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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对文学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反映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对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先进的和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通过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支撑和实现的。反过来说，只有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坚持、巩固和发展当代中国先进的、科学的、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作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文论结构是多样的。在多样的文化和文论结构中，必然有一个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无主导的多样和无多样的主导都会破坏文化和文论生态的和谐与平衡。无多样的主导可能会造成禁锢，而无主导的多样又可能从活跃走向混乱，甚至会导致指导思想的多中心论。因此，既要坚持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文论的主导思想，又要发展多样化，应当建构一个一体、多样、主导的和谐有序的文化和文论结构。换言之，中国当代的文化和文论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这个多声部合奏的主旋律，应当是先进的、科学的、当代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是统领和主导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和舆论上，而必须成为文学事业和文学活动中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 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体现和实施文艺领域中的领导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和必须转化为学者们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不能转化为话语权力的领导权力是空泛的。话语权力好像“指挥棒”那样，能够实际地统领和规范作家、评论家和理论家的思想和行为。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同样是多样的。最有影响的是三大文论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即国学文论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西学文论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马学文论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当代中国的文论家必须面对和回应三大文论运作的现实存在和运演程序，即中国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化、西方现当代文论和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中国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化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资源。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从全局和整体上说，中国古代的文论话语与当代文学的表达和叙述方式还存在着诸多隔膜，尚需进一步寻找与现代性的契合点。我们应当有意识地从中国古代文论中选取具有人民性、民主性、批判性和当代性的东西，促进其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达到古为今用之目的。 西方现当代文论与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处于强势地位。新时期以来，西方现当代文论和思潮的全方位引进，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结构和文论格局。西方现当代文论具有双重性特征，其理论内涵的覆盖面比较宏阔，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比较精深和细腻，但其立论多偏执，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内向化的倾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式微，后现代主义勃兴，出现跨学科研究理路，凸显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对此可根据中国国情和是否有益于推动现代化历史进程之所需，批判继承，选而用之。 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党提出来的一系列富有战略意义的理念，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具有开创性的指导意义和极其重要的思想启示。其中，“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构成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和严谨的理论系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体系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学术思想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关于“西学”、“国学”和“马学”之间“体用关系”的论争。笔者认为，主张“西学为体”“国学为用”，或力倡“国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有合理性的，又都是不完整的。从总体和全局上说，应当强调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文论为体，以西学和国学的理论资源和话语体系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证明，只有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正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这种先进的、科学的、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人的命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应当立足于当代，对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梳理、整合和创新，以丰富和深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内涵，创构新时代的具有人类性、民族性、现代性和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体系。 先进的、科学的、发展形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理应逐步成为研究主体的学术理路、治学方法和研究范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一切理论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先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赋予了宏阔的研究视野，辩证的思维方式和纵深的历史意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优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封闭和阻碍了有效的研究范式的产生，而是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一切有价值的研究范式的发展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天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应当自觉地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对一些重要的研究范式进行挑选、优化组合、择善而从，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得到丰富和深化。 恩格斯提出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既可以理解为对批评标准的论述，可以理解为对文艺本质的界说，也可以理解为对文学的研究视域、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倡导。文学既是历史现象，又是审美现象。而历史实质上是人的社会实践过程，正如不存在无人的史一样，也不存在无史的人。从史学观点中，可以也应当合乎逻辑地引申出人学观点。因此，只有对文学进行美学、史学和人学的综合研究，才能比较全面完整地把握文学的本质、价值和功能，应当把文学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历史本质、人文本质和审美本质的统一；把文学的价值理解为社会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把文学的功能理解为社会历史功能、人文功能和审美功能的统一。因此，在对文学进行美学研究、史学研究和人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上，应当主张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人学观点的有机融合，防止和克服脱离美学观点的史学观点、人学观点和脱离史学观点、人学观点的美学观点对文学的片面解读。 先进的、科学的、发展形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应当内化为研究主体和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和坚定信仰。唯此，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只有学者们真正信仰的东西，才能像“从血管里流出来的血”那样，自然而然地输注于他们的学术行为和学术成果中。应当努力造就一批衷心地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他们应当是站在前沿和位于高端的生力军，能够自觉地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驾驭西方现当代的社会文化思潮，总结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在今天的中国，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有价值的学说、思想和理念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都在一些独特的领域和层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成就，但尚未有一种学说，能够从宏观上整体上超越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科学的、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承受住了时代和实践的考验，在与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相互碰撞和砥砺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越来越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二、努力表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落实和贯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是一个完整的框架体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其中，占主导地位和起支配作用和统摄作用的是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调解和组织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动机，引领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实际上是推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的理想信念、昭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凸显社会主义制度和思想体系的重要标志。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引领和调整既有主导又有多样的我国当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价值结构、利益结构和思想结构，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形成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仰，激发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能够激发全体人民共同奋斗，不断增强我们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创造精神的升华。改革创新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成为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和历史变革的重要标志。这种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质上是相互交融的。改革意识和民族意识互为一体。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灵魂。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可以理解为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反映论和“以人为本”的目的论的统一。科学的反映论是先进的价值论的可靠保证，先进的价值论是科学的反映论诉诸实施所追求的目标。没有科学的反映论为指向的价值论可能是盲目的，而缺乏价值论内涵和价值诉求的反映论又可能是空洞的。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地位和境况的不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诉求。这种多样的价值结构和价值系统，实际上都是以反映论为前提的。事物的关系属性是不能脱离事物的客观属性的。没有对事物的相关的客观属性的把握，价值选择会失去正确的方向性和目标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学界的一些人士认为，从反映论走向价值论，是学术发展的一个进步。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不能认为反映论已经过时，不能把反映论和价值论视为完全取代的关系。价值论非但不能取代反映论，反映论反而是价值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对事物与价值属性相关的客观属性的正确认知、体验和反映，可能会使价值选择带来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从而影响价值判断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甚至可能造成价值追求的失范和迷乱。因而，只有把价值论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轨道，才能确立和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科学的反映论同先进的价值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从反映论和价值论相融合的层面上，建设既能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又能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论和科学观相结合的思想，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方向和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承诺，都会得到相应的共同提升，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为文艺理论指明了沿着“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科学发展的道路。文艺学是科学，同样存在着一个科学发展的问题。不论把文艺学界定为哲学社会科学，还是界定为人文社会科学，都是科学。既然都是科学，就需要追求真理，探索规律，就需要讲究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文艺理论家们对文学艺术进行学术研究，必须具有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术成果的科学含量、科学价值和科学水准，才能与时俱进地推进文艺理论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可以理解为社会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实际上是从价值论层面上，对实现这个根本宗旨的可靠保证。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应当努力表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核心价值，换言之，要把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和功能提升到实施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加以确定。面对当代中国的新的历史使命，必须努力表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是社会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的高度统一。“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表现“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构“和谐社会”均属社会历史范畴；而“为人民服务”和“以人为本”以及表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均属人文范畴。两者的完美融合，形成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高度统一，体现社会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和谐一致。这种社会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相协调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从性质上说，都是“以人为本”的，又是通过科学发展观来实现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无论是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历史精神，还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根本体现。 对不同的价值、价值体系存在着一个科学定位问题，存在着对不同价值和价值体系的水准和目标的确认问题。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实际上标示着体现科学精神、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时代精神、历史精神、和爱国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精神完美融合的价值境界。这是对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的最高标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既把价值观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又置放到“以人为本”的总体框架中，使这种价值观既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又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宗旨，从而体现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统一。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可以理解为核心价值和非核心价值、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的统一，即可以理解为主导价值和多样价值的统一。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都必然拥有一种主流的、核心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以统领、驾驭和协调处于非主流和非核心地位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一方面，主导的、主流的、核心的价值和价值体系，应当包容多样；另一方面，多样的价值和价值体系应当寻求与主导、主流和核心的价值和价值体系的协调一致性。仅从群体和个体的关系而言，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共同的价值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又必须和应当保护、创取和发展正常的合法的个人利益。那种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损害个人利益，或用个人的利益，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或以权力聚敛财富，或借改革以营私，或利用市场经济的潜规则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肆无忌惮地吞噬和侵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都是不容许的。必须正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由于两极分化所造成的价值失衡现象。理应采取有效的举措，一方面抑制少数人不正常的暴富现象，一方面扶持和引导大多数弱势群体，分取更多的改革开放成果，通过增长财富性的收入和积累，改变困顿的生活境况，以实现社会公正和价值均衡。 文学艺术反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新人形象体系表现出来的。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是先进思想和先进的价值观念的充分的体现者和忠实的执行者。这些新人形象和英雄人物最能承载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战争年代，如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中，塑造出一大批以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为宗旨而英勇奋斗的灿若群星的将帅形象和英雄人物。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体现主旋律的作品中，塑造出一些成功的改革家、创业者的形象，人民公仆形象和反腐倡廉的先进人物，表现出强烈的变革意识和爱国情操。 三、应对各种“非核心价值化”的社会文化思潮 为了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应当面对和回应各种“非核心价值化”的社会文化思潮。 首先，为了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应当提倡文学的理想精神，统领和疏导一切“非理想化”和“非英雄化”的社会文化思潮。曾几何时，有人主张“毁灭理想”，并宣称，中国和世界都到了所谓“无英雄时代”。这种“非理想化”和“非英雄化”的论调是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 尽管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一些领域中还存在着很多严峻的社会问题，但是，随着现代化事业的胜利进军，不断扩大着生活中的积极面和光明面，改革开放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使他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催生和激发出新历史条件下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中，涌现出大量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先进人物，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批不畏艰险、奋勇献身的先进人物，他们无不表现出可歌可泣、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奥运赛场上，英姿飒爽的中华健儿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历史，为祖国争得了荣耀、骄傲和自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激发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他们告别了“我不相信”的时代，开始走向成熟，催生出日趋坚定的信仰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人们从电视荧屏上所看到的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真挚动人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甚至比起作家们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还显得更加灿烂夺目和光彩照人。观众从“感动中国”、“红色记忆”、“时代先锋”、“劳动者之歌”对历史和现实生活里的先进人物的英雄业绩的写实性传播中，深刻感受到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勇士们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感受到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那些为了实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付出辛劳和智慧的社会精英们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境界。 作家、评论家和理论家都应当通过自己的文学活动，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表现广大群众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凝聚力量，鼓舞和激励人民投身到变革现实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去。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既是对美好明天的祈盼，又是现实生活的运动。诚然，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曾经出现过脱离现实生活的幻想和空想。然而，总不能够在批判“伪理想”时，连同真理想也一并抛弃了。理想精神是永不熄灭的人类精神之火，是照耀人们走向美好未来的指路明灯。丧失理想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追求和表现理想精神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同样，也不能因为曾经出现过“伪崇高”，在批判“伪崇高”时，连真崇高也一并抛弃了。“逃避崇高”会造成人的怯懦、平庸和矮化。悲剧和崇高精神永远是“大写的人”的尊贵的灵魂、坚挺的脊梁和高傲的头颅。没有悲剧、崇高精神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前途的。追求和表现悲剧、崇高精神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同样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其次，为了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应对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带有复杂的双重性。一方面，它主张多元化、大众化，对被挤压和排拒到中心区域之外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命运有所关注，表现出带有“非主流”特征的人民性、自由民主性的意向，追求一种大众欲望化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以“反主流”、“反核心”、“反权威”、“反统一”、“反和谐”著称，表现出明显的“违科学化”、“抑理论化”、“反本质化”、“非理性化”的倾向，文学评论中往往倡导“削平价值”和“消解深度”。应当看到，西方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从边缘视域，反对他们所处那些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不合理的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充满着消解、颠覆的怀疑精神，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已经改革开放30年的当代中国，怎样理解、处理和判断大众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客观上存在着进一步协调“主流”和“大众”的利益和价值的合理分配问题，存在着改革开放成果的合理分享问题。从原则上、方向上、全局上和发展趋势上看，由于近年来我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的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宗旨的爱民、亲民和惠民政策，越来越凸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价值体系”的亲和性、共同性和一致性。“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样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应当是以人民大众为“本”。诚然，实现这个目标，逐步达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价值体系”的共同性和一致性，还需要经历一个深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应当克服和防止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批判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或把主流的价值体系和一般的大众的价值体系，即非主流的多样的价值体系割裂和对立起来。 再次，为了建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应对消费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这种消费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同样带有复杂的两面性。我们既要促进和扩大正常的消费，又要抑制不断膨胀和发酵的消费主义。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转型，促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市场经济为生产和消费注入了活力。文学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同样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从传统的文学事业的观念转向文学产业的观念，应当说，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进步。生产为了消费，消费刺激生产，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互动和竞相提升，有利于推动和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一方面要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同时又要遵循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诉求。这两者之间，既有协调统一的方面，又有差异、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如何取得两者的双赢，一些体现主旋律的优秀作品，提供了可资效仿的范例。 这里，存在着一些需要认真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文学的主流文化价值和大众文化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用主流文化价值排斥大众文化价值，或以大众文化价值贬抑主流文化价值都是不妥当的。在文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上，不重视文学的经济效益是不妥当的，但如果不适度地夸大了文学的经济效益，甚至降低和损害文学的社会效益，既不能体现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要求，更无法贯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在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关系问题上，进入市场的文学是商品，具有商品属性，但文学是精神商品，又具有审美属性，只考虑文学的商品属性和商品价值，不重视文学的社会文化审美属性和价值都是不正常的。在文学的审美性和功利性的关系问题上，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功利性凸显，但必须强调提高文学的审美品位，忽视审美的超功利主义，或鄙薄功利的纯审美主义，都是我们所不取的。在文学的思想教育价值和娱乐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理应追求“寓教于乐”的最佳效果，只把文学视为思想教育之手段，或把文学当作游戏和娱乐的工具都是失之偏颇的。只有抑制消费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片面强调“消费至上”、“利益至上”、“快乐原则至上”、“欲望主义至上”、“享乐主义至上”的这些明显带有金钱拜物教性质和情结的价值取向，才能有利于创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实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京)2009年第1期第17-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