装配流水线并无太大的区别。局部的音乐素材和汽车的各个零部件一样，都是可以互换的。就今天的文学和电影而言，场景、道具、背景音乐、选题、故事、冲突、悬念甚至是人物语言都可以组装和互换。故事不再需要经验和阅历的支持，仅仅是对已有故事的仿制、挪用、改组和拼贴，这就导致了对“戏剧性”的 滥用。流行文化是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流行的必然结果就是过时。“过时”对于娱乐的发展来说也不是障碍，而恰恰是必须。因为正是“过时”刺激了一轮又一轮的生产和消费，催生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众偶像”和“消费英雄”，从而造成了虚假的个人化和空前繁荣的文化产业的海市蜃楼。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在面临今天的文学境遇时，许多作家都在痛苦地重新寻找自身。要使文学重获生命力和激情，对当下的文化现实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在日常生活虚假的舒适感中保持足够的警觉是必须首先跨出的一步。 [1]参见：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收入《启迪》，张旭东等译，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 [2] (注：参见：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收入《启迪》，张旭东等译，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 [3] (注：参见：耿占春《过时的人文学科?》，载《天涯》杂志2002年第一期。) 原载：《文学评论》(京)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