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生前最后两部新版遗作
![]() ![]() 香港《大公报》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于2月16日在港举办梁羽生的追思会(左二为作者)。 时近岁暮,突接噩耗,知梁羽生先生于1月22日捐馆于悉尼,悲讣忽至,一恸之后,万感交怀也!数月以来,梁羽生先生已缠绵于病榻,疢维痼疾。我一直在心中默祷,期望他能以顽强的生命力,像之前那样战胜人类的“三大杀手”,再次跨越生命的难关。然而,这一次他却不能。听其家人所说,“生公”〔大家对梁羽生先生的尊称〕对生死早有憬悟,看得很淡,“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这是他的豁达使然,即使是进入生命的最后历程,他也永远秉持着海纳渊渟般的气度,坦然地面对着人生的大限。 1月22日,这一天与他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开篇词的1954年1月22日,恰好是55周年。他就是从《新晚报》踏出了第一步,开了新武侠说部的先河,此后欲罢不能,一写写了卅年。正所谓“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时年30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竟会成为后来吸引一代代人的新武侠小说的开山,他与金庸合力开拓的武侠文学事业,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谱写了新的一页。三十载35部武侠小说,落笔千言,俊丽雄伟,珠明玉坚,他创造的几多英雄儿女演绎了千奇百态的江湖传奇,谱写了荡气回肠的侠骨柔情。在这些长篇小说的字里行间,浸透了生公对于人生、爱情、侠义的真知灼见以及对丑恶势力、血腥暴力的鞭挞与厌恶。宁可无武,不可无侠。这是其小说的主旋律。想他乃性情中人,曾为笔下的人物伤心落泪与鼓呼,更曾时时挑灯看剑,血脉贲张,掷笔而叹,“酒泠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他曾为我泼墨大书:“亦狂亦侠亦温文”,是寻常题词,还是言志自励?常言说:文如其人,日常生活中,梁羽生与他的小说中的义侠们又何其相似乃尔!词人刘伯端为《白发魔女传》所题《踏莎行》词末句云:“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端的是炯眼如炬也。 35部长篇小说当年风靡海内,只要看看《梁羽生作品年表》中所载,即可发现,在当时香港的众多报纸上,梁羽生是一块“活招牌”,其中尤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为他的小说连载最多的报纸,其后尚有《周末报》、《正午报》等。有多家报纸诱以高稿酬欲行“挖角”之举,生公还是念旧,笑而婉拒,他更看重的是友情。后来,新武侠之风吹往海外,继之又遍及内地与台湾,“梁旋风”起于青萍之末,景从者、崇拜者、盗版者随风飘荡。他的作品当年在香港报纸上连载时,城中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至今一些老报人忆起仍津津乐道。而当年的许多小读者,有不少人现在已贵为香港各界的领袖,他们每每忆起昔时为了追看梁羽生小说,甘心攒下零食的小费,为着是去买一本每周连载集成的油印小册子,因为,梁羽生小说已成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食粮。 但开风气不为师,梁羽生从不敢以“大师”自居。三十年经营武侠小说写作,其过程之长,立言之多,用功之勤,堪称一绝。而他与金庸各擅专长,辛勤耕耘,终于开发出一片新武侠嫣红姹紫的百花园,将武侠文学提升到“成人童话”的审美高度上。金、梁二位的作品畅销两岸三地,并被译为多种外文在海内外一版再版,数量可能已超过七、八亿册以上。又被改编为电影、电视、戏曲及文化创造性产品。他们用这些惊世骇俗的小说颠覆了文学评论界的定评和偏见,并且有力地证明:文学创作不能囿于其体裁来定高低,武侠小说也可昂首阔步地踏入文学殿堂。三十年心血,八千里风云,新武侠已为华人文学世界所公认。生公于愿足矣,至于褒贬、攻讦之见,随它去罢。他对武侠创作久已封刀还剑,但他寂灭之后,对之的研究可能将会重新开启。窃见以为,梁羽生的文学实践还有二个鲜为人道的重要建树。 其一,令武侠文学脱胎换骨,重塑形象。众所周知,武侠文学历来被视为通俗旧小说,乃“拳头加枕头”,不能登大雅之堂,梁羽生曾赋新诗说:“因此有人说武侠小说只是分类的荒谬剧/正派武士只是理想的梦幻/但我相信那会是真实的存在/因为我在现代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侠士的襟怀。”这诗句清楚地表明了他创作武侠小说的心迹。他在写作中就努力将丰富的学识史见化入刀光剑影的叙事之中,他对史学的偏爱与对文学的热爱可以说是不分伯仲的。他与金庸先生一样,都注重在小说背景中加入浓厚的历史因素,因而亦奠定了新武侠文学的史学特色(这一点与新武侠所谓第三家古龙其实本色不同)。在其35部小说中,几乎篇篇都有朝代背景,有人作过统计,唐代的有4部;宋代的有6部;明代的有8部;清代的则有17部。他也对我说过:“在中国历史中,我最重视的是清代,因为它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最接近,因而也是最值得研究的。”梁羽生本来有意创作一部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可惜没有写成。历史也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的三位恩师简又文、饶宗颐、金应熙都是著名的历史学者,金应熙则是陈寅恪的嫡传弟子。他本有志成为治史的学者,去高校写史学研究的高头讲章,结果却成了报人与小说家,史学反而成为副业,所幸的是他巧妙地平衡了二者之关系。金、梁二人都有史学情结,这是研究新武侠文学者不可不察之处。 武侠文学在体裁上应归于中国传统小说,而中国传统小说中,又分为由史实改编(如《三国》、《水浒》)的“武”之说部;或注重言情的一脉,如《西厢》、《红楼》。传统小说因多以半文半白为叙事语体,诗词、曲语往往成为其书必不可少之内容。梁羽生承上启下,开枝散叶,因为他自幼热爱诗词,有较好的国学根柢,所以在小说中创作了诗词佳作,展现了他的文学才能与抱负。饶公宗颐在看过新出的《统览孤怀———梁羽生诗词、对联选辑》后对我说过:“梁羽生的诗词及对联均颇有功力,他的旧学根柢还是很深厚的。”梁羽生弱冠时曾因因缘际会,得以拜在饶公门下学制诗填词。他不愿如旧小说作者胡乱填词或胡诌一些诗句作点缀,而是耗尽心血,反复推敲而创作有成的。或许他在这方面太过讲究,有时反而减弱了武侠小说如何引人入胜的打斗情节的用心,因而愈是年轻的读者就愈不喜欢他的小说,反而,对不擅填词作诗的古龙的作品趋之若鹜。试举一例,日本前二年出了一本日译本《七剑下天山》,译者不谙中国诗词,就将全书中的诗词一律删去,不作翻译。开个玩笑,倘有人要在梁羽生生前推荐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获入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试问,要将梁的诗词译得让一众不谙中文的评委们折服,恐非易事,梁羽生就认为:对联是不可能翻译成西文的。而梁羽生则从来就抱定写小说乃自娱娱人,不可自高崖岸。“著书都为稻粱谋”也罢,“时人不识予心乐”也罢,用他自家的诗来解颐:“如此情怀谁可解,一般身世总堪怜。”梁羽生之后,写武侠小说者,或者今日以历史小说爆大名者,又有几人可以如梁羽生那样写出如此精彩的古典诗词者乎? 其二,梁羽生欲改造旧武侠的荒诞不经及没有主题思想的模式,在中文小说中创造新的文体,其苦心孤诣,我们这些后人可能难以理解。他在保留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粹之余,又极力想引进西方小说的写作方法,譬如引入弗洛伊德的析梦心理学,在刻画人物时注重心理描写,又学习西方文学名著中的人物特写,譬如写小说主角性格的多重性,心理冲突,天人交战等,尤着笔于爱情与人性的真善美上。他曾对我多次说过:中国传统小说不注重心理描写,西方小说这方面的特点值得借鉴。他一直努力去进行这种尝试,虽然未必能奏功而返,却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坚毅之心。后人或不识其苦心,反诬其硬搬西方,徒增败笔,云云。 每思及于此,我常常想起中国传统戏剧的改造。中国古典文学常被指为缺乏心理活动之描写,这主要是针对小说而言。其实,在传统戏剧的剧本中,心理活动都是以唱词来表现的。中国小说的进化与戏曲又有莫大的干系,词曲中也有很多篇幅是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或者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诗词往往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的。梁羽生除了以叙事模式加大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又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诗词,正是为了更好地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这种用意或不为人所察觉。当然,这种改革是否能为三十年后的读者所接受,另当别论。昆剧《牡丹亭》在现代化的改编过程中,在努力保留以韵文为主的唱词之外,也要主角演员年轻化且引进了舞台美术的现代化因素,当时也有人因此提出质疑。诚然,要将传统文学改造得与时俱进式的叫座,谈何容易。梁羽生的小说或可视之为在现代语境下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小说革命”,其尝试成功与否,见仁见智,但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总是可嘉的。 除了武侠小说之外,梁羽生还有一系列的文史写作。早在1954年,也就是他写作武侠小说之前,就以“梁慧如”笔名写作史话题材的文章,后结集名之曰《史话一千年》,1954年于香港“自学出版社”出版,这应该算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翌年,又以《大公报》上的专栏文章继续出版了《中国历史新话》一书。紧接着,再以“冯瑜宁”笔名将原载《新晚报》上的文章于1956年结集出版。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梁羽生自幼痴迷于棋艺,入大学之后,又受其恩师金应熙教授的影响,对棋话颇有研究。1955年,穗港二地象棋赛于羊城开幕,梁羽生亲往观战,幷以“陈鲁”的笔名在《新晚报》上撰写连篇棋评,其后由《新晚报》编辑成刊,书名:《穗港棋赛演义》。此外,他还与金庸、陈凡携手,于1956年10月起至1957年1月,在《大公报》副刊上轮流执笔,后以《三剑楼随笔》结集出版。他又是联话研究家,逢人逢事,喜以对子、对联相赠,他撰写了许多联话,自1983年3月15日起在《大公报》副刊撰写联话专栏,三年多写了上千篇文章,介绍古今二千二百多副对联,妙趣横生,内容丰富,且不断增补,先后以《古今名联趣谈》、《名联趣谈》、《名联观止》等在香港、内地推出,出版后极受好评。“联话”可说是他继武侠小说写得最多的文字,而且耗用心血极多。 在《笔花六照》的序文开端,他自言:“写作生涯50年,我大约也可算得是个‘资深写作人’了,我写小说,也写散文。小说是‘独沽一味’,全属‘武侠’,散文呢?则真是‘散’得厉害了,山水人物,文史诗词、对联、掌故,象棋、围棋,几乎甚么都有,这并非我的知识广博,只是说明我的兴趣之‘杂’。”因此,散文是梁羽生的另一大文学成就。对文史有兴趣的读者,喜欢其散文的人为数不少。他的渊博的知识在这些字里行间处处挥洒,他的怀旧忆念友人的文章,洋溢着感人至深的友情,锦心绣口,妙笔生花。在梁羽生的葬礼上,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致送挽联:“昔岁曾及门,难忘兵马艰虞日;遗编久惊世,能铸雕龙窈窕辞。选堂泣挽”,金庸亲临2月16日《大公报》与天地图书公司合办的梁羽生纪念座谈会,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对梁羽生的写作成就及磊落胸襟评价甚高。观之并无所谓的“瑜亮情结”,反倒是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梁羽生毕生以文化人自居,自大学毕业后,他打的第一份工是《大公报》,自兹以后,三十多年如一日,不曾“跳槽”,直至退休都是“大公人”。他热爱编辑工作,一手编他人文章,一手写自己的作品。每日“爬格子”,校文稿,乐此不疲。他以“编辑”为荣,以“作家”而自豪。1999年末,他到香港来度假,有一次,香港某月刊的一位女编辑登门采访,我正好在场。那位女士自报家门,说是某月刊的副总编辑,梁羽生随口问了一句:“噢,你是XXX月刊的编辑?”某女士马上严肃地纠正说:“我不是一般编辑,而是副总编辑。”大概是为了表明其职务的重要,也表示这次采访的规格很高。她走后,梁羽生对我说:“当普通编辑有什么不好,写得好不好才重要哩!”果不其然,到了访他的文章在该月刊发表后,错讹甚多,他老人家惟有摇头兴叹而已。当时的一席话,使我感念至深,我们这些做文字工作的“老编”,的确应以梁羽生先生的敬业精神为榜样,“为他人做嫁衣裳”,须要全心全意的投入。生公提携后辈不遗余力,总是金针度人。十几年来,作为他的作品及文史著作的责任编辑,无论文通电传,抑或亲炙教诲,生公对我教导有加,不吝指点,让我至今受用无穷,并因此结为忘年之交。 生公爱读书,每次见面时,都见他手不释卷,他还得每日读多份报纸,几十年如一日。他经常开书目让我帮着买书,每次由港返澳时,总有几大箱书要我们帮他寄往澳洲。他的写作生涯直至逝世前不能握笔为止,写作数量有1500万字之多,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文坛的“马拉松作家”。他的博识来源于他的好学,他的大量作品则因为他的勤奋所致。厚积而薄发,激情荡漾,“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灿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即使老病缠身,他也从不放弃好读书的习惯。他对文学始终怀着一种难以排解的心结。2006年底中风之后,手不听使唤,难于搦管写作,仍以口述而亲笔修改,其写作之执着,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而形容也!入住疗养院中,他即以每日诵读唐诗宋词为乐事。他的诗人气质使他在诗国中享受了最大的精神乐趣,正是这些“唐诗宋词”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的旅程。我相信,在天国中,他依旧会与古代的诗人们时时相逢,大声地向这些诗哲们朗诵那些不朽的诗句。 他的人生犹如他的散文,多姿多彩,风流蕴藉。他自言对政治不感兴趣,喜欢的只是陈书辍卷,对酒当歌。他抽着烟斗,读中外名著,又喜好异书掌故,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新作;他最喜追看棋赛球赛,是标准的老“粉丝”。闲暇时,则冥思苦想着对对子,撰对联,呜呼,天生陈文统,当以“梁羽生”之谐音“联语生”名之也。他本性忠厚,向来淡泊名利,又不修边幅,急公好意,生活中“趣事笑话”一大篓。他以古代“名士”品性为自乐,“赋诗归来,高蹈独善”,憧憬的是陶潜式的恬淡生活,是西哲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他的朋友众多,文名广传,但为人却谦逊随和,宅心仁厚,毫无架子,乐于助人。他喜高谈,与金庸的讷于言恰成反照。其雄辞宏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也!已故香港著名作家、梁羽生的老友舒巷城有诗咏他:“风霜未改天真态,犹是书生此羽生”,正说出他在盛名之下依然的书生本色。 一代报人、作家及文史学人凋零了,“梁木其颓乎?”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有云:“而临风相望,不能忘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寓辞千里,以此为祭,梁羽生先生永生! 2009年1月30日初稿 2月杪改定于香港穆穆书斋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03-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