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它种种稳定化的叙事模式。其中“复仇模式”是被新派武侠小说广泛运用的一种。因为这种模式是具体的来源于一个民族长期的历史承传和积淀，所以虽则模式沿袭会造成熟悉此道的读者一定程度的审美疲劳，但借用之无疑会在自觉不自觉间通过集体无意识与读者互动共鸣。古龙武侠小说则踵武金庸，力图在对传统复仇模式进行借鉴的同时，又有所突破，从而不仅在审美上给人以新鲜之感，而且思想上能给人以启迪和升华。从古龙武侠小说复仇模式对传统复仇主题继承与超越角度，探讨其反文化、反传统思想，揭示其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是很有意义的。 一、“友情与仇怨”模式 传统的两极对立思维，决定了传统叙事文学中友情与仇怨这两股绳只能借助友情服务于复仇(如助友雪仇、代友雪仇、结友雪仇等)这种母题才能纽结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学是如此青睐这一母题：从《刺客列传》中先秦刺客为主(恩遇之友)报仇到汉代游侠借友报仇，以及唐宋传奇，至《三国演义》、《水浒传》，明清笔记小说，友情服务于仇怨的母题一遍又一遍的演绎，乐此不疲而又未免因缺少新鲜血液而显得机械和老套。 进入20世纪之后旧派武侠文学的出现，给这友情与仇怨模式带来了一丝新的血液。而1960年代后，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古龙的武侠小说对这一模式尤以独特和深刻的笔触延及人类心灵的深处，用人性之笔为“友情与仇怨”模式注入新的生命。 古龙小说《英雄无泪》写朱孟是北面道上四十路绿林好汉中势力最大的“中州雄狮堂”堂主，因未参加司马超群的盟约而与之结仇。他只身闯入司马超群的地盘长安，挥笔留书以示蔑视，然而他没有想到，当他与卓东来相对而站时，卓东来的人马已快马加鞭要血洗“中州雄狮堂”了。鲜血点燃了他的仇恨，他毅然率领仅有的八十三名兄弟奔赴长安，寻司马超群及卓东来复仇，而此时的司马超群已幡然醒悟，摆脱了卓东来的控制。当司马超群站在他面前，他并不因司马超群的落魄而轻视、辱骂他，趁机将他杀死，而是极为欣赏司马超群的虽落魄却仍有傲骨，敢于好汉做事一人当的豪情，他忍不住同情、安慰他，甚至化干戈为玉帛，与他成为死生契友。在这里人性与真情的光辉掩没了千百年来“有仇不报非君子”的伦理召唤，传统文学中依靠复仇的坚决，表现人物壮美的习惯在此被打破，因侠义互感而“有仇不报”更能凸显人性的庄严崇高。 《七种武器》之四《多情环》中主人公萧少英是双环门掌门人的得意弟子，为报双环门灭门之仇，他靠自己超人意志和胆略混入天香堂，并取得了堂主葛亭香信任，凭借这种地位他终于摧毁了天香堂，迫使葛亭香自杀，为师门和爱妻报了仇，但感人至深的却是他与葛亭香之间竟因互相了解而顿生情谊，这种不共戴天仇敌间的友情，在感情造成的强烈冲击中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深沉动人，也使故事充满了人情味，从而更加撼人心旌。 人格与真情的力量战胜了复仇的欲望，侠不再是杀人如麻的复仇机器，而是心有千千结的有机个体。《史记·赵世家》写屠岸贾对可能漏网的赵氏婴儿必要斩草除根。而在金庸《雪山飞狐》写当年李自成四大卫士本情同手足，却因误会结怨，遗续百年，集中到胡一刀、苗人凤身上。身负世仇的两位英雄一晤面交手，就迅即侠义互感，惺惺相惜。比武前夕胡一刀竟一夜累死五匹马，赶到三百里外杀了苗的仇人商剑鸣；而苗人凤也慨然许诺胡一旦失手，要像亲儿子般照顾他的儿子，友情在英雄眼里重于清理世仇，胡一刀当面叮嘱苗：“你若杀了我，这孩子日后必定找你报仇，你好好照顾他吧。”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任与相知?哪里有丝毫“斩草除根”的阴暗影子，只有充溢着豪侠之间的渴慕挚情，友情与仇怨的份量和位置，在侠的深心中明显发生了扭转。 古龙对金庸这种超越传统的“友情与仇怨”观念可谓激赏非常，小说《楚流香传奇·血海飘香》不避相犯，出现了与上如出一辙的情节：丐帮帮主任慈与日本武士天枫十四郎比武中，天枫十四郎败北，惨死前他把儿子南宫灵托付给他，任慈允诺，细心将遗孤抚养大，如同己出。虽后来任慈终被南宫灵害死，但若不至此更无以彰显豪侠相惜之谊高于一切，包括仇怨乃至生命。当然故事不免掺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 可以看出，古龙小说中，服务于复仇的友情显然没有化干戈为玉帛的仇人之间友情更有市场，这种改变一方面显示了古龙对复杂人性的理解、真实表现与关注，友并非固定永远是情投意合之友，仇也未必一生始终为势不两立之仇，这是一种基于生活真实的审美再现；另一方面，仇与友作为两个对立的极端，它们之间的情感冲突必将是激烈而富有戏剧性的，古龙对这一典型的青睐，又同时是基于艺术真实的表现。此外，就是古龙以此“友情——复仇”冲突解决的叙事，试图建构并倡扬一种较之传统意义上无以复加的复仇伦理之上的，具有更高意义的范畴——侠义伦理。 关于友情与仇怨模式，古龙除了在以上几篇写出了化仇为友之外，还尝试着写出了不肯轻易出手帮助朋友的，如《陆小凤》中的西门吹雪与陆小凤；面对朋友的伤害，有仇不报的，如《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与龙啸云等等，都超越了传统友情与仇怨模式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把表现个体情感与人格价值看作是比延顺前辈伦理惯性更值得去做的事。于是，旧有的复仇至上得到了挑战和冲击；而侠义至情得以丰富，大侠的人性深度和人格价值得以昭示和高扬。 二、“爱情与仇怨”模式 爱与恨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爱与恨的交错最能绽放出异样瑰丽的光彩，吸引着作者和读者去创作去感悟。 古龙的武侠小说对这一模式的精彩演绎突出表现在“爱恋不成则仇恨”和“仇家子女相爱”两个母题上。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一个惯常母题就是“女性勾引不成则诬害”。六朝时《殷芸小说》卷八称：“武子(王季)左右人，尝于阁中就婢取济衣服，婢欲好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从，我当大呼。’其人终不从，婢乃呼曰： ‘某甲欲奸我!’济令杀之。”类似君子小人之争，情欲未获满足的侍婢诬陷得逞，拒绝诱惑者则偏因高尚而冤死。而对这一母题关注尤多的明清时期，从《水浒传》写潘金莲构陷小叔武松，到《东周列国志》写骊姬巧杀太子申，乃至明清的公案、世情小说，母题在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文学背景下频繁反复地出现，显示出强韧的生命力。古龙的武侠小说同样饶有兴趣地继续演绎着这一母题，但难得的是他又翻空出奇，有所不同。 首先，“女性勾引不成则诬陷”中的“勾引”两字表现了世人对勾引者的鄙薄态度。在传统文学中，勾引者往往为居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她们或为满足一己情欲，或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进行陷害，都体现了一种对于女性“人性恶”的揭露和性别谴责倾向。而古龙小说中情况并非如此。小说《绝代双骄》写移华宫女婢花月奴与天下第一美男子在私奔途中被人劫杀，临死之际产下了双生子。移华宫两宫主因为最终爱江枫而不得，爱极生恨，设毒计分头抚育两子，企图让两子长大后互相残杀以解心头之恨。两宫主的复仇方法虽未免狠毒，但无可否认两宫主对江枫的爱毕竟刻骨铭心，不是简单地为了一时情欲或别的什么目的，而就是一种真真切切的爱，然而你爱的人不爱你，悲剧上演遂不可避免。而在《浪子风流》中，白凤公主得知心上人另有新欢，负心于己，一气之下竟自毁容貌，然后把仇恨种子种在“儿子”傅红雪心中，要他杀“父”报仇。这里白凤公主对心上人的爱，似乎又难于用“勾引不成则诬害”模式来涵盖。不择手段的报复与痛恨竟真切无疑地来自于刻骨铭心的真爱，这一现代化了的更为复杂的爱恨情仇，如果以传统表现模式来揣测，又有谁能解通读懂! 其次，古龙武侠小说对“勾引不成则诬陷”母题的另一突破表现在：复仇女性的“恨”绝不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诬害”的层面上。女主人公为了这由爱生来的恨，复仇实施可谓苦心孤诣。《剑花烟雨江南》写小雷为使恋人纤纤逃过九幽一窝蜂的劫难而使其离开自己时，谎称另有所爱，不明真相的纤纤爱极生恨，为报复小雷的负心绝情，先是与金川虚情假意，后来又答应嫁给侯爷对小雷进行报复。然而这种以牺牲自己的幸福对“负心人”进行报复的方式，恐怕只对心里还爱你的人才会起作用，那么这个人到底是“爱人”还是“仇人”，可真正难以说清。同样属于操纵婚恋以报情仇而做得更为过火的要算是《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林仙儿了。林仙儿自有绝代风采，钟情于李寻欢后几次自荐枕席，媚惑未遂便怀恨在心，发誓自己得不到他就要毁了他。中国人的“宁毁勿予”的国民劣根性再次发挥作用了。为报复李寻欢，林仙儿不惜牺牲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或许她应该明白，真正爱一个人是要让他(她)幸福，而不是占有他(她)! 上述几例，至少出现了“育仇人之子使相残以报复”、“育子杀父以报复”、“操纵婚恋以报复”、“毁容伺机以报复”等叙事模式，均体现了女性作为复仇主体时的衔恨深切，不择手段。《礼记》中有“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返)兵”的规定，为血亲复仇的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已被儒家为主流文化的古代中原人称道、颂扬了两千多年。而在古龙的武侠小说里，爱恨情仇的交错对个体的左右至少不亚于血亲复仇。“勾引不成则诬害”母题在古龙武侠小说里已转变成“爱恋不成则仇恨”，这种看似不经意的转变，却是意义非凡的跳跃，在一定意义上是重视个体体验，超越传统伦理框架对人性束缚的一大进步，而对这种进步表现得更为突出的则是在“仇家子女相爱”母题结构中。 “仇家子女相爱”，在传统文学中基本上算是一个“缺项”(基于《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复仇不除害”即不延及子弟亲属的原则，以及正邪华夷之辨，小说中表现有些忠良子、汉将娶奸臣之女，番邦敌国的公主女将为妻妾，当不在此例)。武侠小说却填补了这一空白，从旧派武侠小说顾明道的《荒江女侠》、王度庐《鹤惊昆仑》到新派的《萍踪侠影》、《碧血剑》都或多或少关注了“仇家子女相爱”这一母题，而古龙于此下力最大。 《湘妃剑》写金剑侠仇絮，练成绝技假扮书生报父仇，却得到仇人之女毛文祺的爱恋，而仇絮却偏不为情所牵制，暗中复仇不止，并且也没有为毛文祺的自暴自弃而怜悯，仍与毛的师姐相爱了。毛文祺毁容自伤的悲剧不仅在于单恋，而根源于其姑姑毛冰，她被兄长使美人计去接近仇敌，却动了真情怀孕，但仍履行使命暗算了仇敌。毛冰生下来的儿子就是仇絮，事实上仇絮是在向舅舅复仇，仇絮的表妹毛文祺不过是家族内世仇的牺牲品。作品严肃地提出了这一困惑：为什么上一辈的仇怨，非要下一辈牺牲幸福去承领? 《剑上光华》则写主人公将情与仇双双放弃，飘然出走。说是桑南浦偶救杀父仇人的妻女，与仇人之女互生情愫，但确切得知父死真相后，仍大义援救仇人子女，最后在心上人再三恳求下放过仇人，弃爱远去。因为爱，消减了个体雪怨的嗜血冲动，但仇未报，爱心亦死，终究做不到与仇家之女结为伉俪。不像《剑客行》中的展白，报父仇过程中竟得五位美貌侠女垂青，全是仇家之女，他索性先复仇再结缘，胜利凯旋而又挟女而归。而《月异星邪》中卓长卿、温瑾这一对仇人子女最终幸福地走在了一起，因为惟一知道温瑾是卓长卿杀父仇人亲生女的云中程，希望“永远不会再有人伤害她们的幸福了”，而将永远隐藏这个秘密。《楚留香传奇》第四部《蝙蝠传奇》中，仇人子女左明珠和薛斌相爱，为了克服来自家族的巨大阻碍，这对情侣竟然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罗蜜欧与朱丽叶那样玩起了诈死复活把戏，左明珠为了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竟然可以装出连父亲都不认识。 个性要求同伦理规定的矛盾从来没有如此激烈的冲撞，“仇家子女相爱”母题提出了在个体情感与群体使命的对立中，爱情这一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更为珍贵，为了理念中的仇怨牺牲青年男女终身的幸福是不对的。母题向传统的复仇高于一切原则，提出了不容忽视的疑问和挑战。 三、“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 血亲复仇是正史传记所记载最常见的类型，而在血亲复仇中，为父报仇最重要也最普遍。《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有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西晋皇甫谧也说：“父母之仇，不与共天地，盖男子之所为也。”可见在传统伦理的折射下，让受害者亲生儿子承领复仇使命，被认为是最佳人选。《史记·赵世家》写赵氏孤儿、干宝《搜神记》写赤比，至唐此类故事模式定型化，像吴承恩《西游记》中唐僧幼年为“江流儿”故事即本自温庭筠《乾巽子》等。从中可以看出，“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至少有两个特点。 首先是孝子长大后一旦知道真相，为亲复仇便升腾为之生存的最终使命，仇恨便占据个体的全部灵魂，复仇意志之坚决，纵仇家对其有恩亦不动摇。就好像明人《白罗衫》一剧中写继父把徐继祖(苏云之子)恩同己子一般抚养，徐继祖知情后仍没有放过夺母害父的仇凶(继父)。而在古龙武侠小说中，就出现了对这种执著复仇正义性的质疑。《楚流香传奇·血海飘香》中，日本武士天枫十四 郎在与丐帮帮主任慈的比武对决中败北而死，惨死前他把自己的儿子南宫灵托付给任慈。任慈不但答应，而且细心抚养。南宫灵后来恩将仇报，害死了任慈。在传统文学中，南宫灵的做法本也是无可厚非的仇父报，但古龙却将南宫灵设计成为一个忘恩夺权的贼子形象。人物形象的本质改变说明作者审美心态和价值观念的改变，《月异星邪》中作者对此有进一步思考。当女主人公温瑾以为把自己抚养长大且疼爱有加的温如玉就是自己杀父杀母仇人，要与卓长卿合力复仇时，作者借一女婢之口发出这样的疑问：“生育之苦，固是为人子女者必报之恩，但养育之恩，难道就不是大恩么，难道就可以不报么?”卓长卿也不停地反思：“我既应该让她报父母之仇，却也应该让她报养育之恩呀!”“恩”与“仇”孰轻孰重?血缘对复仇主体意志的决定作用终于开始动摇，真情也可以与血缘相抗衡了。这可以说是传统文学中不曾有过的情况。 这一情节又很自然地促使我们联想起金庸《射雕英雄传》中杨康出手援救完颜鸿烈的一节(第十六回“九阴真经”)，继父之于养子的多年恩同己出的情分真切而自然的表露：“两人十八年来父慈子孝，亲爱无比，这时同处斗室之中，忽然想到相互间确有血恨深仇……”杨康此时若要报仇，即可便可得手，但恩养之情为它全面考虑后果留下了回旋余地：“……但怎么下得了手?那杨铁心虽是我的生父，但他给过我什么好处?妈妈平时待父王也很不错，我若此时杀他，妈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喜欢。再说，难道我真的就此不做王子，和郭靖一般的流落草寇么?……”可见古龙对“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的这一超越，未尝没借鉴金庸，抑或对金庸小说人性表现的有意承续，但这丝毫不影响古龙作品自身特色，正如金庸所说：“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并且，如果说杨康对恩养之恩的表现尚有因其功利目的而大打折扣的一面的话，古龙作品中的人物则不折不扣地表现为是一种人性的内在呼唤使然。 其次，在传统“儿子长大后复仇”这一模式中，母亲往往担负着点燃、培育儿子复仇之火的任务，如《后水浒传》中许惠娘，《西游记》中唐僧之母殷小姐，《清史稿·孝义传二》中王恩荣之母等，母亲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复仇过程的主导，她们或是亡夫遗命的转达者、确认者，或是儿子复仇行动的掩护者、支持者，好像母亲存在的价值只在于为夫报仇。传统汉语文学以几乎各种文体(除了赋与词)包括诗歌、史传、戏曲传奇、小说来歌颂节烈母亲的这种复仇精神，社会舆论的导向和传统行为的惯性已经不允许有任何特例出现，这无疑是男性中心话语世界的“意识形态形象”的系列文学产物。而古龙则与金庸一样敢做突破传统的先锋。 小说《浪子风流》写傅红雪是一个被“母亲”白凤公主用仇恨浇铸起来的复仇机器，他为了仇恨而活在世上，因为仇恨他想爱却不能爱，他痛苦着；然而命运对他更无情的作异是：实际上它既不是白凤公主的儿子，也不是要为之复仇的“父亲”的儿子，一切不过是场误会。傅红雪被无端赋予了仇恨这一可怕的情结，而且这一心理动机的不断强化，以至于吞噬了他整个身心，扭曲了人的本性，丧失了人最美好的欲望和感情。而造成这悲剧性的一切的“母亲”未免让人痛恨。作者从对个体儿子造成的伤害的角度，重新审视母亲在复仇过程所起到的作用，注意到对于这类作用要客观求实地评价，把母亲培育儿子复仇火种的神圣性与正义性消解殆尽。 四、“忍辱复仇”模式 “忍辱复仇”模式在中外文学史上早有广泛表现。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黑公主称得上一个隐忍复仇的典范。她是坚战五兄弟的共同妻子，在坚战赌博失败输掉她之后，她当众受到了侮辱，她被难敌的弟弟难降揪着头发拖着走。自此她就保留着蓬乱的头发，要理清这头发就要用难降的血当头油来梳理。流放森林的十多年中，她追随丈夫们，总是抱怨坚战这人没有男子汉气概，她往往和怖军一起向坚战施加压力，要他即刻开始战斗，夺回权利，报仇雪恨。黑公主的隐忍复仇，又因其是般度五兄弟的共同妻子而焕发出影响周围人的鼓动力。黑公主以女性特有的隐忍复仇方式激励男性，其原型辐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与中国古代“精卫填海”执意复仇大为异趣的，是对复仇能否成功的理智判定的推重。巴利文佛本生故事说乌鸦夫妇酒醉在海边洗澡，海浪吞噬了雌鸦，被痛哭声引来的众乌鸦愤而不停地吸水吐到岸上，试图以舀干海水向大海复仇，可是它们终于认识到这复仇努力徒劳无益。故事虽旨在说明菩萨转生的海神显形吓走乌鸦是解救它们，但昭示了不要因复仇情绪化冲动而做无谓的牺牲的意蕴。与此相关的是佛经对于忍辱的推重。“羼提”是“忍辱”的音译，为佛教“六波罗蜜”(六度)之一，而“羼提波罗蜜”指的就是忍辱之行。佛经故事一再申明佛陀在调达(又译提婆达多等)以恶相待时，忍辱再三。不过全面体察，佛经也不是绝对不主张复仇，而是提倡有充分把握时再行使复仇。元魏西域僧人吉迎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十《乌枭报怨缘》写乌枭结怨，相斗多时无休止。有一智鸟以苦肉计自任，声称被众乌拔掉羽毛啄伤其头，骗取了枭的怜悯，收养穴中，乌羽毛丰满后日衔干草枯枝来穴中以报恩。一日大雪，群枭聚穴中避寒，乌却衔来牧牛人的火烧穴，使众枭全数殄灭。国外学者将此故事归于第220B(乌鸦和老鹰的战争]类，即：“乌鸦假装投降但其实在做密探，而最后消灭了老鹰。”《五卷书》此故事早期异文描写，一只名叫斯提罗耆频的乌鸦，试图为自己的族类巧计报仇，以“苦肉计”进入猫头鹰营堡中，它每天从树林里叼一块木头到窝里来。从表面上看，乌鸦是为了扩大鸟窝，一大堆木头在堡垒门口堆起，太阳升起猫头鹰什么都看不见了，斯提罗耆频赶快飞到弥伽婆哩那那里，说道：“主子呀!我已经准备好，敌人的洞穴就可以烧掉了。你带了随从来吧，每一只乌鸦都要从树林子里拣一快燃烧着的木块带了来，丢到洞穴门口我的窝上；这样一来，所有的敌人就都会像在军昆钵迦地狱那样，统统会给折磨死。”……如此行事，果然消灭了猫头鹰家族。故事果报的结构中，蕴含了深刻的忍智慧与复仇哲理。印度民间故事的传人，为中国古人原有的本能的隐忍增添了自觉意识、强度、势能以及宣泄隐忍更多的方式机巧，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古代表现隐忍怀恨有个字，就是“嗛”，《史记·外戚世家》写栗姬子刘荣被立为太子，但栗姬在妒恨长公主女时，自己也遭谗毁“挟邪媚道”，引起景帝怨恨：“帝尝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心嗛之而未发也”。终于找机会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 见，以忧死”。而“嗛嗛”则是衔恨隐忍的样子，柳宗元《咏史》诗：“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乐毅)君。嗛嗛事强怨，三岁有奇勋。……”说的是《史记·燕召公世家》写燕昭王怨齐，即位后对郭隗说：“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终于召贤士乐毅为将连下齐七十余城。忍辱复仇，也是古代中国复仇智慧和决心的集中表现之一，越国战败，越王勾践给阖闾看坟、脱鞋，服侍其人厕，受尽嘲笑和羞辱，他顽强地忍耐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对吴王夫差表现得恭敬驯服，甚至以尝粪验病取得吴王信任得释回国，卧薪尝胆终报大仇。孙膑装疯惑庞涓、程婴托孤、豫让漆身吞炭行刺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忍辱复仇故事。 古代中国人还十分关注周边民族隐忍的复仇智慧与决心。《史记·大宛列传》称乌孙王昆莫之父来自匈奴西边的小国，当初，“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养之。”裴驷《集解》引徐广语曰：“读‘嗛’与‘衔’同。《醅吏传》：‘义纵不治道，上忿衔之。’《史记》亦作‘嗛’字。”用嘴叼着，极为形象，引申为小心翼翼地含着某物，精心置于适当之处。“衔恨”，从字源学上就有了谨慎小心、隐忍不露而时刻伺机复仇的形象化意味。此后野史及通俗小说对此母题的演绎广泛而多样。“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中就有许多表现母亲忍辱育子或辱为仇人妻妾，最后成功雪仇的故事。受孟子启发，苏轼《留侯论》评张良意味深长：“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杰，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农耕民族忍辱负重、后发制人的天性使得国人对“忍辱”有着独特关注。令人遗憾的是，“忍辱复仇”模式在民国旧派武侠小说中却发生了缺失。那些侠客们往往或一出场便具有超人的本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或如张良遇黄石公，于谷涧、山洞绝世高人手中偶得武功秘籍，一练成为盖世高手，承接神怪小说“上山学艺，下山无敌”模式。无论怎样，像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的邓蒂斯那样，侠作为复仇个体在复仇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屈辱和磨炼，往往被大大忽略了，“武功高强，侠到仇除”俨然成为“侠”字的题中自有之意。“忍辱复仇”模式在侠文学中的缺失，无疑成为侠形象脸谱化、模式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也宣扬了复仇隐忍思想。似乎以弱胜强的巧计实施，就离不开复仇主体的深心隐忍，《狐狸和狼的故事》写久受欺压的狐狸，不得不对狼毕恭毕敬，它迫于无奈忍受狼的虐待，心里暗自说：“残酷无情和造谣中伤，这都是作恶多端、自取灭亡的原因。古人说得好：‘强霸者毁其身，狂妄者悔无济，谨慎者保其身。’中庸、适度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品性，礼貌是成大事立大业的秘诀。从古人的经验和教训里，我认为对狼这个暴虐作恶的歹徒，应该忍辱负重，采取佯为谄媚、奉承的态度，反正迟早它是难免是要被摔倒的。”终于找机会将狼诱入陷阱中，使其被人乱棍打死。 这些，相信对于古龙小说忍辱复仇叙事的具体营构，均不无启发。在上述中外相关母题滋哺下，古龙武侠小说较为自觉地转益多师，大量地将“忍辱复仇”模式回归到侠文学中，在作品中可分为以下几类： (1)恋酒色惑乱仇敌耳目。如《七种武器·多情环》中的萧少英，以贪恋酒色，自甘堕落，迷惑敌人，保存了复仇的势力，最后成功复仇。《剑气满天花满楼》中的花满楼假装与华露、含兰同床共枕，以给监视自己的对手以假象，认为他不过是好色之徒不堪一虑，从而让他有机会行动。酒与色这一古龙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意象，竟也成为掩护成功复仇的有效道具。 (2)忍辱为仇敌亲信伺机报仇。《白玉老虎》中大风堂为抵御来自霹雳堂和蜀中唐的攻击，上演了一场樊於期献头刺秦王的故事。上官刃手提好友赵简头颅潜入唐家堡，取得唐家信任。从此他便忍受了各种试探和侮辱，蒙受卖友求荣骂名，屈受友人之子不解真相的仇怨——一切都为了瓦解仇敌，振兴大风堂。《多情环》中的萧少应同样依靠超人的意志；承领各种屈辱混入天香堂并取得堂主信任，最终摧毁天香堂，报了杀妻灭门大怨。 (3)自辱以激发复仇信念。《圆月·弯刀》中谢小玉之母天美为报教主不爱之仇，自毁容貌，在幽谷中苦练武功绝艺，以俟报复。天美毁容以自辱，以耻辱的力量，时时提醒自己勿忘复仇目标。《浪子风流》中自凤公主亦如此。并且这种自辱以激发复仇信念的做法，不再是古代吞炭毁容的豫让这样须眉男子的禁脔，而往往成为古龙笔下复仇烈女的专利。 (4)其他。如《名剑风流》中俞佩玉为了找到杀父仇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没有什么奇计怪招，他就靠得一身正气和忍辱负重的精神，在磨难中成熟，在炼狱中精进，不弃不舍，终报父仇且成大业，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招牌注脚。同样，《血鹦鹉》中血奴本是西域一王国的公主。其父亲被恶人挟持离开京城，并以交换珠宝作为条件。公主为救父亲舍弃富贵，化名血奴，住进妓院，和国王的心腹历尽屈辱和艰辛，终手刃仇人雪报父仇。对屈辱的忍受让一个弱女子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 于是，古龙笔下的侠，不再仅仅依靠武功取胜，更靠的是人格、意志和智慧。古龙不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作家，他认为即使在江湖世界，武力也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武力之上还有个体人格、公理道义更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忍辱复仇”模式的复归，表现为对作为复仇主体——侠经历“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的过程的描写，这充分展示了复仇者的人格魅力，其间融会的“挫折——困辱——奋斗——成功”母题更为复仇之举平添一层超越豪侠之气的壮美光环。 以上四种模式并非古龙复仇模式的全部，却足以看出古龙在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中，对传统复仇主题进行了有意识的、卓有成效的多重超越。古龙自己并不否定自己对传统小说模式的继承，也不否认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借鉴，但古龙同时又要求自己将古典的与现代的、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精华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新的民族风格文学。大陆学者袁良骏批评认为中国小说陈旧、落后的小说模式本身，极大地限制了“新武侠小说”家们文学才能的发挥，“‘新武侠小说’再创新求变，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摆脱不了武侠小说固有的那些根本局限。”这当然是缺少根据的论断。以金庸“接班人”身份出现的古龙在这一点上表现得似比金庸更为自觉，于是在复仇描写上也时有出蓝之色。 古龙曾有这样的夫子自道：“这十几年中，出版的武侠小说已算不出有几千几百种，有的故事简直成了老套，成为公式，老资格的读者只要一看开头，就可以猜到结局……所以武侠小说作者若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得变；若想提高读者的兴趣，也得变。”他又在《风铃中的刀声》序中说：“作为一个作家，总是觉得自己像一条茧中的蛹，总是想要求一种突破。”古龙先生实现这种反传统突破的着眼点和关键所在就是让“人性”真正介入武侠小说。古龙对于人性的关注应该说与他所受教育是分不开的，古龙虽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少，却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较大。大学就读于外文系的古龙读过大量西方存在主义大师的哲学著作，其思想观念倾向于“生命哲学”。他对个体人性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和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他认为优秀的武侠小说应“多写些光明，少写些黑暗，多写些人性，少写些流血”。古龙说到，也努力做到了，他以求新求变的自觉理念和汪洋恣肆的笔姿成为“武林”中可堪与金庸比肩的一代宗师。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展示，让古龙武侠小说不再仅仅是刀光剑影的比武场地，而更是刻意求新的审美平台。这，让古龙武侠小说的复仇叙事确有与众不同之点，也是古龙对于人类文学审美营构的历史贡献之一。 原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