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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提出“文化诗学”这样一个新命题，并不是理论家突发奇想，这是现实文化存在状况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前，现实文化存在的状况，既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同时又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欣慰的是，中国人在20多年以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日子，解决了吃住穿这些问题，人们生活质量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力大增，中国的和平崛起震动了全世界；但是令人不安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让人困惑的问题，比如贪污受贿屡禁不止，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贫富距离不断拉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文物遭受破坏，精神生活失范等等。那么，现实中的这样一些负面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的看法是，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物质文化，有制度文化，有精神文化，当三种文化形态发展不平衡，出现一种畸形的时候，例如物质文化迅速发展，而精神文化则严重滞后，那么社会精神文化道德失范的问题就产生了。我以为，经济的发展是要有人文精神的引导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绝对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必然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万万不可的；但是没有社会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发展，也是万万不可的。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我们需要人文的理想和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关怀。这种关怀应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更加重要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深度的精神文化的引导，经济的发展要体现出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如果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不利于人的精神建设，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不利于人性的完善的话，如果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让人们感到机器的压迫、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失落、欲望无穷的膨胀的话，那么这种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对人们生活的意义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并不总是统一的，恰恰相反，这两者的发展，往往会形成一种矛盾。在人类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常常出现一种二元对立的现象。英国17世纪开始工业革命时期就是这样。法国政治思想家亚里克西思·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在1835 年写到英国的工业化城市曼彻斯特时作了这样的描述： 从这污秽的排水沟里流出了人类工业的最大巨流，浇肥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了黄灿灿的纯金。在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也是最残暴的发展；在这里，文明表现了它的奇迹，文明的人几乎变成了野人。[1] 这里的话虽不多，却揭示了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是双重的“礼物”。一方面是物质的丰富，巨大的财富，想象不到的奇迹，才能的充分发挥；可另一方面是环境的污染，生存条件的破坏，人的贪欲的泛滥，人性的片面的发展等。后来，很多国家的工业化也产生同样的问题。在如此现实面前，作为人文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作家、文艺理论家，他们能做什么呢？难道他们就一味地加入到推销那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拜物主义这种行列中去吗？当然不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去影响经济发展，要制约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某些负面的影响。基于以上的原因，在中国当前的学术界，就流行起“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西方引进来的一个词，但是，它被引进以后，就成了中国当前的一种思潮。文化研究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目前这种文化研究的对象转了向，已经从解读大众文化等等现象，进一步地蔓延开，比如说去解读广告，解读模特表演，解读小区热等，结果，解读的对象就离开了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研究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蜕变之后，这种批评不但不是去制约消费主义，反而是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无诗意的和反诗意的社会学的批评，像这样发展下去，文化研究必然就不仅要与文学、艺术脱钩，要与文学艺术理论脱钩，而且成为新的资本阶级制造舆论，成为新的资本阶级的附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新构想。 文化诗学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文化诗学的旨趣首先在它是诗学的，也即它是审美的，是主张诗情画意的，不是反诗意的，非诗意的，它的对象仍然是文学艺术作品，而不是流行的带有消费主义倾向的大众文化作品，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是“街心花园”，不是“模特走步”。为什么要强调审美，为什么要强调诗情画意，这难道仅仅是对于作品语言的审美性的追求吗？实际上，审美是人的天性，只有人才审美，所以在审美和诗情画意追求的背后是对人性的完整性的渴望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追问。其次，它的研究和批评的视野是文化的。有人可能要问，你说的这种文化诗学不就是我们以前曾经很熟悉的文艺社会学吗？传统社会学不就是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来审视和考察文学艺术的吗？对此我们应该看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出现了两次转折，第一次是80年代初期的所谓审美的转折，那时邓小平提出以后我们不继续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了，但文学是什么，人们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最后比较一致的是把文学看成是一种审美反映，或审美意识形态。这是一次转向。到了90年代，文学艺术被说成是一种语言，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语言论转向，自审美的转向与语言论转向以后，文艺社会学已经沉寂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由于新的文化研究的勃兴，我们似乎看到又回到了原点，开始关注文学之外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新兴的这种文化诗学，与原来的那个旧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不同。首先，文化诗学它所面对的对象比过去要宽广得多。过去的文艺社会学仅解读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品，而现代的文学诗学要解读的对象大大扩大，包括文学艺术中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作品，包括现在发展起来的、流行的大众文化，如影视作品，这些都是解读的对象。另外观念也更新了，比如说现在有什么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这都是观念的一些变化，是很复杂的，不能一下子说清楚。自从审美的和语言的洗礼以后，文化诗学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即从作品的语言出发，揭示作品的思想文化意义，而不是像那些过去的社会学批评家那样，脱离开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空谈意义。 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庸俗、丑恶、不顾廉耻和反文化的东西。深度的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一种交融的产物，它追求意义和价值。这种深度的精神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它的人文的品格，即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保证人的心理的健康，关怀人的情感的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的发展。 文化诗学是具有当代性的一种文艺理论，具体地说它的基本诉求，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文化诗学关怀文学的现实的存在状态，具有一种现实性的品格，它紧扣中国的市场化、产业化以及全球化，折射到文学艺术中出现的问题，要加以深刻地揭示。近年来的一些文学艺术作品，随着市场经济漂流，为了赚钱，不惜鲜廉寡耻，一味热衷所谓“原生态”的性描写，迎合人的那种低级的趣味，把人的感觉动物化了，或者是宣扬暴力，把抢劫、绑架、斗殴这些东西当成英雄的事业，影响我们的青少年，使青少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歧途。或者是一些大众文化、流行文化，表面看来是无害的，实际上是用糖衣裹着毒药，把肉麻当有趣。文化诗学就要有一种批判精神，要义不容辞地对这些东西加以揭露与批判。 我一直认为，当代的文学艺术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追求，这就是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张力。历史主义要有人文的维度，人文主义要有历史的维度。作家和艺术家是在人的情感这块园地里工作的，他们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是有所区别的。作家、艺术家的追求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的追求是有所区别的，对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这些人来讲，他更加关心的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他们甚至认为为了经济的发展，牺牲一些人文的东西，付出一些人文的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历史的进步，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伤害一些人的情感，损害一些人的尊严，甚至牺牲一些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理性，而往往忽视人文关怀。而作家、艺术家就不是这样，作家、艺术家伸出两只手，他既要历史理性，也要人文关怀，他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他两者都要，鱼要，熊掌也要，这就是作家和艺术家在价值追求上的特性。 俄罗斯作家拉斯普金，在前苏联时期发表过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告别马焦拉》。这是一篇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马焦拉是苏联远东地区安 加拉河上的一个小岛。春天，马焦拉岛上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在那里等待着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个岛要修水电站，水电站修好之后，马焦拉岛的水位一下子要提高几十米，整个岛都要被淹没。岛上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对此态度截然不同，发生了争论。年轻人觉得这太好了，过去一直封闭在这个小岛上，现在终于可以搬迁了，可以到外部的世界去开开眼界，过一种现代化的生活了，所以恨不得立刻就走。但是老年人不是这样，老年人觉得马焦拉岛上的一草一木都这么的亲切，这里有他们的初恋，有他们的田园，有他们的绿色的森林，有他们的已经非常熟悉了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不愿意离开，其中的一个人物叫达丽亚大婶，就对她的孙子安德烈说，你们搬到大地方去，过什么工业文明的生活，可这个工业文明还不如旧的生活安定呢，机器不是为你们而劳动，而是你们为机器而劳动，你们整日跟在机器后面奔跑，你们累不累呀，你们图什么呀。老年一方与年轻一方争论不休，这里关键是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作者的同情究竟在哪一方呢？原来作者既同情年轻人，认为他们这种弃旧图新的向往现代化的感情和追求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同时又觉得这些老年人的怀旧情绪，不愿意离开绿色的小岛，也是有价值的，也是需要同情的。结果焦虑的是谁呢，是作家，作家既同情年轻人，也同情老年人，搬出去很好，留在这里也很好，“熊掌”要，“鱼”也要，两者都要。历史理性，要，人文关怀，也要。可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这就产生了历史与人文的二律背反。作家、艺术家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的不同特性，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就从这里显示出来。 根据瓦西里耶夫中篇同名小说改编的前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写的是人和战争的关系。在这部电影中，剧作者也是采取价值的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是坚持历史理性的，认为这一群姑娘为了保卫祖国，为了反对法西斯，英勇善战，跟法西斯斗争到底，最后她们全部牺牲了，这种牺牲是值得的，这是历史理性的维度，作家和编导对此加以肯定；但另一方面，这部作品也给我们一种感伤和失落，觉得这么多漂亮的姑娘，本应拥有幸福生活的一切元素。她们应有美丽的青春、爱情，美丽的工作，但是战争把青春、美丽、爱情甚至生命全部毁灭了。生命被毁灭以后，是不可能再寻找回来的。电影以活着的男连长给她们扫墓开头，表达了一种忧伤的情绪。尽管是一种正义的战争，但是，它也给人带来一种感伤和毁灭，这就显示出作家和导演重视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这是一种人文关怀的维度。《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的作品，既有历史的维度，肯定正义战争，又有人文的维度，谴责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两个价值维度形成了一种悖论。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的作品还太少。关怀现实，这是文化诗学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文化诗学开辟了文化的视野，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提炼出一种文化精神来。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我们要进行一种价值的阅读。西方学者提出，阅读文学作品有两种阅读，一种叫做“品质阅读”，一种叫做“价值阅读”。[2]“品质阅读”主要是通过对文本的细读，衡量这个作品的艺术性的高低，而“价值阅读”主要是要揭示作品所隐含的文化的意义。如果自觉地对作品进行一种价值阅读的话，就会发现作品里面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季羡林先生用儒家的文化解读朱自清的《背影》，那么他的发现跟我们不同，按照一般人的解读，《背影》写的是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但是他用儒家思想解读，说这篇作品主要写的“父慈子孝”、“孝”，英文是翻译不出来的，这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如果硬要翻译，大概可以翻译成“对父母的虔诚”，很啰嗦，英文里没有这个词，只有儒家文化有这个词，用儒家文化解读这篇作品，就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把作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解读，这一点也是文化诗学的一个要求，也是很重要的。比如“群鸡正乱叫”一句，大家一定觉得这不是诗，这算什么诗。其原因就在没有把这句诗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去把握，所以你觉得不是诗。其实，这句诗是杜甫的《羌村三首》第三首的头一句，“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羌村三首》写在“安史之乱”即将结束，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时候，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乱，看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残酷的斗争，现在回到了自己的故园，杜甫看到的已经不是人在斗，是鸡在叫，“群鸡正乱叫”，这个画面很典型地表达了杜甫对和平生活的神往，已经享受到了和平生活的温馨。如果把它放到原诗里边去，又把原诗放到“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去解读，我们就会解读出许许多多东西来，所以我觉得文化诗学提倡解读作品的时候要有文化语境，要文化语境化，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文化诗学还要着重考虑文学艺术与别的文化形态的互动，要研究这种互动的关系。按照德国当代著名的符号学家卡西尔的符号学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的有六种，即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3]实际上我认为还可以把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等包括进去。文化诗学可以研究文学与语言、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伦理、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教育、文学与民俗等等的相互关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作品的新的意义。我一直认为文学艺术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一种系统，这一点鲁迅早就说过，他说：“文学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4]所以企图摆脱社会文化的这种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也就是孤立的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我觉得总是有缺憾的，所以文学艺术研究批评，需要文学艺术之外的这种参照系，例如文学是一种文化，历史也是一种文化，这两种文化可以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如果我们进行一种互动的研究就会发现许多有意义的、有趣味的方面，比如说目前流行不少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不少历史学家就经常批评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里面，有很多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这种批评有时候是有道理的，但有时候就不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在看了这些批评以后往往感到触目惊心，这些小说家和编导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怎么就敢这么乱编乱写？实际上，我不相信这些作家和编导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他们就敢去写历史小说，就敢去编导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其实文学创作属于一种审美文化，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我们所写的作品能不能称为文学作品，关键就看作家笔下所写的生活是不是以情感来评价生活，是不是富有诗意。俄国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认为“写作的主旋之一便是感受到诗意跟感受不到诗意之间的对照。”[5]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也不能为了忠于历史，就完全客观地不动感情地照搬历史事实。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中的历史，都是经过作者感情过滤过的历史，已经不是历史的原貌。譬如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以及后来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就不是完全照搬历史，如果照搬历史事实，那么创作就不会成功。《三国演义》（包括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它有很充分的一种情感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在剧中只是一个历史的框架，一个时间的断限，历史事件被重新改写，历史人物被重新塑造，它已经不像一般的历史书那样，去忠实地叙述历史，编剧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以极大的热情去虚构一些场景，以爱憎的感情去塑造人物。《三国演义》里“空城计”这个场面，查一下史书《三国志》，是完全没有的，而诸葛亮屯兵陕西汉中阳平关的时候，也就是演“空城计”这个场景的时候，司马懿还在湖北的荆州担任都督，根本就没有机会跟诸葛亮对阵，所以这个“空城计”的场面在小说和电视剧的作者那里完全是虚构的。这不过是一种情感评价，是美化诸葛亮，赞颂他有超常的智慧。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过“情者，文之经”[6]《文心雕龙·情采》，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审美诗意特性。对于文学艺术这种文化，如硬要用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去要求，这是不合理的。写历史题材的作家并不是像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他们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而是他们往往是要借历史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情感的评价，某种看法而已。历史作为一种文化要尽可能忠于事实。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在利用历史事实的同时又改造了历史。从历史和文学的互动中，我们可以去探求文化意味。“文化视野”是文化诗学的第二点要求。 文化诗学的第三点要求，就是重视对作品的细读，通过作品的语言分析来寻找作品的意义。与过去旧的文艺社会学不同，文化诗学不是仅就作品的内容抽象地来谈作品的思想感情，它十分重视文本的语言。语言非常重要，它所能达到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所能达到的边界。语言是一种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生活。语言与生活是同一的。当生活里出现一个新的词汇的时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应该十分重视作品中语言的运用。譬如读小说，我们可以把许多故事情节都忘了，但是一些人物的话，我们都不会忘记。在《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说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就是把一个坏人和奸臣的嘴脸暴露无遗。又如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7]对于这句话，我们要加以细读，不能够像过去旧的文艺社会学那样，仅仅说它表现了旧礼教要吃人，不能这么一笔带过。我们要问，为什么鲁迅要在这里写“这历史没有年代”，这是什么意思？历史是应该有年代的，为什么说这历史没有年代呢？鲁迅想到的是中国封建统治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不是哪一天哪一月哪一年的事，因此说没有年代；漫长，在漫长的年代里面。另外，鲁迅为什么要写“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为什么“仁义道德”几个字是歪歪斜斜地写出来的，“歪歪斜斜”又是什么意思，“歪歪斜斜”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敷衍的、随便的、不认真的，所以才是歪歪斜斜写出来，也就说封建统治者所讲的“仁义道德”，是敷衍老百姓的，不是真的，是假的。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为什么是从字缝里面看出来的，为什么不是直接看出来的，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表面上他还是讲的“仁义道德”，但透过这个“字缝”，里面真正讲的是“吃人”，这是对封建社会的罪恶的一次宣判。像这些句子，都要经过我们的一种细读。只有经过细读，文化意义才能充分被揭示出来。文化诗学重视通过语言来揭示意义，这是文化诗学所坚持的。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新构想，必将推进我们时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为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我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过去，把文学理论和批评分成“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内部研究”，就是认为只有研究文学作品内部的语言才是有文学意义，才具有文学性，文学作品的内容，如审美意义、历史意义、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处于文学的外部。所谓“外部研究”就是对文本之外的作家传记、作家创作心理、与作品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都是对文学的外部的研究。可以说，这种“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看法是很片面的，不科学的。文化诗学的构想就超越所谓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形成文学理论方法的一种新的综合，这是完整的、深刻的文学理论方法。 进一步说，文化诗学的文学观念，不是把文学看成是单一的东西。文学它有许多维度，其中语言之维、情感之维和文化之维，是文学许多维度中最重要的三维。文学是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艺术，它总是要透露出各种文化蕴含。这种对文学的理解比较完整，符合文学的实际。文化诗学是建立在对文学这一理解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新构想。 总起来说，文化诗学有三个维度：语言之维、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有三种品格：现实品格、跨学科品格和诗意品格；有一种追求：人性的完善与复归。 [1]转引自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版，第133页。 [2]［英］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M]//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4—35. [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 [4]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06. [5]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M].戴启篁，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161. [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5.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6年第1期第5-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