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苏联战地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写下了《等着我吧》诗篇,诗中强烈的情感和真挚的祈盼,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读者。如今,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以此为名,又谱写了一曲具有宏阔历史背景的大情大爱的华美篇章——中俄跨国寻亲大型公益节目《等着我》(上图为节目现场)。它以诗情画意的艺术表达,讴歌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忠诚与守望,无论形式与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 《等着我》洋溢着诗意美。节目开场中主持人董卿朗诵的《等着我吧》以及陈宝国、温玉娟的《友谊情长》咏叹,一开始就将观众带到诗意的境地。“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在6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之间,穿插了切题的歌曲,如“友谊情长”之后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母子情深”之后的毛阿敏的歌曲《天之大》:“妈妈,月光之下,静静地,我想你了……”以及在“陈诺等待依娜而年逾50不娶”故事之后,宋祖英的歌曲《望月》:“望着月亮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你……”这些诗化处理,把访谈、歌曲、舞蹈、纪实等多种电视手段水乳交融,完成了“叙事”与“抒情”的艺术结合,丰富了电视艺术的表达形式,又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审美神经。时下一些情感类纪录、访谈节目,内容贫乏甚至低俗,形式单一甚至苍白,只能给人以视听感官的刺激感和浮泛浅薄的娱乐快感,不能给人以诗化感受、直达心灵的精神美感。而《等着我》主创者的审美创新思维和坚守的文化品位,真正体现了国家电视台应具有的历史美学品格,自觉履行了引领大众艺术创作和鉴赏的时代重任。 其次,《等着我》还在科技与人文结缘互补上,做了可喜的新尝试。电视艺术主要是具象艺术,确实需要科技手段的支撑以互补生辉。但如果失“度”,仅仅为“营造视听奇观”,技术往往掣肘艺术表达。时下,一些综艺节目,用同一台舞台灯光布景,不问青红皂白地对付不同主题意蕴,因此在光怪陆离的舞台上,浮动的电光声色侵扰了观众对艺术的从容接受和淡定浸润,当然也断难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相映成趣。而在《等着我》中,《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节目配以白桦林、颐和园等舞台布景,庄重而不失温暖、简洁而不失个性地为他民族带来别样的情调、异样的色彩,从而形成总体上的中国气派、俄罗斯风格。 当然,艺术归根结底是传达感情的。《等着我》最为成功之处在于以情动人。不必说那为中国人民抗日而捐躯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苏联飞行员库里申科,中国母子俩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的朴实报恩,不必说那中国儿子为等待俄罗斯母亲回来而将椅子空了55年、母子相见时母已齿摇摇、儿已发苍苍的母子情深,也不必说在乌克兰孤儿院长大的女儿,找寻到中国父母时,父亲的冰冷墓碑上还刻着她的乳名;单说那中国的小伙子等待俄罗斯姑娘而几近终身未娶,在长江边小镇上的孤独守望,就足以让人心酸、心颤、心碎……艺术的精湛与情感的高尚震撼人心,融化坚冰。 尤为可贵的是,《等着我》的“情”并不是一种顾影自怜,而是一种在宏阔历史背景下的大情大爱。半个世纪,一场战争,两个国家,6个故事里的每一位主人公,他们的命运与时代、国家的命运都紧密相连,他们无不受到历史洪流裹挟。而时下,一些人认为宏大叙事往往会以群体性淹没个体性,而主张“行走在个人经验的轨道”上。殊不知,这样所谓“还原人间烟火”的作品,稍有不慎,就将滑入畸形的细节描摹泥淖,甚至醉心于恩格斯当年批评的那种“恶劣的个性化”描写。与此相反,《等着我》有着清醒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歌颂人类最为纯真朴实的亲情。有了这6个故事的完美呈现,每一位观众在柔美、凄婉的故事中受到了净化与启迪,主创者“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文艺担当意识也得以彰显。反观当下一些传记性的访谈节目,出现的那种卖弄隐私、显摆阔绰的倾向,把个人的偶然际遇说成历史的必然归宿,那种 “咀嚼个人身边的小悲欢,并拿这小悲欢当大世界”的倾向,在《等着我》的映照下,难道还不感到自惭形秽吗?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8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