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文化研究在中国作为一个学术热潮发展起来，是近十来年的事情。它之所以在90年代 得以蓬勃兴起，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和中国自身的学术需要是最重要的原因。 1964年建立的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为挑战传统文学研究的 重要力量。威廉姆斯、霍加特等人阐明了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传统的、学术的和想像性的作品——文学、艺术、文化思想等，应该还包括被其他文化定义所排斥的领域：日常生活方式、生产机制、家庭结构、社会机构等。伯明翰学派的一个重要研究动向是探索通俗的、下层阶级的文化，用这种边缘化、亚文化的表述，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 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也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但是和英国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多是以大众文化为目标进行批判。在霍克海姆、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认为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控制性等特征，压制了人的创造能力与想像力。他们结合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揭示当代社会的异化本质和反人性的特点。 后来文化研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得到了长足发展，以詹姆逊、赛义德、米勒等人为代表，他们把研究视野对准了种族、性别、阶级、大众传媒等，使文化研究走向了一种跨 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另外，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使中国文化研究 从语言的层面切入，探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和习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 论，使中国文化研究者得以剖析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权力的主导作用和话语的中介 作用。西方文化研究的这些理论流派，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展示了新的学术 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面貌。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进入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商业气息、经济意识充斥着各个领域。此时的知识分子，已失去了以前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面对此种形势，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愿沦为社会的看客，他们要参与社会的发展，要重新夺回其失去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面对着国内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贪污腐败、下岗失业等，他们的社会参与热情被激活。于是他们更多地关注文学、艺术以外的领域。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迅 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有如一片燎原大火蔓延全国，使 中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一下子改观，批评界和理论界对此应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而文化研究对回应这些问题有一定的优越性。”[1]所以，文化研究就被知识分子看成了展示自己政治、经济参与热情的重要方式。 随着90年代中国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大众文化得以迅速兴起。通俗小说、通俗歌曲铺天盖地，电影、电视蓬勃发展；网络文化逐渐崛起等等，让人们扩大了自己的欣赏视野，传统的精英文化受到猛烈冲击，人们把目光更多地盯向非精英文化。所以文学研究者们深知已不能停留于学院式、象牙塔式的狭小领地，必须把研究视野扩展为对大众文化、非精英文化的研究。 二 纵观中国的文化研究，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辨析 对文化研究的定义的界定，一直都未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因为许多人认为文化研究 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是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究其原因，它“是一个最 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 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2]一种观点认为：“文化 研究”与“文化批评”是同一概念，是文学批评的新的方法的不同称谓，两者没有本质 的区别。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批评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走势或许就是从文学批评到 文化研究(也有人称文化批评)。”[3]李俊在《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一文中也指出：“20世纪末，文化 研究(文化批评)在西方兴盛是不争的事实。”[4]另外，张婷婷的《文学的文化批评》、石恢的《从“文学研 究”到“文化研究”》……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论述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研究与文 化批评作为一个概念来进行论述。罗钢甚至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 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5]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联 系很紧密，但其内涵有本质不同。这种观点以王宁、金元浦等人为代表。王宁认为：文 化批评“主要指涉对文学的文化视角的批评和研究”，[6]而文化研究的“范围则大大超出 了文学研究的领地，进入到了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之境地，甚至以往被 具有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 介都被囊括了进来”。[7]金元浦则认为：“文化研究……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 化唯物主义，等等。”[8]他把文化批评看成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部分，两个概念显然不具 同一性。 这其中的很多问题是属于广义的大文化范畴的，但是这些问题一定得是和文学、艺术 有关联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基于文艺界领域的文化研究，是用文化的视 角来关注文学或艺术，或透过文学艺术来审视某些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文化研究的立 足点必须是文学艺术。正如一位学者曾把文艺界讨论的“文化研究”分为狭义和广义两 种，“从狭义上看来自西方，属于英国‘伯明翰学派’开创，而在80—90年代获得迅速 发展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流派或思潮。从广义上看，则指一种具有跨学科特点，着重探索 文学的文化渊源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取向。”[9]这里的两种“文化研究”都未远离文学。童庆炳曾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 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 ‘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10]所以，“ 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都是以文学、艺术作为立足点，而其研究的内涵尚未完全明 晰，它们是可以被看成相同概念的。 (二)“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 文化研究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在考察文学对象时不只限于文 学文本、作家等传统文学范畴，也考察与文学范畴有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实文学研 究中，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学批评，就是通过文学作品来分析其时代背 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最终达到对作品性质、价值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化研究就是在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文化研究看作是文 学研究的一种拓展便是顺理成章的”。[11]当然，文化研究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有着特定的 政治意味和指向，也有着更为广泛的亚文化、边缘文化的指涉对象，那么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文化研究涵盖了文学研究。正如石恢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中所 说的：“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 ”[12]文化 研究产生于把文学研究的技巧运用于其所涉及的其他文化现象，把这些现象作为文学文 本来审视。而文学研究却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现象来考察，也就拓宽了文学研究 的思路。 由于受英美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文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对文学本身的研究， 也就是关注文学文体、文学语言、文学技巧，文学修辞等等，也即新批评派主张的文本 细读法和语义分析法，侧重于研究单个作品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审美性。文艺理论界称 之为“内部批评”或“审美批评”。这种研究方法对挖掘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提炼文 学的形式意义、明晰文学的内在构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并且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 高度学科化和体制化。这就使文学研究陷入僵化和封闭的境地，文学研究者越来越陷入 狭小的领地。而文化研究，却是对文学研究学科化、体制化的反叛，它并不把研究视野 局限于文学文本，它把种种非“文学性”的对象引入了文学研究，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深 刻的变化。它对文学的关注并不仅限于其审美性，更多关注与其相关联的社会、文化因 素。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并不是把文本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去揭示文本的审美 性或文学性；它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力图揭示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13] (三)文化研究重视大众文化、非精英文化，淡化文学经典、精英文化 传统的文学研究在面对文学这个复杂的精神产品时，注重的是对被少数权威确认的文 学经典的分析研究。“文学的历史对后代来说就意味着经典的历史，而学科化和制度化 的文学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经典在文学研究中的显赫地位”。[14]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把目光仅停 留于经典作品、精英作品，视野未免狭窄，对文学史的把握未免不够全面、完整。而文 化研究，却打破了对文学经典的偏爱，把目光更多地对准文学经典以外的非经典作品， 进而扩展到对大众文化、非精英文化的研究。当然，文化研究并不是不承认文学经典， 而是指出经典确立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人为主观性，进而指出非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的合 法性和存在价值，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文化研究由 对非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视，进一步重视大众文化、非精英文化。主张研究电影、电视和 其他的流行文化形式而不仅仅是文学经典。甚至阶级、种族、性别、社会文化机制等， 也成了文化研究关注的对象。正如王宁指出的：文化“是那些现代主义精英意识占统治 地位时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或亚文学文类或甚至大众传播媒介”。[15] (四)文化研究的语境化问题 1、全球化语境对文化研究的影响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高科技突飞猛进，跨国公司 大量出现。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随着各国人们交流方式的多样 和快捷，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文化也进入了一个大循环中。国 与国的界限日渐淡化，一国的文化对其它国家的文化的影响日渐明显和强烈，一个国家 文化的发展更注重从其它国家吸取养料。由于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其 文化也显示出强劲势头，不断地向东方国家渗透。于是，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理论、 对象，影响了东方的文化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就形成了“文化范围的日益扩大，研 究领域和学科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理论的旅行使得新崛起的学科从西方向东方扩散， 从中心渗透到边缘，进而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其作用。”[16] 2、文化研究与中国语境 文化研究起源于西方，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当它被移置到中国以后 ，必须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重新语境化，即要对来自西方文化研究的话语进行转型 。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对象，必须根据新的 社会文化语境而做出调整”。[17]如果不进行调整或转换，文化研究中的理论移植和话语引进就 带有误导性。因为社会文化环境、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西方的文化研究并不能成为 一种普遍的话语。 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进入中国后，出现了文化理论跨语境移置过程中的简单化错误。许 多人在“全球化”理论的支持下，认为世界趋向大同，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地 球村”正在形成，于是在西方国家文化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价值取向 、批判对象……也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资源。但是，世界趋向大同只是“全球化” 下的一种并未完成的趋势。国与国之间、西方与东方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西方与中国之间，从经济到文化的差距依然明显。如果无视这种差距，会使西方理论 在中国产生极大的错位与变形。在西方国家运用得娴熟的、成功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未 必管用，在西方国家语境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话语，在中国也可能就是边缘话语。如在西 方国家已成为霸权话语的现代性，在中国就未取得霸权地位。在西方广为研究的种族问 题，在中国还是边缘话语。好莱坞的《辛德勒名单》至今在中国尚未正式公映(人们看 到的都是盗版光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如陶东风所指出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 文化语境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支配性力量，在另一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则完全可能是弱势的 被支配力量；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在西方第一世界业已位居主流的支配性话语，在非 西方第三世界可能正是被压制的边缘性话语；同样，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早已成为过去的 原始压迫形式，在专制国家却仍然可能是现实的统治方式。”[18]文化研究中的语境转换，中国 语境的建立，不但是必须的，而且也是今后中国文化研究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三 在西方理论资源的影响和中国特定语境的促进下，中国的文化研究自上个世纪90年代 以来，获得长足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首先，文化研究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文学研究的路径。传统的文学研究更 多关注的是文学文本本身，关注文学语言、文学文体、文学技巧、文学修辞、小说叙事 等，注重分析文学的文学性、审美性。虽然文学的社会学批评等方法也注重文学与社会 文化的联系，但其通过文学而对社会文化关注的广度是有限的，关注社会文化的深度是 较肤浅的。这种状况造成了文学研究者研究视野的狭窄，把自己局限于狭小的研究领地 ，也导致了文学研究者社会责任感的逐渐消褪。 文化研究却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它不再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孤立现象 ，不再孤立地分析研究一个作家。而是把作家、作品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挖掘作家作品所蕴涵的文化内涵。从逆向分析来看，文化研究甚至可以在先确立文化 视角之后，再去解读文学作品。这种方式，常会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也会取得通过文 学研究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文化研究之所以把非文学经典也纳入其研究范畴，原因就在 于它通过宽泛的、独特的、区别于文学研究的研究视角和方式，从非文学经典中读出了 价值和意义。同时，正是由于文化研究视野的开阔、非文学路径的介入，它为文学研究 的主体确立了新的使命和功能。可以认为，90年代以来，出现了王晓明的“新意识形态 理论”、戴锦华的影视及大众文化研究、汪晖对“现代性”问题的探索、鲁枢元的“生 态批评”思想……等等，都是文化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 其次，淡化了文学经典与非经典的区别，确立了文学研究的新的标准。 传统的文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文学经典的研究，而文化研究却对文学经典表 现出了质疑：一、文学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文学经典构成的，而非文学经典实际上却是 文学史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忽视了它们，就不是对文学史的全面观照。二、文学经 典的确立过程和判定标准值得怀疑。因为文学经典是由少数权威判定的，主观性、偏颇 性是客观存在的。被他们所认定的某些非文学经典，也许正是在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的文学经典。三、某些非文学经典，经过文化研究的独特的研究方式，是可以挖掘出独 特的价值和文化内涵的，那么非文学经典是不应该被排斥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的。所 以，文化研究就用其批判的眼光去揭露经典确立过程中被歪曲或被掩盖的真相，还文学 史以本来面目。就如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确认的某些经典作品，实际上是由人们首先 确定的政治性、思想性标准而筛选出来的，难免显得偏颇。而那些未被选中的非经典作 品，同样可能蕴涵着巨大的文化、审美价值。 中国文化研究走过了十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弊端。 首先表现为远离文学、淡化文学的审美性。虽然文化研究起源于文学研究，但文化研究 却出现了远离文学、淡化文学审美性的倾向。这就造成了“批评家面对任何一部作品， 首先考虑的是其作为文本的‘文化性’，而不是其作为艺术的‘文学性’”。[19] “在批 评家的视域里，‘文化性’显然比‘文学性’更加博大精深，更具普遍性人文价值，因 而也更有诱惑力；同文化相比，文学实在是有点儿过于单薄了”。[20]于是，文学文本遭 到了空前的冷落，对文学审美性的关注被对文化价值的提炼所掩盖。文化研究近乎于“ 文化考证”。一个作家被批评家所关注，不是其作品的艺术性、审美性，而是因其作品 可以演绎出批评家们感兴趣的文化话题。这也就导致了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存在着情 绪化、随意化、“随笔”化的倾向。更出现了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取代的趋势。于是有 人发出了“救救文学批评”的呼声。其实，“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任何事物；文学 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绝不是历史、政治与科学等其他学科的附庸”。[21]所以，文化 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拓展、丰富和补充，但绝不能取而代之。而远离文学，淡化文学性 、审美性，不是文化研究的长处，而恰恰是它的缺陷。 中国文化研究存在的另一个弊端便是文化泛化。其表现之一是，无论什么文学作品， 不管其与文化的联系程度，都要拼命从中挖掘文化内涵。许多的研究分析显得空洞肤浅 、牵强随意。而其中的文学性价值被忽视了，这是对文学的舍本逐末的研究。表现之二 是，文化研究中所面对的对象，常常是完全与文学、艺术无关联的对象，如同性恋研究 、种族问题等。如果把文化研究的对象任意扩展，不是以文学、艺术作为基点，那么文 化研究就显得大而无当、空泛漂浮。这也是与文化研究是在文学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 是对文学研究的补充这个初衷相背离的。 文化研究中之所以出现文化泛化现象，一是由于文化研究本身定义难以界定，研究范畴难以框定，二是由于研究规则的匮乏。这就使得文化研究者面对西方的纷繁复杂的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感到无所适从，许多学者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只能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初步探索，难免显得幼稚而混乱。 [1] 《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 》，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2] 罗钢、刘象愚《文化 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1页。 [3] 陶东风《文化批评向何处去?》，《天津社会科 学》2000年第4期。) [4] 李俊《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 当代文坛》2001年第5期。 [5] 陶东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 究”研讨会综述》、《文艺争鸣》，2000年第4期。 [6]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 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7]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 论》，2000年第3期。 [8]陶东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文艺 争鸣》，2000年第4期。 [9]李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 次新机遇——“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文艺争鸣》2000年第5 期。 [10]陶东 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文艺争鸣》，2000年第4期。 [11]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文 艺研究》2002年第4期。 [12]石恢《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理论月刊》1999年第8期。 [13]李俊《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当代文坛》2001年第5期。 [14]周宪《文化研究：学 科抑或策略?》，《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 [15] 王宁《文化研究在90年代的新发展》，《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9期。 [16] 王宁《全球化语境下 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17]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 艺研究》1998年第3期。 [18] 陶东风《文化研究 ：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 [19] 路文彬《救救文学批评——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 [20] 路文彬《救救 文学批评——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 [21] 路文彬 《救救文学批评——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 原载：《文艺评论》(哈尔滨)200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