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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新世纪文学理论知识创新的思考中，从思想生产的维度探讨这一命题的相关内容极为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在其观念建构与学科知识的形成中，思想生产无疑具有奠基与导引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现代以来尤其是新时期后，中国文论在思想生产方面的滞后与贫乏，亦不同程度地造成知识生产与创新的困顿。因而，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对这一命题做进一步的辨析与探讨。 什么是思想的生产，文学理论何以具有思想生产的特性，这需从理论的涵义及文学理论的现代特质与学科属性等方面予以阐明。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卡勒对理论的基本理解是：理论表示思考、猜测，理论是一种判断。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学、电影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理论既批评常识，又探讨可供选择的概念[1]。尤其是作者对理论的四点系统性阐述，极为深刻地表明了理论具有跨界性质：它能吸收不同的价值资源，从而形成独特的学科话语；理论具有思想阐释与表达的功能，其诠释与生产的丰富性可伸展于广泛的文化视域与空间；理论具有了解对象价值意向的热情并超越于现行状态及其规定；理论具有反思性意识，其终极目标在于对意义创造的守护与践行等等[2]。诸种特征及规定，毫无例外地构成文学理论所具备的基本内容。卡勒颇具针对性地指出，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它既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相对短长，也不是思想史，不是伦理哲学，也不是关于社会的预言，而是所有这些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类型。它已经专指那些对表面看来属于其他领域的思考提出挑战的作品，并为别人在解释意义、本质、文化、精神的作用、公众经验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以及大的历史力量与个人经验的关系时提供借鉴[3]。可见，在卡勒对理论及文学理论的理解中，思想生产与意义阐释占有极为重要的基础地位。在文学理论的观念构成中，“思想与作品汇聚成整体”的说法是一种本源性理解，它说明思想的生产具有某种奠基性作用。而这种理解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也得到某种程度的说明。按照两位批评家的看法，“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通常人们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哲学的形式，一种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虽然今天大多数学者已经厌倦了这种过分地思索和推理，但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论文来处理的议论仍旧存在着”[4]。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发展中思想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文学史是关于人类精神与思想的形象化记载。伟大作品的产生与传承，除了需要艺术与审美的要素外，最具决定性作用的，是艺术结构中所隐含的思想生产的意向、深度与内在影响。所谓“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莎士比亚情节的生动性与丰富性的完美结合，”既是马克思对伟大作品何以产生的最好诠释，也表明了在文学效果形成的“合力”结构中，思想生产所具有的基础地位与主导作用。显然，只有当这些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质言之，只有当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义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为象征甚至神话时，才会出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5]。思想在文学中的存在会使文学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与境界，甚至增强艺术家认识存在的范围和深度。同样，在批评家的实践中，如果无视作品价值取向的存在，甚至脱离思想生产的作用，其理论与批评将会苍白无力，甚则丧失生产与阐释的方向，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在对文学理论现代特质的探讨中，思想性的存在及其生产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20世纪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之所以被称作“批评的世纪”，从某种程度看，是由其独特的思想生产与在文学实践中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无论是人文主义抑或是科学主义的种种思潮，作为重要的思想元素，在任何一种批评方法的形成中均产生了奠基性与规导性的作用。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所讲的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密不可分[6]，这是对现代文学理论鲜明的思想生产特质的深刻揭示。伊格尔顿在该书结论中所提出的政治批评，已超越了社会组织构架与制度之类的狭义政治，它所关注的是更为宏大的文化层面的问题，包括种种人文思想取向在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中的生成与建构。 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等人，通过对1985年到2005年之间“当代文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转向与变化的分析，明确揭示了西方文论的内在境况。即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小写的、众多的“理论”，“理论转向时期”孵化出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它们对自己的课题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同时又代表了至少在文化领域中政治行动的激进形式。那些集中讨论性别和性的激进理论和实践以及那些试图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人尤其如此。“文化理论”成了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7]。以上分析表明，当代文学理论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激进文化政治的一部分，无论是何种批评与理论，都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取向与立场，当代社会丰富多元的思想形态，更多地以介入和干预社会公共文化实践的姿态，以观念生产的丰富性与现实取向，体现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知识构型及其生产之中，构成当代文学理论知识创新的显著特征。新千年开启的“后理论”时代，似乎有一种预告更像是在重定方向，拉曼·塞尔登等在“结论：后理论”一章中深入分析了这一时期的特征，诚如书中所揭示的，人们或者已注意到理论遭到的谴责是，它好像总是缺失了一些某种东西，那个(更真实、更富活力、更有本质意义的)某种东西存在于过去。也许该是在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如乔纳森·卡勒说，理论是“对常识观念充满战斗气息的批判”，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决方案，而是进一步思索的前景”；大卫·凯洛尔说，理论遭遇的是“未经验的主流批评策略[……]传统问题中固有的矛盾和复杂性”，它寻求“提出不同的问题或者用不同方式提问”;迈克尔·佩恩(Michael Payne)说，“理论讲的是我们如何以自我反身的方式来看待事物”；特里·伊格尔顿说的也差不多：“倘若理论意味着对我们那些指导性假设的一种合理的体系性的思考，它就将永远是不可缺失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要存在下去的，正如卡勒说的，理论是“无尽的”[8]。诸多理论家的分析已十分清晰地表明，进入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新境况，而“理论的终结”与“理论死亡”的预言，则有悖于人类精神演进与变化的客观实际，这是一种人文思想与价值信仰的潜在危机，与理论作为“思”的面向与天职格格不入。所谓“后理论”问题的开启与提出，其实预示着一种更为艰巨的人文境遇，面对社会文化与人的存在的严峻挑战与复杂多变，这就要求文化与文学的生产能够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重新担当起历史重任，以思想的创造推动人类文化建设，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注入新的动力。 另外，从人文性层面理解文学理论的思想生产，符合其作为人文科学属性的学科定位。众所周知，人文科学的特征之一恰恰在于对人的精神、心灵、信仰、情感及人的存在状态的重视与关注，它是心灵与精神的科学，更注重探究与人相关的本体论及形而上命题，注重思考与人的存在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并把人文性阐释与情感体验的结合作为观察现象的重要方法，哲学、教育及文学艺术等，均为人文科学最重要的形态与领域。而文学理论作为人文科学的类型之一，其知识生产的基本特征便是“诗”与“思”的结合。这种学科的内在规定，一方面强调通过哲学“思”的作用，达到“思想”的水平和深度；而另一方面，则通过坚持艺术与审美的法则，使理论的生产获得“诗”的效果与境界。这不仅是人文科学知识创造的特征，也是文学理论思想生产所依据的价值尺度与取向。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思想的联系由来已久，它主要通过哲学观念的创造，支撑或引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变化。如西方文论的发展，不仅有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美学这一悠久传统中，以对“理性”智慧的认知与探索，追寻写诗活动中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的东西，追寻文学中更具普遍性的存在；也有现代形态下因多元思想的存在及其张力，所催生和激发出的丰富多样的批评方法与流派。有研究者指出，当代西方文论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两个转向：一是“非理性转向”，二是“语言论转向”。前者作为20世纪西方最显著的哲学思潮，影响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建构。[9]如克罗齐、柏格森、弗洛伊德、荣格，甚至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姚斯等，其文论中代表性观点的提出，都程度不同地受“非理性转向”这一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而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其不同理论主张与见解的提出，或多或少地受到“语言论转向”这一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表明文学理论对哲学作为思想生产的高地这一理念的高度依赖。文学理论何以必然依赖哲学的力量，其答案是十分明确的: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表现为美和真两种价值要素间的相互依存与渗透，而作为更具形而上品质的文学理论活动，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规导与建基，也需要哲学思维与思想方法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透过扑朔迷离的文艺现象达到对某种深邃的东西的探询与把握，这正是文学理论学科品质的深刻体现，它表达了一种诗性的智慧及独特的真理观。 在人类文化的生产与创造中，思想生产作为一种重要内容无疑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因为它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决定其生产与创造所能达到的程度。文学理论作为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方面，理应坚持文化创造的精神与原则，坚持价值和思想生产的高度自觉，努力推动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以解决那些最为内在，最为根本的问题。这正如康德所强调的，作为思想的形而上学是不能放弃的，“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个人都要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10]。而海德格尔的理解则更具根本性、更为深刻，他试图把思想(thought)以一种初步的方式推进到以“基础本体论”为标榜的“是”的真理中去。他要返回到根本的基地中，让关于“是”的真理的思想涌现出来，这启动了另一种方式的追问，在此，思想已经远离了(甚至康德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它确立了“本体论”的现代性转向，[11]赋予现代“本体论”更为坚实的基础，其中既有形而上的“真理”性的构成，又贴近与存在息息相关的“思想”。在海德格尔看来，本体论的建基与实现，固然要依赖人类对真理的持之以恒的追求，依赖对存在之真谛的追求，依赖哲学学科特有的“思”的力量，然而，艺术活动作为人类独特的诗性智慧，在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也承担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诗之活动面向存在的本源，是“真理”的本真性呈现，它构成创造性活动与思想生产的内在力量。海氏的理解颇耐人寻味，它揭示了文学理论作为诗性阐释活动，其思想的生产所具有的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与作用，其“基础本体论”与“真理观”的提出，构成思想生产与文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学理依据与方法论前提。 文学理论在思想生产的内涵方面有其特殊的规定与面向。如果把文学理论看作是一种现代性生成的知识形态，一种由学科自主、自律不断走向开放与多元，不断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促进理论与批评参与现代公共文化活动过程的话，那么，以人文价值和美学思想的生产为核心，应是其思想生产的基本内容。这是由于文学理论所面对的世界是人的存在，其中既有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丰富呈现，即人的心理、行为与情感；也有人的精神世界与心灵境界中更为深刻、更为内在的信仰与追求。面对如此博大而广阔的精神视域，缺乏思想的指导与思想的力量，难于达到洞察和认识其本质的目的。文学理论作为现代人文科学形态，其现代品质的生成有赖于参与和介入社会文化的内在建构，在文化实践中发挥其思想引导的作用，显示其人文阐释与审美价值判断的价值效用。而真正决定人文阐释与审美判断深度与力量的东西，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思想生产的水平与能力，取决于其人文性与审美性生产的相互渗透与可达到的深度。因为文学理论所探究的是隐藏于生活表相背后的人的生存的奥秘与真谛。 人文性作为人类文化共有的普遍属性，其功能在于以人文思想的生产创造新的价值和文明，文学、艺术与审美概莫能外。按照哲学观的理解，人类文化结构中最具决定性作用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如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它们虽然依赖于社会现实中的经济基础等，但因其相对独立的存在位置，决定了精神观念与价值取向在思想生产中的能动作用。而文学理论显著的学科特性正在于对人文科学品质及其内在精神的继承，在于对人的存在的持续性关注。这种独特的选择与取向，使其从根基上不脱离人文性的土壤。所以，与人相关的深层问题均成为文学理论思考的对象，如命运、存在意义、幸福的真谛，以及人的心理困惑、精神和信仰的危机等等。而要认识和揭示文学现象背后隐藏的真相，阐释其存在的文化价值与美学意义，缺乏思想的支撑是难于完成的。思想生产作为人文学科创造的精髓，它构成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主导性价值。这些价值既代表了一个民族在哲学观念、美学精神及理论创造等方面所达到的水平与高度(诸如“诗言志”、“文以载道”、“为人生的文学”等观念的提出)；又为世界各民族所认同和理解(诸如“诗缘情”、“中和之美”、“回归自然”与“为艺术的文学”等)。从文学发展的历程看，无论是西方古典时期的叙事性小说、现代以后以描写心理世界与精神历程见长的各类作品，还是中国古典形态的诗的创作以及现代性写实小说，尽管文学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和差异，然而，作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映、讴歌与再现，作为对人的心灵世界与美好期盼的探寻与追求，它们均表达了普遍的文化主题与美学诉求，某种程度上与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同步。而文学理论作为对人类文学实践及其经验进行反思与阐释的学科，理所当然地需要密切关注人类社会的变化，深刻把握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命题，关注人的生存境况以及所呈现的共同主题，并以一种更宽广的人文视野与胸怀透视与理解这种文化现象，使理论的把握与人的生存实际达到内在统一与契合。而这种目标的实现，则需要更为有效的思想生产。伊格尔顿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一种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评”，依然遵循恢复了生机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因此，他的“后理论”其实是以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以一种更科学、更系统的思想观念，在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更负责的维度上，思索和解答人类精神中的困顿与危机。伊格尔顿的答案既不是对西方的简单的捍卫，也不是当今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那种多元主义，而是要对西方启蒙的价值观念展开一场批判性的再思考，以便将西方从其自身的黑暗状态中拯救出来，并在全球范围内向“基要主义”开战[12]。如上忠告颇具启发性，它明确地告诉人们，面对“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文学理论的思想生产，已成为积极应对和解决社会文化与艺术领域中的问题的关键所在。 审美性作为文学艺术的特有属性，也决定了文学理论在思想生产方面所具有的审美意识的生产与审美价值判断的特征。“审美反思所追求的普遍性并不是某一特定规则对所有类型客体的有效性。因为趣味判断的是一个本质独特的客体。如果存在着其他类似客体，它们可以被置于一个普遍的规则或概念下理解，也就是说，审美判断本质上是一个判断的原型”[13]。这就是说，美学提供了思考历史的理解的一种有希望的方式，文学理论所体现的美学阐释与理解，不只是一种了解文学现象的方式，还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它能超越个体文本和所有其他历史性实体，将诠释的对象扩展为对存在的理解，从而达到思想生产的高度。以美学思想的生产和审美价值的创造，自觉推进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创新，其意义十分深远。因为这既符合文学艺术的实际，又表现为以人自身为最高目的，以满足人本身的自由生命创造为最高尺度，是文艺本体内涵的真实体现。文学理论的生产与阐释必须依持于这种性质，只有把美的价值的生产与创造，广泛渗透在人类普遍的文化生产与文化实践中，使审美意识融会于各种社会意识的生成与建构中，人类的精神发展才能跃升到较高的层次与境界。审美意识与审美价值的生产，符合人类生活与人的存在的某种本质的必然性，是人类力图超越自然生命、追求精神发展而产生的有效性手段。对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而言，倡导审美性的涵义不仅在于坚守完善且进步的艺术观念与意识，发扬艺术的诗性品质与精神；更在于通过美的价值尺度与立场，能够有效地介入和参与公共文化实践，分析、判断与甄别文学的优劣高低，为文明的进步与人的精神的内在提升创造健康而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美的力量是推动文化进步的不懈动力，它是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契合与统一，是思想生产的本质所在与重要向度。 作为对文学现象及其经验进行审美判断与阐释的学科，“文化诗学”凸显了文学理论在思想生产方面的独特品质，表达了一种诗性探询及其生产的丰富内涵。有学者认为，考察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轨迹，巴赫金、韦勒克、诺思洛普·弗莱、海登·怀特、厄尔·迈纳、詹姆逊等，都是有强烈文化诗学色彩的理论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生产的重要面向。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相对论思想所反映出的新型文化诗学观，雷纳·韦勒克坚持形式探索中的内外统一性与文学整体性以及“透视主义”批评论所透露出的整体论观念，诺思罗普·弗莱将原型探索与文化观照的结合，海登·怀特在“新历史主义”视界中对批评观的突破，厄尔·迈纳通过跨文化比较实践对比较诗学理论与范畴的重新框定，以及弗雷特里克·詹姆逊所主张和实践的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批评理念，均致力于从形式探索走向文化批评，并努力将人文性与审美性生产结合起来，实践一种“文化诗学”式的理论与批评[14]。事实上，文化诗学理论的产生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形态或范型，有其特殊的作用与价值。一方面，它极大地拓展与延伸了文学理论思考的向度与空间，使文化的观念、意识与精神，文化的视野、方法与境界渗透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之中，赋予其特定的文化品位与取向；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生产的范型因对诗学精神的守护，也使其思想的生产更具纯粹性、艺术价值与审美的诗性效果。因而，颇受中西方文论家的关注与重视，甚至被作为文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的思路与途径，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启示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众所周知，文化的核心在于它的观念层与精神层，在于它对人的存在的揭示和理解，在于它的进步程度与价值取向，这即是文化的内核，它最具代表性地反映出一个时代及其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与水平。而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等诸多当代社会知识生产流派，之所以选择和使用“文化”的概念与范畴，正在于依持“文化”特有的本质与内涵。“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随文化的进步而展开的无限探寻的过程。而当代文学理论在知识生产方面对文化价值的自觉认同与选择，意在把握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与规定，超越狭窄的理论疆界与设定，使其生产的取向达到现代思想的高度与水平，这是现代人文科学及其知识生产所具有的显著特征。而所谓“诗性”与“诗化”的问题，其实质不仅是审美的问题，更是文化的取向与问题。文化与审美本质上是同一的。对人的发展的完善，对人的生命活动本质及意义的追寻，既是文化的核心所在，也是美的价值追求与旨归。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坚持人文审美精神与文化批判的原则；海德格尔之所以努力地使哲学变成诗，把真理的存在作为艺术的本源性构成；文化研究者之所以以高度的政治参与精神与现实关怀，在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过程中重新整合新的思想谱系，发挥知识与思想构型的力量，凡此种种，均体现了人文科学思想生产的新动向，也为当代文学理论和知识创新注入了新的观念与活力。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当代文论的知识生产，由于过度依赖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缺乏思想生产的原创性与坚实的人文价值根基，因而，程度不同地造成了文学理论思想生产能力的匮乏与下降，甚至出现脱离社会文化境况、脱离文学实际的危机性症兆。反思当代中国文论知识生产的现状，重建其知识创新的思想向度，已是刻不容缓。 就我国文论的当代建设与发展而言，如何有效提升其思想生产的质量，积极推进知识生产的内在创新，是一个颇为重要且十分急迫的问题。 基于文学理论人文思想阐释与审美价值判断的学科属性，应高度重视哲学的导引与观念的生产，重视人文价值资源对文学理论建设的积极作用，重视现代多元思想价值为文学理论知识创新提供的理想与方法优势。历史地看，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之所以是一门成熟且发达的学科，呈现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良性状态，除了其始终以完善而系统的哲学观念与哲学理论为基础，同哲学形态的演变保持同步外，还不断呈现出在诗性风格方面自觉建构的特质，由此形成较稳定的知识范型。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亦如此，像新批评、形式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来的殖民主义及文化批评等，就知识形态看，均是在特定哲学观念与思想生产的影响下，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在大量批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与完善起来的理论或批评的范型，既达到了思想取向与理论构成的融合，也达到了哲学观念、学科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内在统一。 然而，在现代中国学术体制内，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始终是一个被忽视且未能获得彻底解决的问题。其中既有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与无奈，如发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转换，“使文艺学主动放弃了学科自主位置，成为‘启蒙’、‘救亡’的工具。这虽然是一个极为匆忙又别无选择的过程，但却显现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即当政治或民族危机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时，文学理论的转换只能以时代的中心问题为根据”[15]。这也是导致本时期中国文论在知识构成方面，只能以社会与民族的政治需要为价值取向的根本原因。当然，思想与知识生产方面的不足，部分也是由我们对文学乃至文学理论属性的狭隘理解导致的。如20世纪中叶，我们对文学理论更多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面予以理解，尤其是以苏联季莫菲耶夫的文艺学体系，为中国文论的体系化寻找依据。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形成，既有过分狭隘的本土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又有苏联意识形态色彩与文论观念体系的输入与移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论的大范围转换尽管“是由工具性向学科主体性的转换，是文学理论由代言向主讲的转换。[……]并且随着西方文艺学，美学思想的大量引入，一时间文艺学视野大开”[16]，极大拓展了文学理论知识构成的空间，激活了文论生产的热情与状态，但毋庸讳言，这一时期其知识生产的移植性特征较为普遍和突出，表现为对西方文论成果的吸收过多，转换过频，使用过急，放弃过快，而批判性的研究与分析则又过少，客观上造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过度飘浮与移动，缺乏沉淀、吸收、转化与积累的过程。面对全球化时代异质文化的频繁输入及多元理论的快速移植，当代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的建构和知识生产，由于缺少人文根基和思想观念的支撑，其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屡屡受到消解和冲击，文学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发展与创新始终处在一种价值缺失和思想游牧的状态。 知识创新的核心是思想的生产。所以，自觉建构文学理论的价值维度，使其在思想与观念的生产方面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学科创新所依据的前提。文学理论作为人类文化系统中的存在形态，作为一种紧紧依持人类特定的哲学观念、审美意识及文学艺术经验的阐释性学科，这决定了它在人文价值观念与审美意识系统中的位置。如同文化、价值及理论范式的存在一样，文学理论的思想生产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作为标识与主导文学理论生存根基的思想观念层，往往由文化系统内最具价值判断力、且最能决定科学发展方向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等要素所构成，并从最根本的方面为文学理论的人文—审美性生产提供思想资源。爱因斯坦曾对科学的知识抱有最大的信心，但后来他清楚地知道科学的界限，他说“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而决定这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的东西仍是哲学的观念与意识。因为在人类知识领域内，只有哲学在本质上可跨越学科的规定与界域，并以“追问”与“思”的方式进入不同学科的知识领域，以发现和弥补各学科的知识形态对存在的分离。哲学是一种意义的幽灵，它总是追寻方向与境界，并通过对事物存在本质的积极探寻，不断引导个体进入类的层面，从而走向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理论作为具有哲学品质的人文性学科，理应站在时代的高度，努力提炼出当前文学发展中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并以思想生产的方式创生出符合文学实际的观念与话题，从而引导文学的发展，推动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反思当前社会文化的生产状况，人文学科普泛的身份焦虑及合法性危机，正源于思想的匮乏与价值的缺失，以致于出现了过度知识化与意义危机的症兆。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也毫无例外地表现为思想的缺席，以及过分迷恋学科知识形态的自足性建构，为繁衍庞大的概念体系与抽象的理论原理所累，参与、阐释现实问题的能力普遍下降。可见，如果缺失哲学观念与思想的主导，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只能是一种无根的状态。而要恢复和建构文学理论生产中这种根基性的东西，就需要守持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适应文学变化的实际与新的审美需要，在真理的探寻与意义的建构方面不断探索，以思想生产始终作为文学理论知识创新的基点和动力，无疑是当前文化境况下需要我们清醒面对并努力坚持的。 [1]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2] 同上，第16页。 [3] 同上，第3-4页。 [4] 韦勒克 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5] 韦勒克 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7-138页。 [6]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页。 [7] 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10页。 [8] 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6-328页。 [9] 关于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总体特点的理解，请参阅朱立元：《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2-9页。 [10]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3页。 [11] 关于对海德格尔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请参阅俞孟宣：《本体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13页。 [12] 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 [13] 魏因斯海默：《哲学诠释学与文学理论》，郑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14] 蒋述卓：《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15] 高楠：《艺术的生存意蕴》。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16] 同上，第144-145页。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沪)2013年第3期第24-30，4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