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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个世纪之交（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这种“大河改道”式的转折，决定了中国20世纪文论的基本样态与格局，这种状态几乎持续了近百年。然而，在这一个世纪之交（20世纪至21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似乎又在开启着另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甚至已经初露端倪，它将何去何从，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拟通过这两次转折的对比，从历史经验与教训中来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的转折与建构。 一 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之下，开始了“大河改道”式的巨大转折。这次转折的基本特征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别求新声于异邦”，是真心虔诚地向西方学习，是“拿来主义”。 于是乎，西方的文学理论开始被大规模引进，在短短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学理论几乎是“换了一个人间”。传统中国文论从主流位置退却下来，西方文论大行其道。由于这一次“拿来”是整个文论话语、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拿来主义”本来的好意因而走了样，拿来的东西淹没了自己，结果“拿来主义”变了味，基本上蜕变为“取代主义”或“套用主义”。在西方文论的巨大冲击下，中国文学理论完成了世纪之交的巨大转折，走向了“以西代中”，即以西方文论取代中国固有传统文论的百年历程。 本来，这一转折之初有着多种可能和选择，至少有两种较为明显的走向：其一是以西方文论来充实中国传统文论，使之在融会中西的过程中实现现代转型和产生质的飞跃，在这一历史的“通变”中迈上一个新台阶；其二是以西方文论来取代中国传统文论，全盘西方化，用西方“科学”而“系统”的文学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学，并指导现实创作，使中国文学理论在西化过程中实现现代转化。 这两种走向，在世纪之交的大转折之时都是存在着的。在一些著名学者和文化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青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运用传统的话语言说方式，论述了西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及其精神。该文以“神思”论文学，以文言作表述。这是一篇典型的以中国话语方式来言说西方文艺精神的论文，成为鲁迅文艺论著的代表之作。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运用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的言说方式，融入了西方文论概念，如“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宏壮”、“优美”等美学范畴。这种以中国文论话语言说方式写就的《人间词话》，获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功。薄薄一本《人间词话》，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的典范之著，在20世纪海内外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种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方式融会西方文论的学术路径，即便在西方文论全面登陆中国之后，也仍然有着极少数的成功个案，顽强地生存着。在著名学人中，除鲁迅、王国维外，尚有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人也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采用了中国文论话语的言说方式。尤其是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更是以传统话语方式谈艺说文。《谈艺录》连书名都与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相同，完全是传统诗话词话的言说方式。《管锥编》则是用中国传统注疏、传、笺的言说方式，甚至坚持用文言文表述，融古今中外的大量材料为一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种坚持中国传统话语的学术论著，在20世纪浩如烟海的中国文论及学术著作中，不过是凤毛麟角，几乎成了特例。大量的文论及学术论著，并不是王国维、钱钟书式的“以中融西”，而是“以西释中”，甚至“以西代中”。这种情况甚至同时出现在王国维、朱光潜等著名学者身上。这种现象是意味深长的。 王国维既是“以中融西”的典范（如他的《人间词话》），又是“以西释中”的始作俑者。其突出表现是其代表论著《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为什么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呢？王国维以西方悲剧观来衡量中国文学，得出了《红楼梦》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结论。他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者，难矣。”[1]而《红楼梦》之所以是悲剧，正因为它与中国人之精神恰恰相反：“《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2]在这里，王国维犯了一个极大的逻辑错误：生长在中国文化精神土壤中的《红楼梦》，怎么可能“大背于吾国之精神”？难道《红楼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者是天外的“飞来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极为博学睿智的王国维，为什么会有此重大失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以西方悲剧理论硬套中国文学，而没有恰当地顾及中国文学独特的异质性。而这一点，正是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之滥觞。 紧接其后，朱光潜也陷入了这个泥潭。与王国维一样，朱光潜曾写出过中西融会之著《诗论》，对中国文论多有贡献。但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却走向了“以西释中”，甚至滑向了以西方理论曲解中国文学之途。在《悲剧心理学》中，朱光潜指出，中国根本就没有悲剧，“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500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上悲剧”[3]。朱光潜之所以断然否定中国悲剧，显然是“以西套中”的结果。同样博学睿智的朱光潜，也避不开这个时代的症候。朱光潜还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悲剧，是因为中国没有哲学，不思考人类终极问题。他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对他们来说，哲学就是伦理学，也仅仅是伦理学”[4]。“中国人实在不怎么多探究命运，也不觉得这当中有什么违反自然或者值得怀疑的。”[5]按照朱光潜的看法，屈原的《天问》又作何解释，先秦诸子、魏晋玄学、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都不是哲学了？朱光潜这些偏颇的见解，显然与他的“以西释中”乃至“以西套中”密切相关。 从以上两位学术前辈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理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大转折时的缩影：中国文学理论在进入20世纪之时，曾经有着两种可能的道路，一条是走以《人间词话》（王国维）、《摩罗诗力说》（鲁迅）、《诗论》（朱光潜）、《谈艺录》和《管锥编》（钱钟书）等为代表的“以中融西”，或者说以中国文论话语融会西方文论话语之路。很可惜这条颇为正确之路，仅有极少数前辈学者在走。而大量的学者，甚至包括王国维、朱光潜等人，也都被卷入了“以西释中”、“以西套中”，甚至“以西代中”之路。 二 近一百年来，这条路究竟走得怎样呢？当我们在新世纪之交冷静地回顾之时，情况却并不令人乐观。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6]孙津说得更直率：“中国没有理论，这是我说的，至少现在是这样。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常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说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7]孙津此话，可能措辞激烈一些，但你却很难否认他说的这一事实。 客观上而言，“以西释中”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有成就的。即便笔者前面批评过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以及后来的许多“以西释中”之作，仍然取得了理论上的成功，有的甚至还成为中国文论史上颇有影响的文论著作。如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这是一部典型的“以西释中”之著，该书根据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中所提出的艺术四要素，对中国文学理论加以梳理排列，总结出六种理论，即“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审美的理论”、“实用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梳理，的确前无古人，“可以说在架构方面有重大的突破”。刘若愚的这部论著，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典范之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平心而论，由于“以西释中”，完全以西方理论话语来切割中国文论，不可避免地会曲解中国文论，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特质。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由于运用艾布拉姆斯之文论话语，将中国文论加以切割，牵强之处似乎无法避免。全书为迁就架构而寻找证据的味道非常浓，甚至有一些论证不准确。例如，书中说《文心雕龙》没有“决定的理论”，而事实上，《文心雕龙·时序篇》讲的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就是刘若愚所谓的“决定的理论”，奇怪的是为什么刘若愚说《文心雕龙》“没有决定的理论”。或许，刘若愚这种以西方文论话语来切割中国文学理论的“以西释中”，有着其先天不足，注定了这种研究方式所必然带来的缺憾。 这种严重的缺憾，实际上普遍存在于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方方面面。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走的就是“以西释中”之路。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到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撰写；从中国文论有无“体系”之争，到“风骨”、“文气”、“意境”之论战，无一不体现了强烈的“以西释中”的特点与缺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创立者之一罗根泽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文学批评”一语，是袭用西方的Criticism一语，中国文学批评史，正是对西方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学习与摹仿，批评史著作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从此，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便踏上了大规模的“以西释中”的历程。大量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著作，基本上是运用西方的“科学”的理论，来重新剖析“不科学的”，或者说“模糊的”、“含混的”中国古代文论；用“系统的”、“有体系”的西方文论，来阐释“没有体系的”、“不系统的”中国古代文论。台湾学者的“阐发法“就是这种“以西释中”潮流的典型体现，该论指出：“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8]这种“阐发法”是在否定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即先否定掉中国文论话语，认为中国文论“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平实可辨的理论”，既然中国文论不行了，那理所当然地要用西方文论来取代中国传统文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学者……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这种“以西代中”，即否定中国传统文论，而代之以西方文论话语系统的做法，几乎是“以西释中”的必然历程。 这种“以西代中”，其实是主动放弃自己的理论话语，自我放弃民族文论话语权，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中国文论的“失语”。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理论，正是这种“以西代中”的产物。20世纪近百年的文学理论研究，除了《人间词话》、《谈艺录》、《管锥编》等少数“以中融西”的论著，以及古代文论的校勘整理如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杨师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以外，绝大多数文学理论著作都走上了“以西释中”、“以西套中”乃至“以西代中”之路。20世纪中国出了多少部文学概论性的著作，我们几乎快数不过来了，但这些文学概论著作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西代中”，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从西方搬过来的，从血统上就是地道的西方文论话语。这种西式文论话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熟悉西式话语的学生与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再写出如《人间词话》、《管锥编》那样“以中融西”的杰出论著来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几乎只能跟在西方后面摹仿，只能操着西方文论话语蹒跚而行。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创性，使得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在世界文坛毫无地位可言。这种状况已引起了我国文论界的高度警觉与深刻反思。 三 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理论在深刻反省上一个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的状况之后，提出了不少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转折不同之处在于深刻反省中国文学理论的现状，呼唤中国原创性的文学理论。 1991年，毛时安在反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时指出，当代文论的状况是“别人有的我们都开始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没有”[9]。钱中文先生与童庆炳先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领军人物，近年来他们一直在倡导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工作。钱中文先生的《文学原理——发展论》一改过去“以西代中”的模式，努力用中国文论话语弥补当前文学概论的不足。书中融入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笔说”、“文以气为主”等内容，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转折和变革。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更是将中国文论中的“意境”等理论以完整的章节加以论述。该书影响颇大，深受学界好评。叶维廉先生主编了一套《比较文学丛书》，他在《丛书》的总序中说：“在我们的研究里，不随意轻率信赖西方的理论权威。在我们寻求‘共同文学规律’和‘共同的美学据点’的过程中，我们没法避免‘垄断的原则’（以甲文化的准则垄断乙文化）。” 中青年学者中，也有不少人站出来反思当前文学理论的困境，他们都共同认识到，仅仅依赖西方文论，中国文论不可能有出路。曹顺庆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构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和长期论争。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于1998年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专题学术讨论会，掀起了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的高潮。《文学评论》也辟出专栏，专门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及中青年学者都参加了这一学术讨论。 曾经失落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今天为什么又开始受到当代文学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种大规模的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和“重建”的学术讨论和学术论战，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理论另外一个转折的开始。这个转折，从微观上看，是在“以西代中”的深刻教训和学术界长期反省的情况下产生的。从宏观上看，这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变迁密不可分。东方经济与政治的复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东方文化的复兴。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复兴，也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学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也必然与此同步。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一厢情愿，或者某一些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然。 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之交从“以西释中”到“以西代中”的文学理论大转折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中国文论的宿命，那么，在新的世纪之交，对“以 西代中”的反思与检讨，则预示着又一次历史的必然，中国文论必将实现另一次转折，即在融会中西文论的过程中，以我为主地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 [1]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52、753页。 [2]同上。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18,215、216页。 [4]同上。 [5]同上。 [6]季羡林：《东方文论选·序》，《比较文学报》1995年第10期。 [7]孙津：《世纪末的隆重话题》，《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 [8]古添洪、陈慧桦：《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序》，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第1-2页。 [9]毛时安语，《批评家》1987年第3期。 原载：《中州学刊》(郑州)2006年第01期第246-2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