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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有关客家山歌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侧重于从音乐学、文学、传播学等角度探讨客家山歌的音调、流传、类型以及歌词所表达的文学色彩，较少思考客家山歌在闽、粤、赣地区长期流传的文化生态。一直以来，在闽、粤、赣客家地区，乡绅等把唱山歌看作“淫亵”之事，认为唱山歌是不道德的行为，有碍风化，破坏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社会与家庭秩序，尤其禁止女性唱山歌。在客家地区，女性曾因与男人唱山歌而遭到公婆和丈夫打骂的事件比比皆是。然而，在强大的道德与舆论压力面前，这些地方一直延续着唱山歌的传统。在这种禁与唱的矛盾冲突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构成了客家山歌广泛传承的动因？对此，笔者以闽西特别是长汀客家山歌的传承为对象进行深入地考察。 “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福建经略使开福、抚二山峒置汀州，于九龙水源长汀村置长汀县。”[1]自明以来，长汀一直为福建省汀州府府志所在地，地处闽西腹地，闽西全区是武夷山脉和博平山脉所构成的丘陵地，故长汀境内多山。宋《临汀志》中记载：“汀界闽粤西徼，崇岗复岭，深溪窈谷，……千山腾陵余五百里。”[2]长久以来，长汀民众为谋求生活所需物质资料，与当地多山的自然环境共存，并寻求各种有效生存途径，因此长汀传统的劳作方式均与山有关，唱山歌也自然地与山野间的各种劳作紧密结合在一起。 长汀当地几乎人人会唱山歌，会唱山歌不等于擅长唱山歌，因为唱山歌集中表现在两个歌手以山歌为表达方式，进行思想、情感上的交流，这种交流需两个歌手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对驳山歌完成，其中，歌手精彩的表现来自于他的个人智慧、唱歌的技巧以及在长期生活中积累的个人经验。笔者在长汀调查时发现，擅唱山歌的人主要集中在那些从事挑担、砍柴、做土纸等山野间劳动的群体中，这些劳动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构成了闽西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 一、挑担与挑担的人 挑担，长汀俗语称之为“开担”、“打担”，即做挑夫。长汀当地挑担的形成，与长汀地区多山的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不便有着直接关系。 对于长汀的交通状况，民国《长汀县志》交通志有描述：“邑为旧府治所，而交通阻隔，视七县弥甚。……地势高峻，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固不待言。”[3]自古以来，长汀多山的自然环境限制了当地交通的发展，宋《临汀志》记载：“置驿传食，置邮传命，古也。唯郡境遐左，仅有道梅者出是，他无所谓毂交蹄劘，故驿败不复修。”[4]明代，政府设立临汀、馆前、三洲驿，“设临汀、馆前、三洲驿丞各一员，未入流，月三石。”[5]并在各驿之间每隔十几里设立铺。驿、铺属于官道，用以传递公文，运输物资。但因长汀地区山势陡峭，车马不便，长汀与外界物资运输主要依靠挑夫，长汀境内虽有汀江可作为航道，然水路限制颇多，在水路无法到达的地方仍需人来肩挑手提。因此，宋、元、明、清以来，长汀地区有大量民众以挑担为生。 鉴于“邑中山多原少车不方轨，民国十三年驻军师长李凤翔倡设长汀公路局，……仅修城内中山路，城外中正路而止。十七年秋，省防军旅长郭凤鸣设汀州公路局，……时兴兵工筑路，先开汀古路线，于十一月一日兴工，仅二月余以凤鸣阵亡而罢。迄二十三年夏，国军指挥李延年……将明汀、汀瑞二路次第完成。”[6]然所筑公路有限，长汀当地货物流通仍以挑担为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后才有所改善。但直至20世纪末，村与村之间的物品往来仍需人力来完成。 除交通不便之外，长汀物产也相对贫乏。长汀“地脊多山，无方物之贡品。”[7]民国《长汀县志》记载：“长邑负山而鲜山珍，远海更乏海错，物产之薄固不代言，驯至人生日用油盐米布之属尚不足以自给，唯一出品之纸木又皆一落千丈。”[8]一直以来，位于长汀东边的宁化和西边的瑞金、石城等县成为长汀本地米粮油盐等日常用品的主要供给地，因而，长汀本地开担人员主要往来于东路宁化和西路瑞金、石城两地，因东、西两路开担路程较长，当地称为“开长担”。除此之外，还有往来于县内各个墟市之间的挑夫，他们有的专门帮各店老板在墟市间运送货物，有的亲自在各个墟市间挑货进行买卖，赚取其中差价以养家，相对于往来宁化、石城间的挑夫来说，他们所挑路程较短，称为“开短担”。长汀挑夫几乎遍及所有农户，长汀县新桥镇就有“每天300扁担出门”[9]之说，可见当时这一行业之兴盛。 笔者在长汀馆前镇调查时采访了几位开担人，他们同时也是优秀的山歌手。馆前镇因历史上设过驿站，是沟通城关、新桥码头与宁化县的中枢地，馆前墟又是长汀县较大的墟市，因而，馆前镇开担的人数量较大。 据馆前汀东村79岁山歌手老沈子[10]介绍，她们以前开担的货物主要是帮城关老板挑，业务接洽有中间人，当时叫做“带单的”，“带单的”并非老板，一般老板会找“带单的”买货，他买了之后需找人来挑，类似于现在的采购。她们以前开担主要往东路宁化县水溪镇，具体行程为：从馆前镇到城关镇取货，再从城关出发经过新桥镇，新桥到馆前，馆前到宁化县罗溪镇，罗溪再到中沙镇，再从中沙到水溪镇。去宁化主要货物有药材、迷信品、丝线，返程时物品主要有米、扁豆、麻子等。老沈子说：从馆前开担到宁化来回一趟大约需五、六天，比如今天从馆前到长汀城关，明天到罗溪，罗溪住一夜，再到中沙，中沙住一夜，一早吃了早饭，就到水溪赶墟，赶墟完了在水溪住一夜，在当地买些米、芝麻、扁豆、白果等货物往回挑。馆前镇从事开担行业的人很多，老沈子说，她们以前开担时，一两百人一起走的都有，馆前镇汀东村附近复兴村、坪埔村、沈坊村等，个个村都有人开担。 开担工作异常辛苦。首先是物品极重。挑夫所挑货物重量一般在一百斤左右，肩头愈百斤的货物经常磨烂挑夫的衣衫和肩头。这种重量对于初学者和妇女而言，更加沉重。老沈子告诉笔者，六斗就是一百斤，她刚开始挑米只能挑三斗，以后大了就能挑到五斗。有一次有人帮老板拉生意，说要挑米，要求每人挑六斗，她说她挑不起，问能不能少挑一斗，人家不给她挑，说挑不起六斗就不给挑，老沈子赌气挑了六斗，挑到自己哭，因为实在挑不动。[11]其次，挑担路程较远。以长汀城关到宁化石牛墟为例，从城关至馆前七十里路，从馆前至石牛六十多里，即使挑夫在路上不休息，单程也需一天一夜。更何况，从长汀城关至宁化石牛，一路山势连绵不断，且以上山为主，加之气候多变，挑夫需面对风吹日晒、雨路泥泞等天气情况，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开担路途中的种种辛苦，开担的人多以唱山歌来化解。大同镇红星村山歌手四婆[12]今年84岁，年轻时长期往长汀西路的瑞金、石城开担，因此很会唱山歌。她说：以前开担的时候，是一大伙人开，大家就唱山歌，唱了山歌之后大家就只顾听山歌，就会只管往前走，就不顾开担的苦了，开了五斗米也不觉得累。如果不唱山歌就没力气了，一边走一边唱着山歌就能很快回家。大同镇十里铺的许玉英十三岁开始挑担，她说：在她们开担的途中，唱山歌就会好高兴，开担的时候，大家就会一直唱山歌，一唱山歌解愁闷，在路上唱歌的时候，即使家里没米吃，没衣穿，也不会记得，唱了就高兴，有时候想起好苦，目汁(即眼泪——笔者注)都会流出来，一唱山歌目汁就没有了。[13] 可见，唱山歌是开担人化解途中苦与累的重要手段，通过唱山歌，她们忘记疲劳、忘记痛苦，以积极、乐观的心态从事这项苦累的工作。因此，唱山歌与开担工作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中，许多从事开担工作的人从不会唱山歌逐渐成为优秀的山歌手。老沈子就是一例，她说：开担的人都会唱山歌，走在路上，你唱一句我唱一句。我以前不会唱山歌，在家里干活怎么会唱？后来出去开担，就开始唱了，先是人家唱，我记住了，以后就慢慢回人家的歌。比如开担的时候，大家一起走在路上，挑着挑着有人唱，唱了我不愿意，觉得他唱的不好，我就自己驳他。想起开担好可怜，他就话：“想起开担心好怯，开上开下没人接，半边肩头开到烂，没有他人思量 开担的人为了化解途中的烦闷、调节行进中的气氛、克服山路中的心理恐惧，同时也为了缓解身体的疲乏，在行进过程中，一路挑担，一路唱歌，所唱的山歌多以“扁担、开担”等词语起句，所唱内容主要描述开担的艰苦、开担的技巧以及开担人之间的感情，这一类歌在当地被称为“开担歌”。在长汀，开担歌广泛流传，因为在当地，开担是一项人人都需掌握的技能，除了以开担为生的人需要长期开担之外，家庭中的各项生产生活劳动几乎都需使用到这项技能，无论是家中的水、田地中的肥料和谷物、作为燃料的柴、走亲戚时的礼品等等，都只能以肩挑手提的方式来完成。因而，开担的人是当地唱山歌的主要群体之一。 二、砍柴与砍柴的人 与长汀交界的《明溪县志·礼俗卷》歌谣一条中记有：“歌谣一道虽多出诸妇孺之口，亦风尚之见端也。明邑歌谣颇夥，其最普通为孩童或樵夫牧子所习唱者。”[15]可见，唱山歌从来都是与山间劳动结合在一起的，而砍柴是其中联系较为密切的一项。 据张鸿祥考察，长汀有大量以砍柴为生的人。在没有煤、电的年代，柴草是主要燃料。传统时期，长汀地区家家户户及所有的饭店、客栈广泛使用的是传统的大灶头，即炉膛宽敞的柴灶。这种柴灶炉膛较大，添满一膛柴火最少需要3-4斤柴，因而，一个人一日三餐的用柴量最少需5斤，这还必须是多人的大家庭才够用。当时普通家庭所使用的柴火大多是自己上山砍，而长汀县城数百家的商店、米行、纸行、酒楼、饭馆、客栈、会馆、学堂等，解决燃料的主要途径只有在市场购买或直接找人供应，因而在长汀本地以砍柴来维持家计的人颇多。砍柴是件很累的事，樵夫需在头一天晚上磨好柴刀，次日一大清早出发，柴刀插在后腰的刀鞘夹中，腰上挂个饭包作为中饭。到上山找到树后，将一根根手腕粗细的硬杂木砍下来，辟去树干上的树杈，只留中间杂木树干，再将主干砍成一截一截，每截约50公分长。再用竹蔑或山上的老藤编成“箍子”，将柴木箍成圆圆的两捆，每捆用一个藤落子套好再挑回来，当地称为“砍大樵”。[16] 大同镇红星村山歌手张三哩今年74岁，年轻时以砍柴为生，她所描述的砍柴生活很辛苦：以前长汀很多人专门砍柴拿去卖，否则就没有东西吃。以前砍大樵要到很远的地方，我经常砍柴的地点是古城附近与瑞金交界的半边栋，离城关三十多里。砍一次柴需要整整一天，要走好长一段路，早上天没亮就出发，中午才能到。山上日头很大，很热，找到大樵很不容易，砍下来自己捆好再挑回来，回来已经到傍晚，再拿到市场去卖。[17] 在长汀，砍柴的人很多，因为除了以砍柴为生的人需天天上山外，普通家庭为了解决家庭的燃料问题，也需每天有人山上砍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砍大樵需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因而，没有树干耐烧的簏棘和火草因获取方便且费时不多，就成为普通家庭的主要燃料。在当地，斫簏棘和火草一般由妇女、老人或小孩来承担。 为了能够砍到柴，樵夫们会分头行动。大同镇红星村山歌手老林妈十岁多开始砍柴，她较详细地描述了砍柴与唱山歌的情形：以前年轻时没有下雨我天天要去砍柴，不砍家里没得烧。去山上砍柴都会唱山歌。到山上砍柴一个人爬一座山才有柴砍，大家都在一起，哪里有柴砍啊？以前又没有联络方式，大家你这里唱我这里唱，唱了几句，大家就晓得谁在这边谁在那边，不会唱山歌的人就在山上打“呜喂”，就等于有回应了。下山的时候，人集中了起来，就一起唱，一起走。[18]张三哩说：那时候很多人山上砍柴，去砍柴的时候从家里出门一个人，走到外面就会有很多人。我们以前去砍柴都是一路唱着山歌去的，到了山上也还会唱，边砍边唱，樵砍好了，回家的路上也是边挑边唱。当时什么歌都唱，比如说男的唱：“一担樵子簇簇齐，一担樵子有人想帮你，面子红红吃了酒，背夹泥巴是谁欺负你？”女的就会唱：“一担樵子簇簇齐，一担樵子没人想帮我，面子红红太阳晒，背夹有泥山上跌倒的。”他知道是太阳晒的，还要专门这样问你，你就会解释给他听，这样就唱起来了。[19] 对于樵夫来说，砍柴时唱山歌是一种自发自觉的行为，唱山歌题材也非常多，老沈子[20]说：唱山歌不要人起头，有一个人唱了，就有人来回。上山斫樵也是这样，砍柴时砍柴的歌也有，就会唱：“斫樵要斫嫩草芽，一担烧得两担赢，连郎要连有情郎，没情郎来不要他。”唱山歌是看见什么东西就唱什么，从豆角种下唱到出苗，出叶子，从豆角种下唱到豆荚落，一唱唱来几百支。看见豆角，他会唱：“豆角施肥不敢多，久来久后到深山，两人通情没功夫，久来落雨后落情。” 砍柴的人长期在山上砍柴并唱山歌，形成了一系列以“斫樵”起头或者以唱斫樵工作内容为主的歌，当地人称之为“斫樵歌”或“砍柴歌”，砍柴歌同开担歌一样，因较多民众参与而广为流传。 三、做土纸与走纸寮的人 《长汀县志》记载，“长汀造纸业始于唐，盛于明、清，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是八闽著名土纸产区。”[21]皆因长汀盛产竹，尤其是制作土纸的原材料毛竹，光绪《长汀县志》物产卷竹属一条，竹的品种就有27种，毛竹在其中被记做“猫竹”。[22]乾隆《汀州府志》中记有：“纸，竹穰、楮皮、薄藤、厚藤，凡柔韧者皆可造，而汀竹纸多出连城、归化。……纸帐出长汀县。”[23]明清以来，长汀地区造纸的村和纸槽增多，因而纸捐也成为当地税收来源之一，“清季民初，纸捐年额七百五十两”。[24]据统计，“民国二十三年，槽户370户，纸工3000人；二十四至二十六年槽户分别为1050户、1065户、1039户，纸工分别为9450人、9585人、9621人。”[25]《福建之纸》记载： 1939年长汀产纸村103个，共有纸槽620个，产量7. 66万担。民国31年，全县3. 5万户人家中，十分之七和纸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26]可见造纸行业在长汀之兴盛，从事造纸的人数之巨。 有关土纸的制作过程，清光绪《长汀县志》有详细记载：“邑人截竹置窖中，用石灰水浸数十日，竹软则去皮取穰，踏融，另瀓水中，以帘盛液而造之。大小有二种，大者曰乾边，又曰毛边，其料有生有熟，又可以造色纸。小者曰斗方、曰花笺，一种用禾茎和竹穰造成，色黄而小，曰煤纸，又谷皮纸，楮皮所为不及竹多，邑人赁山裁竹，设槽造纸。”[27] 馆前镇沈坊村74岁山歌手沈孟福13岁起就开始给人当学徒学习做纸，从事该工作将近40年。他详细地讲述了制作土纸的过程：每年春天时，毛竹会长出许多笋，这些用来做纸的笋被称为竹麻，笋长到何时是制作土纸的最佳原料，有经验的做纸师父需做出合理判断。一般来说，笋不能太嫩，这样成本太高，且制不出好纸来，需等笋尖部分长出两、三片叶时最佳，此时，毛竹颜色较白，质地不会太老，是最适合制作土纸的材料。清明、谷雨是砍竹麻的时间，竹麻砍了之后，由挑夫挑到纸槽，然后开始剥竹麻。剥竹麻需要技巧，一般来说竹麻底部的老皮要剥掉，因为它太老，不容易腌，也很难打浆。此外，老皮底下那一层也要除掉，这时剥竹麻的师父要会看，要根据经验来分辨老皮下面那层需要剥到什么程度，不能剥的太多，这样会浪费，也不能剥的太少，这样皮太老。剥竹麻的过程还包括了挖竹结、去顶端和分竹麻，这些都是考验剥竹师傅手艺、眼力和劳动熟练程度的重要方面。师傅将竹麻去结、去顶、分成丝丝缕缕之后，就进入制作土纸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腌灰、打浆、做纸、切纸等工序。需要说明的是，从砍竹麻到挑竹麻、踏竹麻再到纸张做成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山上进行的，这其中，砍竹麻和挑竹麻因时间紧、工作量多，纸槽老板会请当地的乡民来帮忙，其他的工序都是由做纸师傅来完成，这期间他们要一直在山上劳动，等一槽纸做完之后，他们再去其他纸槽做工。做纸师傅几乎长年在山上奔波，因此在当地把做纸称为“走纸寮”，而走纸寮的人在各个纸槽之间的奔波被他们称为“赶槽”。[28] 做纸师傅在山上的生活极其辛苦且枯燥乏味，在简单的劳动分工下，他们几乎天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每天从早忙到晚，除了做纸之外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生活。沈孟福[29]说：“造纸很累很累，一天需工作十几个小时，我们这些做纸的人，饭一吃下去，抽一根烟，就要开始干活。我们在塘里剥竹麻的人，一天到晚就两个人，活很紧。”河田人丘看牛今年71岁， 24岁开始学作纸，主要负责踏竹麻，他说：踏竹麻是很累的活，因为需要很大力气，力气太小竹麻踏不烂，没法做纸。当时做纸的人，工作起来时间非常紧，有时候忙起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尤其是那些负责扛尾(造纸用语，负责最后工序。音同——笔者注)的人，因为他们是两个人各负责一边，工作要同时进行，而且揭纸张的速度要快，所以，要去厕所必须两个人同时去才不耽误工作。[30] 唱山歌是做纸师傅在山上劳动的主要娱乐。沈孟福说：造纸的人因一向是在纸槽里干活，娱乐就以唱山歌为主。一天到晚没有出去的机会，天天在那边干，干累了就烦躁，烦躁了就唱山歌，唱了山歌之后就感觉时间更快过去。唱山歌要两个人唱，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唱的就是情歌。比方说女的唱：“竹蒿晒衣来来弯，这条大路你郎不能行，老妹人家住集中，这条大路你郎不敢行。”男的就唱：“竹蒿晒衣来来弯，这条大路我郎偏要行，不怕老妹人家住集中，我单身独马打出名。”这就是男女对歌。因为纸槽里没有女的，我们就一个唱男的，一个唱女的。挑竹麻的时候，竹麻砍下来后，来挑竹麻的人里会有女的，我们就会和她们唱情歌。当时大家唱好多山歌，一天到晚都唱，两个男的唱，不唱不得ya (音轧，长汀方言，意思是说心里不舒服——笔者注)，一天不唱就觉得很寂寞，一唱山歌就忘记了工作的时间，感觉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纸槽的人很欢喜唱山歌。[31] 做土纸需长期在山上劳动，唱山歌是他们工作中唯一的调剂，纸槽的存在为他们学唱山歌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在纸槽工作的人，即使之前不会唱山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很快就会唱山歌。丘看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丘看牛告诉笔者，没去造纸之前，他不会唱山歌，会造纸了才会唱山歌。在纸槽的人，大部分都会唱山歌，纸槽里干活，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天天都在纸槽里，就只能学唱山歌了。比如一个男的唱：“新做纸寮久寒凉，纸寮里面九个郎，九个师父八个妹，可怜哥来一人单只佬”。一个人就反串女的唱：“新做纸寮四四方，纸寮里面九个人，九个哥来八个妹，可怜老妹一人打单身”。造纸的人，什么歌都唱，什么时候都能唱，什么时候也都敢唱，做工的时候，就你唱一首我回一首，就象讲话一样，你讲什么我就回答什么。[32]在如此繁重单调的劳动过程中，他们只有通过唱山歌“让自己开心”。 做纸的人在纸槽中所唱山歌，大多用做纸过程中的物品、事件起句，通过山歌表达劳动中的苦累和对于男女情感的渴望，这一类歌被称为“做纸的歌”或“走纸寮的歌”。由于做纸地点较为偏远、人员流动少、与外界的交流机会较少，做纸的歌并没有像开担歌和砍柴歌那样广泛流传。现在随着长汀各个乡镇纸槽不断倒闭，做纸的歌已很少有人会唱。 除了以上三种劳作外，放牛的人也是长汀地区唱山歌的主要群体之一，然放牛的人多为十岁左右的小孩，可以说，放牛是当地人接触到山歌的起步阶段，但无论从歌词储备、歌唱技巧还是情感表达来说，他们所唱的山歌不多，演唱技巧和内容也均不成熟、不丰富。 四、结语 传统时期，客家山歌被排除在传统士大夫、上层精英群体以及乡村士绅所控制的城镇、乡村范围之外，只能在传统道德范围约束力无法触及的山野间进行，这种生存空间的形成有其历史和文化原因。考察长汀当地山歌演唱群体不难发现，擅长唱山歌的人也主要集中在那些需长年累月穿梭于山野间，从事砍柴、开担、走纸寮等劳动的群体中。参与这些劳动的民众何以选择唱山歌来达到减轻身体疲劳、消磨劳动时间、调节情绪、表达内心的情感的目的？对此，唱歌的人给出的答案是：“一唱山歌心会开”。 由于长汀地区多山的自然环境，开担、砍柴、走纸寮成为传统时期当地民众谋求生存的普遍手段，从事砍柴、开担、走纸寮等行业的人员，在其劳动过程中承受着来自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压力和苦痛，这种压力和痛苦成为一种“文化迫力”[33]促使他们找到一种方式解脱，唱山歌是其最可行的、最方便的、最佳的选择。综合分析唱山歌在开担、砍柴、走纸寮等劳动中所起的主要作用，除了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的一定需求之外，山歌同时作为一种“语言”起着沟通和交流的作用。尽管说话也可以达到此目的，但歌唱效果更佳。山歌曲调虽简单，然而其音调抑扬顿挫、声音婉转悠长，其歌词简单直白、发自肺腑，歌手放声高歌可以达到直抒胸臆的效果。因而，在这类山野间的劳作中，唱山歌的传统一直被广泛传承。同时，上述劳作方式，因从业人员需长期处于山野间、涉及从业人员较多、人员相对稳定、熟悉等特点，为歌手的成长和山歌演唱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得歌手在劳动中通过唱山歌暂时“忘记身体疲累、忘记劳动时间、忘记家庭烦恼”，使自己“唱了痛快，唱了心开”。因此，唱山歌逐渐与这几种劳作方式结合在一起，并在长汀地区演变成一种传统，而那些长期从事以上劳动的群体自然而然成为山歌传承的主体。 虽然唱山歌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受到诸如婚姻家庭关系、妇女地位、个人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这种自然环境制约下形成的生产方式，却成为一个主要的因素影响着长汀山歌的传承。在当代社会，商品经济逐渐取代传统自然经济，现代的公路交通逐渐发达，传统的生产方式随之发生了变化，唱山歌必然将渐渐地淡出民众的生活世界。 注释： [1]福建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7页。 [2]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3]黄恺元、邓光瀛等修,丘复等撰《长汀县志·交通》,据民国三十年铅印版影印,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498页。 [4]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5]吴文度修,杜观光撰《汀州府志·卷十·官制》,福建省图书馆据北京图书馆明弘治十年刻本复印。 [6]黄恺元、邓光瀛等修,丘复等撰《长汀县志·交通》,据民国三十年铅印版影印,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498页。 [7]曾日瑛、李绂等纂《汀州府志》,据清同治六年延楷刻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77页。 [8]黄恺元、邓光瀛等修,丘复等撰《长汀县志·交通》,据民国三十年铅印版影印,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435页。“负山而鲜山珍,远海更乏海错”,此句出自清光绪刘国光纂修《长汀县志》,原句为：“汀物产殊薄,负山而鲜山珍,远海而无海错。” [9]张春荣：《馆前镇汀东村传统社会调查》,杨彦杰主编《长汀的宗族、经济与民俗》,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出版,第189—212页。 [10]采访时间： 2008年5月22日与6月9日,采访对象：老沈子,地点：长汀县馆前镇汀东村。老沈子,女,馆前镇汀东村下街人, 17岁开始开担,擅长唱山歌,有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的好口才。 [11]采访时间: 2008年6月11日下午,采访对象:老沈子,地点:长汀县馆前镇汀东村。 [12]采访时间: 2008年9月6日下午,采访对象:四婆,地点:长汀县城关宝珠门附近。四婆解放后曾在县广播站唱宣传妇女解放、开发山区的歌。她擅长自己编歌词,好多人斗歌都斗不过她, 2007年间,她经常在长汀龙潭公园唱山歌,后来因为年纪大,家人不放心她走太远,就不再去龙潭公园唱歌了。 [13]采访时间: 2008年8月3日上午,采访对象:许玉英,地点:长汀县城关瞿秋白纪念碑附近。许玉英,女, 65岁,大同镇十里铺人,擅长唱山歌,且会自己编歌词。 [14]采访时间: 2008年5月22日上午,采访对象:老沈子,地点:馆前镇汀东村老沈子家中。 [15]王维梁等修,廖立元等纂《明溪县志》,据民国三十二年铅印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12页。 [16]参见张鸿祥《长汀城关传统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出版, 2003年11月,第78-84页。 [17]采访时间: 2008年8月7日上午,采访对象:张三哩,地点:长汀县城关镇水东街附近。 [18]采访时间: 2008年8月8日下午,老林妈姓林,女性,今年65岁,家住城关附近的红星村,属于大同镇管辖,2007年,老林妈经常会去龙潭公园唱山歌,现在因为身体以及工作的关系不再去了。 [19]采访时间: 2008年8月7日上午,采访对象:张三哩,地点:长汀县城关镇水东街附近。 [20]采访时间: 2008年5月22日上午,采访对象:老沈子,地点:长汀县馆前镇汀东村老沈子家中。 [21]福建省长汀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20页。 [22]刘国光、谢昌霖等篆修《长汀县志》,据光绪五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印行,第498页。 [23]曾日瑛等修,李绂等纂《汀州府志》,乾隆十七年修,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第84页。 [24]黄恺元、邓光瀛等修,丘复等撰《长汀县志·赋税》,民国二十九年修,据民国三十年铅印版影印,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431页。 [25]福建省长汀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55页。 [26]转引自福建省长汀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21页。 [27]刘国光、谢昌霖等篆修《长汀县志》,据光绪五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印行,第521页。 [28]采访时间: 2008年5月23日上午,采访对象:沈孟福,地点:长汀县馆前镇沈坊村。 [29]采访时间: 2008年5月23日上午,采访对象:沈孟福,地点:长汀县馆前镇沈坊村。 [30]采访时间: 2008年9月2日下午,采访对象:丘看牛,地点:长汀县城关龙潭公园。丘看牛是河田镇人,因父母双亡,家庭贫困,入赘到古城镇, 24岁开始学做纸,曾做过纸槽老板,擅长唱山歌,现定居在长汀城关,他每天都到龙潭公园唱山歌。 [31]采访时间: 2008年5月23日上午,采访对象:沈孟福,地点:长汀县馆前镇沈坊村。 [32]采访时间: 2008年8月2日上午与8月31日下午,采访对象:丘看牛,地点:长汀县城关龙潭公园。 [33]在此借用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文化迫力”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强调,那些擅长唱山歌的人之所以唱山歌,是受到来自心理和生理上的驱动力作用,这种驱动力可以称之为“文化迫力”。事实上,马氏认为:人类有机的需要形成了基本的“文化迫力”,强制了一切社区发生种种有组织的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