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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是近年来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的热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领域乃至整个文艺理论研究界同行们的关注下，成为当前中国文论研究中的一个具有导向意义的重要论域，并对近年来的文艺理论批评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建构产生了积极的引领作用。这一热点问题或曰论域的形成，原因不外有三：一、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文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变现象，迫切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出发，对之进行分析和评价，以使新世纪的文艺理论批评有效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现建构中来。这一现实需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这一论域的形成。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的创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其中的一个二级学科的创设，以及马克思主义“三化”(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提出，从学科的角度催生了这一热点问题的形成。虽然所处学科不同，但是近年来文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研究，有效地呼应、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彼此之间的互动效果是明显的。三、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自身学术逻辑演进使然。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整体性变化，以及文艺理论批评本身观念和话语方式新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两个层面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因而如何参照现实发展所需，通过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两个方面的重构，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创新和话语转型，以便更加有效地因应现实，从而有效增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于整个文艺理论批评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的问题，便被突显出来，这对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这一热点问题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化这一问题之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它们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换言之它们关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问题。这些问题分别是：学科间性问题、系统整合问题、问题意识重塑问题、阐释学对话问题、本土视域与世界视域并重问题。下面分而论之。 如何有效地打破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存在的学科封闭现象，注重学科间性问题，是当前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业已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论域，并且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作为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及其下辖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学科生态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一般文艺理论批评之间的学科生态关系，为了突出学科的对应性，并在尊重共性的前提下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科自性和现实针对性，那么明确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研究的学科边界便理所当然。因为，随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学科制度化、专业化、组织化的发展，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将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在差异之中界定自身以获得身份。同时，明确其学科边界也具有不言而喻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它不仅能凸显学科自身的研究范式、学术旨趣、理论视域与价值取向，而且能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学术研究更加条分缕析、有章可循、井然有序。但这样也易于形成学科闭守的弊端，因而走向学科间性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所谓走向学科间性，就是要跃出自身的学科边界，融入大的学科生态之中，这里的具体所指是：一方面，其他相关学科创造的资源，所奠定的基础，所开拓的视域，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研究的学科资源；另一方面，应该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研究成果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学术研究领域，使之成为该学科研究的突破口与润滑剂。学科交叉和跨越边界常常就是思想激发之所，当代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以及后理论时代的理论话语的形态具有很多启发，如约翰·菲斯克说的：“在学术界，新的和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常常产生在交叉学科中，因为它们发展在传统学科的荒芜的边沿，这样就避免了其限制和权威。打破学科边界就拆解了权威，因为权威安全地行使在学科界限之内，避免调整和变化。边界的圣洁对于学科和权力极其重要。”[1]跨学科或学科间性之所以必要的根据在于，现实生活不是分门别类地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系地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有助于专门化，但又极大地局限了研究者的思路和方法。文化研究的崛起，就是因为借鉴沟通了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的方法而又超越其上，构造了新的知识领域和问题论域，从而开启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文化理论更是如此，比如福柯的权力知识的理论，本身来自福柯的历史学研究，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主题和方法，在今天讲述哲学、美学、文论时，福柯的这种无法归类的思想形态都必须卷入。在讲述后现代文论时，主体性的消退，反理性主义，语言哲学，视觉文化等等，这些必须讲述的主题超越了传统文论的读者、世界、作家、作品等维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已经哲学化，美学化，文化理论化了。学科交叉和学科边界的模糊是知识创新的契机，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态中国化研究学术创新中值得参鉴的经验之一。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形态化，实际上是一个伴随着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而行进的过程。作为当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创新性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是在中国经济崛起后对文化崛起的渴望与布局所提出的文化主张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和价值取向的优势，超越学科界限，吸纳各种思想资源，在各种思想文化和文论资源的碰撞、对话中，自由地生产和创造，在多样的思想的相互碰撞、相互有效、相互比堪的过程之中，以现实的需要为取舍标准，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并且注重总结、提炼、系统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创造路径才是可行的。所谓学科间性，其实就是话语间性，就是通过各种话语、各种学科之间的交错共存碰撞出新知和新见。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非常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吸收和改造了人类两千多年来的思想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因此，在以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建构之现实需要为总目标的前提之下，充分吸收利用包括文艺思想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西方传统的和当代的人文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于中西宗教文化的各种资源，在综合融通基础之上进行创新性的阐释和建构，从而推动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化的思想内涵丰厚、价值指向明确、阐释功能强大、现实品格突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这正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构过程中打破学科封闭、注重学科间性之意图所在。 在以往的马列文论研究中，往往程度不等地存在由于过于固守学科或专业樊篱而导致的单向度割裂现象，这里所谓的单向度割裂，是指仅仅根据传统的文艺学自身的知识和话语需要，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容进行裁割性的、过滤性的选取，严重者甚至使其话语碎片化，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创新和中国形态化的。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这种单向度割裂的缺憾主要表现为： (一)把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单向度割裂”。主要体现为：1.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内容之间的割裂；2.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立场和结论与方法之间的割裂；3.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功能与政治功能之间的割裂，其表现是，要么强调马克思主义结论的优先性，要么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至上性，要么强调功能的至高性，或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功能的无上性，等等。以至得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包括当代形态化)不需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只需其方法论或者批判功能，或者相反；或者认为无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能，只需其政治功能(抑或相反)等等异常偏颇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文论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哲学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其次是经典中的美学、文论思想。前者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等。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不直接涉及文论，但对文论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为了改变世界的政治斗争的武器，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部分。方法论、历史观、价值观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应是一个完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和基本观点，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人的历史能动性，人的自由解放等都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各个领域的割裂导致了视野闭塞和学科壁垒，比如，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借助现代西方哲学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维度已经成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问题也成为当前哲学和国学研究中的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基于单向度的割裂，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界、尤其是马列文论研究界，对此关注甚少，甚至所知甚少。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的理论成果不能达到圆照性的通观，而是各自为阵，分割而治。虽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的几大理论成果在学理上具有一脉相承性已达成共识，但从整体上对几大理论成果予以把握和进行研究的成果则相对缺乏，以致整体性的研究不足，政治、经济、哲学、文论和美学、宗教等互相割裂，甚少往来。事实上，在当前建设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过程中，除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文艺、宗教、伦理等等内容，从大学科的眼光出发加以系统整合，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功能相互统一的科学性而外，尤其需要对于从1949年前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形成的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到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文艺思想和政策，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文化建设时期的思想，从其历史演变，其各自的特殊性和理论所指，其对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判的指导意义以及历史经验教训等，迫切需要我们进行具有宏阔的历史眼光和深度学理的历史性的反思和分析阐述，以及进行体系性、谱系化的整合。而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几大文论研究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关联，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比较研究，也需要展开。 总之，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研究需要强化科学性与完整性意识，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题内的应有之意就是要从单向度割裂走向系统性整合，以此来克服断章取义的解读、非整体性的断裂、割裂。同时，更要注意在整体性的研究视域中找到贯之于几大理论成果之间的理论主题、基本规律与方法论原则。因为，如果没有整体性的研究意识，就很容易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学术定位、总体特征、体系结构、理论命题与价值评判变得遮蔽而不明。 其实，在学术研究之中，问题意识及提问题的能力和方式，总是优先于学科化意识的。因为单纯追求学科化，或者说学科化优先而问题意识滞后甚至付之阙如，往往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研究者往往会被紧紧地束缚在由自身狭小学科的抽象的理论与概念所编织而成的“象牙塔”里，而陶醉于建构自己的“精致”化的学科话语，这样做无疑导致两种后果：一方面，使得复杂概念日益增多，论证日趋繁复枯燥，研究成果日趋深奥、晦涩，甚至是低水平机械的重复。反思近二十年来的马列经典文论研究，逐渐脱离中国的文化、文学现实，分析阐释能力和话语建构能力逐渐下降，正与研究中呈现出的这种学院化、经院化走向分不开。另一方面，又使得本应具有“经世致用”实践品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日益演变成远离当代社会现实的“玄学”，以致自身生机匮乏、活力缺失。因此，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研究，一个理当可取的方式应当是从学科划分优先走向问题意识优先。这里所谓的问题意识，就是要使从理论到理论的形上诉求，让位于现实优先的形下关切；从思想游戏，让位于实践精神；从概念拼图，让位于问题意识，从理论世界，让位于生活世界；从学科营构，走向问题意识重塑。 我们认为，从强调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的现实品格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即是化入中国当代的文艺文化现象的具体实践批评之中，从具体的文学、文化现象的研究中提升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主要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疑难问题，而是面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文艺思潮和文化、文艺发展状况进行提问的意识，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文艺现象和发展经验进行批评实践时应该具有的分析和理论提炼的能力。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解释世界，这是一切哲学所具有的；更要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所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构造是在具体介入当代文学思想和思潮的话语实践中得以实现的，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学术史的撰写中，更不是存在于理论的推演探讨之中。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社会实践和斗争的产物，今天我们在发展中国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时，要坚持其实事求是、批判精神、人民立场等核心价值。实事求是地面对当代文学、文化发展之现状和存在的新问题，以批评对话的方式，通过具有深沉的历史理性精神的思想和强大的穿透力的理论辨析，来显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超越性和优越性。所谓人民立场，即以是否满足文化民生为出发点和衡量标准，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和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为出发点和衡量标准，来分析和评价当前各种文化、文艺现象。在阶级斗争趋于缓和，文化建设成为主要任务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其致力于文化建设的精神维度应该突显出来。 在当代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评价、流通和消费中，以及图像阅读，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现象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人民立场、超越精神具有巨大的理论透视力，比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能是有限肯定，因为这种审美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感性物欲的合理性，但更多的应是批判意识，即这种对物的追求，并非审美形式的构造，而是新的物的奴役，新的异化形式。马克思主义反对各种异化，主张人的解放。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就不能是如某些学者那样的肯定，而是应该更多地对其持一种批判性的反思之、规范之的思想和学理态度，这种批判性反思和规范的态度，并非仅仅是出于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生活方式所体现出的基于消费主义的资源耗竭，更多的是基于对人的解放、对人的精神自由的人文主义坚守。因此，在思考和建构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时，如何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能体现当代中国文化利益的美学自觉、美学自信、美学自强问题，亦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理论的生命都来自现实，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脱离现实则可能是致命的。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它以现实为对象，“所以哲学必然与现实和经验相一致。甚至可以说，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3]没有现实经验的支持，没有针对现实文化现象的提问能力以及理论提炼和超越能力，马克思主义文论就只能成为图书馆里的经卷，成为没有源头活水的故纸堆。把经典文本变成宗教式的经典，实际上扼杀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生命力。 倘若没有文本视域与解释者视域的融合，没有文本与研究者之间的解释学对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就无法进入中国的话语实践，也无法进入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空间。同时。唯有通过这种解释学对话才能解构、悬置形形色色的绝对主义、先验主义、基础主义、本本主义、原教旨主义，才能重新唤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原创精神，以及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在深度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获得一种内在超越。任何理论的生命力有赖于时代所赋予的新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表现在其方法、立场和基本观点的超越时代性上，从今天的视域发掘并赋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是更为重要的课题，这也告诉我们，从过去的一味地框定文本原意的解经式研究方式，走向所谓文本与研究者之间的解释学对话，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研究和建构而言，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考量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类似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学界的讨论迄今仍然停留在学术史的梳理，或者停留在原则性的构造，缺乏具体的批评实践和哲学美学的开拓。文学理论是寄生性的，文学理论自身不能产生理论，而必须借助于哲学、美学的突破和文学批评实践、文学思潮的演进。因此，时代迫切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的研究与建构的过程之中，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命题，比如从现代存在论和生命美学的角度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观和《巴黎手稿》中的生命美学思想；从后殖民理论的底层概念，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概念，从毛泽东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众性原则，并且充分关注当代中国的农民工以及其他社会草根阶层的文化民生和文化权益问题；从马克思提出的“代表”这一概念，以及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语言学清理，结合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的理论，以及邓小平、江泽民等论述作家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的理论，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语境中，在网络文学成为重要的文学形态的今天，重新审视作家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提出新的理论命题和概念。再比如，在社会文化建设时代，美学所承担的使命不再是动员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也不是具体指导社会美的创造，而是对人的存在状态、人类行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予以哲学思考，其最终目的是维护人的存在的诗意状态。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批判工具理性，批判功利主义思维，维护生态环境，关心人的灵魂的提升，重新阐释美与真、善的关系，批判商业消费主义导致的日益浅表化的审美观念，关注社会公正，维护社会和谐和自由，尊重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多元化等。正是应该通过对这些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及其在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的理论层面的分析和评价，在重新发现、重新阐释的过程中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现。这些理论生产的原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方法，继承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追踪性地分析中国当代的文化、文学现象，然后提出新的理论命题，这样可以使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的思想和知识生产走向一种新的局面。那种曾经有过的匍匐在经典之下的经学诠释方式必须放弃，因为这种教条主义方法之弊端是使经典文本的视域完全控制阐释者本身的视域，而无视变化了的现实，忘记了现实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才是赋予经典生命的最重要途径。站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与经典对话，以经典的思想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经典文本方能获得新的生命。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世界性影响，如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杰姆逊、威廉斯等，他们既非某个党派的领导人，也非学院性的研究者，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者。他们在参与当代社会现实的文化斗争中，在参与英国成人教育以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催生了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思潮。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必须见证中国的现实，对于当前中国现实中所存在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差异，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立场，来深刻地辨析之，并且提出解决之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批判分析的结果，社会现实是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之“源”，所有的思想资源则是“流”。现实在理论的创造中始终应该放置在第一位，反思几十年来马列文论研究曾经走过的弯路，就是因为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上，来真实地观察、审视现实，而只是教条化地应用一些经典文句，编织一套说教式的话语，来传达一些指令式的、布道式的东西。如果以抽象的理论为先，就会始终纠缠于诸如西马非马、正统与异端等争论的泥沼之中而难以自拔，而且这种争论还带有特定意识形态时期的政治化的烙印，仿佛判断对方为非马，自己就站在政治正确的制高点上。殊不知，这种运思方式往往会置自己于极端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之下，而政治无意识曾经正是牵制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最大思想和学术障碍。需要明白的是，无论命名为何种理论，是否包含有智慧才是最重要的；理论是否有生命力，是否对现实具有阐释效力，才是理论是否有效的惟一准则，否则就是教条式的死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的结合，比如弗洛姆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戈德曼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的结合，新近国学研究中所探讨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学之会通问题，以及新近宗教理论研究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兼容关系问题的思考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结合或会通或兼容，是否能够带来理论的创新，是否能够扩大理论的阐释向度，是否提供了思想的智慧，对于美学和文艺学问题是否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论域，以及是否可以增强理论的穿透力。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视域融合不仅表现在研究者与历史性的经典文本的融合，也表现在各种理论文本，包括西方马克思主文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西方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传统文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等等各种话语之间的碰撞和对话方面。所以，在当下中国的整体语境之中，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只有在与各种理论的碰撞中来凸显自己的优势，才能胜出，才能建构完成，而那种曾经有过的以一种话语宰制其他话语的做法，实践证明是有害于文论建设的。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之中，还存在着只注重本土视域的历时聚焦、仅固守一种本土内在视域的倾向，而相对缺乏共时性比较的世界视域。所以，在强调本土视域之不可或缺的同时，更应该认识到世界视域的至关重要，即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研究过程中，既要有一种历时性的方式来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理论前提与内在机理，又要以一种共时性的方式来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苏俄化、西方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和共同规律，明了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普遍规律”，明辨哪些问题可以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问题域，又有哪些异域的方法路径、经验教训可以为之所借鉴、吸收。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在”视域、他者视域的引入，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学理认识，拓宽其研究的问题域，催生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同时，这种历时聚焦与共时比较并重的研究理路，亦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路径、机制与特质，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过程中“中国式提问”的基本原则。 那么，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中国式提问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着重思考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大胆吸收中国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外，更有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大智慧的支持和运用，二者的成功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成功经验。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式提问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继续大胆吸收中国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这不仅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为重要的是要始终突出实践逻辑，运用中国哲学和文化智慧来解决实践提出的中国问题(如传统的民本思想、经权之道、反经合道等等)，诸如《易经》中的辩证思维，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生命哲学和人文精神等等，我们通过寻找契合点，在特定的层面上都是可以和马克思主义实现话语会通和话语对接的。而在文论和美学研究中，传统的生命美学、语言观、象喻思维等，通过现代阐释而实现话语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沟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现的。 2.将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文艺实践过程中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经验”的提法，本身即意味着在实际上还处于探索发展的过程之中，在理论上还没有上升到“中国理论”，特别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不确定性。因此，自觉地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是当前我们学科性研究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始终直接面向中国经验进行哲学层面的提炼和升华，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研究中提问方式转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其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和内容。 3.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的现实发展趋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论研究中提问方式创新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方面，中国经验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这使得以中国为方法看世界成为现实的可能，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可能为世界问题和全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共识性的东西；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以世界为方法的，这就要求我们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思考，以世界为方法，以开放、平等的姿态学习、借鉴。在今天，全球的对话，不同文化价值体的共存是人类共同的认识。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中西的互看，乃至东方文化体系内部如中国文化与日本、与中东伊斯兰文化的互相看视，在比较对话和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创造出文化交融的胜景，乃是当代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主题。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就应该置入这种语境之中，在各种文化碰撞的相互吸取中发展自身。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研究在思想资源上，需要处理好的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一、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二、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的沟通融合。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传统思想乃至吸收了当时的世界文明成果的产物，在后来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根据社会发展和社会斗争的实践，吸收了各个民族的思想成果，凝聚了具体时代的思想形态。但是，在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之中，基本的学术格局仍然是几大块各自为政。人们在书写当代文论问题时，在编写教材和撰写文论史时，仍旧基本分割为文艺基本原理、古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等条块来进行。这些当然是学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所必需，有助于学术课题的细致推进，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就是各个论题的分割，仿佛几大块各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方法论，自己的范畴概念。文论研究中这几大块话语系统的融通，不仅表现为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立场贯穿于各个文论研究版块之中，也表现在这几大文论话语系统之间的对话和互视，比如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看视古代文论，以古代文论补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比较互动，以西方文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等等。这种互看和补充不应该是曾经有过的“左倾”时代的简单批判，而是实事求是地在学理层面的比较、融通、接受，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畴和概念放置在中西文论乃至东方文论的一个平台上，互相观看，互相补充，构造一个戴维·莫利所言的交互话语的领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生命力不是表现为霸权式的对其他文论的统摄，而是表现在其方法、立场和价值观方面，表现在其有能力吸收、同化、发展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上。这就首先要回归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纯粹知识和理论的原本面目，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与其他知识的对话，通过互相选择、互相阐释、互相观看、互相批判的过程中，来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生命力，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阐释的有效性，及其与时俱进的品格才能显示出来，否则马克思主义文论仍然只能停留在学术史之中。 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有这么几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注意：一、中国在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革命运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二、1949年到1978年期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思维，给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带来了巨大伤害。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俱来自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而非借助权力凌驾于思想学术之上。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借助于权力，成为霸权话语，就会对其他话语形成挤压，而其本身也将异化。中国曾经有过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极端政治化、庸俗化倾向便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相较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创造了突出的成就，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世界上尚未有独立的声音，理论建树并不多，这是值得深思的。四、一旦马克思主义成为完全学院化的研究对象，经典文本就有可能成为没有生命力的经学对象。任何理论创造的基本点是社会现实，而不是先在的教条；思想资源一旦先于社会现实，理论的创造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并非体现在恪守某些现成的僵化不变的教条和口号方面，而是以社会现实为先，与时俱进，以立场、价值、方法直面现实，洞悉奥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研究中的理论创新方才可以期盼。 马克思主义是在具体的社会斗争具体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而在中国和平建设年代中曾经发生过的极端阶级斗争哲学，却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这就需要我们在学术史层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时代性特征，以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务，通过对于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考察，总结、提炼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超越那些各个时代因为具体需要而附着在经典文本之上的过时了的阐释，重新回归于马克思主义文本来进行新的阐释，并且努力发掘其中的符合当下正处于和平崛起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所需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史必须不断地重写，这不仅是指在资料的发掘、收集、整理方面的学术推进，更重要的是还要根据当今时代所需，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予以重新认识。今天的视域决定了我们如何面对遗产，学术史的重写并非重复建设，而是一种基于今天的时代和理论高度的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学术史的重写一定要破除对于经典的膜拜式的诠释，文献史的整理是必要的，但膜拜在经典之下就缺乏今人的视域，这是非历史主义的。今天的阐释应该是古今融合，是带着今天的问题，以今天的立场与经典的对话，从而发掘、激发经典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构，要紧紧围绕两个重点来进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研究，这方面除了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能体现当代视域、中国视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视域的充分融合的阐释。经典阐释并非是一种毫无限制的思想自由跑马，它毕竟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本身结构的制约，从学理的角度来讲，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二是中国形态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国的实践，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现实的状况，后者不断地以新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问，从而有效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和学术创新。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应该再以凌驾一切之上的姿势面对其他文论话语，而必须在与各种文论的对话碰撞中，在交互话语的场域中迎接各种理论的挑战。马克思曾经说，理论要彻底才能服人。所谓彻底，指的是具有穿透问题的深刻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以其自身的思想优势，以其立场、方法的科学性优势，吸收各种思想资源，面对现实的文化、文学现象，不断地丰富自身、发展自身，这是作为当下中国文化建设之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的基本要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这么几点思想优势：一是批判性，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的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现实依据；二是理想性，通过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三是自由性，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大同世界的期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所指，马克思主义坚守人的自由和解放，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这是其最具有哲学性和人文性的地方；四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经济基础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秘密的揭示深入到社会的经济层面并持文化附属论立场；五是强烈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要求哲学不仅解释世界，还要改变世界；六是人民性，马克思主义是被剥夺者的、无权者的哲学，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而绝非是学院里的高头讲章；七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宏观历史论，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一个辩证发展的历史整体，各种文化、文艺现象从属于这一整体，文化、文艺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对于这一相互联系的整体关系的分析而得到解释。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只要人类社会还有阶级存在，只要还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就始终具有现实性，这就是当代西方各种理论，特别是批判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援引为思想支撑的原因，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思想依据。 [1] 约翰·菲斯克.权力运作；权力操演[M].香港：维索，1993：6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012年0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