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通过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大致已经形成一个共识，“武侠”概念是现代性的产物，并以此区别于古典形态的侠文学。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自《水浒传》开其端，中间经过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神怪剑侠的崛起，再到晚清以《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侠义小说高潮，已经给中国侠文学的发展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现代性的“武侠”，即便是借了他山之石来攻其美玉，仍然难以摆脱传统的影响。那么，武侠的现代性从何而来？又如何摆脱古典性的影响而自立门户？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关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发生学的问题，一直是研究的弱项。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３１日，由范伯群先生等发起，召开了“２０１０中国平江·平江不肖生国际学术研讨会”。１９２３年，平江不肖生同时开始连载《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两部作品都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前者更多地继承了传统，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了“武侠”的现代性。本栏目在会上约到了范伯群先生的文章，通过《近代侠义英雄传》高屋建瓴地论述了中国现代武侠基石的确立；而张乐林先生的论文，则从多方面对《近代侠义英雄传》的现代性进行了阐释。说到武侠小说，金庸固然是众所周知，而１９５０年之前近３０年的武侠小说盛况，却一直是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一次的平江会议，应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的除金庸之外的武侠作家专题会议，平江不肖生是中国现代武侠的奠基人，也是平江县的骄傲。其实，除平江不肖生与湖南省平江县而外，还有如还珠楼主李寿民与重庆市长寿区（“李寿民”即寓意“长寿县中一小民”），王度庐与山东青岛，以及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与天津等等，中国现代武侠小说自来有明显的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特色。即便是在交通通讯极为方便、人口流动极为频繁的２１世纪，武侠小说仍然有所谓“北派”、“南派”、“西派”等等地域文化流派。在加强武侠作家作品历时研究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多一些如平江会议这样的专题研究活动，形成武侠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总体性格局。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是通俗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也即是现代武侠小说第一代的领军人物。他先以早期留学生文学《留东外史》而崭露头角，接着又以奇幻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的出版而骤享大名，而当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问世，则更显示了他是一位气魄宏大的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是一位具有开创性才能的杰出作家。在这部小说中，他将自己的人生体悟与艺术积累的精华都凝聚与融合在一起而加以集中释放。 向恺然是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这一爱国学生运动中的骨干。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３日《大公报》刊登了《湘学界为陈、姚铸铜像》的报道：长沙万余学生在同盟会黄兴、禹之谟等的组织领导下为陈天华、姚宏业①举行公葬，并决议为陈、姚二烈士各铸一铜像，为此而与清朝当局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向恺然就在这次爱国学生运动中，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这使他在湖南当地再也无法入学。对广大的进步学生来说，《警世钟》的“钟声”响彻耳畔，这次学生运动使爱国与革命两大潮流相互激荡，也使参加者懂得“爱中国不爱大清”的道理，这使向恺然产生了一种决裂感。这种爱国主义进一步高扬的精神就深烙在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之中。他失学后途经上海东渡日本去寻求救国强民之道，并且使他逐步具有一种开放的世界性视野。在异国他乡，他有了一种双重感悟，一方面他更切身感受到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但是，另一方面也体会到学习外国先进政制和实证科学的迫切性，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反帝而不排外”的分寸感，就是来自这种留学时所得来的双重感悟。在他出国的前后，也即在辛亥革命的前夕，国内学运与留学生学运中正奏响一曲民主、爱国、尚武、革命的交响乐。值得探讨的是当年在青年一代中掀起的发扬尚武精神的时代呼啸，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６日《民吁日报》就刊登了上海学生的致函，信中指出：“当今之世，各国合群力以谋我，我不可不以群力拒之，是非铁与血不足以救亡也。”湖南学运青年也向各校遍发通告，要求添加兵学课程，并要求发给枪械，用于演习兵操，当局闻讯大惊。青年学生们大声疾呼要破除重文轻武的积习，鼓吹尚武好勇之风，军国民主义的呼吁成为当年的时代强音。蔡锷早在《军国民篇》中就提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１］这种尚武精神的发扬，就自觉地体现在向恺然的身上，那种为国自尊自立的气概，就在他笔下的霍元甲身上得到完美的凸现，而他自己也可谓身体力行。学运、留学、习武这三者中的积极因素，贯穿在向恺然的生活道路中，对他的创作也无可否认地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这些生活中的经验与教训，才会在他的笔下产生“震撼效应”，使《近代侠义英雄传》真正成为一部奠基之作——为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奠下了壮阔大道的基石，成为屹立于武侠小说之林的一块醒目的里程碑。 《近代侠义英雄传》以王五和霍元甲为贯串人物，以爱国的挚诚深情和民族的凛然正气为全书的魂魄，塑造了一代气贯长虹、铁骨铮铮的侠客义士、英雄豪杰的群像。长篇起笔不凡，第一、二回就写安维畯有胆有识，敢于弹劾朝廷大员李鸿章；又写“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绝命书，和他的视死如归的气概。谭嗣同的这种“血谏”的浩举是与向恺然为之敬仰的陈天华的精神相通的，因此，让人们读小说时能产生一种心灵的震撼，为整部小说定下雄健的基调。安维畯的义举使中外震惊，同时也引来慈禧的震怒，结果是要将他充军口外。满朝文武都怕牵连，没有一个敢去慰问。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安家，更是雪上加霜，像满门害了瘟疫一样。王五就敢跳出来去慰问，去护送。当有人劝他莫管此事时： 王五圆睁着一双大眼，望了这说话的人，咬了一咬牙根，半晌才下死劲呸了一口道：“我不问弹劾的是谁，也不管应该不应该，只知道满朝廷仅有姓安的一个人敢说话。就是说的罪该万死，我也是佩服他，我也钦敬他。我不怕得罪了谁，我偏要亲自护送姓安的到口上，看有谁能奈何了我。 安维畯这时正在诀别家人，抱头痛哭。……王五直走进安家，眼看了这种惨状，即向安维畯拱了拱手道：“恭喜先生，恭喜先生！这哪里用得着号哭的事。我便是会友镖局的双钩王五，十二分钦敬先生，这回事干得好，自愿亲送先生出口。我这里有五百两银票，留给先生家，作暂时的用度，如有短少的时候，尽管着人去我镖局里拿取，我已吩咐好了。” 两人的胆略与义举产生了轰动效应，于是“沿途的江湖人物、绿林好汉，认识王五的，便想瞻仰瞻仰安维畯，看毕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能使王五这么倾倒。不认识王五的，就要趁此结识英雄”。小说一开头，不肖生就展示了民间的道德标准，民族美德的“义”形成一股强劲的凝聚力。民间钦佩的是大无畏的勇者，民间拜服的是那些为弱小者伸张正义而不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义士！王五大义凛然的“义”就是民间豪杰的为正气而“敢管他人瓦上霜”的英雄主义。 王五与谭嗣同的肝胆相照也是建筑在两人的侠风可鉴之上。王五有救谭嗣同出险的侠义赤胆，而谭嗣同有殉道的侠义宏愿。他们持侠义之心相通相投： 王五本有关东大侠的声名，谭嗣同和他更是气味相投。谭嗣同就义的前几天，王五多认识宫中的人，早得了消息，知道西太后的举动，连忙送信给谭嗣同，要谭嗣同快走，并愿意亲自护送谭嗣同，到一处极安全的地方。谭嗣同从容笑道：“……安全的地方，我也不只有一处，但是我要图安全，早就不是这么干了。我原已准备一死。像这般的国政，不多死几个人，也没有改进的希望，临难苟免，岂是我辈应该做的吗？”王五不待谭嗣同再说下去，即跳起来，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巴掌道：“好呀！我愧不读书，不知圣贤之道，得你这么一说，我很悔不该拿着妇人之仁来爱你，几乎被我误了一个独有千古的豪杰！”过不了几日，谭嗣同被阿龙宝刀腰斩了，王五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不愿在北京听一般人谈论谭嗣同的事，独自带了盘川行李到天津，住在曲店街一家客栈里，这时正是戊戌年十一月。 这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永诀场面。古代臣子对皇帝有所谓“死谏”一说，可是谭嗣同是向我们老大民族进行“血谏”，以唤醒民众。一个是改良派的谭嗣同，一个是蹈海自尽的革命派陈天华，都用这般的壮举，将生命作为弥天暗夜中的火把、黑暗王国中的天灯。这两个湖南汉子都有这般的万牛也拉不回的犟劲。他们追求的就是以生命的激情的乐章呼唤民族的凝聚力！谭的无畏慷慨，王的义肠侠骨，皆英气逼人。不肖生下笔时，大概也回到了当年公祭陈天华时的气概与境界。 在长篇中，王五的义举，主要是在前４回书中，而第５回起，他到天津后就引出霍元甲。后来王五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被德国侵略军乱枪打死。向恺然写道：“当时的人士，没有一个不为王五叹息，也没有一个不为霍元甲欣幸。”作者就是用这种手法，将王五与霍元甲两位民间英雄穿插起来推动情节的进展。直写到王五死于非难，才让霍元甲独挑这部《近代侠义英雄传》的主角的重任。 长篇中写霍元甲也是襟怀豁达，大气磅礴。霍元甲的重头戏是写他以爱国精神为动力，敢于向轻视中国人的外国力士们挑战。他既捍卫民族尊严，又开拓中国人的强身之道。以这种精神为魂魄，小说描写了霍元甲的两个主要情节：摆擂台比武和创办武术学校，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要摘去我国的“东亚病夫”的“徽号”。俄国大力士在表演时，竟敢公然在演说词中说中国是“病夫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霍元甲拍案而起，给俄国大力士下了战表。他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俄国大力士选择：第一个，和我较量，死伤由各人自己负责；第二个，他应即日离开中国；第三个，三日内登报取消他自夸的“世界第一”这４个字。俄国大力士选择了第二条，次日即动身到日本去表演了。霍元甲也并非依恃武力夜郎自大，等俄国大力士离开中国后，他叹息道：“我虽然一时负气把他逼走了，然他在演台上说的话，也确是说中了中国的大毛病。”他从此立下了要提倡中国武术的宏愿。接着小说马上转到另一个情节上来，霍元甲以人道为本，保护无辜教民而与义和团发生了严重的对峙。这个写了５回的精彩情节，在１９８４年和２００９年的岳麓书社版，完全被删除了。义和团的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洋人和教民，是一种落后、狭隘的民族仇外心态的大暴露，实际上是为外国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制造借口，它引狼入室难辞其咎。慈禧等昏庸的统治者与愚蠢、迷信的邪教的联盟，逞一时之快，将中国人民拖进了一场民族大灾难中，而最终是亲者痛仇者快，帝国主义侵略者却成为最大的受惠者。当义和团派说客要拉霍元甲入伙时，他一听到“刀枪不入”的什么“神拳”时，便马上知道来路不正。因此，不肖生的这一回的回目就叫做《诋神拳片言辟邪教》。霍元甲只微微一笑：“我生性愚拙，素来不知道相信有什么神灵，我学习拳脚，尤其是人传授的，不相信什么神拳。”眼见触目惊心的滥杀教民的荒唐行为，甚至一人入教全家受戮，杀到后来根本不必“坐实”，只要随意指认，就可登时打死。于是霍元甲贴出告白：“天津信教者注意：元甲并非信教之人，然不忍无罪教民，骈首就戮，特开放曲店街淮庆会馆，供无可逃之教民趋避，来就我者，不拘男妇老幼，我当一律保护之。惟每人除被褥外不能携带行李。某月某日霍元甲。”这和王五的保护安维畯一脉相承。他筑起街垒，严３９阵以待。直到最后义和团准备用几尊红衣大炮来轰击淮庆会馆时，才半路夺炮，沉入深潭；并砍断邪教魁首双手，使其成为废人，天津义和团势力才烟消云散。 而长篇的后半，霍元甲与奥比音的比武谈判过程，要比前面对付俄国大力士更为复杂，不肖生用引而不发的手段，在谈判过程中，在霍元甲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爱国人士的骨干队伍，如农劲荪、彭庶白等，而后来的“精武体育会”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筹建起来的。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肖生一再强调霍元甲的武德高尚。他在上海摆擂台言明，专与外国人比武，可是也有中国人来无理挑衅。霍元甲一再忍让，说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对方苦苦相逼。于是霍元甲在三步之内将其击倒，当霍元甲一只脚踏在此人胸脯上时说：“我屡次劝你打消报复的念头，……你偏不信，定要当着许多外国人，显出我们中国人勇于私斗的恶根性来。你就把我打输了，究竟于你有什么好处？此刻若不因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一拳下去，你还有命吗？”义正辞严而又语重心长。 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以爱国深情与民族正气为魂魄，将其融于武侠情节之中。不肖生对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武化”侵略，持坚决抗击的态度；但书中对于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西方文明，包括医学、体育、技击方面的科学成就，则予以肯定，这在写黄石屏的章节中显得非常突出而有说服力。作品反帝而不排外，肯定西学而不媚外。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武学中所浸润着的文化精神，作者也并不满足于“武艺”表层的描述，而是从“道”与“艺”、“德”与“武”的辩证关系入手，深入揭示了作为“武艺”内核的深层文化内涵。把“武艺”提升到“文化”层次，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加以表现。对“武艺”提升到“文化”层次的重要一点，就是向恺然注重对我国民族美德的颂扬。“侠”与“义”的英雄们是以我国固有的民族美德为依托的，霍元甲的言行就集中贯穿着民族道德的精华。他在待人接物时那种雍容大度，在比武斗争中那种有理有节，一切行事处世，皆可奉为楷模，令人折服。 我们之所以说不肖生是民国武侠小说奠基者，还因为他能跳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窠臼，真正为民国武侠小说自立了门户。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正如鲁迅所说：“大概是叙述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２］张恨水《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一文也说：“人民的不平之气，究竟是要喊出来的。于是北方的说书人，就凭空捏造许多的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可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这八个字的考语，不敢完全加在侠客身上。因之在侠客以外，得另行拥出一个清官来当领袖。换一句话说，安定社会的人，还是吾皇万岁爷的奴才。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写出来的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尽管是如何生龙活虎的英雄，见了施大人、包大人，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以侠客而当捕快，可谓侮辱英雄已极，作者自己，大概也难于自圆其说，只因他们是拥护清官，便又写了一批反贪污的强盗，也来投降当走狗。因之，他们的逻辑，是由反贪污当强盗，再由反强盗而当走狗，这才算是英雄。”［３］ 而不肖生所写的武侠小说，则完全排除了这种总领一切的名臣大官，掐断了一根传统的锁链，是以纯粹的民间立场作为小说的核心。不仅如此，他还在小说中写了革命者的反清斗争，“黄石屏劫牢救义士”这一桥段，虽然不是全书的重头戏，但书中的同盟会义士屈蠖斋的形象，却无疑表达了作者对革命的拥戴。不过，在这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他所要阐发的主旨，无法将屈蠖斋这一类人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不肖生是要以霍家的“迷踪拳”作为他渲染的主干，带出清末武林各门派之看家特色，为武林留下一代英豪的列传。霍元甲的形象在今天的文艺舞台上仍然光芒四射，更说明了这部小说的巨大生命力，它完全配得上担当民国武侠开山祖的角色，堪称武侠小说的传世经典之作。 注释： ①姚宏业（１８８７－１９０６），湖南益阳人，１９０４年肄业于长沙明德学堂，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因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愤而归国。在沪创办中国公学。后因感怀国事，悲愤交集，于１９０６年４月留千言绝命词，投黄浦江而死。由黄兴、禹之谟等召开万人大会，将其与陈天华遗体一并安葬于长沙岳麓山。 参考文献： ［１］ 蔡锷（奋翮生）．军国民篇［Ｊ］．新民丛报，１９０２－０７－０５，第１１期． ［２］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Ｍ］／／鲁迅全集：第９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３３９． ［３］ 张恨水．论武侠小说［Ｊ］．周报，１９４５－１１－１７，第１１期 作者简介：范伯群（１９３１－），男，浙江湖州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 原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３７卷 第１期２０１１年１月 (责任编辑：admin) |