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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也正开始了一个新的理论建构期。这一新的理论建构期不仅宣告先前居主导地位的一套文论体系的终结，而且也宣告这一新的理论建构开始呈现新的体系特征。那么，这一新阶段为什么会随着新世纪而开始，规定其开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这一新阶段又将如何开始？这类问题的求解不仅是为这新的开始助产，而且这求解就正构成这开始。本文将就此展开。 一、全球化语境对既有文论体系的解构 现实地说，全球化的更为切近的理解，应是不同国家与民族间在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交流，相对于每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是得之于他国与他民族的更多的机遇、支持及更充分的参照。理查德·罗塞克兰斯和阿瑟·斯坦曾专题论证过进入现代化阶段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关系，他们提出，相互作用关系无论是合作的还是对抗的，都以相互作用各方的独立性为前提，以其差异性为条件。[1]尽管这种独立性与差异性通常是以某种共同性或接近性表现出来。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展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表现出越来越充分的独立自主性；不管发达国家的某些组织与人物怎样试图借助科技、信息或跨国经济活动而渔利，他们都无法回避第三世界国家愈益独立自主的现实，因此不断地陷入出于控制的动机却不断遭到反控制的困境，而且这些反控制的力量又正是他们的控制行为所培育。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全球化的科技、信息及跨国经济活动并不是作用于一个被普遍性所统治的世界，而是作用于一个充满国家与民族差异性的世界，这些彼此差异的国家与民族各有自己的根，它们把全球化的营养汲取进来，茁壮的是彼此差异的枝干。可以说，全球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改变着解构着先前主从多重性国际关系，实现着或建构着相互依存的多元的国际关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日益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日益展开的多元对话，这便是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也是这一进程的成果。 中国既有文论体系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不间断的政治斗争而建立起来的权威文论体系，这一文论体系的基本特点有三，即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唯物论之认识论的哲学基础，逻辑两分法的方法论。[2]这套体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随我国政治领导人宣布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而解体或者终结。当时活跃的文论界人士多数都是努力地维系这一体系的合理性与权威性，但迫于国门大开后的学术态势，又不得不对之进行时代的解释与补救。这些解释与补救者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或自觉到，当他们用得之于西方的观点、角度、方法对这套权威体系进行解释与补救时，实际上就是开始解构这一体系，就是开始怀疑它的权威性。根据解构主义的常识性观点，解释就是解构。而国门大开正是全球化过程的中国启动，因此，不管当时的维系者们怎样经由解释与补救对这套权威体系予以维系，他们都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于这套体系的实际解构者。 随着全球化进程在中国的全面而且日渐深入地展开，对这套权威文论体系的维系的解构便日益成为自觉的解构。从维系性的解构到自觉的解构，可以看出解构行为的发生被一种不以维持者或解构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推动着。这股力量便是来于前面提到的全球化语境。 因为全球化语境所引起的中国文论体系的解构是通过解构前几十年所形成的封闭的、僵化的、形而上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生活理性或生存理性而进行的，所以它不仅具有时代普遍性，而且具有生活或生存的全息性，从理性意义说，它不仅解构着根深蒂固的片面化的认识论的理性内容，也解构着闭关自守的、过于政治化的实践论的理性内容，人们在先前情况下形成的时间观念改变了，空间观念改变了，价值观念也改变了。在这样的一种整体性的理性转换中，对于文论研究者说，他的文论理性也便随着整体性的理性转换而转换。这就形成了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体系解构的一个突出的理性特征，即全球化语境不是作用于文论理性，而是作用于融含着文论理性的生存理性，再经由生存理性的变化而改变与重构文论理性。这样的理性特征使得中国既有文论体系的解构体现出不同于既往中国文论发展的如下特点：一是它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形成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关系，尤其是精神一体化或理性一体化关系，先前那种文论理性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一体化关系中有所消解，文论研究将更切近于现实生活的理性关注点与热点。二是这种一体化关系使文论研究更热衷于从社会整体性中而不是从文论自身去探询文论发展的根据。眼下，从文论之外研究文论几乎成为时潮，就在于研究者们切身地感受到那种社会整体性又融含着文论理性或生存理性的推动力，他们需要从更为宏阔的理性构架中思索与求解文论课题。三是当下发生的文论体系的解构是由外而内的解构，它不是文论体系内部借助于外部条件而形成的异己力量对既有文论体系的否定，而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解构。这就像春天来了，严冬的积雪与坚冰随之而整体性地消融一样。四是这种解构集中地体现为既有体系的解构。以上四个特点就决定了这样一种情况，无论权威文论体系的维系者怎样努力地或权威地维系这套体系，既然他们无法回避全球化的现实生存语境，他们也就无法避脱那理性的解构与建构，因此也就无可避免地去解构那套文论体系。 范畴与观点因体系而形成自己的结构，它们各有自己的关键词及关键词间的内在联系，并可以进行多层次的分解；在每一层次上都体系性地蕴含或旁涉着相关的理性内容，产生相应的体系规定。在同一体系中，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范畴或观点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但这都是合于体系规定性的理解与阐释，因此都是体系的建构或者完善，而非同一体系的理解与阐释。由于依凭的体系性不同，蕴含及旁涉的理性内容不同，其范畴与观点的理解和阐释，就既是对这些范畴与观点的解构也是对它们所依凭体系的解构。近几年国内学者所进行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由于研究者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体系，因此不管自觉与否，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解构者。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解构。如《文心雕龙》研究中近年来出现的文化学研究、现象学研究、体验论研究等，其实都是对《文心雕龙》的解构。至于当代文论研究，一些研究者借助于西方理论所进行的文学本质的研究、文论批评标准的研究、文学形式的研究等，这类问题都是既有文论体系中的老问题，但它们被借助于西方理论而研究，它们也便被解构了。 王岳川曾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过分析，认为德里达的解构努力，主要是针对预先设定中心与本源的结构主义而来，他是试图通过“解构”而“消解中心和本源，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对统一性、确定性加以思想解构，以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3]。王岳川对德里达的这一解构动机的概括是准确的。德里达在颠覆结构主义中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解构”成为动感十足的现代理性行为。透过德里达的“解构”，我们感受到的正是那个以互相依存、彼此差异、交往对话为特征的全球化语境。当“解构”被当代理性所普遍接受，从而成为审视历史、解释现实甚至变革现实的普遍的理性过程时，德里达出于颠覆结构主义需要而提出的“解构”便因为它是全球化语境的产物并合于全球化语境的现实规定而成为全球化的现实理性操作。由此理解前面谈到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既有文论体系的解构，就不能把这解构简单地理解为批判或否定，它更是作用于全球化的宏阔的文化之力所发生的一种对应性演进。显然，中国既有文论体系的问题不是结构主义的问题，而是更全面地理解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有效地继承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的本质规律、更灵活地适应并指导文艺实践、更主动更自觉地推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的现实建构与发展的问题。这类问题的求解与德里达“解构”“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消解中心与本源”、颠覆“二元对立论”、“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具有理性运作的相同性或相近性。而这也进一步证明，无论是西方的所谓后现代社会还是当下中国正在建设的现代化社会，大家共处于全球化语境中，就自然要共享这一语境并共用于这一语境。 二、全球化语境对文艺学的民族根性的强化 这里强调提出中国文艺学的民族根性，是出于对全球化差异互存、交往对话的基本特征的理解。 真正使全球化成为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化进程或语境中积极发展，一个至关主要的前提就是国家或民族的独立自主性的坚持。戴维·J·迪皮尤曾对世界普遍性或世界统一性发论，指出“所有关于世界统一的宏观叙述无一例外都会不攻自破，并且只会被看作是‘某些特殊利益的投射，在这些投射中，某个国家、阶级或文化整体会显得好似英雄一般……而另一些国家、阶级或文化则显得似乎不是历史的主体，而是历史的客体’。”[4]不能充分认识迪皮尤强调指出的这一点，不能在国际活动中坚持独立自主，“历史客体”的命运就无可摆脱。独立自主——全球化，全球化——独立自主，这构成当代发展学的新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当然是一种强化民族根性的关系。 民族根性，是国家或民族发展的现实历史性或历史现实性，它既包括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历史根据，又包含这一发展的自身现实规定。民族根性是国家或民族的本体规定性，它不仅是本源问题，更是本源的现实展开问题，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民族根性既是形而上之“道”又是形而下之器，它形成于特定的民族生存形态，潜隐于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活跃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像通常所说的人格结构一样，人格主体未必能说清楚自己的人格结构与人格特征，但他的一言一行，又都规定于他的人格结构；同时，民族根性又是历史变化着的民族本体根据，它的功能便是应变而变，并在应变而变中保持着民族的生存独特性；而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根性又成为国际交往中对各种发展机遇予以同化与整合的民族主体根据，它是国家或民族在全球化语境中独立自主地求得发展的民族主体定性。 因此，一个国家或民族，它愈是积极主动地投入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进程中求得自身发展，它便愈不是削弱而是强化（无论是主动地强化还是被动地强化）自己的民族根性。 与这种强化民族根性的全球化语境相应的，便是当下中国文论在解构、建构与发展中，对自己民族根性的自觉与强化。 前面所说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既有文论体系的解构，说到底，并不是民族根性的解构，也不是民族根性的本源的否定；相反，那倒正是要求得中国文论的民族根性的复归。这样说，是在于从民族根性角度而言，中国正在解构中的那套文论体系是一套在特定历史状况下削弱甚至否弃民族根性的体系。 从那套体系始建的上世纪初期来说，中国正处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阶段，当时中国因落后而备受屈辱。面临危亡的现实，当时的文化批判者过多地面对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一面，并把这消极落后的一面以偏概全地认做传统文论的主体。这是时代的局限。中国那套文论体系正在这种时代局限中起步，并在这种时代局限中经由俄国革命的实践而觅得并确立了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之根。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象，在这样的语境中的中国革命文论，正是始建于对中国民族根性的解构。 随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救亡图存的政治斗争终于完成了它那一段时间里的历史使命，它的伟大成果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尽管这期间传统文化的政治否定问题也曾被质疑，并被一定程度的纠偏，而且由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为专题予以阐释[5]，但对传统文化的民族根性意义，却仍未获得普遍性重视，对于文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与中国民族根性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理论关注当然更谈不上深刻的理论解答。 此后几十年时间，一批学者试图找回中国文论的民族根性，他们为此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不断严密着学术界的政治氛围，使任何学界活动都笼罩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洋祖宗与中国传统的老祖宗之间，学者们根本不被允许去进行什么协调统一，更不用说去找回民族根性了。传统在那套理论中成为学术点缀。 上世纪80年代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适宜的政治束缚开始解除，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人们久被压抑的个性开始复苏，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也开始涌入。这每一种开始，作用于那套既有文论体系，都具有解构的意义，在既有文论体系的解构中，民族根性开始复归。中国民族根性的复归竟是借助着大规模涌入的西方学术思想，这是一个值得沉思的历史现象。当时，在民族根性复归中首先引人注目的领域是文学，一批有才华的作家感受到失根或不知其根的迷惘与压抑，赫然地打起文化寻根的旗帜。紧跟着，学术界掀起继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第二次文化研究热潮。这股热潮很快又分化为中国民族文化不同领域的研究，如中国学术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文化史研究等。其中，文论的传统文化研究或传统文化的文论研究终于在上世纪最后几年形成高潮，一批学者在传统文化诗学领域充满热情地耕耘与收获，日益自觉地发掘中国文论中的民族根性。钱中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一文中集中地表述了这种自觉：“要大力整理与继承古文论遗产，使其自成理论形态，即一种具有我国民族独创性的古代文论体系”；“要站在当代社会和历史的高度，既有继承，又有超越，使我国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文论，有机地而不是作为寻章摘句的点缀，既是形而上地也是形而下地融入当代文论之中。”[6] 从理性上找回中国文论的民族根性的自觉性，与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在我国的启动密不可分；并且，这自觉性在上世纪末近20年的时间里不断提高，也与我国开启全球化进程的深广度密切相关。正是在全球化进程的文论交往对话中，中国的文论界学者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论的发展必须与其他国家的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形成对话。钱中文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就深刻地感受到在日益扩大的中西交往中，中西文论经由对话交往而求得进展与兴盛的语境压力，宣布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时代的到来，并据此对新世纪文论发展作一展望：“从整个理论形势来看，一种在科学、人文精神思想指导下具有当代性的中西文论交融研究，将会在下一阶段，新世纪得到极大的进展与兴盛。双方交流的研究是一种最具生命的研究，是一种走向创造新理论的研究，是文学理论走向建设的大趋势，中西文论会以各自的优势比肩而立。”[7]这里的要点在于，中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必须有各自的特点，有各自的优势，就是说，要有各自的民族根性—正是各自的民族根性形成各自的文化特点与文论特点。对规定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点与文论特点的民族根性，伏尔泰曾称之为“国家的气质”[8]，赫尔岑则称之为“民族性的一些自然素质”。 三、在全球化语境中组构文艺学话语 中国文论在百年磨难中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与理论话语，那么，在那样长的时间里，为什么却没有发生如当下学界所强调的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交流呢？我想，基本原因在于两点。 其一，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有几十年是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与对抗中度过，因此也就没有当下才有的中西方平等对话交流；后来，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如70年代以后，但中国当时却拒绝启动全球化进程，处于闭关锁国状态，这当然也谈不上平等对话。当下，全球化进程在中国启动，应该平等对话了，但这种应该也只是就当下而言，是当下的文论话语参与当下的文论对话。“失语症”诊断者却用当下的对话趋势来要求尚未对话时的中国文论。这就像用当下的成年人标准去衡量先前的青年人一样，先前的青年人自然就处处不合标准了。这是违反了时代规定性。 其二，如前所述，中国文艺学在20世纪中国特有的文化大背景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同程度地否定着中国的民族根性，用政治任务的时代性否弃民族发展的历史性。这时的文论，尽管说着时代的话语，而且是惟当时中国才能产生的时代话语，但那同时又是否弃中国民族根性的话语，是顾不上历史深度和历史规定性的话语；这样的文论，固然有其不容否定的时代意义，它也是在说自己的话，但只是说自己所属时代的话，而不是说或忽略了说具有民族根性的话。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些短暂的规定性被新的时代规定性所替代，当时文论话语的时代性就成为后来的时代局限。当时的文论话语借助于当时时代激动人心的律动与喧嚣，掩饰着缺乏民族根性的严重问题；而在新的时代，掩饰缺乏民族根性的律动与喧嚣逐渐宁息，民族根性的问题就无可回避地暴露出来，并形成一种解构或颠覆那一时代文论话语的力量。总体说，缺乏民族根性的文论是无史无根的文论，也是缺乏民族的历史主体性的文论。这样的文论，在本民族的文论进程中，与其下一时代的文论都很难对话，如60年代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建构的批判“黑八论”的文论，70年代，耗费了更为大量的心血建构的文论的“三突出”原则等，它们与中国当代文论已无法再建立对话关系；自己的前后时期的对话关系尚且难以建立，又怎能指望这样的文论在当下全球化的交往对话中去与外国文论对话，并在对话中坚持中国文论的话语主位呢？ 所以，概括地说，中国文艺学一直在说自己的话，它并没有“失语”；相对于全球化中的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中国文艺学一时难以与之平等对话，原因也不在于“失语”，而在于它还不具备对话的必要条件。即是说，它虽然并未“失语”地说着自己的话，但这些话却不是可用于与外国文论对话的话。眼下的基本情况是大家各说各的话，只是我们在说自己的话时较多地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而西方文论说自己的话时，却较少受我们的影响。它较多地影响我们而我们却较少影响它，这就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被中国文艺学界敏感地感受到，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当下中国文论界置身于全球化平等对话语境中的压抑。 消除这种压抑，有效地进行平等对话，至少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文论参与对话的民族根性问题。还是那句话，文论对话绝不是取消对话各方的理性体系的独立性。相反，倒是要明确与突出各自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从参与对话的各国家或民族而言，其各自的民族根性就是主要根据。对于当下的中国文论界来说，所谓民族根性主要就是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不仅是自觉到我们有责任也有根据讲出自己民族的文论话语，更在于把这一自觉落实于中国文论话语的深刻组构与严谨讲出。这就要深入到从古至今中国既有的文论中去，并且更深广地进入从古至今蕴生出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中去，汲取其中的精华，酿就具有深刻的民族根性的文论话语。我们在对话中的话语主位由此奠定。 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组构用于对话的中国文艺学话语。毫无疑问，在文论话语中有一部分并不务求全球化的文论对话，而主要是用于解决自身建构问题，或用于解决本民族文论建设中的特殊问题及时代问题。用于全球化语境中对话的文论话语，只是文论的一部分，尽管当下谁都不否认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西方当下的文论话语也并不是都适于全球化对话的。适宜于中外对话的文论话语，关注的是中外文论中有对话意义的普遍性话题，不同对话者都需要在这类普遍性话题中拿出自己的看法与说法，而且这种看法与说法须具有自己的民族根性。普遍性话题的确立可以是他人已说或正说，我们参加进去接着说或对着说；也可以是他人未说我们先说，以话题的普遍性唤起他人参加进来，接着我们说或对着我们说。目前我们缺的是后者。普遍性话题，既包括普遍性的理论观点，也包括普遍性的理论范畴与理论结构，还包括普遍性的理论方法。对话的理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普遍性话题的对话中建构起来。此外，也有些非全球化的内部话题在内部对话中显现出某种普遍性，引起外部兴趣，从而转化为全球化的文论对话话题。但无论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投入中外文论的对话交往，向内要有自己的根，说自己的话，向外要有全球化语境的开阔视野和发现普遍性话题、投入普遍性话题的理论敏感性与理论功底。此外，也是这里须予强调的，即在对话交往中对于对话各方理论话语的认真听取与能动接受——对话固然需要对话各方的主位性参与，要求对话各方的理论创见与独见，但对话更是交流，更是彼此启发，相互引证。由此说，全球化语境在强化民族根性的同时，也开阔着对话各方的眼界与襟怀。对此，布鲁斯·罗宾斯曾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调说：“要学会在跨国规模上行动与思考。” [1]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535—541. [2] 详见《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2期。 [3]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71. [4]布鲁斯·罗宾斯.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14，118.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804—834. [6]钱中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开幕词[A].钱中文，杜书瀛，畅广元.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 [7]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8. [8]赫尔岑.往事与沉思[A].赫尔岑论文学[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27.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05年第2期第139-14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