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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原生态民俗是属于生活世界里的民俗，它是活形态的，是毛茸茸的，未经过任何删改简化的自然存在。原生态民俗强调现场情境性，同生活水乳交融。而所谓的“文艺民俗”，就是展现在文艺作品中的民俗事项，当原生态民俗通过艺术媒介符号加以呈现时，即进入到文学艺术所创造的世界之后，这时，原生态民俗已悄然发生变化，被从生活中独立出来，或者说被特殊化，已不能简单等同于原生态民俗。其间，由于呈现主体的特殊视界和媒介符号的独特性，原生态民俗也随之被赋予能够彰显创造主体个性的情境性魅力，能够被凸现在文学艺术世界里供我们欣赏。[1]这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文本语境中的原生态民俗是被符号化了的民俗。作家借着语言符号，巧妙地把原生态民俗加以拆分、重构与组合，使之获得了文艺审美的特质。恰好是符号化的文艺民俗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想象空间，从而让我们用从生活世界里的原生态民俗中所获得的体验，去充实激活文艺民俗事象，使之走向具象般的审美体验。 一、融入了主体的生命体验 被物化在艺术中的民俗成为生命情感符号的象征，或者说艺术符号积淀着我们人类对生命的体验，积淀着我们的情感。原生态民俗一旦融入主体的生命体验，它就已经被主体“艺术化”了，加入了主体感情的过滤、提炼与升华，完成了一次再创造。也正因为如此，读者看到的虽然不是原生态民俗那样的活形态的民俗存在，但主体的生命体验所形成的强大的艺术张力，让人动容，让人感慨。 以《水浒》中的天罡地煞为例。说到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读者就会想起他们的特殊出身：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也就是说，他们乃是上界的星宿下降尘寰。天罡星，原指的是北斗七星。有人认为，道教认为北斗七星丛中有三十六个天罡星、七十二个地煞星，小说家附会为梁山好汉，并将他们与这一百零八颗星一一对应。但这种解释并不准确，因为我们在典籍中找不到任何有关三十六天罡星的明确记载。《宋史·天文志》中倒是有三十六妖星的记载，但《水浒传》中三十六天罡星与这里的三十六妖星，名称完全不同。清代人程穆衡在《水浒传注略》中注释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时，感到困惑：“《随书.天文志》引《京房集·星章》所载妖星三十六，与此三十六名互异。其地煞星无考。不知耐庵特欲异其文耶，抑别有所本也。”[2] 这或许说明三十六天罡星与七十二地煞星是作者杜撰出来的。从小说中所列的梁山好汉与天罡星的对应关系来看，不难推测，所谓天罡星和地煞星，可能是作家根据人物的性格、地位等所做的命名。如天魁星与宋江，天机星与吴用，天贤星与公孙胜，天贵星与柴进，天英星与花荣，天杀星与李逵，都是如此。虽然在原生态民俗中，我们找不到有关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的明确出处，但它们来源于民间信仰却是不容置疑的：一是与中国古代的数字崇拜有关，二是与民间盛行的星辰崇拜有关。 这些原生态的民俗经过作者的提炼加工，符号化为三十六天罡星与七十二地煞星以后，他们更多地融入了作者的生命体验。作者对这些人的态度是矛盾的。我们从罡与煞两个字上都能体会到作者的这种感情指向。罡，有刚劲之意。水浒好汉大多性气刚猛;至于煞，乃“杀”字异名，凶神也。天罡地煞，合而言之，他们是一群性气刚猛以至于杀气腾腾的人物。他们看似聚天地之精，却是一种“恶曜”。用好汉自己的话来说，是“乾坤生我泼皮身，赋性从来要杀人”（第六十三回）所以这两个字，实是用来暗示《水浒传》里所写的好汉，并非一般的英雄好汉，而是具有特殊气质品性的人物。所以，《水浒传》中的好汉都被定位为既是“天上星辰”又是“地狱妖魔”的人物。[3] 二、开掘了民俗的人文内涵 原生态民俗注重展现的是具体的民俗事项，文艺民俗却注重展现这些原生态民俗的人文内涵。我们以《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民间的结拜习俗早已存在，“桃园结义”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民间的结拜习俗与广泛流传的桃园结义的故事，到了作者的笔下，经过作者的提炼、加工与再创造，便有了《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的描写。但小说中的“桃园结义”已经艺术化了，它注重展现民间结拜习俗的人文内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团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这是“桃园结义”的第一要义。就是说，当团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以团体利益为重。《三国演义》中写到了刘备的家属情况，明显把其置于兄弟利益之下的位置。张飞贪杯误事，失了徐州，连二嫂也陷于城中，自觉愧对兄长，拔剑想要自刎。刘备一把抱住，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这就是结拜者所推崇的精神，一旦结盟，团体利益高于一切。虽然刘备在此有“作秀”的意味，但作者借“桃园结义”所要表达的“团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倾向却是明确的。 （二）“义”的精神高于政治功利 这是“桃园结义”的第二要义。在刘备身上，这一点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小说描写关羽死后，刘备是大叫一声，昏厥于地。就这样忽醒忽昏，“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关羽是被东吴杀害的，东吴成了刘备的敌人。为兄弟报仇成了刘备此时心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然而，一旦兴兵伐吴，其后果对刘备也是致命性的。“东连孙权”是刘备最重要的战略方针，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翦灭“汉贼”曹操，也才有可能实现他“恢复汉室”的政治抱负。而讨伐东吴则意味着政治同盟的丧失，意味着政治目标难以实现。但刘备已经顾不了这些了。张飞的死更坚定了刘备实践兄弟盟誓的决心。于是刘备兴兵讨吴，于是有彝陵大战，于是有虓亭惨败，于是蜀汉从此一蹶不振。为“义”所感，又为“义”所限，刘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老兄弟重于新朋友 这是“桃园结义”的第三要义。早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关羽和张飞两人的表现就不太积极。尽管刘备与诸葛亮情深义重，关羽、张飞也都是真君子，大丈夫，但桃园之义所固有的封闭性，使得诸葛亮一直处于“圣三位一体”之外，他不可能真正地融入其中。赵云同样如此。论武艺、论用兵、论见识、他在刘备集团中都是一流的。对刘备更是忠心耿耿，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从不居功自傲。但他的地位一直不太高，生前甚至没有封侯。关羽是汉寿亭侯，张飞是西乡侯，而赵云死后才被追谥顺平侯。赵云的见识、武艺、为人不在关羽、张飞之下，却没有关、张二人那样显赫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后来才投奔刘备的，比起桃园结义的兄弟关系，在刘备看来，似乎还隔了那么一层。刘备集团的几个主要人物中，赵云和诸葛亮走得更近一些，也正是因为他们两人在刘备集团中相同提供的地位的缘故，都被排斥在“圣三位一体”之外。关羽和张飞身亡，诸葛亮未尝在人前落泪;赵云病故，诸葛亮跌足大哭可以证明这一点。[4] 由以上分析可知，《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既有民间结拜习俗的真实描写，同时，更注重展现这些习俗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作者在吸取民俗营养的同时，赋予了这些民俗以更加深广的人文内涵，而这些人文内涵，成为《三国演义》核心的价值观，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 注释： [1]韩雷：《文艺民俗特质论》，《石油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王同舟：《〈水浒传〉与民俗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3]王同舟：《〈水浒传〉与民俗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1页。 [4]鲁小俊：《〈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作者简介：赵云芳，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云南昆明，650031）。 原载：《思想战线》2009年S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